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不仅是技术，而且是文化，是历史，是人性的积淀。任何管理，最终要回归到人本身。人文底蕴是认知管理的第三只眼，它可以揭开技术构成的面纱。在技术至上的喧嚣里，人文精神和历史眼光可以给管理带来新的活力。文化如同绿洲，技术如同大漠；站在绿洲上才能感受大漠的壮观，站在大漠上才能体验绿洲的温馨。

这个集子里的东西，有一部分是比较正规的，更多的是比较随意的。陕西农民唱戏，有“本戏”和“乱弹”之分。所谓“本戏”者，正规搭台演出，有头有尾；所谓“乱弹”者，田野荒地里猛吼一嗓子，直抒胸中郁气，不求字正腔圆，只求自己气顺。纸质媒体往往是唱“本戏”的，而网络给那些喜唱“乱弹”的人开辟了一个广阔天地。这个集子里的东西，有些是接近于“本戏”的“折子”，有些就是东一句西两句、唱到哪里算哪里的“乱弹”。其中有些是作为论文写的，有些是根据讲课中的体会和想法整理的，有些则仅仅是一些相关思考的碎片。作为论文，有部分在期刊上发表过；作为随感，有部分在网络上张贴过。凡发表过的篇目，都在文后注明了原期刊。

自序

一、鸟瞰管理

管理学体系的思考

社会、文化、管理以及管理学

本土文化资源与现代化转型

泰罗制与阶级合作

迟到的经典

——评巴纳德《经理人员的职能》

管理学随感

二、以史为鉴

北洋时期经济发展问题评述

抗战之前南京政府的财政经济三题 

论南京政府时期的农村问题

唐代长安的“盛世辉煌”和“市场繁荣” 

豆腐渣工程的历史启示

由李白成下岗想到的

也说“三年自然灾害”

历史上的“坏事变好事”

标兵·天花·土豆

三、社会观察

话说“领导责任”

论权责一致

——兼论中国官员腐败的制度根源

当代中国三农问题一瞥

政府应当把钱花在哪里？

要竞争，还是要合作？

不要把创新变成折腾

大和小的辩证法

如何寻找新的增长点

越简单越好

边际效益和跟风

看病的启示

白领的疑惑

巴乔的手球和中国人的道德底线

《闻香识女人》和道德建设

米卢执教和干部选拔使用

文化节、论坛和庙会

什么叫“加强管理”?

闲谈”与国际接轨”

质疑高薪聘任222

从一份“特快专递”看中国邮政

四、文教批评

人文社会科学为什么不景气？

学术讨论如何正常化?

警惕“完美主义”的误区

大学应当教给学生什么?

”奥运”和“教育”

教育救国和国救教育

——读《先有鸡，先有蛋——透视中国教育》有感

治治高校的“官场病”

——评杨支柱论高校管理的系列文章

高校生态杂谈

文化底蕴的起点在哪里?

职称八景

——对中国职称现象的非学术研究

大学生：追求为人与治学的统一

——答学生记者

一、社会组织的影响

中国的管理，产生于自己的社会组织，这种组织的基本形式，在古代，就是家族和血缘团体，在当代，就是“单位”。

中国的社会组织，一直未能斩断其与家族以及血缘结构的关系，古代自不待言，民国的“四大家族”、各种派系，无不具有浓厚的家族血缘色彩。当代的“单位”，如果撇开其他因素单单从组织结构分析，其实质就是家族血缘组织的同构放大。从企业中强调“爱厂如家”，到对政府官员沿袭不绝的“父母官”称谓，都反映了这一同构性。单位的成员如同依赖家族一样依赖单位，一切都要依赖“组织”。单位和家族的同构，使中国的管理者面临的是一种未经工业化洗礼、未剥掉温情脉脉面纱的组织环境。正由于这种同构，在中国各式各样的组织里，绝大多数管理者并未经过严格的现代化组织管理训练，只要具备了一个好“家长”的素质，就完全胜任管理需要。极少数掌握了先进管理理论、技术和方法的先进分子，也会在实践中发现自己所掌握的所谓“科学”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不要说相信西蒙、杜拉克会处处碰壁，就是相信泰罗、法约尔也会无用武之地，只有向传统的“治术”靠拢才是惟一可行的现实选择。

