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28年过去，什么人先富了起来?

国家垄断经营初步放开时期，双轨价格运行时期，金融资零起始时期，国有资产重组时期，为什么成为红顶商人聚敛财富的四大高潮?

私营企业是怎样成为人人要吃的“唐僧肉”的?

在贫富差异上，中国的基尼系数已逼近O.5，城乡收入差距之大已成世界之最，社会动荡的“黄色警戒灯”是何时亮起的?

为什么说中国是“一个布满地雷的富矿”?。

——数据及答案，全在本书之中。

中国最富的人(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在一年间增长了12％，达23．6万，与此同时，农村贫困人口仍有1．6亿，处于贫困状态的城市人口数以千万计，流动民工被拖欠的工资达上千亿元……本书从基层最小的细胞到一个个社会横断面，剖析中国国情。作者以崭新的视野，在财富、权力、声望三重标尺下，把中国社会分成八个阶层：农民、工人、流动民工、私有企业主、知识分子、官员、新买办及社会有害阶层。透过大量鲜活的见闻及国家统计局等权威机构提供的数据，揭示各阶层的生存状况、价值观念、既得利益及预期利益，对各阶层的互动和冲突进行了鞭辟入理的分析。一针见血地指出体制积弊及贫富悬殊可能导致的震荡危局，预示未来10年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所在，呼吁建构和谐社会。

