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南宋哲学家、文学家，被称为“东莱先生”。与朱熹、张栻齐名，时称“东南三贤”。他文笔锋犀利，主张“明理躬行”，治经史以致用，反对空谈阴阳性命之说，开浙东学派之先河。本书全景式地展现了“东莱先生”的传奇人生画卷。

第一章 家学渊源(1)

 引子(1)

 仕宦显族(3)

 文献世家(9)

 儒学正传(15)

第二章 从师问学(21)

 童年家教(21)

 白水启蒙(27)

 三山从师(30)

 籍溪求学(35)

 玉山问道(41)

第三章 花烛金榜(45)

 初婚悲欢(45)

 两科题名(54)

 师友切磋(63)

第四章 居丧讲学(74)

 明招守墓(74)

 制定学规(78)

 编写范文(82)

 弟子记言(96)

 教学相长(103)

 窘五章出仕从政(109)

 除服待阙(109)

 严陵惠政(112)

 太学轮对(120)

 南宫取士(129)

 第六章研经论史(135)

 遣散诸生(135)

 潜心经史(144)

 越中纪游(157)

 探讨义理(167)

第七章 论学三会(179)

 寒泉之会(179)

 鹅湖之会(190)

 期年反思(202)

 三衢之会(211)

第八章 史馆编述(225)

 修订徽录(225)

 诚交名士(230)

 编纂文鉴(238)

 因疾奉祠(246)

第九章 未竟之业(255)

 哀伤致疾(255)

 病榻著书(261)

 学歧难弭(269)

 哲人其萎(280)

第十章 流风遗韵(291)

 吕门家传(291)

 丽泽后学(299)

 务实遗风(308)

吕祖谦大事年表(315)

参考文献(326)

后记(329)

东莱先从编辑古文开始。他在唐宋名家中精心加以选择，选定韩愈文十三篇，柳宗元文八篇，欧阳修文十一篇，苏洵文六篇，苏轼文十四篇，苏辙文二篇，曾巩文四篇，张未文二篇，凡六十篇，编为二卷，取名《古文关键》。各篇标举其命意、布局之处，指示学者以欣赏文章和写作文章的门径，故谓之“关键”。因为此书的选批议论，系专为门生学文而编，故卷首冠以《总论》，通论“看文”和“作文”等关键问题。

在《总论》中，首先在《看文字法》中提出了欣赏文章的方法。他说：“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然后遍考古人用意下句处。”东莱认为，欣赏文章必须抓住大纲，分清层次。他说：“第一看大概主张，第二看气势规模，第三看纲目关键，第匹看警策句法。”

东莱还进而提出，各家文章都有其不同的特色，故读者也应从不同角度加以欣赏。因而提出了欣赏和学习各家文章的不同方法。他认为，韩文源本于经，故其特色为“简古”，而学韩文之“简古”，不可不学他的法度，“徒简古而乏法度，则朴而不华”。柳文出于《国语》，故其特色在于能掌握“关键”，议论文字亦能“反复”，学柳文“要学他好处，要戒他雄辩”。欧文祖述韩子，而其特色则为“平淡”，议论文字最能“反复”，学欧文之“平淡”，不可不学他的渊源(韩文)，“徒平淡而无渊源，则枯而不振”。苏文出于《战国策》、《史记》，故其特色为有“波澜”，亦得“关键”之法，学苏文“当戒他不纯处”，而且，“苏文当用其意；若用其文，恐易厌，盖近世多读”。此外，东莱又认为，曾文专学欧，但比欧文“露筋骨”；苏辙之文则太“拘执”；王安石文的特色为“纯洁”，但“学王不成，遂无气焰”；李□之文太“烦”，亦“粗”；秦观之文，“知常而不知变”；张耒之文，“知变而不知常”；晁补之之文则太“粗率”。而秦、张、晁三人都是学苏的。

