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文化是我国古代文明的杰出代表，其突出特征是以磨制石器取代打制石器，是生产工具发展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它与夏代文明很着不可分割的浓厚渊源，本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根据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载，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我国新石器时期中原地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及其形成过程。

本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根据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载，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我国古代中原地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及其形成过程。全书分六章。第一章《裴李岗文化时代》，论述了当时原始农业的发展和繁荣的母系氏族社会制度；第二章《中原仰韶文化时代》，论述了当时原始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和父系家庭及父系氏族制产生的过程；第三章《河南龙山文化时代》，论述了当时私有制确立、贫富分化及阶级起源的过程；第四章《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论述了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以及该文化所反映的夏王朝国家政权形成的过程；第五章至第六章运用文献记载，论述了夏族起源和夏王朝政权的建立以及兴亡的过程。

导论 /1

第一章 裴李岗文化时代 /7

第一节 裴李岗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7

第二节 裴李岗文化的分期 /15

第三节 裴李岗文化时代的社会 /29

一 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经济发展状况 /29

二 繁荣的母系氏族制度 /58

三 精神文化生活 /70

第二章 中原仰韶文化时代 /79

第一节 中原仰韶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79

第二节 中原仰韶文化的分期 /96

第三节 中原仰韶文化时代的社会 /130

一 原始氏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131

二 父系氏族制度的确立 /156

三 精神文化生活 /209

第三章 河南龙山文化时代 /23l

第一节 河南龙山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231

第二节 河南龙山文化的分期 /238

第三节 河南龙山文化时代的社会 /25l

一 进入铜石并用时代 /25l

二 部族林立，逐鹿中原 /284

三 精神文化生活 /306

第四章 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 /32l

第一节 探索夏文化的回顾 /321

第二节 二里头文化的分期 /347

第三节 二里头文化所反映的夏王朝社会 /365

一 进入早期青铜器时代 /365

二 相对统一的国家政权的建立 /387

第五章 夏王朝的建立及其社会形态 /453

第一节 夏部族起源的讨论 /455

第二节 关于夏族的族源 /460

第三节 夏王朝国家政权的建立 /48l

一 夏王朝建立前夕的中原地区社会状况 /481

二 夏王朝国家政权的形成过程及其社会形态 /487

第四节 夏王朝的存在年代及其疆域 /508

一 夏王朝的存在年代 /508

二 夏王朝的疆域 /514

三 夏王朝的四邻 /537

第六章 夏王朝的兴亡 /547

第一节 讨伐有扈氏 /547

第二节 太康失国 /552

第三节 少康中兴 /562

第四节 夏王朝的衰亡 /565

附录 /575

图版资料来源表 /575

主要参考文献 /583

该段墓葬多用陶壶、钵、罐、碗等作为随葬品，其次是石器等生产工具。比较特殊的是贾湖遗址下层墓葬发现有龟甲和雕刻的骨角器等，用龟甲随葬，是贾湖地区裴李岗晚期下段人们特有的习俗，在其他裴李岗文化遗址中还没有见到过。

这个阶段出土的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其次为骨角器和蚌器。石器以石斧为最多，其次为石铲，另有少量的石质和蚌质锯齿镰。同时还出土有较多的骨角器，石固三期出土有骨器16件，其中有骨镞9件，贾湖下层出土有雕刻骨器10件，具有明显的地方性特点。

该段出土的生活用具以陶器为主，陶器以夹砂红陶为最多，其次为泥质红陶。陶器的纹饰多为篦点纹，兼饰坑点纹，有的陶器在口沿下用坑点纹组成“人”字形图案，器腹则用篦点纹组成“之”字形图案。另外，这个阶段的陶器上还新出现了细绳纹饰，这也是在中原地区所出现的最早的绳纹。陶器的器形以夹砂陶罐为最多，其次为双耳壶、钵等，还出现了盆的新器型。这个时期的钵多为敛口，另外，新出现的三足罐、角把罐和折肩双耳壶也都是这个阶段颇具特色的器物。P23

