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本非常个性化的书，集中体现了美国在追求教育民主思想的历程中所进行的各项实践活动和学校教育的改革。书中所代表的民主、进步思想能够在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教育方面发挥作用，而这种教育就是亚伯拉罕·林肯精彩的名言所倡导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教育。

总序

作者中文版序

杰伊·费瑟斯通：一位教育家的教育家

致谢

前言

第一部分童年

我的正义战争——一盒香烟的故事

卢梭与现代性

家事

美国教育

五个重要的思想

第二部分学校与社会

奥圣山生机勃勃，还有，好啦……

不仅仅是学校的问题

开校车送这些无权无势的儿童上学

重新审视约翰·杜威

民主主义的前景

民主主义与教育

第三部分教师与课堂

英国的小学革命：儿童的学校——英国的教室里正在发生什么?

教儿童思考

学习的实验

开放学校II：给时尚降温

穷人孩子的课堂

给教师上课：一份乌托邦式的课程说明

教书的真谛

接触更多的生活

生动的课堂

维维恩·佩利

致青年教师的信

参考文献

索引

译者后记

我的正义战争——一盒香烟的故事  

1994年夏天

那天，我在想该怎么做洋葱汤，我想到了那次乘船驶往横滨前我在西雅图喝的那碗洋葱汤。那是我第一次喝洋葱汤，一片法式面包，加蘸一些化开的格鲁耶尔干乳酪。时间是1946年末，那年我六岁半。西雅图的这家餐馆虽然又暗又热，但挺特别。我们是早晨驶往日本的，父亲当时在美国占领军里做一名民事律师。这碗好喝的汤让我忘记了对父亲的陌生感，忘记了离开宾夕法尼亚州威尔克斯巴里市和我亲爱的祖父和婶母分开时的痛苦。战争期间，父亲一直在太平洋战区工作，我几乎不认得他了。

我们一行四人，我，我母亲，哥哥和刚出生的小妹妹。我们是横跨美洲大陆后踏上这次远离故土的旅行的。冬天横跨太平洋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我们遇上了台风，大家都晕船了。更糟糕的是太平洋是战区，我们搭乘的这艘灰色战舰仍旧配备着武器。在被战争的传言所震慑的童年里，我最担心遇到日本人。虽然我们受到保护，并且也一直很幸运，但我始终都在担心，每天夜里都会梦见这种事情。

当男人离家去打仗时，许多家庭和我们家一样，重新组合成一种合作社。我们家的合作社是由妇女和儿童组成的，偶尔会来一位从商船上回家的堂兄弟，再就是我的祖父。祖父戴着一顶铁路工人的帽子，配一个精致的烟嘴，很像FDR的帽子。他很喜欢宠物和孩子，他会宽慰我们生病的松树会痊愈的，告诫我们要对我们的宠物猫科勒丝好好讲话。他是一个对许多事情都持怀疑态度的人，只信奉普通劳动者的权利。他一直说，这个世界总是将行得通的想法搞坏，所以，每个人都应该相互帮助，做一个友善的人。

我注意到，他把对其他成年人的友善看成是一条很难做到的精神戒律。对在他手下做事的铁路调车场工务段的工人和住在南富兰克林大街家里的人来说，他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在家庭合作社里，在家里所有的顶梁柱穿着军装离家上前线的情况下，他并不是一个独裁者，反倒更像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一个现存制度的反叛者。在他长期为让宠物猫留在家里的壁橱里生崽的斗争中，我帮过他。这是我所从事的许多失败事业中的第一次，而对他来说只不过又是一次例行的惨败。一次，当我母亲愤怒地把我们英雄的宠物猫科勒丝撵走时，它纵身一跳上了汽车库的屋顶，使邻居家的狗全都望而却步。祖父寻遍了整个城市才找到它，把它驮着带回家，充满了胜利的喜悦。我母亲和这只猫从此相互怒视，成了死敌。

让我母亲与祖父以及这个家庭合作社的嗜好不停地打交道是一件苦差事。我和哥哥被安排在一个带角的、宽敞的、有如部落般的空间里，我们可以伴着我们的狗和探险游戏一起成长。我第一天去幼儿园，当天下午回家后就坚持说我被幼儿园除名了。姑姑玛丽让我呆在家中过了大半年，这是一种不大可能从父母那儿听到的决定。我们住在萨斯奎哈纳河畔一个安全舒适的街区，那里的人们都知道宾·克罗斯比也是一名天主教徒。当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去世时，每个人都明白这个国家蒙受了重大损失。