其次，他在《论作文法》提出了作文的方法：“文字，一篇之中须有数行齐整处，须有数行不齐整处；或缓或急，或显或晦，缓急、显晦相间，使人不知其为缓急、显晦；常使经纬相通，有一脉过接乎其问也，盖有形者纲目，无形者血脉也。”作文还必须达到如下的要求：“笔健而不麓，意深而不晦；句新而不怪，语新而不狂；常中有变，正中有奇；题常则意新，意常则语新；结前生后，曲折斡旋；转换有力，反复操纵；有用文字，议论文字，为文之妙，在叙事状情；辞源浩渺，不失之冗；意思新转处，多则不缓。”所以，作文必须善于处理诸如“上下，离合，聚散，前后，迟速，左右，远近，彼我，一二，次第，本末”等相反相成的关系。文章还应分别具有“明白，整齐，紧切，得当，流转，丰润，精妙，端洁，清新，简肃，清快，雅健，立意，简短，闳大，雄壮，清劲，华丽，缜密，典严”等各种不同特色和风格。

最后，东莱还在《论文字病》中强调作文必须避免各种弊病，诸如“深，晦，怪，冗，弱，涩，虚，直，疏，碎，缓，暗；尘俗，熟烂，轻易，排事；说不透，意未尽，泛而不切”等等。

然后，他把《总论》中提出的这些作文方法，分别标注于所选的各篇文章的必要之处，随时加以指点，以便读者有效地进行欣赏与学习。《古文关键》编成之后，在作文教学中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因为这确实是一部很好的学文教材，所以不仅当时深受弟子们的欢迎，而且还广为流传。

P83-84

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元明清三代中，浙江一省的文学家皆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而现代史上，浙江文化名人之多、涵盖领域之广更使人瞠目结舌!面对这么一块丰厚的文化宝藏，今天如果不做点什么，岂不愧对先人!

开辟鸿蒙，旧事难具论。但据新的研究成果，可知约在十万年前，“建德人”已在浙江大地上活动。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是六七千年前的胜景，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则透出了文明时代的曙光，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多中心起源说。不过，与后来得到迅猛发展又逐渐被确认为华夏文化核心的中原文化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早期的浙江文化弱势地位明显，良渚文化的神秘消失，也许就是这种弱势地位的原因或者结果。

尽管到西汉，浙江一带仍被视为“方外之地”，但是，即便从较狭窄的中原文化的角度看，浙江文化也已经能够成为那曲多声部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了。春秋时期的范蠡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洞明世事的经济学家。而王充，则以他的《论衡》震动了汉末的京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两宋时期的两次从北到南的人口大迁徙，以及吴越钱氏保境安民，是浙江文化后来得以繁茂的关键。这其间的安史之乱，也是北南文化彼消此长的关节点。自此，浙江这块美丽的土地开始得到大规模和深层次的开发，优美的山水给了艺术家、诗人，乃至高士高僧无尽的灵感。浙江人才迭出，各展其技，已然引起全国的注意。艺术家王羲之、王献之、曹不兴、智永、虞世南、褚遂良、燕文贵，文学家谢灵运、沈约、骆宾王、孟郊、寒山、拾得、罗隐、周邦彦，宗教界的智颉、杜光庭，科技界的沈括、毕昇、朱肱，都是对中国文化卓有贡献的人物。

南宋政权定都杭州后，浙江文化旋即在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心进行了令人崇敬的表演。这一表演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浙江素领风骚，对中国文化贡献卓著：在思想学术领域，涌现出永康学派陈亮、永嘉学派叶适等重事功、重现实的思想巨擘，他们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成为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王阳明的心学独树一帜，引领了明代思想解放的滔滔洪流；黄宗羲对政治社会的深刻反思，击中了传统中国的根本弊病。而黄氏与章学诚，则为中国史学的重镇。文学领域，则有陆游、朱彝尊、龚自珍等大诗人，更有高明、徐渭、李渔、袁枚等与市民阶层有深刻联系能道时代之先声者，亦有刘基、宋濂、于谦等在政治领域大有建树且文学亦可观者。艺术大师也极多，如马远、夏珪、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王蒙、陈洪绶等，不仅为一代名家，亦可为后世垂范。诸多的藏书家、刻书家和文献大家如范钦、严可均等为文化之邦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氛。在与海外文化的交流沟通上，浙江也处于领先地位：陈元祷、朱舜水为中国文化远流日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李之藻、杨廷筠、李善兰等则师法西方科技，开中国文化近代化之先声。

