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的“医生阴谋”案件带给了人们太多太多的不解之谜：是斯大林自己设计了这个反对犹太医生的阴谋?还是那些希望消灭克里姆林宫对头的下属们策划的诡计?斯大林这么干是仅仅出于妄想症，还是出于内心深处那种反犹太的情绪呢?这个阴谋同当时欧洲的“冷战”和朝鲜的“热战”有什么关系呢?“医生阴谋”同斯大林的死有联系吗?……本书为你破解克里姆林宫谜中之谜，首度披露内务部档案！

1953年1月13日，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传来——前苏联领导人日丹诺夫被在克里姆林宫医院工作的犹太医生谋杀了!这个被称为“医生阴谋”的案件，牵连了苏联当时许多著名的医生，并且有好几个医生承认参与了这场可怕的阴谋。很快，大规模的逮捕席卷而来……

是斯大林自己设计了这个反对犹太医生的阴谋?还是那些希望消灭克里姆林宫对头的下属们策划的诡计?斯大林这么干是仅仅是出于妄想症，还是出于内心深处那种反犹太的情绪呢?这个阴谋同当时欧洲的“冷战”和朝鲜的“热战”有什么关系呢?最后，所谓“医生阴谋”同斯大林的死有联系吗?

为了破解斯大林晚年最后的不解之谜，将历史真相可信地、完整地向读者揭示。两位作者从克格勃和总统府档案中查阅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令人震惊的绝密文件。随着“医生阴谋”的水落石出，作者还得出一个惊人的观点：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并非死于官方所称的脑溢血，他很可能是被“华法令”鼠药毒死的!作者也提出了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当时美国为了阻止斯大林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对他实施暗杀了。

导 言

颠倒的世界

第一章

日丹诺夫同志的早逝

第二章

斯大林沉默的背后

第三童

侏儒和恐怖主义者

第四童

阴谋链条的锻造

第五章

认识敌人，鞭挞他们

第六章

戴白手套的侍者

第七章

一份情报的幻觉效应

第八章

披着医生外衣的间谍和谋杀者

第九章

暴风雨来临

第十章

斯大林的离奇死亡

附录Ⅰ

人名与组织名称表

附录Ⅱ

“医生阴谋”大事记

附录Ⅲ

主要参考书目

斯大林的所谓“存档”是什么意思呢?这位他最信任、最珍惜的，本身又最有才能的同志健康出了问题，斯大林为什么不采取任何措施呢?斯大林的沉默是这一章的中心。

“基洛夫之后，斯大林最喜欢日丹诺夫。”莫洛托夫的回忆。中特别提到：“只有日丹诺夫从斯大林那里得到与基洛夫同样的待遇。”要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待遇的话，我们必须回过头来审视1948年夏天在瓦尔代，以及春天在莫斯科所发生的事。

最近，“医生阴谋”已经被描述成“战后大清洗的顶点，由斯大林的意志虚构出来，以1949年开始的反对所谓无国界的世界主义者的宣传攻势开路……”。根据以色列记者路易丝·拉波波特的说法，季马舒克是一名恶毒的反犹太主义者(一种无任何证据的指控)，“野心勃勃，充满了对犹太人的仇恨”。是她虚构了这个阴谋。

“医生阴谋”是斯大林整个非逻辑体系的逻辑顶点。这种东西抵制常识，人所能做的只能是分析导致它的系列事件。”雅可夫·拉波波特，被捕的医生中惟一写下回忆录的人，于1988年这样写道。这种观点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却有这样一种意味在里头：“医生阴谋”产生于一种非理性的体系，因此去弄懂它是毫无用处的。然而，“医生阴谋”的真实情况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它也有可能产生于符合逻辑的动机和政治的结构，这就更危险了。

雅可夫·拉波波特的观点忽视了这个事实，即，医生们自己从来没有说过，季马舒克的心电图不表明一种严重的心脏问题的某种预示。与他相反，瓦西连科这样说：“假如你全面来考虑，就可以看到病情是如此的严重，以致心电图只构成判断病情的一个很小的依据了。”在9月6日的会议上叶戈罗夫则这样说，(1)季马舒克的心电图结果是在不同于心脏病发作的情况下检测出来的。(2)在正确诊断做出之前医生只有掌握了整体临床情况，心电图才能被评估。