前言

第一章 社会分层的理论和分层标准

1．社会平等和社会分层

2．社会分层的标准

3．改革前后分层标准的变化

第二章 身份社会——中国改革以前的社会分层

1．“以阶级斗争为纲”造就的各种政治身份

2．城乡分割造就的户籍身份

3．僵化的人事制度造就的干群身份和单位身份

4．“一大二公”造就的所有制身份

5．权力高度集中造就的金字塔结构

第三章 决定分层的因素变动

1．社会分层和制度密切相关

2．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身份废除

3．所有制变化：社会分层的基础重构

4．市场配置资源：促进原有阶层分化和重组

5．人民公社解体和户籍制度松动

6．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升级

第四章 财富地位分层

1．改革以前的收入分配

2．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的变化

3．居民主要收入项目分配状况

4．中国收入差距有多大

5．中国的两极：新富和新贫

第五章 权力地位分层

1．什么是权力

2．改革以来权力分层的变动

3．权力商品化

4．权力关系网

第六章 声望地位分层

1．什么是声望

2．职业声望评价标准的变化

3．当前中国职业声望状况

第七章 队伍最庞大的阶层——农民

1．改革以前的农民

2．农民分化的制度基础

3．农民的分化

4．农民收入

5．农民负担

6．农民与土地

7．农民的文化生活

8．农民生活在什么样的组织之中

9．农村干部

10．农民的民主意识在增强

11．农民问题的症结

第八章 改革阵痛的承受者——工人

1．工人阶级面临的制度变化

2．工人阶级基本情况的变动

3．工人阶级的收入状况

4．主人翁地位的失落

5．国有企业职工承受了改革的阵痛

6．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里的工人

7．谁来代表工人的利益

第九章 城乡过渡阶层——流动民工

1．流动民工群体的产生

2．流动民工的基本状况

3．流动民工的收入和生活

4．斩不断的乡情

5．流动民工与当地社会

6．流动人口的孩子能上学吗

7．流动民工的管理

8．流动民工的发展趋势

第十章 历史的回归者——私有企业主

1．在锣鼓声中消灭在争论声中回归

2．一个迅速崛起的阶层

3．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4．他们是怎样发财的

5．私有企业主的经营

6．私有企业主的社会地位

7．私有企业主的社会关系

8．中国私有企业主的发展趋势

第十一章 忧愤深广的阶层——知识分子

1．什么是知识分子

2．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职业分布

3．当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

4．人文知识分子的苦闷

5．舆论知识分子的尴尬

6．科技知识分子的艰辛

7．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第十二章 忍辱负重的阶层——官员

1．中国官员数量：世界之最

2．廉价政府何处觅

3．官员收入的明与暗

4．官员选拔的正道与邪道

5．寻租与犯罪

6．迟到的分化

7．公务员：职业的官员

8．官员阶层的新趋势

第十三章 他们还背着历史“黑锅”——当代新买办

1．这个群体的状况

2．他们能挣多少钱

3．他们是怎样进入这个群体的

4．怎样看待他们的工作

5．他们有什么特别之处

第十四章 社会有害群体

1．中国有多少罪犯

2．吸毒者

3．卖淫女

4．有组织犯罪

第十五章 中国当代阶层结构：一个综合体

1．当代中国阶层结构模型

2．中国当前阶层结构的特点

3．中国阶层结构的发展趋势

第十六章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1．社会地位的继承和流动

2．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状况

3．社会阶层流动的障碍

第十七章 阶级意识和阶级冲突

1．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

2．中国当代阶层的阶级意识

3．阶层冲突和社会安全

第十八章 愿各阶层和谐相处

1．要确立新的稳定机制

2．救助低层，制约上层

3．搞好社会再分配，减弱不平等程度

4．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改革

1．社会平等和社会分层

为什么有的人坐在高楼大厦里享受空调，而有的人只能在烈日下挥汗如雨?为什么有的人日进斗金，而有的人却穷愁潦倒?为什么有的人求者如云，而有的人只能事事求人?

社会上的各类人等不可能在同一水平上生活。近几年在社会上流传“十等人”的民谣：

一等公民是公仆，老婆孩子都享福。

二等公民是官倒，出了问题有人保。

三等公民搞承包，吃喝嫖赌都报销。

四等公民大檐帽，吃了原告吃被告。

五等公民是歌星，兜里钞票数不清。

六等公民是个体，坑了老张坑老李。

七等公民白大褂，死人活人都害怕。

八等公民是记者，吃了喝了瞎胡扯。

九等公民搞科研，只讲奉献不讲钱。

十等公民主人翁，夹着饭盒学雷锋。

这首民谣在各地有不同的“版本”，90年代的“版本”和作80年代也不一样。民谣有点以偏概全，不够准确，但它却反映了在人们心目中有一种看法：社会人群是分层次的，不同层次问是不平等的。

对不平等的批评最容易调动人的感情，最容易令人忿忿不平。

然而，宇宙问没有平等的事物。平等只能是相对的，不平等是绝对的。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如果能量在宇宙问均匀分布，即整个宇宙处处温度相等，那就是宇宙的死亡。处处温度相等就没有风雨雷电，没有日月星辰，没有阳光温暖。这是一个熵值最大的状态。这就是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休斯所描述的“热死”(也有译作“热寂”)状态。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描述了因能量走向“绝对平等”时而出现的可怕的过程：“那时日益衰竭的太阳热将再不能融解从两极逼近的冰，那时人们愈来愈多地聚集在赤道周围，但是最后就是在那里也不再能找到足以维持生存的热，那时有机生命的最后痕迹也将逐渐消失；而地球，一个像月球一样的死寂的冻结了的球体，将在深深的黑暗里沿着愈来愈狭小的轨道围绕着同样死寂的太阳旋转，最后就落在它上面。其它行星也将遭到同样的命运。……我们太阳系所遭遇的命运，我们的宇宙岛的其它一切星系或早或迟都要遭遇到，其它一切无数的宇宙岛的星系都要遭遇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58页)

然而，恩格斯并不认为宇宙会有末日，他预言分散了的能量会“重新集结和活动起来”，“已死的太阳可以重新转化为炽热的星云”(同上，461页)。宇宙的生命还在于能量的集中。也就是说，能量“平等”造就的宇宙死亡，只能靠“不平等”来复活。

社会也是如此。财富、权力、声望都是社会能量。社会能量也是不能均匀分布的。财富的分布状况可以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提出来的，这个系数在0到1之问，如果所有的财富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基尼系数就等于1，如果财富在全社会平均分布，则基尼系数等于0。基尼系数也可称为“财富集中度”。越接近1，集中度就越高，如果基尼系数等于0，那就没有工业，没有铁路，没有摩天大厦，没有现代文明，没有宇宙飞船，因为这些都需要巨额的财富集中才能完成。财富绝对平均也失去了激励，因而也失去了人们的创造热情。也就是说，如果财富绝对平均，一切社会事业、一切社会活动都将停止，人们的创造热情也就熄灭，就意味着社会的死亡。我们也可以想像，如果权力均匀分布，也会造成社会极大的混乱。声望如果均匀分布，也就没有人有声望。  权力，财富，声望在社会上不均匀分布就使社会人群分为不同的层次。社会分层是客观存在的，也是社会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

