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著名作家李凖的夫人的口述回忆录。她用最平实朴素的语言，真实地告诉大家她所经历的生活。最真实的一定是最生动的。她将把你带到中国过去的农村——一个最真切的世界里。

本书是著名作家李凖的夫人董冰所著的回忆录，董冰是一个出身于河南洛阳邙山岭上的农家女，自幼家境贫困，后由父母做主，许配给了邻村一个大家族的长孙，他就是后来成为中国著名作家的李凖。

从一个贫家女到一个地主家的孙媳妇，再到一个著名作家的夫人和一个六个孩子的母亲，董冰的一生可说是最平凡的一生，也可说是并不寻常的一生。

在贫困的豫西山区，滞留着浓厚的封建习俗，地主家庭的男人出门要穿长衫，娶来的媳妇删被当作长工一般使唤。董冰是长孙媳妇，进门没几天，二十多口人的做饭挑水、纺花织布等家务都落在了她十八岁的肩头上，农忙的时候还要下地干活。在董冰的笔下，你能体验到旧时代女性所承担的压力。

五十年代，李凖逐步进入文坛，成为名家。“文革”中又一落千丈，被打成“黑帮”，多次被抄家和批斗，六个孩子全部下放到农村，这对一个妻子和母亲来说，都是巨大的折磨。

从邙山窑洞里走出来的董冰，晚年定居在北京，她用最平实最朴素的语言，真实地记载下她所经历的生活，最真实的一定是最生动的，建将把你带到中国过去的农村——一个最真切的世界里。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后 记

李凖的性格是很开朗的，不管什么事，叫他看起来都是乐观的。我是个悲观人。有时候，我在他们家很发愁，他经常劝我。记得有一次，他跟我说：“你发什么愁，将来妇女是会解放的。外国都有三八妇女节，再过几年中国也实行了妇女解放，也有你们的节日，到那时候你们都自由了。”

我听了觉着是笑话，什么时候还会有我们的节日，不敢相信；不过他的话还是有煽动力的，听了他的劝解，还是开心的。

我们刚结婚不久，我又回娘家住了一个多月，他母亲还来看了我一次。到我家她很高兴，看见我她笑了说：“这一段吃胖些了。”她很喜欢。她跟我父亲说：“哎呀，俺那孩子是个张飞，不管什么事，他都满不在乎，说说，哈哈笑笑，心里盛不住事。”她和我父亲说了半天话，不断说她孩子对什么事都满不在乎。P86

写这篇序完全是一个特殊的经历。

这本书是一个特殊的人写的一部特殊的书，写得又特别好看，会给念书的人以特别的启示。

写书的人是一位老夫人，叫董冰，是李凖先生的老伴，典型的家庭妇女，农民出身，没上过学，结婚之后才跟李凖学认字和写字，生了六个孩子，解放后上过一些日子的识字班，仅此而已，谁也没想到，她居然写了一部书。

李凖第一次患脑血栓基本康复之后，就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由于工作关系，我和李辈一家人慢慢熟悉起来，也和这位大嫂见过多次，但过话不多，她不爱说话，几乎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只知道她是一位贤妻良母式的主妇，对病后的李辈照顾得无微不至。李辈本是一位热情之极的人，此时对这位夫人更是赞不绝口，甚至情不自禁地写过文章赞美她，公开发表，题目叫《糟糠之妻不下堂》，读后引得大伙抿着嘴乐，但无一例外都有同感，觉得李凖亏得有这位大嫂，身体才恢复得这么好，活得依然有滋有味。

有一天，她的女儿悄悄告诉我，老太太偷偷地在写小说呢，谁也不给看，只顾自己写，写完了就锁起来，没有人知道她写的是什么。李辈说，她一肚子故事，记忆力又特别好，写出来就是好东西。不过，她写的东西，也不叫李辈知道。

成了一个谜。

这个谜一直保持到李凖去世之后，渐渐被人遗忘。

忽然，有一天我家里接到一个电话，说老董找我，吓了我一跳。以前李辈发病，每次都是董大嫂给我打电话，叫我快去帮着抢救，以致我一听是老董的电话就不免有些紧张。赶快回电话，没人接。问她住在别处的子女，答不知道妈妈有什么事。好不容易等到第二天早上，电话里老董说，她写了一本书，准备出版，要我为她写序。我估计就是那个谜。我请她赶快把稿子拿来，她说：“中!中!”

我花了两天把稿子仔细念完，惊叹：竟是一部非常好的书!

