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各位大家对大学生活的回忆录。冯友兰、杨亮功、田炯锦讲述老北大的趣闻轶事，梁实秋、何炳棣抒发对清华的感激之情，郑骞介绍燕京大学中文系，朱家滑怀念在辅仁的火学时光，吴阶平“用医学生的眼光看协和”，何炳棣褒扬西南联大的优良学风，汪曾祺则描绘了非常时期的大学生活——泡茶馆、跑警报，蒋梦麟回首留美生活片断，胡适跟大学生分享他选择科系的故事，李济叙述了从心理学到社会学再到人类学、考古学的学习历程，费孝通谈论了师从马凌诺斯基的种种感想。内容丰富，叙述生动，兼有史料价值和教育意义，可为青少年入大学之参考。

大学生选择学科就是选择职业。我现在六十八岁了，我也不知道所学的是什么。希望各位不要学我这样老不成器的人。勿以七十二志愿中所填的一愿就定了终身，远没有的，就是大学二、三年也还没定。各位在此完备的大学里，目前更有这么多好的教授人才来指导，趁此机会加以利用。社会上需要什么，不要管它，家里的爸爸、妈妈、哥哥、朋友等，要你做律师、做医生，你也不要管他们，不要听他们的话，只要跟着自己的兴趣走。想起当初我哥哥要我学开矿、造铁路，我也没听他的话，自己变来变去变成一个老不成器的人。后来我哥哥也没说什么。只管我自己，别人不要管他，依着“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学下去，其未来对国家的贡献或许比现在盲目所选的或被动选择的学科大得多，将来前途也是无可限量的。

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五年大学生活

北大六年琐忆

忆清华

清华精神

燕京大学中文系

辅仁求学记

用医学生的眼光看协和

联大六年

泡茶馆

跑警报

负笈留美

康乃尔大学的学生生活

大学生选择科系的标准

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

留英记

编后记

初到美国时，就英文而论，我简直是半盲、半聋、半哑。如果我希望能在学校里跟得上功课，这些障碍必须先行克服。头一重障碍，经过四个月的不断努力，总算大致克服了，完全克服它也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第二重障碍要靠多听人家谈话和教授讲课才能慢慢克服。教授讲课还算比较容易懂，因为教授们的演讲，思想有系统，语调比较慢，发音也清晰。普通谈话的范围比较广泛，而且包括一连串互不衔接而且五花八门的观念，要抓住谈话的线索颇不容易。到剧院去听话剧对白，其难易则介于演讲与谈话之间。

最困难的是克服开不得口的难关。主要的原因是我在中国时一开始就走错了路。错误的习惯已经根深蒂固，必须花很长的时间才能矫正过来。其次是我根本不懂语音学的方法，单凭模仿，不一定能得到准确的发音。因为口中发出的声音与耳朵听到的声音之间，以及耳朵与口舌之间，究竟还有很大的差别。耳朵不一定能够抓住正确的音调，口舌也不一定能够遵照耳朵的指示发出正确的声音。此外，加利福尼亚这个地方对中国人并不太亲热，难得使人不生身处异地、万事小心的感觉。我更特别敏感，不敢贸然与美国人厮混，别人想接近我时，我也很怕羞。许多可贵的社会关系都因此断绝了。语言只有多与人接触才能进步，我既然这样固步自封，这方面的进步自然慢之又慢。后来我进了加大，这种口语上的缺陷，严重地影响了我在课内课外参加讨论的机会。有人问我问题时，我常常是脸一红，头一低，不知如何回答。教授们总算特别客气，从来不勉强我回答任何问题。也许他们了解我处境的窘困，也许是他们知道我是外国人，所以特别加以原谅。无论如何，他们知道，我虽然噤若寒蝉，对功课仍旧很用心，因为我的考试成绩多半列在乙等以上。

日月如梭，不久圣诞节就到了。圣诞前夕，我独自在一家餐馆里吃晚餐，菜比初到旧金山那一天好得多，花的钱，不必说，也非那次可比。饭后上街闲游，碰到没有拉起窗帘的人家，我就从窗户眺望他们欢欣团聚的情形。每户人家差不多都有满饰小电灯或蜡烛的圣诞树。

P138-139

还是从本书的书名《胡适选专业——大师们的大学生活》说起吧。首先得说明，这不是一本教你如何选专业的大学报考指南。“胡适选专业”是对胡适《大学生选择科系的标准》一文主要内容的概括。这是胡适1958年在台湾大学的演讲词，主要针对当时台湾地区学生选专业的认识误区。胡适认为选专业应该“依着自己‘陛之所近，力之所能’的做去”，而不应该过于功利主义：胡适所针对的情况当下在大陆也出现了，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全民上下都冲着所谓的“热门”一拥而上，文史哲等基础学科和专业却被打人“冷宫”，遭遇的多是疑惑和鄙夷的目光。

选专业换专业是学生的自由，本书还有好几篇文章涉及这一主题。比如蒋梦麟从农学院“转到社会科学学院，选教育为主科”。李济更是由心理学转入社会学，又由社会学转入人类学、考古学。何炳棣放弃化学改修历史，也是一例：当然，他们都是随着自己对知识的理解、对学科的把握和学习兴趣的转移来调整专业的。这也是我们题为“选专业”的一个原因。