不平等其所以客观存在，是因为社会既需要平等，也需要效率。，如果过分强调平等，就会压抑一部分能人的积极性，从而影响效率。当然，不平等是有限度的。过度的不平等也会影响效率。不平等只能在社会能够忍受的限度之内。过度不平等会造成社会不安定。亚里士多德说：任何情况下的内乱，不管其目的如何，都来源于不平等。(《政治学》196页)

过度不平等主要是由不合理的制度造成的。在合理的制度下也可能因处理不同类型人们间利益的不恰当的政策、方针、方法造成过度的不平等。

人们不能得到完全平等，但人们不能容忍以不公正的方法制造不平等。

社会学家对不平等的原因进行了种种分析，得出了种种不同的结论。其中马克思的分析最为深刻和逻辑严密。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之所以不平等，是因为私人占有生产资料，那些只能靠自己的劳动力为生的人，不得不将劳动力出卖给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持有生产资料的人就占有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这就出现了生产资料所有者和无产者两大对立的阶级。马克思由此揭露资本主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虚伪性。由于在持有生产资料方面不平等，一部分人注定要向另一部分人出卖劳动力，注定要受另一部分人的剥削。马克思主义认为，只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阶级就会消灭，社会平等就可以出现。一些西方社会学家也承认马克思这一分析的深刻。但是他们指出，那些消灭了生产资料私人所有的国家，并没有出现真正的平等；没有消灭私有制的北欧国家，却拥有较好的平等。这就是说，不依赖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还会分为高低不同的等级。前南斯拉夫的政治家德热拉斯甚至认为在苏联式的制度下还有“新阶级”。他指的是官僚特权阶级。中国的报刊在60、70年代也经常批评前苏联的“特权阶层”。

社会上不同群体的人们占有社会资源(经济资源，权力资源，知识文化资源)的不同，这就是不平等。不平等的状况使得有相似地位的人群成为阶层。这些阶层使社会成为一个等级系列。同一等级层次的人有着共同的利益和追求；这些利益和追求与另一层次的人们的利益和追求相异，有时会发生冲突。人们在社会中的许多政治行为源于他所处阶层的共同利益。处于上层的人们总是想寻求社会稳定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他们如果用强制的办法保障稳定，就会激化矛盾，从而出现与其目的相反的效果，缓和阶层冲突是他们的最佳选择；而处于下层的人则希望在社会变迁中得到改善自己处境的机会，但革命式的社会变迁不仅要以一两代人的社会动荡为代价，还会造就一个凌驾于他们头上的超级权威，使民主成为“奢侈品”。

我们研究社会分层就是用科学的标准去认识这些客观存在的不同的社会层次，就是要解释造成以上种种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就是要研究如何利用不平等的积极方面，限制其消极方面，研究如何把不平等限制在合理的限度之内，研究如何使不同阶层的人和谐相处，并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社会分层和社会阶级划分有一定的联系，有一些相似的方面。他们都是根据一定的社会关系把人划分为高低有序的社会等级，从这方面看，阶级划分也是一种社会分层。但是，社会分层和阶级划分有所不同。

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阶级划分是根据人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把人们划分为一些大的相对稳定的社会集团。阶级划分的假定是，社会上存在着这样一种状态：某些人占有社会资源，另一些人不占有社会资源。前一部分人凭借他掌控的资源，对后一种人进行剥削。也就是列宁说的“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马克思的阶级划分是为了剖析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证明“造反有理”，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理论根据。社会分层则是根据各种不平等现象把人们划分为若干个社会等级。社会分层假定，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占有一定的资源，但其占有多少不同。用占有资源多少的不同来区分人们处于什么样的阶层。阶层的划分在于缓和阶级矛盾，找到协调各阶层利益的途径，从而保证社会稳定，调动各阶层的积极性，推动社会进步。近些年来，在西方一些社会学著作中，将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混用，甚至不加区分，其内涵的实质还是阶层分析。P7-10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从此，“和谐社会”成了我国战略机遇期的社会主调，也成了各类媒体上出现最多的词汇。

然而，社会是否和谐，最关键的是社会各阶层之间是否和谐。

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后，人类就分化为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分化是社会发展的条件和必然结果，但社会分化也带来阶级、阶层之间的不和谐，甚至尖锐对立。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原来的各个社会群体都进行了激烈的分化和组合，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阶层。