裴李岗文化男女墓葬中随葬的器物也多有不同，它主要表现在凡是男性墓中随葬的石器，几乎全为石斧、石铲、石镰以及细石器生产工具；凡是女性墓中随葬的石器，几乎全为石磨盘、石磨棒等粮食加工工具。这说明当时的男子主要从事着农业生产和渔猎活动，妇女则主要从事一些料理生活的劳动，形成了明确的性别分工。这种分工是生产发展的需要，是自然而然地形成起来的。如上节所述，当时的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渔猎采集和家畜饲养并存，每种生产活动都有一套工序，因而生产和生活也要有个合理的安排。这些工作在技术上有粗有细，劳动强度也大不相同，根据男女之间体质的差异，需要分别从事不同的劳动。男子体格健壮，就从事各种生产活动；女子在体质上一般不如男性强壮，同时又要生儿育女，所以她们大部分时间需要留在住所。她们在住所附近从事采集，更主要的是在住所为人们缝制衣服，加工粮食，烹调食物，抚育子女等。恩格斯说：“分工是纯粹自然产生的；它只存在于两性之间。”“裴李岗人”在生产和生活领域里已进行着明确的两性之间的分工。

从墓葬中随葬的遗物看，当时的男性已在农业生产乃至整个生产领域中起着主要的作用，这些劳动都是非常繁重的，因此，男性的死亡率是比较高的。如前节所述，在现已发现的所有裴李岗文化墓地中，男性的死亡率一直是高于女性，而且在男性墓主中，又是青壮年的死亡率高于老年，显而易见，这主要应是由于常年的繁重劳动所造成的结果。但是妇女特别是女性族长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料理氏族或家族的事务，组织氏族或家族的生产，特别是安排和管理氏族或家族的生活几乎全是女性族长的职责。例如，陶器是整个新石器时代文化时期人们主要的生活用具，而根据朱延平的统计，在裴李岗文化墓地中，“女性墓内所出土的陶器一般种类较齐全，且陶器数量一般也多于男性墓葬，而男性墓则相反。尤其是一些属于女性的特殊墓主，在墓室结构上和占有陶器方面均受到优厚的待遇”一引。P66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在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中国文明素以其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彪炳于世。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早形成的文明之一，也是其间惟一未曾中断、延绵至今的文明。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不仅对于复原中国古代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探讨人类文明的产生及其发展途径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重要学术课题。近年来随着中国境内考古工作的不断展开，数量众多的重要考古遗址和遗迹相继发现，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化，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也方兴未艾、日渐繁荣，正在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最为引人注目的显学领域。

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进行系统研究，探讨其背景、契机及其演进规律，复原中国文明产生和早期发展的历史途径，展现中国早期的灿烂文化，纠正对中国文明研究的各种偏见，已是当前历史、考古学界的重要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早在十年前，在江苏教育出版社的鼎力相助下，我们会同国内历史、考古学界的一批硕学精英商讨多次，开始组织撰写这部十三卷本的“早期中国文明”。经过十多年来大家的共同努力，虽然历经周折，现在终于逐步完成，开始陆续出版面世了，我们自然有难以自禁的喜悦。

十多年前，有关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许多学者还在讨论一些概念和框架性的问题，但已使我们感到这项工作的价值与意义。我们赞同苏秉琦先生在分析中国境内考古文化时提倡的区系类型理论和张光直先生对于中国考古文化发展所持交互作用圈的理论，根据对已有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的分析，将早期中国文明的发展源头大体分为若干大的文化区系，并且明确提出，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应是多源一体的。根据这一认识，我们将本书的总体结构构拟为纵横两条线索交叉结合，力求能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全面反映中国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进程。