季马舒克的诊断成为当局起诉医生们的这个案件的中心，其假定的错误性也一直是中心。在确立这个阴谋时，有两个根本因素——这个诊断的正确或错误，以及掌权者们的意向。在我们关注那个意向之前，我们必须更仔细地检查一下这个诊断。

诊断的真实情况可能并不像季马舒克，也不像叶戈罗夫、斯大林，更不像赫鲁晓夫认为的那么清楚。维诺格拉多夫最后承认说，尸体解剖显示日丹诺夫发作过心脏病。。叶戈罗夫在受到严厉的审问和折磨后也承认了这一点。维诺格拉多夫从来没有收回过他的供认，叶戈罗夫则收回了。

P56-57

颠倒的世界

他像一个幽灵出现在我们的上方。

——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

“没有任何事像医生事件给我这么深的印象，”1953年4月11日，斯大林死后一个多月，温斯顿·丘吉尔写信给艾森豪威尔总统说，“这件事必定深深地侵犯了共产党的纪律和组织。”。丘吉尔凭直觉认识到，这个“事件”对于苏联和世界事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虽然很难说出到底是什么样的重要意义，他还是敦促美国总统将这看作未来美苏关系中潜在变化的迹象。

像丘吉尔预见的那样，“医生的事件”是一个纠结的、复杂的事件，深深地嵌在克里姆林宫的领导机构之中。它既反映了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许多意向，也反映了他的政府内部的紧张关系。如果这个针对犹太医生的阴谋得逞的话，那之后的世界历史的很大一部分也许要改写；克里姆林宫的许多上层人物也许已被清洗，甚至被处决；安全机构和军队可能已在清洗中被大批毁坏；苏联的知识分子、艺术家，特别是犹太人可能已被残酷地镇压；苏联和东欧的犹太人当中的这些幸存者也许受到了严重的(甚至致命的)危害；而全苏联的公民可能已经遭受了难以忍受的苦难。当斯大林在1953年3月5日突然死亡时，像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恐怖那样的、另一场更大的恐怖便被防止了。“最后解决”的蓝图未能实现，新上任的苏联领导们立刻将苏联社会从它正要迈向的深渊拉了回来。

要将这些医生的事件整理成清晰的、线性的情节发展是很困难的，因为从苏联政府内部和国际上的大量不同的来源产生的大量的细节进入到这个发展中。要看到斯大林在每个细节上的签名，就得具有尼古拉·列斯科夫的著名故事中那名左撇子工匠的斗鸡眼的视觉，他将他的姓名的开头字母刻在用来替沙皇的金跳蚤做鞋的每一枚微型钉的钉帽上。医生的故事里面有很多这样的钉子，这本书寻求的是辨认这些钉帽上的铭文。如同跳蚤的鞋子一样，故事中的这些细小却沉甸甸的鞋子揭示出的复杂工艺令人惊奇。

从表面看，对死于1948年的A·A·日丹诺夫的死因的调查，以及对雅可夫·G·叶廷格尔医生的所谓罪行的调查，在好几年里一直在进行，到1953年才结束，但这种调查的向前进展只是一种幻觉。调查从1951年3月的叶廷格尔之死到《真理报》在1953年1月对“医生阴谋”案件的宣布，一直在进行着，就好像它正在揭示真相，将细节连缀起来，然后得出结论，暴露罪恶似的。而实际上那些罪恶已经预先被决定了，至少早在1951年7月，中央委员会的秘密信下达时就决定了。在1953年被“证实”的那些材料是从一开始就是确立了的、被当作事实来陈述的。这种反映从结论到事实的总原则的最好例子，是1953年1月《真理报》上面的文章，那里面展示了好几个医生的耸人听闻的证词，而这些医生在当时还没有承认那些罪行。第二个例子是政治局委员A·A·库兹涅佐夫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担当的那种演变性(即使是死后强加的)的角色。第三个例子则是1951年的秘密信中那种难以觉察的、但非常重要的转换，即，从反对叶廷格尔医生个人的案件变成了反对“阴谋小集团”的案子。表面上看起来，库兹涅佐夫的角色的演变，以及从“个人犯罪”到“小集团的阴谋”的变化可能是由于调查中获得了更多的情报，而真实情况则是库兹涅佐夫的角色所起的作用和阴谋的大规模性质从一开始就是阴谋中的决定因素。结果是，我们讲述从1948年到1953年这段时间里的事件时，只能来回走“之”字路，早期阶段发生的细节只有到了最后才能在它们的背景中得到理解。