穷，可是文化不穷

中国的事很怪，穷归穷，可是有文化，认真写出来，把中国社会最低层的事情如实道出，竟是绝好的文章。

不得不佩服中国这个大国的历史了。唯独有这么丰厚的文化古国才能出现这样的老妇人，别瞧没有上过正规学校，一旦拿起笔来，叭、叭、叭，如实写来，其所经所历竟成千古奇文。看她写的任何一段，都有丰富的内容，非常细致，细枝末节上多角多棱，很出彩，这种东西，凭想象是没办法写出来的。她所写的一些民俗，对不少人来说可能都是闻所未闻的，只要记下来，天然是富矿，价值极大。不管是写过年，是写结婚，还是写出殡，讲究得很，程序一道一道，数不过来。她所写的书，从另一角度看，完全可以当大百科全书里的民俗解读用，对拍电视拍电影是非常有用的好东西。真的，现如今，到哪儿去找这么有具体细节有地方色彩的现成的描述啊，可谓难能可贵。

穷得惊心动魄

董冰笔下的“穷”没有一点政治上的框框，是“纯”的穷。

这在中国文坛上十分难得。

原因是她不是作家，她没受过训，没学习过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脑子里没有阶级斗争的观念。在她那儿只有生活。她不用把她知道的一切都装在“筐”里，她没有“筐”，她直接把一切都简单地托给你，原汁原味。这个更厉害。

所以，在她那儿，没有扬鞭子的人，没有不遗余力逼债的情节，几乎一切惯用的人为的压迫手段都没有出现过，可是真穷，穷得那么惨，穷得那么触目惊心，穷得那么叫人喘不上气来，穷得那么没有活路，这才触到了穷的最痛点，你不能不仰天长叹，你不能不落泪。那个旧中国太落后了，真是要不得，需要大改良，绝对应该换朝代!

感人的现实和现实的感人，就是这样。

用不着任何形容，用不着任何渲染，她也不会故意形容和渲染，她老实地讲出来就是了，靠那些事情本身说话。你念着念着，不知不觉中已经泪流满面了，有如千斤重担压下来，那种想象不到的毫无退路的穷，便仿佛能将你窒息，使你受了极大的感动。于是，你便再度确信了生活是写作的源泉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的价值。

随便摘出一段，做个例子吧：

“有一次，我和姐姐跟妈商量想去赶个春会，我父亲也很同意带我们去看看热闹。头天说好了，还烙了点饼拿着到会上中午吃。到了中午，父亲给我们端来了一盘水煎包子，外边黄油焦皮真好看。我们是从来没吃过的，因此非常高兴。他把那盘包子递到我们手里，他却一个也不吃。我们说：“爹，你也吃两个，咱们都吃点尝尝。”可是，怎么劝他也不肯吃一个。他自己蹲在那土坡上啃带的干馍。他的意思是，孩子们长这么大没赶过会，今天来赶会不叫我们吃点什么，他心里老过不去。可他钱又不多，只能买这一盘，他直嫌水煎包子少，嫌我们吃不够，所以他自己一个也不吃。我们都知道，父亲没有钱，我们并不要求吃够，就是什么也不买，也没有啥。买来了光叫我们吃，我们实在吃不下去。看着父亲太可怜，我们虽然把一盘包子吃完了，但是却不知道包子是什么滋味，光觉得鼻子发酸。”

应该说，这样的故事满篇皆是。它们充满了真情，朴实无华，不必编，不必造，自自然然流出来，全是好文字。

中国妇女命运的大典型

董冰的书的最大价值在于她在最普通的定位上不动声色地为中国妇女的命运塑造了一个大典型。

过去有许多作品是着重描述中国妇女的苦难的，但其中被叫好的多半是两种，一种是关于婚姻的不幸的，如《家》、《雷雨》；一种则侧重从社会学的角度，即阶级压迫，如《祝福》、《白毛女》。这两类作品都在社会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并成为经典，至今仍被人们传阅。但中国农村妇女生活本身的苦却不曾被细致地描绘过，这和中国现代作家的出身、经历和生活环境不无关系。“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知识分子作家们的绝大部分是出身有钱阶层的，自己对穷人的生活只有一些间接的了解，而没有亲身的体验，虽然有后来的所谓“体验生活”，但毕竟无法把握细节，特别是对妇女的生活细节，更是隔着一层。

二十多年前，一部叫《阿信》的日本电视剧感动过无数中国观众。《阿信》的成功就在于她的苦，生活的苦，原汁原味的苦。当时，有不少中国观众曾经感叹过，中国农村妇女的生活可比阿信苦多了，可是，却没有如实地表现过，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艺术的遗憾。

终于等来了一部，就是董冰的自述。

事情往往是两面的：会者不知；知者不会。结果什么也没有。

好了，终于有一个“知”者动笔了，她如实道来，细细写下，皆成文章，成了一个又知又会者，真叫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这个鸣，不是她技巧有多高明，而是生活本身太丰富，太生动，太感人，太惊心动魄。  实际上，中国农村妇女苦得惊天动地，苦得难以想象，苦得不像人!