尽管学术界对于中国文明的形成时代迄今仍有分歧，但对夏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史可凭的王朝的认识基本上还是一致的，而在夏王朝建立前，中国文明应当有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和演变过程，也是大家共同认可的。对于夏代以前的历史，就文献资料来讲，尚属传说时代，但从考古文化的角度看，已有丰富的资料证明，在考古学所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正是中国境内各个地区逐步从社会复杂化走向文明时代的历史过程。因此，我们将本书的第一卷定为《新石器文化与夏代文明》。应当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到了夏代中国才步入文明时代，恰恰相反，我们认为文明的形成是一个渐进过程，它的脚步早在夏代之前已经接近并跨入了文明的门槛，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才确定这样的标题。关于这点，读者可以从本书的内容中清楚地看出。历史上所谓的夏商周“三代”，旧史家普遍认为是接续发展的三个王朝，从今天的观点看，他们的认识仍有一定的意义。实际上，灭夏而建立起来的商王朝，在许多方面正是承袭夏代已有的文明成就发展起来的。这可以从主要部分属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和后续的商代的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中的包括青铜器、玉器在内的各种文化因素的传承现象中得到证明。西周和商代之间，文明因素的接续与传承也是一样。商代的考古学文化中以殷墟文化的发掘与整理最为完备。西周则以周原为其立国的发祥地，这里历年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近年又出土有时代颇早的甲骨文，这里发现的周人文化应当说也是颇具代表性的。因此，我们将本书的第二、三两卷分别以《殷墟文化与商代文明》和《周原文化与西周文明》为题。

西周以后，天子衰微，诸侯坐大，打破了中央集权的一统天下，形成了颇具地域特色的区域文化，而它们的前源几乎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传统。因此，我们结合文献资料分析，将中国境内的考古文化分成十个大的区系，以便进行横向的共时划分，但在每个区系内部则仍依时代的先后作从新石器时代到汉代初年的纵向的历时分析。这是基于我们认为中国的早期文明的下限应当在汉武帝前后。汉代初年，历史虽然进入了一个新的王朝时期，但原有的文化因素和社会风尚还在延续，到了汉武帝前后才真正以全新的面目呈现出一个新的阶段。因此，我们将各个区系文化分别以《中原文化与三晋文明》《关陇文化与赢秦文明》《海岱文化与齐鲁文明》《江淮文化与徐舒文明》《江汉文化与荆楚文明》《东南文化与吴越文明》《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明》《南方文化与百越滇越文明》《东北文化与幽燕文明》《北方文化与匈奴文明》等为本书其他各卷的标题。当然这些标题也只是对各个考古文化区系的文化与地域性、民族性文明的概括，容有不尽妥当之处。

读者可以看到，本书的各卷，除了必要的文献资料外，大多是依据考古资料展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中国考古学中有关中国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进程资料的系统整理和研究，是一幅展现当今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和战国秦汉考古工作和研究最新成果的画卷。中国考古学诞生至今已七十多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东北及西北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尤其是龙山文化时代的大量遗迹和遗物，使我们对夏王朝成立之前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状况都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夏商周和战国秦汉时期的都城、居住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的发现及大规模发掘，使我们对夏商周和战国秦汉时期的历史及其文明的发展脉络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这些都为我们撰写本书提供了重要的前提和基础。本书的撰写与出版，除了应当感谢各卷作者多年不懈的努力外，还应当深深感谢那些常年工作在各地考古发掘工地的考古工作者所作的默默无闻的无私奉献。没有他们的努力与奉献，要想做好这项工作是不可想像的。

参加本书各卷撰写的作者，都是在其所承担部分的领域中多年研究、卓有建树的专家，他们在写作中，都在学术见解和认识角度上多有创新，充分展示自己的观点，因而读者会在各卷的叙述中发现一些并非完全一致的看法，其实这正是我们当初设计本书时特别留有学术争论余地的地方，也可以说是本书的一个特色。相信读者可以从不同的学术见解中悟出更多的东西来。果能如此，就不违我们当时设计本书撰写原则的一点初衷了。

当前，有关中国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进程的研究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发展的态势十分喜人。我们相信，本书的出版能够为构建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进程研究的学术大厦增添一些基础性的砖瓦，对于这方面工作的推进和深化也将产生积极影响和作用。我们热切期望能有更多新的重要考古发现为本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丰厚的资源，能有更多的学术界同仁加入这一重要学术领域的探索和讨论。同时，我们也欢迎国内外同道对于本书进行批评和指正，以便我们今后进行有效的修订与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