在1953年1月，也就是在斯大林死之前的两个月，“医生阴谋”引起了世界的注意，它被称作“世纪的挑衅”，被描述成斯大林那患病的大脑里的非理性产物。虽然斯大林在实现他的目的之前就去世了，档案的记录却使得我们可以带着几分自信再现他的蓝图。这个记录表明，直到1953年2月17日，也就是他中风之前的13天，斯大林一直保持着思想上的活力与果断，他的目标是清晰的，他自信地、完全地掌握着权力。这个记录还表明，斯大林作为苏联领袖在他最后日子里的表现同他最初的表现是完全一致的。

事隔50年，现在有可能更清楚地懂得当时丘吉尔猜测到的事了：“医生的事件”是国家制造的大规模的阴谋，是为斯大林的政治抱负服务的；它是在好几年的时间里逐渐连成一体的；虽然它在1951年7月就初具轮廓，但最后成形则是在1952年秋末；1953年1月13日，它向世界宣布，但到了3月份就由于斯大林的死而突然中断了；这些追随他的人很快就抹去了它的所有痕迹。

苏联当局所声称的这个医生的案件据说在当时是医疗行业里的一个范围广泛的阴谋，这个阴谋是由犹太医生们组织的，目的是反对克里姆林官领导人。A·A·日丹诺夫是他们的一个牺牲品，谢尔巴科夫是另一个牺牲品。还有许多醒目的名字增加到他们当中，包括第三国际的前负责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政治局的强权人物格奥尔基·马林科夫；还有好几位苏联将军和一些重要的外国共产党员。犹太医生要么被指控谋杀了这些领导人，要么被指控同美国情报机构和腐败的国家安全部勾结，策划谋杀。在1952年10月至1953年2月这五个月的时间里，有许多医生被逮捕。然而，阴谋的影响还不限于此。奇异的流言到处传播——犹太医生正在毒害俄罗斯的孩子们啦，用白喉病菌注射到他们身体里啦，在产科医院里杀死新生的婴儿啦等等。沉重的乌云集结在苏联社会的上空。1953年3月斯大林死后，组成阴谋核心小集团的37名医生和他们的妻子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紧接着的一次大赦中又释放了更多的人，表面的平静回到了日常生活中。37名医生当中，仅有17名是犹太人；1948年最初被指控谋杀A·A·日丹诺夫的6名医生组成的小集团中，除了心电图技术人员索菲娅·卡尔帕伊之外都不是犹太人。这个事实是阴谋的最深的纠缠之一。

今天，人们已普遍认为，“医生阴谋”不是医生们反对政府的阴谋，而是政府反对犹太医生的阴谋。但这本书中搜集的文件却描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如果这个阴谋成功的话，它的狂暴的、反犹太的特点对于陷入困境的苏联犹太人民将会是毁灭性的。而且它的牵连范围还更为广泛，超出了1952年对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审判的牵连范围，也超出了1947－1948年开始的所谓反世界主义运动期间对犹太人权利的卑鄙压制的范围。

要弄清整个事件的根源，就必须反思这个国家的医学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的漫长历史。那是从列宁之死开始的。列宁并没有被谋杀，也没有人说他遭到了谋杀，但是他的疾病给了斯大林和其他人机会，使他们可以孤立他，在他生命的最后的日子里剥夺他的权力。在列宁死亡期间，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的缺席严重地削弱了他在苏联政府中的地位，使得斯大林可以在关键时刻占据中心舞台。大约15年之后的1938年，在对尼古拉‘布哈林和其他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公开审判会上，医生的三人小集团一一列夫·莱温、季米特里·普列特涅夫、伊格纳第·卡扎科夫——被指控谋杀了苏联的著名人士马克西姆·高尔基和他的儿子。；还有V·V·古比雪夫，一名布尔什维克高层人物(死于1935年)；以及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前负责人V·R·缅任斯基(死于1934年)。接着，安全机构的负责人根里赫·亚戈达受到指控，说他唆使这些谋杀者推翻政府。三个医生里面只有莱温是犹太人。这种指控在当时产生了很明显的效果，于是斯大林在1953年又一次使用它来反对他的敌人。