在这种组织环境中，中国的管理始终以社会中固有的习惯方式为主。所谓以《三国演义》治理工厂，以《论语》指导国家，以《孙子兵法》从事经营，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传统惯性。在这样的组织环境中，即使“引进”了一些新的思想和方法，也无法跳出“中体西用”的框架。对杜拉克的引进以及“目标管理”在中国的实施和变味，使中国的目标管理远远离开了杜拉克的思路，就是这种“中体西用”的典型表现之一。但是，现代化的需要，使管理的改革到了非重视不可的地步。于是，现代和传统的杂交造就了中国管理的独有特色。有的学者把这种特色形象地称之为“管理青春期”。尽管提出这一观点的学者仅仅把“管理青春期”放在私营企业范围内予以考察，但仔细分析，从政府组织到国营企事业，虽然其“年龄”已不算短，却没有经过由自然经济社会、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蛹变”，在建设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政府和国企，都没有度过这种“管理青春期”，与私营企业相比，它们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在现代化过程中，这种“管理青春期”已经与现代化产生了尖锐的冲突。由于社会组织(包括政府、事业、企业)存在着传统化与现代化的交织，因而管理也存在着家庭化与专业化的矛盾。中国现存的各种组织，既有传统因素，又有法理因素，更多的是在法理因素形式下蕴藏着传统因素的内容，在规章制度支配下依赖人情关系运转。这种尽管没有成文规定但却渗透于组织机体的血缘、亲缘、地缘(或变相的宗法关系)，使宗法式管理行之有效。如走后门，找关系，或者以父子同构的上下级关系形成准血缘，以人情送礼关系建立准亲缘，以校友会、联谊会等关系组构准地缘，等等，都是实际管理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公事私办”成了普遍法则。凡是在中国能够取得一定成功的管理者，无不深知其中的奥妙，以至民间有“关系就是生产力”的说法。而用于建立关系的寻租费用，仅公款吃喝(不包括私费)一项，90年代中期就达每年300亿元，据估算现在每年为1000亿元左右。

但是，中国社会毕竟发生了变化，“单位”毕竟不同于“家族”，国家和社会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政府职能的转化，以及实现管理行为法治化的要求，已经超出了传统型官员的经验和能力。国家的社会服务职能的迅速扩展，使习惯于老一套的管理者捉襟见肘。民众自主意识的增强，纳税人概念的建立，使熟悉管制方法而不熟悉契约方法的领导人难以对付。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企业的规模会超出管理者的负荷能力，企业面对的市场环境会使管理者的官员习惯不再适应，现代管理的要求会使管理者经验积淀和知识准备呈现严重不足。因此，如何在社会转型时期同步实现管理转型，使管理者不但适应社会需要而且能够促进组织的转型，是中国管理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程度，特别是社会组织的变化程度，超出管理者再学习的速度。专业化的技术人员(不是专业化的管理人员)开始在各类社会组织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技术治国”已经成了官方的权威导向。但是，多数技术人员仍在传统型的管理人员手下讨生活，“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日趋严重，而作为管理人员的外行，缺乏向内行转变的动力，选拔管理人员的天平仍侧重于政治而并非管理。在这种情况下，专业人员对科学和技术的忠诚，会造成对家长威望的挑战，削弱人身依附式的忠诚。如果管理人员不能及时转化，有可能会造成严重冲突，甚至爆发某种管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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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黄土地上长大的，当过八年农民。如果不是高考制度改革，自己恐怕仍在“修理地球”。进城以后，一直待在西安，而西安又是一座黄土积淀起来的城市。黄土堆里滚爬久了，难免土气十足，尽管上大学使自己的身份变成了“城里人”，但土腥味已经渗进了骨髓，怎么也“洋”不起来。80年代，到西安钟楼饭店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没带房间钥匙，可能是穿着过于寒碜，举止又太像农民，结果门卫愣是不让进，打电话到会务组来人，才领了进去。不过，毕竟在大学待了多年，同“正宗”农民相比，似乎又沾了点文气，眼镜一戴，不大像个种地的。因此，我的身份就有点边缘化，在城里总是遇到那种对乡下人鄙视的眼光，到乡里又得不到父老的认同。我也曾为此彷徨。时间一长，逐渐就心安理得了，非城非乡，不妨亦城亦乡，介乎城乡之间，做个随遇而安的边缘人。