战争就是看不见的可怕的萨斯奎哈纳河泛滥的翻版，吞噬着我们的生命。它给我们的心头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有失踪人员的消息，当然经常也有活着的人员的消息。实际上，我们家参战的人都平安回来了。回来的人打了一场人们称之为幸运的战争。每天，我的祖父都把他熟读过的四种报纸上刊登的军事地图和前线进展情况翻给我看。甚至在我识字之前，我总是到广场上的报刊亭去查阅，看看报纸上有没有博多尼字体的标题，这意味着战争的消息：或许有伤亡，或许有家人、邻居的名字在阵亡名单上。

每个星期六早晨，哥哥和我都要进城去看日场电影，里面除了放映像《特里和海盗》等系列片外，总有战争纪录片。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看过描写二战时期的喜剧小说，即人们现在还在收集和兜售的那种小说。然而，那种黑暗的、过度渲染的、灾难性的色彩仍能将我带回到过去。小说中，日本士兵在作家的笔下都穿着耀眼的黄军装，镶着难看的黑边，长着狼一般的牙齿，戴的眼镜镜片像可口可乐瓶底那么厚，把他们那双可怕的昆虫眼睛放大了。他们杀戮儿童，虐待妇女，嘴巴里叽里咕噜说些“哎呀，一万个紫色的恶魔!”之类的话。而勇敢的美国士兵则横扫着丛林里散兵坑中的日本士兵。我父亲一直在新几内亚服役，离日本兵不远，他在那儿还得了疟疾。我猜想日本兵曾试图杀了他——他曾经写到：有人发现一个日本兵狙击手想用喷火器把他消灭在洞里。现在，我就要和比凶残的臭虫好不到哪里去的人生活在一起了。

当时，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在想，该怎样做我的第一顿圣餐以及学会忏悔自己的罪孽。我不能告诉任何人，甚至我的姑姑玛丽。她的罪孽就是在我们的蓝色巴尔的摩教义问答专栏里也难以解决的，专栏里似乎更加关注的是一些令人困惑的、涉及性或对合理的权威不恭敬的罪孽。在被天主教喋喋不休的说教熏陶的时间和地方，没有一个修女或牧师或经文曾提供给我们一条忠告，告诉我们如何在战争面前完好无损。说到痛苦，他们会说“为上帝而献身吧”，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遇到的重要问题是，有时我必须扮演一个日本人或德国人，我当时不是很清楚这种区别。我自问我的困惑是否源于一些人所指出的为某种罪孽之根源的软弱和迷惑。可以肯定，这是一种弱小的但同时也是制度上的不公正所带来的结果。我的朋友艾伦和我是我们街区孩子中年龄最小的。这些年来，我们都是在自家后院的两棵樱花树下玩打仗的游戏，然而每次玩之前的约定都非常清楚：小的常常扮演德国人或日本人，否则大孩子是不肯玩的。我本来也有选择的机会，但是，当时我觉得自己没有这种机会。这样，我只好跟着一起玩，冒着丧失灵魂的危险。P3-5

学术交流是学术发展和繁荣的最重要的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陆续翻译弓l进了一批批外国教育理论著作，这对促进我国教育研究的发展、提高教育研究的水平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教育理论著作翻译引进的工作有所减弱，在已有的教育理论翻译作品中，也较多集中于单科性作品，综合性较强的作品较少，有也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作品。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常被人们引用的作品，由于没有系统译介，以讹传讹的也不少。为此，我们筹划了这套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选题的重点是思想性、综合性较强，学术覆盖面较广，较具原创性的作品；时间上以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为主。虽然有些作品翻译难度较大，但我们将不避烦难，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好。我们希望学者同仁共同关心这一工作的进展，为丛书出谋划策，推荐作品，参与翻译，不断提高这套丛书的质量。

丛书主编

袁振国(华东师范大学)

谢维和(北京师范大学)

徐 辉(浙江师范大学)

张斌贤(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富有内涵的和生动的话题，而教育民主化则是全世界所有国家和所有与教育问题有关的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教育民主化更是成为世界教育改革的潮流。可以说，“教育‘民主化’现已成为几乎所有教育革新和教育改革的一项固有的目标。教育‘民主化’是目前全球教育系统演变的一个基本趋势”。因此，这个论题在无数关于教育的言论和出版物中可以反复见到，它也的确值得人们不断地、一代接一代地大书特书。

本书作者约瑟夫·费瑟斯通是美国当代教育实践家，也是一位有着丰富内涵的教育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从事过多种不同的职业，做过记者、教育史研究者、师范教育工作者、政治行动主义者和诗人。教育周刊把杰伊·费瑟斯通列为上个世纪对美国教育有影响的一百位名人之一，被称为“教育家的教育家”。他是密歇根州立大学备受赞扬的师范教育课程的创建者和主讲教师之一。曾任教于哈佛大学和布朗大学，出任过波士顿康芒韦尔思学校的校长，并任《新共和》杂志的编辑多年。他撰写了不少有关教育、政治和文学方面的文章，散见于《大西洋月刊》，《哈佛教育评论》，《纽约时报》，《犁铧》(Ploughshares)以及《哈佛评论》等著名杂志上。他出版了两本有关教育和学校改革方面的专著：《学校：儿童学习的地方》(1971)和《学校能做什么》(1976)以及一本诗歌集《布雷斯的海湾》(2000)。目前他执教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担任该校师范教育专业的教授和教研负责人(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师范教育专业在美国通常名列第一)。