西风东渐，古老的中华从沿海泛起新浪。这一次在文化史上几可媲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浙江有幸再一次位居中国的发展前沿，浙江文化在20世纪再次放射出异彩。转型期的文化大师，浙江有了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而鲁迅更以其超凡的艺术感受力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巨人。举凡文学、艺术、教育、出版、学术、新闻，浙江无不人才济济，傲视全国，如茅盾、夏衍、郁达夫、吴昌硕、潘天寿、夏丐尊、张元济、胡愈之、钱玄同、陈望道、邵飘萍、曹聚仁等等，皆可谓自成一家的文化巨擘。在新兴的科学技术界，浙江亦出类拔萃，有竺可桢、金宝善、姜立夫、严济慈、童第周、赵忠尧等著名科学家。20世纪已经逝去，但我们完全可以期望浙江的文化在新千年发扬光大，再放异彩。因为时代需要，因为中国需要，我们更希望因为世界需要!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学术机构，一方面以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另一方面也要秉承浙江文化的传统优势，总结浙江文化发展的宝贵经验，为文化的创新发展竭尽绵薄。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下，我们毅然启动“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一百部这个我院建院以来最大的科研项目。通过为浙江文化名人立传，既可借以反映浙江文化发展的总体面貌，也有利于今人见贤思齐，努力进取。目前丛书正在陆续面世，我们一定团结各方力量，坚持学术标准，争取近年内完成这个浩大的学术工程。

本丛书共为一百部，其中古代五十部，20世纪五十部。本丛书中之文化名人，我们一般采取以下准则选取：(1)生在浙江，或其主要文化成就在浙江完成者；(2)卒年在2000年底前者；(3)在某一文化领域作出巨大贡献，在全国有重大影响者。另外，丧失民族气节者不入选，个别资料奇缺者亦暂不入选。其中选目，若有不甚恰当者，希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本丛书从创意始，就得到了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财政厅的正确指导和真诚帮助，得到了诸多学术界前辈的支持，得到了各兄弟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更值得一提的是，得到了众多文化名人的亲属及有关人士的无私协助。在此良好氛围下，我们唯有在今后几年焚膏继晷，埋头苦干，将这项工作尽可能做好，庶几不负社会之公望!

是为序。

2003年春于杭州

我少时初读《诗经》，先父即命以朱子《诗集传》和吕东莱《吕氏家塾读诗记》两书参互读之，当时只觉得朱、吕解《诗》时有分歧，使我产生了不少疑问。继读《春秋左传》，先父又命兼读《东莱左氏博议》，当时只觉得《博议》之文纵横恣肆，很能启发文思，而对于作者的身世及其学术思想并无多少了解。后来从事儒学研究，才逐渐认识到东莱在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

1987年冬，为应邀参加“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而撰写《周易经传分合考》一文，乃对东莱的《古周易》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对其在《易》学上的贡献作了充分肯定。2000年，我申报了《婺学初探》的研究课题，方对东莱的身世及其所开创的“婺学”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从而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2002年春，金华市政协准备出版《吕祖谦全集》，我应邀参加本书的整理工作，承担了其中《古周易》、《古易音训》、《易说》、《周易系辞精义》四种《易》学著作的点校整理任务，并对东莱一生的著作有了进一步了解。在召开点校整理该书的工作会议期间，由金华市政协组织专程赴武义明招山考察了吕东莱墓及其祖茔，又考察了东莱长期讲学的明招书院和朱吕讲堂。于是，对东莱的学术思想、治学精神和道德风范有了更为深切的感受。

2002年冬，我毅然承担了《吕祖谦传》的撰写任务。我明知这是一部很难写的传记，因为东莱作为历史名人，一生既没有波澜壮阔、叱咤风云的功业，也没有悲欢离合、可歌可泣的情节；他一生的成就主要是从事讲学、著述和师友交流。显然，写这样的传记，不能以情节的推进为线索，而应该以学问的积累和思想的发展为脉络。正因为如此，撰写时难免侧重于学术性探讨，而给广大读者增加了阅读上的难度，对此，希望能获得读者们的谅解。所述或有讹误，尚祈读者指正。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多蒙本院领导和同事们的大力支持，对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徐儒宗识于杭州寓舍

岁次乙酉孟夏之月(公元2005年5月)吉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