立于这个国家的最高处，斯大林拥有绝对的权力。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不是因为这个国家赋予了他绝对的权力，而是因为他成功地找到了使这个国家脱离合法化的方法。在他生命的最后年头里的“医生阴谋”成了达到这个目标的、他手中最有力的武器，它赤裸裸地表明了斯大林的权力不是从国家和它的制度中产生的，而是从那个允许他操纵国家和国家制度的隐秘的体制中产生的。这本书是对这种巨大权力的实践的一个研究。  追踪“医生阴谋”的发展将我们带进这个颠倒的世界的内部，在那里，那时的大部分政治的、宗教的、社会生活的准则已经成为了不可信的东西，正如那位江湖植物学家T·D·李森科的例子表明的那样，理性的思想要服从于国家的命令。

“医生阴谋”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特定的克里姆林宫的争斗，或斯大林个人思想上的反犹太主义，或国家安全部下属的恶意行为(比如留明，某些人认为他策划了这个阴谋)。“医生阴谋”是斯大林政府体制中官僚的、政治的、心理的和道德的结构中的自然副产品，对它的审查将揭露出这个体制，以及捍卫这种体制的人们中的许多问题。

“医生阴谋”中很少有来自牺牲者和迫害者的第一手资料，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也没能揭示它的真面貌。赫鲁晓夫传达的大部分信息都是伪造的或不完整的，而政治局中的其他成员根本没人写到这个案子。莫洛托夫在此案中没有直接卷入，而只是一个潜在的牺牲者。在他出版的《与费利克斯·丘耶夫的谈话》中，他给我们提供了一幅概略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引入歧途的画面。在V·A·马雷舍夫的日记中，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片断，他记下了1952年12月1日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的某些部分。阴谋的局外人，比如像巴维尔·苏多普拉托夫、彼得·杰里亚宾、季诺维伊·舍依尼斯、季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阿尔卡季·瓦克斯伯格、罗伊·梅德维杰夫等人，则完全被错误信息和片面的消息俘虏过去了。他们的讲述总的缺陷是，不论涉及的是苏联犹太人的命运也好，或是国家安全部的阴谋也好，一律呈现出破碎的特点，反映出某种特定的利益。之所以没人能理解阴谋的整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关的情况和党的文件在过去50年里一直是绝对保密的。而现在这些文件成了这本书叙述的依据。

医生们自己完全没有留下记录。据说这些幸存的主犯们在一位同事家里的一次聚会上，庄严地发誓永远不再谈起他们所受过的折磨。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谁也不知道斯大林死后政治的风会向哪边刮，而超出这一点，又没人知道该说什么。斯大林的私人医生弗拉基米尔·N·维诺格拉多夫于1952年11月被逮捕，由于受不了折磨而提供了虚假的证词，当审讯员问他为什么不回答某个问题时，他简明地说道：“我发现我自己处在一种可悲的境地中。”他告诉他们：“我无话可说。”在1948年治疗过A·A·日丹诺夫的维诺格拉多夫和他的同事们，全都发现他们所处的境地。每个人都是清白的，但又每个人都有罪。虽然丽迪亚·F·季马舒克由于她“揭露”了医生们的破坏行为，而于1953年1月获得列宁勋章，但在“医生阴谋”中没有谁是真正的英雄。斯大林一死，她的奖就被新领导人撤销了，她用了整个余生来努力要求恢复它。

刚好就在斯大林认为他已达到了他的目标的时刻，死亡降临到他的头上。在斯大林的最后年头里，这个阴谋吸走了他的全部精力和注意力，他曾为此耗费了一半生命，但这个阴谋同他一起死去了。他的追随者在他死后立即否定了这个阴谋。1953年3月13日，贝利亚作为国家安全部的新部长(当时已被称为内务部或MVD)的最初的官方行动之一，就是对这些被捕医生的案件进行集中调查。3月31日签署了中止调查医生的案子、释放他们的命令。斯大林死后一个月的4月6日，一篇文章出现在《真理报》上，将整个阴谋说成是国家安全部官员那些“犯罪冒险主义者”虚构的，重新证实了苏联法律是保证个人权利不受侵犯的。这些被认为在阴谋中参与了迫害的人都被捕了，大部分被处决了，另外一些则被开除了公职。贝利亚、赫鲁晓夫和他们的亲密同事行动的迅速程度表明，斯大林的死也许有着比天意更大的意义。

