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针对1900年以前中国古代语言、历史、宗教和哲学在东西方各国传播和研究的历史进行了专题研究，作者利用十几年海外留学经历，以大量第一手资料和图片向读者勾画出汉学在东西方的发展史，并提出了很有见解而又符合历史实际的设想，是一部通论性质的基础研究史。

余英时先生序 1

序论 1

第一节 汉学发展史研究的难度和条件 1

第二节 对“汉学”及其相关概念的考察 4

第一篇 汉学的受容和展开

第一章 汉学的传来

引言 23

第一节 中印文化交流的考察 25

第二节 环中国海诸国汉学文化区 27

第三节 丝绸之路诸国汉学文化区 32

第四节 新大陆诸国汉学文化区 44

第二章 早期汉学研究的特色(上)

引言 48

第一节 朝鲜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49

第二节 越南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52

第三节 日本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55

第四节 俄罗斯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58

第五节 其他 64

第三章 早期汉学研究的特色(中)

引言 66

第一节 意大利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67

第二节 荷兰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73

第三节 法国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76

第四节 英国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87

第五节 比利时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90

第六节 德国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93

第七节 葡萄牙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97

第八节 捷克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99

第九节 瑞典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101

第十节 其他 103

第四章 早期汉学研究的特色(下)

引言 105

第一节 汉学史研究分期和断代标准 106

第二节 美国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108

第三节 汉学讲座的设立 110

第五章 传教士对汉学的受容史研究

引言 113

第一节 礼仪问题的由来 114

第二节 礼仪问题的派别化 122

第三节 礼仪之争的意义 130

第六章 传教士对汉学的思想史研究

引言 133

第一节 语言文字学研究 134

第二节 中国古代史研究 142

第三节 中国思想史研究 154

第二篇 儒家文化圈所属国汉学发展史

第一章 儒家文化圈所属国的汉学研究：《易经》为中心

引言 161

第一节 易学在古代朝鲜的传人和展开 163

第二节 易学在古代日本的传人和展开 169

第三节 易学在古代越南的传人和展开 180

第四节 朝日越三国的易学研究之比较 182

第二章 儒家文化圈所属国的汉学研究：《论语》为中心

引言 185

第一节 《论语》在古代朝鲜的传人和展开 186

第二节 《论语》在古代日本的传人和展开 189

第三节 《论语》在古代越南的传人和展开 195

第三章 儒家文化圈所属国的汉学研究：朱子学为中心

引言 198

第一节 朱子思想在古代朝鲜的传人和展开 198

第二节 朱子思想在古代日本的传人和展开 205

第三节 朱子思想在古代越南的传人和展开 210

第四章 儒家文化圈所属国的汉学研究：历史学为中心

引言 212

第一节 中国史籍的传人和出版 212

第二节 中国古代史研究 216

第三节 中国古代史学著作研究 219

第四节 史学理论研究 224

第五章 儒家文化圈所属国的汉学研究：道教为中心

引言 226

第一节 道教的传来 226

第二节 古代朝鲜的道教研究 230

第三节 古代日本的道教研究 234

第三篇 基督教文化圈所属国汉学发展史

第一章 基督教文化圈所属国的汉学研究：语言学为中心

引言 241

第一节 汉语研究 241

第二节 汉字起源的研究 247

第三节 中外文对照字典的编纂 249

第二章 基督教文化圈所属国的汉学研究：历史学为中心

引言 252

第一节 通史研究 252

第二节 断代史研究 265

第三节 专题史研究 268

第三章 基督教文化圈所属国的汉学研究：宗教、思想为中心

引言 273

第一节 思想史研究 273

第二节 经学思想研究 280

第三节 专题研究 289

附录 参考文献目录 297

后记 309

第二节 环中国海诸国汉学文化区

环中国海诸国汉学文化区，是指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中国海的外围或其海域近邻地区的国家，由于从地理位置上说，这一类汉学文化区的所在国大多和我国有直接或间接的海岸线或水路交通存在，可以通过航海相互往来，有利于汉学的流传(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之为环太平洋诸国汉学文化区)。这一汉学文化区的地理位置从我国东北、东、东南到南面、西南，形成汉学史上特有的以所在国的海洋文化和文明为特征的汉学发展史。其中又有几个国家因为和中国接邻，是以陆路交通为主、水路为辅的。

这一汉学文化区主要有今天的朝鲜、日本、越南、俄罗斯、泰国，现代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其中，俄罗斯地处亚欧两洲，地理位置上有部分国土正处于中国海以北，又有多条江水与中国东北为邻，所以也将其放在本地区进行考察。

第一 汉学在越南的受容

在这一地区，当从汉学在越南的传播和受容史的研究开始。早在汉武帝派兵征讨朝鲜的前两年，即公元前11 1年，他已先派兵攻占了越南南部的日南、徐闻、合浦三处港口及九真、南海、交趾等周围城市，共达九个郡。从这时开始，汉字正式进入了越南。到了东汉光武帝时代，依据《后汉书·南蛮传》的记载：“光武中兴，锡光为交趾，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仪。”