记得曾经有两个研究生，有一次我给她们上课，老远就看见她们在楼梯旁边看着我笑，走近以后，她们还边笑边说悄悄话。我问她们说什么，她们告诉是在议论我，刚才看到我急匆匆走来的样子，一个说：“远看像个农民企业家。”一个说：“近看就是农民企业家。”有点像相声段子，所以好笑。我也乐了，心想这个评价蛮不错，挺符合我的形象。许多老实巴交的乡亲看不惯农民企业家，觉得他们弃农经商有点离经叛道；而许多器宇轩昂的官员也看不起农民企业家，觉得他们土得掉渣不成大器。我倒觉得不以为然，由传统到现代，特别是在中国，不恰恰需要农民企业家打头阵么?他们正是以城乡边缘人的身份，充当着填平城乡之间鸿沟的先驱，搭建着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桥梁。

自己多年当教师，教师的身份应该说没问题吧，其实不然。我曾经有二十几年的行政兼职，在大学习称“双肩挑”，就是兼有教师和干部两种身份。80年代在系上兼管教务、科研、研究生，90年代又阴差阳错被委派到学校人事处、出版社、科研处等机构先后兼职。所以，在教师眼里，我是正儿八经的干部；但我又一直在讲课，教师的活计一件不落，所以，在干部眼里，我又是不折不扣的教师。熟悉的教师同我开玩笑说：“你早就背叛了教师队伍，当官的干活，良民的不是。”参加行政会议，又有人告诫：“你是处长，得考虑全局，不能光为教师说话。”看起来，自己说是教师不像教师，说是干部又不像干部，这边缘人是当定了。

在学术上，自己也不按常规来。本来，学有专攻，这是再粗浅不过的道理。但自己却总是拧不过这根筋，动不动就“越界”。我的本业是历史，留校不久，系里安排我准备史学理论课程，同时有位老师在搞西安地方史，邀请我参与。自己昏天黑地忙乎了一段时间，发表了十几篇史学理论和地方史志方面的文章，觉得上课和科研都有点把握了，系里却另有安排。随着80年代在职干部读文凭的高潮，干部专修科如雨后春笋。这种班需要讲管理类课程，而当时管理学科刚刚在中国兴起，缺乏教师。于是，系里安排我进修了两个月行政管理，回来就上课。这样开了个头，就一发不可收拾。要讲行政管理，只好回过头来读管理学，读政治学，读法学等等。读的时间一长，反过来又对史学有了一些“旁观者清”式的看法，于是再写史学文章。时间一长，连自己都说不清从事的是什么专业。每逢填表，在“所从事专业和特长”一栏，总是犹豫着不知道该填些什么，无奈只得笼统地填个“历史学、管理学”。有好几位已经在学界颇有名望的朋友，对于我这种“四面出击”式的治学，叹气不已。一位伙计甚至不客气地当面指出我的问题所在：治学方向庞杂，专业不明；没有硕士博士牌子，出身低微。并由此断言我在学术上成不了大器，以激我收心养性，缩小治学范围，并考个博士牌子改变出身。这些说法，都是好意，我也心领。但是，我也有点自知之明，自己绝非在学术上能有大作为者，不过是学界一游兵散勇，跑跑龙套，敲敲边鼓，在学术舞台上做个群众演员而已。自己也乐于游离在不同学科的边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点像过街天桥下面摆地摊的，卖点小零碎，看见有大盖帽来突袭的迹象就撒丫子，倒也自得其乐。凡事总得量力而行，学界需要堂而皇之的正规军，但也需要迂回侧击的游击队。成大气候的凤凰爱惜羽毛，不会轻易涉足学科领地之外，自己是成不了大气候的麻雀，在不同地域叽叽喳喳叫几声倒也不妨。契诃夫有言：“大狗叫，小狗也得叫。”在学术的边缘地带做个麻雀或小狗，以体现生物的多样性，有何不可?