“医生阴谋”的起源并不是它的开始。它起源于两个显然是不相干的事件，第一个是斯大林的反犹太、反世界主义运动，开始于1947年，以1952年8月的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的处决达到高峰；第二个事件是，1948年政治局的强权人物安德烈·日丹诺夫的死亡。直到这些支流汇成一条大河，“医生阴谋”才真正开始。如贝利亚在1953年所说，这条河流将吞没安全机构，并威胁着要吞没整个民族。我们也许可以将支流汇合的时刻定为1951年7月，当时中央委员会遵循斯大林的指示签发了秘密信，信中概括了阴谋的最终特点。斯大林自己在思想上可能更早就达到了这一阶段，但究竟什么时候达到的还停留在推测上。

后来有一名国家安全部的官员证实说，下达给医生们的审讯员的那些最重要的命令都是口头的，不是书面的。。很多这样的命令没有被写下来，有时必须从那些误导的和矛盾的证词中去设想出来。这个方面给理解日丹诺夫之死造成了特别的困难。最重要的缺口存在于医疗记录和斯大林做出的决定的记录方面，没有任何剥夺日丹诺夫在中央委员会的职责的命令存在，也找不到任何斯大林命令害死他的指示；在日丹诺夫去世的政府疗养地瓦尔代，也找不到医生们讨论这件事的记录。只有一些另有企图的目击者描述过这方面的情况。然而，各种各样来源广泛的材料证明，在1948年7月，斯大林希望狠狠地惩罚日丹诺夫。在瓦尔代治疗他的医生们逐渐认识到了斯大林的意愿，从他们向日丹诺夫提供的护理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他们知道上面要求他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丽迪亚·季马舒克是克里姆林官医院的一名普通的医生，她也是一名克格勃特务。她在日丹诺夫死前的两天向当局写了一封信，告诉有关部门说，医生们不懂得日丹诺夫病情的严重性。这封信及时地到达了斯大林手中，他却没有理睬，也许信中并没有什么他不知道的新鲜事。日丹诺夫死后医生们没有受到惩罚；相反，季马舒克却受到了贬谪。三年之后的1951年，他们的处境又颠倒过来了。医生们受到了怀疑，逐个地被捕，最后，他们将被正式指控谋杀了日丹诺夫，季马舒克的信成了证据。

直到这些被指控的医生——他们当中只有那位心电图技术人员是犹太人，她在季马舒克之前在瓦尔代工作，于日丹诺夫死前的三个星期就离开了——能够同某个特定的犹太性质的阴谋联系起来时，阴谋本身才得以实现。持续的、恶毒的反世界主义运动为大规模的反犹太人的行动提供了社会基础，但一根导火线还是必要的。

似乎是由于雅可夫·G·叶廷格尔医生的被捕，斯大林很快认识到他的机会来了。叶廷格尔是犹太人，被普遍地看作他那个时代苏联最有名的诊断学专家之一。他于1950年11月20日被捕，对他的指控是他对家人、朋友和同事宣扬过反苏思想。他的被捕是针对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行动的一部分，因为叶廷格尔同这个组织有联系。也许是审讯叶廷格尔的国家安全部的官员留明策划的，也许是斯大林早已将这种观念灌输到了他的头脑里，据说叶廷格尔在审讯中提到了A·S·谢尔巴科夫的死，将其说成是医疗“破坏”的例子。(谢尔巴科夫是中央委员会成员，死于1945年。)围绕留明审讯叶廷格尔的真实情况是模糊不清的，尽管对他进行了许许多多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审讯，留下来的书面纪要仅仅只有五份，而叶廷格尔应有的供词从未被记录下来过。他在1951年3月的一次审讯后死在牢房里。1951年7月留明告发了当时的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说他“消除”或“掩盖”叶廷格尔案件，隐瞒这位老医生的爆炸性的证词，阿巴库莫夫随之被撤职，留明被提升为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国家安全部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头狂热地行动，利用叶廷格尔的未经记录的供词和季马舒克的信作为根据，使整个阴谋成形。