一所好大学有一个幽雅明丽的自然环境，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常常能引人遐思，启人心扉，给予学生更广阔的视野和空间。难以想象，狭仄逼人、肮脏龌龊之所能提升人的思想境界，能培育出一流人才。对此何炳棣深有体悟，难怪他晚年回首清华岁月，禁不住以“天堂”来纪念清华园：

如果我今生曾进过“天堂”，那“天堂”只可能是1934-1937年间的清华园。天堂不但必须具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充裕的物资资源，而且还须能供给一个精神环境，使寄居者能持续地提升他的自律意志和对前程的信心。几度政治风暴都不能抹杀这个事实：我最好的年华是在清华这人间“伊甸园”里度过的。自然景致固然重要，但更为关键的是“人”。

校长是一所大学里不可或缺的人物。现代中国教育史上，校长与一所大学校风的形成有着紧密的联系。比如蔡元培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奠定了北大自由民主的学术风气；梅贻琦的“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以为，恐怕仿佛不见得”，与清华严谨敦朴的学风息息相关。能遇上这样的校长，实在是人生一大福祉。

仅有坚毅明通的校长是不够的，还得有学识渊博、智慧超群的大师。“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这是梅贻琦对大学的经典阐释。因为“唯有大师始克通专备具，唯有大师始能启沃未来之大师也。”(何炳棣语)大师是大学的骨架，是大学的风向标，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策源地，是大学当之无愧的灵魂。云龙风虎，风云始自大师级的人物。大师的作用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更重要的是培养独立思考、自由辩论、刻苦钻研的优良学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引领时代的思想潮流，推动学术进步。

学习具体的学科知识是上大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更重要的是呼吸象牙塔下清新自由的学术空气，品尝体会并努力追摹大师的风采。费孝通在《留英记》里就记叙了他留学英伦师从马凌诺斯基的求学之路。他经常要去参加老师的席明纳(即seminar，讨论课)：

席明纳是他指导学生学习的主要场合。他在席明纳里从来没有长篇大段地发过议论。但是随时用插话的方法，引导在场人的思路，这些指点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在善于组织别人互相启发，互相辩论。他自己也就在这里学习。给人影响最深的是在式范地表演一个人怎样去分析问题，怎样去发展自己的思想。

还有，马凌诺斯基要求学生“旁听他修改他自己的著作”。费孝通对此颇有感触，“普通我们读的书，都是成品，从成品看不到制造的过程，而一项手艺的巧妙之处就在制造过程里。”这就是“登堂人室”之妙。马凌诺斯基说，“学术这个东西不是只用脑筋来记的，主要是浸在这个空气里；话不懂，闻闻这种气味也有好处。”费孝通认为，“他是在培养一个人的生活、气味、思想意识。”确实如此!

费孝通求学的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拥有自由的学风，战火中的西南联大在这方面也毫不逊色。虽然处在非常时期，时有空袭，跑警报是免不了的，但联大人泰然自若从容应对，“见机而作，人土为安”，这是何等的闲情逸致!用汪曾祺的话说，就是“不在乎”。正是“不在乎”，抗战时期泡茶馆就成了昆明街头一道独特的风景。硝烟弥漫，战火纷飞，西南联大仍能弦歌不辍，培育出一批享誉世界的英才，委实不易，也委实值得后人尊敬和感佩。联大之所以能结出如此丰硕的果实，是与联大“刚毅坚卓”的精神密切相关的。联大把战前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长熔融凝聚在一起，“新旧兼容”“中西并包”，万千气象尽在其中。何炳棣回忆道：

人文社科方面，联大与战前大学另一不同之点是知识传授方式和渠道的多样化。虽然就大多数学生而言，知识的传播主要仍是靠教授的演讲和经常阅读参考书，怛战时的物资环境与学术气候有利于师生间较频繁的接触。更重要的是师徒‘私’相授受式研究所的建立，北大的贡献尤足你道。

“重趣味重性情而轻利害”，师生频繁接触，师徒“私”相授受，“耳提面命”、“耳濡目染”之效诚非课堂上捧着高头讲章“填鸭子”所能比。这种教学方式密切了师生关系，增进了师生感情，也就是古之所谓“从游”之道吧。

所谓“从游”，梅贻琦在《大学一解》里有精彩的发挥：  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沈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大鱼前导，小鱼尾随”，在秀丽的环境里悠哉游哉，亦师亦友，不亦乐乎?此情此景何其难得。接着梅先生痛批道：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这篇至理名文最初发表于1941年《清华学报》上。令人艳羡的“从游”之风，何时才能重返校园?

作为“花生文库·大师谈学习”系列丛书之一种，本书与以往各书不尽相同。本书不负责提供具体的学习方法，或讲述具体的学科知识，而是与一位位大师相约，倾听他们的大学往事。听凭所好，任意东西，不必正襟危坐，不必焚香净手，沉浸其间，自有所得。让我们畅快地读书吧。

                编者

               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