近些年治学，有体制内和体制外之分，实际上，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区别古已有之。古代的士人，有的在体制内摇旗呐喊，有的在体制外逍遥山林。从孔子的“克己复礼”，到韩非的“法、术、势”，尽管信奉的哲理不同，却都是为体制内出谋划策的。而庄子宁愿学乌龟摇头摆尾地在污泥中逍遥，杨朱不愿“拔一毛而利天下”，则是彻底游离于体制之外。不过，体制内和体制外，也有渗透。当年曹刿以体制外的身份，抨击体制内的弊端，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以局外人的身份对局内人指手画脚，评点战局，大大地风光了一回，可以看做由体制外向体制内渗透的典型。后来体制内的陶潜，受不了体制内的窝囊气，不为五斗米折腰，回归田园，采菊东篱，则可以看做由体制内向体制外逃逸的典型。时代发展到今天，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差别，已经与古代有了极大的不同。相比较之下，体制内的学者往往是“主旋律”的演奏者，底气十足，有板有眼，却缺少打破范式的勇气，而体制外的学者，受民间思想的激荡，虽然缺乏体制内的优越条件，却往往率先刮起“多样化”之风。凭心而论，体制内和体制外，都不乏优秀的学者。体制内的严谨和细密，体制外的敏锐和自由，各有各的优势。自己在国立大学教书，显然是在体制内讨生活；但又羡慕体制外的无羁无束，写些不入体制之流的文章，沾染了体制外的风气。借用古人一句话，就是身在廊庙，心怀草泽；或者身在草泽，心怀廊庙。游离于体制内和体制外之间，这也属于边缘状态吧。

边缘有边缘的好处。一般来说，边缘具有较高的活力。譬如自然科学中的原子结构，原子核的质量极大，特别稳定，同时也就具备了高度惰性。游离于原子核之外的电子，表面上似乎无足轻重，然而却最为活跃。正是由于电子处于边缘状态，才有了千变万化的化学反应，使世界变得多姿多彩。如果我们要求电子也紧密围绕原子核而不越雷池一步，那么，世界将会一片死寂。当然，对于一个原子的整体来说，电子的质量之小，几乎到了可忽略不计的地步，核子凭借其核心优势，有理由看不起电子。但不要忘了，电子的活跃程度及其与外界的作用方式，恰恰决定着物质性质。老实说，如果一个人写的东西能够发挥电子式的作用，那就是对社会的巨大贡献。能够充当一个社会的电子，在社会的边缘上产生效应，是值得骄傲的。当然，原子核一旦发生变化，将会释放出比电子运动大得多的能量。然而，即使是核裂变，也是由外界粒子的轰击而引发的。因此，我为边缘状态而自豪。

我从事了多年管理学教学，也同不少搞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朋友有过交流。切身体会使我感到，在中国，经济有问题，却不全是经济问题；管理也有问题，但也不全是管理问题。中国的经济和管理，与其说问题出在自身，不如说问题出在政治，出在社会。因此，从非经济的角度观察经济，站在管理圈子以外观察管理，往往能够看到一些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东西。苏轼有首脍炙人口的诗《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就经济论经济，就管理谈管理，往往会局限于症状，而抓不住病根。跳出圈外，则有可能产生鸟瞰俯视、纵览全局的大气象。当然，局内圈外各有利弊。局内可以辨析细节，深入解剖，就像进入一座殿堂，能够仔细了解内部结构。然而，局内也容易产生“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的毛病，信息单一化有可能使人产生判断偏差。圈外则可以看到这座殿堂的宏伟气势，准确把握它和环境的关系以及它的相对位置和整体布局。然而。圈外也常常造成只看见太阳光晕而看不到黑子的失误，过于忽略细节有可能带来认识上的盲点。当今这个世道，专业化分工和现代社会发展，使学界的多数人变成专家，深入局内。凭良心说，同局内的专家相比，我可能远远逊于多数朋友和前辈，甚至也赶不上新锐后生。然而，愚者千虑，偶有一得，站在圈外或许能从另一个角度给局内的朋友帮衬帮衬。就好像戏园子里的票友，专业人士唱出了水平，圈外喝一声好；道具服装有些演员本人看不见的皱褶，圈外则出于善意给提个醒。说不定，正是由于圈外出现了某种稀缺，反而能使我这种半个外行的声音升值。