这是越南正式接受汉化的开始。从此以后至五代之前，越南正式成为中国的所属郡县之一。从汉武帝时代到光武中兴之间，儒家思想在越南的传播，至今仍不甚了解，但是依据《后汉书·南蛮传》的记载，“光武中兴”时进行了“制为冠履，初为媒娉”和“建立学校，导之礼仪”等儒家色彩的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的革新。这显然已经不是前此进行的汉字意义上的导入了。因此，我把越南汉学史的开端定在光武中兴时代，即公元25年。

第二 汉学在朝鲜的受容  在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发兵前来征讨朝鲜。从此以后，朝鲜开始接受汉朝统治，设立东方郡县，汉字亦正式传入进来。这是中国文献中对此问题的准确记录。

韩国汉学家李元植博士在《韩国的汉学研究》一文中认为：“中国文化及儒学思想，其最初传人韩国之时期与经过，乏于文献，无法可考。但中韩两国只隔一衣带水，彼此往来自必极早足以想像汉代以前，中国文化之远及于朝鲜半岛。”①

韩国汉学家尹南汉博士在《韩国儒学史》一书中也曾认为：“到目前为止，对这一问题进行说明的史料是不足的。但是缺乏史料并不等于没有史实。实际上，由于我国和儒教发源地彼此相邻，我国的历史上和他们的不断接触，一直是研究此问题的出发点。”②P27-28

什么是“汉学”?这在今天已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认真地分析它，我们至少必须写一部专书。“汉学”的西文原字是“Sinology”。严格地说，它包括了有关最广义的“中国”的一切研究成果。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关于中国边疆和内地的“非汉族”的历史、语言、文化、宗教、风俗、地理等方面的探讨。这样看来，我们用汉语中“汉学”一词来翻译“sinology”不但取义过狭，而且也在有意无意之间流露出“汉族中心论”的偏见。从字面上说，“Sinology”应该相当于中国人所谓“国学”的范围，但事实上，“国学”一词最初借自日本，在近代中国又另有演变，仍不能与西文原意吻合无间。日本学者曾用“支那学”译“sinology”，在语源上最为忠实。“支那”这个梵文古字的初义似乎有褒无贬。然而，“支那”和“支那人”在某些近代日本人的使用中又添上了一层特别的含义。因此，“支那学”也不是现代中国人所愿意接受的。

语言的特质之一是“约定俗成”，中国自《苟子·正名》篇起，西方从柏拉图Cm州W篇起，早已揭出此义。所以我们不妨承认“汉学”即是“Sinology”的译语，不必再细加辨析。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却是我们无法完全回避的：中国以外的“汉学”和中国学人在同一领域中所发表的汉文论著究竟是属于同类的呢，还是异质的呢?据我几十年来体验，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多数中国学人，主要由于语文的隔阂，往往不免以异样的眼光看待所谓“汉学”的著作。有些先辈中国学者总觉得中国经典博大精深、文字古奥曲折，决不是外国人所通晓的。在他们看来，外国人出于好奇心而研治中国学问，大概像张骞初至西域，不能得月氏的要领。章炳麟便曾流露出这一倾向，虽然他评论孔子、儒学仍不免受到远藤隆吉、白河次郎等人的影响。这一心态在当年自不是全无根据，但也未可过甚其词。王国维与日本林浩卿博士往复讨论《洛诰》中“裸”字之义，即可见一斑。如果说日本早有中国经史研究的传统，因此才能产生少数杰出的人物，那么我们还应该想到欧洲许多第一流的汉学家，如法国的伯希和、马伯乐和瑞典的高本汉，德国的卫礼贤、福兰阁等。尤其是伯希和与高本汉两位，对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国学”的发展曾发生过决定性的影响。

这样看来，我们没有坚强的理由把“汉学”看作“化外”的边缘事物，在若有若无之间。我们应该记得，在1930年代的北平，中国第一流学人如陈垣、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等便曾严肃地讨论过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汉学”的中心当时是在巴黎呢，还是日本京都呢?什么时候才能搬回中国北平呢?这个问题似乎在今天还没有确定的答案。

如果说，在19世纪中国人的学问依然自成系统，与域外的“汉学”截然异趣，那么在进入20世纪之后，情况已完全改变了。而且即使是在19世纪，英人礼雅格(James Legge)得王韬之助，将儒家主要经典译注成英文，便是世界汉学史上一大事因缘。1875年陈其元从香港的《华字日报》上看到这条新闻，大为兴奋。他因礼雅格竞能“研究马、郑、程、朱之学，用夏变夷”，便毫不迟疑地称其为“豪杰之士”。可见“汉学”即在彼时也未能一律视为“化外”。自20世纪初，特别是“五四”的“整理国故”运动以来，中国原有经、史、子、集四部系统已全面崩解，代之而起的正是西方的学科分类系统。从此，中国的“国学”和域外的“汉学”在实质上更难分疆划界，唯一可实指的差异只剩下发表论著时所使用的语文了。近几十年来就我阅读所及的范围而言，当时竟不免发生一个非常奇异的感觉：即有些中国学人以汉文写成的“国学”著作好像是十足的“汉学”成品，而有些外国人以“非汉语”发表的“汉学”成绩反而体现了中国“国学”的风格。这就更不能不激起我们的反思了。