阴谋发展得远远超出了反犹太行动的界限，安全机构卷入进来，导致广泛开展的大清洗。像莫洛托夫、米高扬、伏罗希洛夫这样的克里姆林宫领导人都被谴责为间谍。公民委员会也自发组织起来辨别和告发犹太人及其他可疑的人。科学家、医生和知识分子被怀疑、被逮捕。新发现的文件表明，斯大林死前的几个月里，4个大规模的劳改集中营一直在修建中。

一份文件写道，许多囚犯处于“健康几近崩溃和心理极度压抑的状况”。这同一件文件还带感情地写道：“许多人失去了他们做人的尊严。”失去“做人的尊严”的岂止是医生们，这个处于极度的不信任和国家暴力的持续威胁之中的社会，到了文明能够忍受的极限，它破坏了全体人民的“做人的尊严”，构成了对全球文明的威胁。

最后说说书中引用的文件。这里面有些第一次面世、第一次出版的文件，这些文件也从未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中去解释过，而这正是我们希望在这本书中体现的。最为重要的新文件有这些：1951年7月11日中央委员会的秘密信；斯大林死后贝利亚对S·D·伊格纳季耶夫和S·A·哥利泽的盘问；M·D·留明的证词和他于1951年7月2日写给斯大林的信；1953年2月上面下达的为“特别危险”的罪犯建立新的劳改集中营的命令；尤里·日丹诺夫给斯大林的信；阿巴库莫夫的犯罪起诉书，斯大林在文件旁的空白处写的评注；未出版未标明日期的犹太知识分子的信，他们在信中严厉批评他们的同胞在支持以色列问题上的反苏感情和行为；I·I·瓦尔弗洛梅耶夫的古怪案件和以前从未听说过的“内部攻破的计划”。也许最具有启发意义的新文件是斯大林死亡的医学报告，这份报告结论性地表明，赫鲁晓夫故意误述了斯大林之死，并且所有以前的描述都是不完整的、错误的甚至编造的。这对于理解这位领袖和他的政权具有重大意义。这些文件已经在克格勃(现在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档案库、总统府档案库以及其他前政府和党的档案库里保存了50年以上。我们在那些希望历史真实再现的当今俄罗斯高层官员的办公室里获得了这些文件，并在这本书里优先使用。

此书为20世纪的离奇灾难文学做出了无价的贡献，让人们看到庞大的苏联机构如鹅黄何企图设计人类未来的蓝图。

——《芝加哥论坛》

我几乎是当作惊险小说来读的，并为它所深深打动。这确实是一本具有强烈吸引力的历史调查书籍。

——兹比格尼也夫·布热津斯基(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布伦特和诺莫夫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用具有穿透力的文字揭示了历史的真相。也们第一次勾勒出了被称之为“医生阴谋”事件的复杂迷宫图。

——《纽约时报书评》

在这种对于阴谋的谨慎探讨中，历史学家布伦特和诺莫夫带领我们进入斯大林政治制度的迷宫。

——伦敦《星期日独立报》

一部杰出的作品。布伦特和诺莫夫公布的绝密档案材料是震撼人心的。

——罗伯特·丹尼尔丝

非专业的读者将在这本书里看到侦探故事与克里姆林宫生活之间的绝妙交融。

——大卫·莫非

乔纳森·布伦特从臭名昭著的医生案件背后揭示出来的摄人心魄而又十分恐怖的真实，表明了他能将这类题材处理得多么出色。

——哈维·克莱尔(爱默丽大学教授)

这本书在最新获取的苏联绝密档案材料和有效的数据的基础上进行了精确的探讨，读起来像一部侦探小说。遍布于书中那多棱面的事件中的，是一种全面的、连贯的，新锐的洞察，它使我们能够进入到这个关于理想与行动，容忍与镇压，忠诚与背叛，战争与和平等的极其复杂微妙的巨大关系网络中。

——内恰马·捷斯(大屠杀纪念馆总统顾问委员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