本书是作者在196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先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的汇编，是一本有关美国民主教育的论文集，集中体现了美国在追求教育民主思想的历程中所进行的各项实践活动和学校教育的改革。其中有几篇文章是作者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任《新共和》杂志的编辑时所写的，而近期的文章则反映了作者在密歇根州立大学从事师范教育工作时的情况。书中还有一些文章谈到了有关杜威和卢梭的教育思想、美国的城市学校、民权以及作者所仰慕的教师们的工作情况等。

作为一名教育学家和历史学家，费瑟斯通在工作中已跨越了知识和文化的历史以及教育的历史。他汲取了以传统为基础的约翰·杜威的进步教育以及美国和英国等其他教育家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了将学习看作是一个严肃而又充满欢乐的事业的课堂教学思想，推崇“儿童是成人之父”的观点，其教育思想的核心在于，从历史的和社会的角度关注儿童和家庭。费瑟斯通有关民主教育的思想集中反映在《见证》一书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描述了进步教育思想的拥护者和民主主义教育者之间的激烈争论，指出，他们之间的争论实际上也是传统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的论争。他希望告诫美国的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读者的是，“当我们为新千年的孩子们创造新的、更加美好的课堂和学校教育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在传统上还有很多丰富的、并且证明是对我们有益的民主思想和实践活动可资借鉴与挖掘”。尽管费瑟斯通的文章内容大多是有关学校教育的，但是，他的这些思想仍深深扎根于他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思想中。他认识到，没有经济的和政治民主的学校改革是不可能实现预期目标的。书中所有的篇章都反映了这样一种信念，即良好的教育制度才能帮助所有儿童，特别是贫穷的儿童，使他们能够无拘无束地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同时，他也非常强烈地感到，这种良好的教育制度可以给每个教师以帮助，使教育者们努力在严格要求与人文关怀之间获得一种平衡，从而使得各类孩子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教育应该是为儿童成为民主社会的公民而做的准备。在不牺牲某些规定标准的前提下，教育应该是孩子们的某种自由见习期。费瑟斯通坚持认为，当前的学校教育最紧迫的不是课堂缺乏宽松友好的气氛，而是人们是否能够建立更为平等的和多民族的社会。读完费瑟斯通的这部教育著作，相信应当对我国的教育和教育理论研究有所裨益。  翻译本书的过程是艰难的、枯燥的，有时甚至是令人感到绝望的。为了理解某个术语或某个英文句子，往往需要长时间地冥思苦想、审词酌句、反复推敲，真可谓是绞尽脑汁、费尽心力。翻译中不仅要克服语言障碍，还要深刻领会语言背后的深邃思想。常常为自己中文表达能力的欠缺及专业知识的匮乏而深感惭愧和沮丧。“书到用时方恨少”，这时，才真正深刻地理解了我的大学英语老师的一句话，“假如要惩罚一个人，最好的办法不是别的，而是让他去翻译，尤其是翻译学术著作”。

当然，翻译的过程也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通过字斟句酌、仔细推敲，提高了两种语言的实际运用能力。同时，翻译也是与作者交流、对话的极好的交往形式。在翻译过程中，我们曾多次发电子邮件向杰伊·费瑟斯通先生请教，他都在第一时间给予回复(即使是人在外地)，不厌其烦地逐一解答。他对学术认真、严谨的态度及回复问题的快捷使我们深受感动，也鞭策着我们尽力准确地传达作者在本书中的所思、所想。

本书序言和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由王晓宇翻译，第三部分由周常明翻译，全书最后由王晓宇统稿。我们对本书的翻译经过了艰苦的“历练”，也得到了关心本书翻译的人们的帮助与支持。首先要感谢金勇先生和黄忠敬博士对我们的信任，才使我们有机会翻译本书，并且在翻译过程中不断地给予支持和帮助。感谢杰伊·费瑟斯通先生在百忙之中欣然为本书中文版作序，写下了对我国教育改革的殷切期望。感谢导师单中惠教授及室友宋玮同学，他们的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为本书的翻译润色不少。由于时间仓促，更由于我们的学识和能力的局限，翻译中难免存在一定的错误与不足，敬请读者提出批评和指正。

译者

200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