话说回来，局内圈外也是相对而言。许多学人，学问做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现固守畛域的局限，试图打通学科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武林小说中描写的那样，武功练到了一定境界，再要有所进展就倍加困难，非要打通脉络才能上一个层次。在中国的改革浪潮中，经济学的这种“通关”最为明显。经济学的朋友向外扩张，非经济学的朋友向内渗透。在我看来，这正是学科发展的标志之一。不论国外国内，总有一些完成了“通关”的大家，你很难说清他是哪个学科的专家。早年的亚当-斯密、密尔、边沁，你很难说他就是单纯的经济学“专家”；哈耶克本来是搞经济学的，结果在政治学领域的名头却更大一些；西蒙从管理行为的研究起家，后来却在人工智能上成就不小；老当益壮的杜拉克，似乎对经济、管理、社会、政治都有造诣，只要是人类活动，什么都感兴趣；英年早逝的杨小凯，除了在经济学上潜心钻研之外，对宪政、宗教的研究恐怕也不在有些专家之下。本来，学科的分化是为了更好地增进人类的知识，而不是为了把人类知识割裂为七零八碎的片段，分化到了一定程度，打通就成为必要。当然，像我这样的边缘人，不足以承担如此重任，但也乐得针砭一下阻塞的血脉，为打破学科之间的藩篱当个票友。

这个集子里的东西，有一部分是比较正规的，更多的是比较随意的。陕西农民唱戏，有“本戏”和“乱弹”之分。所谓“本戏”者，正规搭台演出，有头有尾；所谓“乱弹”者，田野荒地里猛吼一嗓子，直抒胸中郁气，不求字正腔圆，只求自己气顺。纸质媒体往往是唱“本戏”的，而网络给那些喜唱“乱弹”的人开辟了一个广阔天地。这个集子里的东西，有些是接近于“本戏”的“折子”，有些就是东一句西两句、唱到哪里算哪里的“乱弹”。其中有些是作为论文写的，有些是根据讲课中的体会和想法整理的，有些则仅仅是一些相关思考的碎片。作为论文，有部分在期刊上发表过；作为随感，有部分在网络上张贴过。凡发表过的篇目，都在文后注明了原期刊。在收入这个集子时，对已发表过的篇目有所补充、修改或恢复了发表时的删节。写这些东西，得到了不少朋友的鼓励和支持。感谢杨支柱、陈璧生、刘辉、马海宽诸位朋友，没有他们的帮助和鞭策，这个集子是写不出来的。除杨支柱外，其他几位朋友我至今尚未见过面，仅仅在网上有过联系，但是，他们的热忱和真切却使我十分感激。在我的这些文字里，也渗透着这些朋友的情意和心血。

姑且写这么几句，作为破题。

刘文瑞

2005年5月于西北大学

刘文瑞先生是我的老朋友。失去联系多年以后，三年前我忽然发现他经常出入“学而思论坛”，跟网友们争论各种问题不亦乐乎，思维还是那么敏锐。这敏锐，我想跟他经常同年轻人争论各种问题有关，跟他涉足历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不同的学科有关，也跟他的多种边缘人身份(参见作者自序)有关。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置身于各种立场、思想与言论的冲突中，由于摩擦起火的缘故，因此能不断冒出精彩的思想火花。

管理学我没有专门研究，不敢妄加评论；但作者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和活泼的文风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好在本书所收录的文章大部分并不怎么专业，讨论的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生活气息，文章的写法则介于学术随笔和杂文之间。老实说我更喜欢作者的后一类文章，估计非管理学专业的读者看了此书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秦晖

清华大学教授，《方法》、《中国学术》及《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学术刊物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