社会分化为阶层，是因为社会上各个不同的利益群体对社会资源的占有不同，社会地位高低不同，利益诉求的目标不同，他们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不同。这种种不同，就可能成为社会不和谐的原因。新的利益群体的出现，也必然会使各阶层在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和预期利益的过程中产生各种矛盾，如果对这些矛盾处理不好，会使社会不和谐。

所以，只要社会分化为不同的阶层，就存在着不和谐的因素。

要建立和谐社会，就必须认真研究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状况，研究他们的诉求，研究他们的既得利益和预期利益，研究社会阶层的流动状况，更要研究各阶层之间的互动和冲突。

这本书是从社会阶层这一个一个的社会横断面，深入分析中国国情，分析各个阶层面临的问题和阶层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寻求社会和谐的办法。阶层分析是为了调动各阶层的积极性，共同努力，加速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分析阶层不是激化阶层矛盾和挑起阶级斗争，而是寻求各阶层和谐相处、保证社会稳定的途径。

改革以前，中国农村的劳动者都被称为农民阶级，城市里的职工都被称为工人阶级。当时认为知识分子只是一个阶层。“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说法沿用了几十年，改革开放初期又把知识分子称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样，中国就只有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了。这种概括既不能反映改革以前的现实情况，更不能反映改革以后的现实情况。所以，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的几十年，对中国社会阶层的分析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最近几年，有的学者以职业的不同，将中国社会分为十大阶层，职业和阶层是密切相关的，但职业毕竟不等于阶层。所以，此论的出现，并没有使人们对阶层的关注释怀。

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不仅仅是由行政力量配置资源转向主要由市场力量配置资源，社会整合方式也由行政整合逐渐向契约整合转变。中国不仅经济体制转型，社会结构也在转型。谁都不会否认，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和20多年前相比，已经有很大的不同。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城市化水平也大大提高。众所周知，制度变革、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化，一定会引起社会阶层的分化和重组。这本书就是在制度变革、产业升级和城市化的宏大背景下，一一分析和介绍中国社会各阶层在改革前后的变化。

承认社会分层就是承认社会不平等。社会不可能真正平等。但是，社会分层要研究哪些不平等是合理的，哪些不平等是不合理的。人们不能得到完全平等，但人们不能容忍以不公正的方法制造不平等，人们总是要千方百计地改变造成不平等的制度。追求社会公正是人类千百年不渝的理想。

需要指出的是，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经济已经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社会问题却更加令人忧虑，这是在80年代初没有预料到的。进入新世纪，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这并不是说中国的经济问题已经解决了，而是社会问题比经济问题更加突出。社会问题不解决就会阻碍经济问题的解决。这里说的社会问题主要是社会和阶层间的和谐问题。这正是中共中央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深层背景。

社会是否公正是决定社会是否和谐的重要因素。社会公正是社会和谐的基石。不公正的社会不可能和谐。

所谓社会公正，就是在一定道德体系下社会成员间合理地分配权利和义务。社会公正是权力和义务的对称。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社会公正要求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权利和义务均衡，社会各阶层各占多少利益，各应承担多少负担，应当是均衡的。

中国改革进入20年，改革前的社会不公正问题有些解决了(以政治身份来确定其社会地位)，有些没有解决(如城乡身份问题)。改革以后又出现了新的社会不公正。进入80年代后期，社会公正问题就开始显露，这个问题是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的原因之一。到90年代中期，社会公正问题更显突出。

改革期间的社会不公正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从逻辑上讲，对改革成本和风险承担小的社会阶层，应获得较少的改革收益；对改革成本和风险承担最大的阶层，应获得较多的改革收益。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扭曲的：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

社会不公的第一个原因，是市场化和经济发展的结果，这是不可避免的。如，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收入的差距，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收入差距。对这一点人们是能够容忍的。社会不公的第二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体制，是改革路径的选择，正是这方面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和忧虑。

中国的改革的路径是先经济市场化后政治民主化。就经济市场化来说是先农村，后城市；先增量，后存量；先体制外，后体制内。这种先易后难的路径选择，在改革初期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改革造就初步的经济繁荣；初步繁荣支持改革；深入改革造就进一步繁荣，进一步繁荣促进改革深化。当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决定着中国的改革路径，这种路径是阻力最小、风险最小的。但是，这种改革路径，使得长时期内保持着新旧体制并存的状态，使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