这些苦，是董冰自己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刻骨铭心，绝对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包括当时的一句什么话，全是仿佛用刀刻在骨头上的，把它们搬到纸上就是了，用不着创作，用不着回忆，用不着想象，全用不着。

让它们流出来，就成了。

董冰个子很矮，用“瘦小枯干”形容一点不为过。这么个小妇人，怎么挺过来的，百思不得其解。

永远是天不亮就起来，没有表，全摸黑。磨面，背着孩子。生火做一大家子的饭。下地种田。做衣服，先由织布做起。做鞋，人口又奇多，自己生了六个孩子，上有爷爷、奶奶、公公、婆婆，旁边有伯伯、叔叔、姑姑、大姨、小姨、哥哥弟弟姐姐妹妹，不得了，全照应得好好的。农村人说病就病，动辄就死一批，大多死于肺结核，不断地出殡埋人，无尽的悲伤。

完全是地狱般的日子。妇女是底层，是社会和家庭最下面的底线，是地狱里挤在最下面的人群，比男人们承受的重量要大，简直没办法。

咦，全用故事串起来，真人真事，一年一个样，一点不说教，有骨有肉，岂不成了好作品!

董冰的书天然的是个中国农村妇女的写真大集，天然的是个影视剧的好素材。这书里的女人天然的是代表亿万中国农村妇女的大典型。

应该说，世世代代，多少亿、多少辈中国妇女全是董冰式的，只是没有详细描述过。说来真是可惜。

李凖教会了董冰识字，没有教过她写文章；但董冰是李辈的太太，长期受了家庭的文艺熏陶，这是没有疑问的，这个特定的环境绝对是独特的和罕见的，真是亿万中的唯一。

我们应该为这本偷偷写出来的书感到庆幸，真难得呀!

几千年才出了一个，也许。

二00五年三月于北京

我写这个回忆录，是因为我两个小儿媳妇。她们一个是南方人，一个是北京人，都在城里生城里长，没有见过农村，很喜欢听农村从前的故事。

那些年，她们经常回来，全家人在一起包饺子，她们都叫我给她们讲老家过去的事情。她们听了，都学着洛阳话说“老好”，还让我写下来，给她们看。我还有个小孙女，上小学和上中学的时候，放假就来了，她也常叫我给她讲老家的故事。后来我说都讲完了，没啥可讲了。她又让我讲她爸爸小时候的事情，听了一遍又一遍，还想听。

逢年过节的时候，孩子们都来看我们，晚上坐在一起拉家常，通常都是李凖的话多，他懂的也多，我也是坐一边听他讲；但孩子们也经常问起老家的人和事，那些事李凖记得不大清楚，所以他们也都喜欢听我讲。讲到那些事，常常讲得很晚，有时候我都不敢看表，怕该睡觉了。

看着孩子们都喜欢听那些老家的事，我也想过把它都写下来，将来我不在了，孩子们还想听故事，就可以看书了。我没有上过一天学，不知道书怎么写，孩子们都鼓励我，说你咋说就咋写。

还记得有一天，李凖跟我说，人家都去上老年大学了，你也去上一上吧，学点画画，或者学点书法。我说成天忙的，哪有工夫去上学，真有时间，我还想写回忆录。李凖说，那你写吧。我小儿子也在一边说，你要写，现在还不写，等到啥时候呀?我想想也是，再等十年八年，我可能就不想写了，也可能写不动了。李凖和孩子们都很支持我，我终于下了写的决心。

好像是一九八三年春天吧，在南方工作的小儿媳妇要到武汉去，她走前和我说，妈妈你要赶快写，我下次回来就要看。就这样，我坐到了桌子前面。

前前后后，我总共写了有一年多，直到一九八五年夏天，李凖得了第一次的脑血栓，就停下来了。

这一年多，我断断续续地写，李凖和孩子们也断断续续地看，也都说好看，孩子们还帮我改一些错别字。有一次，李凖跟我说，说不定我的书流传不下去，你这本书能流传下去。

李辈病了以后，在医院里住了几个月，我和孩子们都要去医院陪他。有时候孩子们在那里，我就在家抓紧时间写一会儿。记得是他出院的头天晚上，我赶着写完了，等到他一回家，我再也没时间拿笔了。

李凖的脑血栓留下了后遗症，眼睛偏盲，左边能看见，右边看不见，一个人上街，过马路很危险。他又是喜欢转的人，每天上午和下午，都要我陪他出去走，晚上转到满街是灯，还不说回家。前天小女儿打电话问我说编辑问为什么写到一九八四年就不再写了，这就是原因。

这二十年里，书稿放在那里，孩子们来，这个看那个看，拿来拿去，有段时间，稿子还找不到了。孩子们说过出版的事，我没有往那方面想，我就是给孩子们写的，让他们啥时候想知道老家的事情，就能知道。

今年，我的小女儿找到了书稿，又提出要出版，说出版社担心不卖钱，头一版要自费出。孩子们就帮我凑钱，让我把书印出来，我也就依了他们。

董冰

二00五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