20世纪下半叶，主要由于美国所投注的惊人的物力和人力，“汉学”发展的重心已明显地从欧洲转移到北美。更由于涵盖面的年限扩大和时代性的包罗古今，美国学人嫌“汉学”之名过于陈旧，主张用“中国研究”((：hinese：studies)来代替它。在1960年代中期，“汉学”这个名词的本身曾在美国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大体上说，今天美国学人已很少用“Sinology”这个字了。即使在欧洲，“中国研究”也已有取代“汉学”的迹象。

名词之争的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从日本、欧洲到北美，每一天都有关于中国古今各方面的研究问世。如果我们继续把这些成果都称之为“汉学”，那么“汉学”与中国本土的“国学”已经连成一体，再也分不开了。学术和知识不分国界，这一原则今天也同样适用于一切有关中国的研究领域。1930年陈寅恪先生撰《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曾提“预流”与“未人流”之说。他认定“敦煌学”是当时“学术之新潮流”，中国学人必须急起直追。今天的“新潮流”则已扩大到中国研究的每一角落，不能再以“敦煌学”为限。域外的“汉学”已取代了当年“敦煌学”的位置。所以中国学者即使研究自己的“国学”也有“预流”或“未人流”的问题。以我稍有所知的中国史学而言，倘在选定专题研究之前不查清汉学界有关该题目的主要文献，我是不敢贸然决定的。万一在研究工作完成以后发现别人已先我为之，并且比我做得更好，那么我的时间和努力岂不完全浪费了?

我很高兴看到今天中国本土的学人已开始注意到域外“汉学”的相关性，虽然这一相关性目前还未能在学术论著中充分地表现出来。改变中国学人长期以来对于域外“汉学”的先人之见并不是一朝一夕便能办得到的。但有系统地撰述汉学史不失为一个最有效的始点。这一新风气最近似乎已在中国大陆上掀起了，这是最使我感到欣慰的。今年我所收到的作者赠本便有张国刚先生的《德国的汉学研究》和张静河先生的《瑞典汉学史》两种，都是作者亲自在德国和瑞典深入考察访问后，根据第一手资料写成的专著。这两部书都翔实可信，贡献不小。

旅日多年的京都静源(刘正)先生，英年好学，研究的规模尤为宏大。他最近发奋写成了一部包罗东西方各国的汉学研究史。这样一部通论性质的基础研究史，更是当前中国学术界所迫切需要的。我虽然还没有机会读到全稿，但从目录中看见他将汉学研究分系在“儒家文化圈”和“基督教文化圈”两大系统之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见解而又符合历史实际的设想。

我希望京都静源(刘正)先生此书出版后能够得到中国读者的热烈回响。故略道平素所感，以当介绍。是为序。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

 1997年8月26日

本书是我的三卷本博士论文《汉学通史》的第一卷和第二卷。留日九年，接受比较正统的京都学派实证主义治学方法，所愧不能尽得其学。如有一得之愚，当首先感谢指导过我的各位老师。他们是日本爱知学院大学田中正美教授、前田慧学教授、诹访义纯教授，日本关西大学坂出祥伸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池田秀三教授，日本驹泽大学中村璋八教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教授等各位先生。在外九年，求学万里，乞食多门，其中甘苦，一言难尽。在日本一贫如洗的九年日子里，我每天从零开始，一步一步地实现了我对东西方汉学史的了解和对外语的掌握。同时，我也取得硕士、博士学位，甚至被选评为优秀博士毕业生(获得“总代”称号)，并在京都大学做博士后研究。

原本是三卷本、一百多万字的学位论文，包括《传教士汉学研究史》、《海外汉学研究——汉学在20世纪东西方各国研究和发展的历史》、《东西方汉学思想史》，以及副产品《美国汉学编年史》和《东洋史学一百年》。2002年，《海外汉学研究——汉学在20世纪东西各国研究和发展的历史》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余稿一搁就是数年。

北京金华堂工作室的艺术总监刘鸿先生与我因青铜器的考据而熟悉，继而成为挚友。他见到我尘封的书稿后，力荐出版。并倾注许多时间查阅研读，为书稿配图并设计版面，现在《传教士汉学研究史》和《东西方汉学思想史》经他整合成这本《图说汉学史》，图文并茂的形式使数十万字生动丰富起来，加入的较多形象资料，使本书对研究者和爱好者更具阅读价值。

因为是通史体，美国和日本汉学史上为本书所疏略的内容，今后我将在《美国汉学编年史》、《东洋史学一百年》中进行比较详细的说明。

最后向读者说明一句，我虽然治汉学史，但并不想当汉学史家。因为我真正的学术基础还是在对传统经学和金文的研究上，这是我现在每天都在进行的工作……

  京都静源(刘正)于静维堂

2005年春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