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从而融入了当今世界的主流经济体制。这是令人庆幸的。但是，中国的市场是用行政力量制造的，是在政府的恩准和退让中形成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是财富重新分配和流动的过程。行政权力左右着财富的重新分配和流动，而这里的行政权力又缺乏民主的制衡。原来体制下的权力持有者及其关系密切的人，在制度变革中继续处于优势地位。他们中的有些人利用原有的权力资源，在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过程中大发其财。也就是说，原来体制下“大锅饭”的掌勺者，在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中，有可能给自己和亲近的碗里多捞。中国的改革的特有路径，把市场经济的缺陷和计划经济的残余结合起来了。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政府行为和扭曲的、残缺的市场相结合造就了病态社会。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审批权力”没有制衡，很自然地造成金钱和权力的交换。行政权力为一批人创造了不正当的发财机会，利用这种不正当机会的暴发户，用部分收益向政府官员作回报。依靠贪官才能够暴发，每一个贪官后面都有一批暴发户。贪官和暴发户是权力和金钱交媾生下的孪生兄弟。

某些既得利益者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扼守新生阶层向上流动的通道，收取种种形式的“买路钱”。他们以改革的名义捞到足够的利益以后，或用其强势地位，或阻挠改革继续深入，或者使改革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企图使制度始终保持对他们有利的状态。这样，就造成了制度性社会不公。  制度性社会不公正暴露出中国社会当前的一个最基本矛盾：计划经济时代构建的上层建筑和市场化了的经济基础严重不适应。这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必然结果。政治体制改革讲得最多的是邓小平，在中共十三大(1987年)以前，邓小平讲了76次。最集中的还是1980年和1986年。邓小平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他强调，中国改革深入的标志是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经济体制改革。社会公正问题突出以后，就可以看到邓小平这些话的现实意义。但是，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以后，政治体制改革一度被搁置起来了。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重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强调“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人们期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找到通向社会公正之路。当然，政治体制改革也不能急于求成，要因势利导，要积极地、稳步地前进。

社会阶层的研究应当属于社会学领域。我国当代的社会学家如袁方、陆学艺、李培林、李路路、李强、孙立平、朱光磊、戴建中，以及其他一些学人在中国社会分层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在写这本书时吸取了他们的智慧。但是，我并不想把这本书写成一本社会学方面的学术著作。我所期待的读者也不仅是对社会学有兴趣的人。我希望写得更自由一些，读者读起来也更轻松一些，当然也不是通俗小册子。我的着眼点不是论证某一社会学的假设，我想用现实材料来分析中国社会阶层。我没有力量像社会学机构那样为这个课题进行专门的社会学调查，但我可以综合利用各方面学者和机构的调研成果，尽可能集中各方面调研成果的精华。1998年年底，我出版了《邓小平时代》，那本书是从时间的纵轴上来分析改革2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现在献给读者的《中国各阶层的分析》，试图从各个阶层的横断面上来剖析2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

这本书共18章，大体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在第一部分中，首先介绍了社会分层的一般理论和分层标准，介绍了改革以前中国社会分层的状况。介绍和分析了改革以来影响社会分层的各种因素的变动。接着介绍了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财富、权力和声望自改革以来的变化。第二部分是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介绍了农民、工人、流动民工、私有企业主、知识分子、官员、新买办、社会有害群体等八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并且综合成一个社会阶层整体结构模型。第三部分是分析如何促进阶层流动，减少阶层冲突、保证社会和谐与社会安全。由于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之中，各个阶层的状况也是不确定的，这本书对各个社会群体的描述也是动态的。作为新闻记者，作者尽可能用在采访中的经历和采访中得到的第一手材料。当然，我还尽可能广泛采用了有关部门和学者的社会调查数据。

感谢中华全国总工会谷常生先生和李滨声先生提供了几次全国职工调查数据，感谢全国工商联保育均先生提供了全国几次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也感谢其他为本书提供材料的朋友。如果没有这些调查资料，这本书是难以完成的。对于所引用的资料，书中已经一一注明了出处，如有遗漏之处，请谅解。

这本书写于1998年到1999年，2000年5月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该书在海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最近，应花城出版社之约，在内地出版。为此，我对香港版作了修改，删去了部分文字，更新了资料和数据，希望能得到内地读者的垂爱。

作者2006年1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