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在于政党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竞争。二十世纪后十几年，世界政党政治中最为引人深思的现象是，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一些曾经长期单独连续执政的大党纷纷失去执政地位。发生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有无共同的规律可循？对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有何借鉴？这些问题很值得我们关注。

导言／1

第一章 苏联共产党：亡党亡国的不归路／11

第二章 东欧共产党：倒下的“多米诺骨牌”／55

第三章 日本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的终结／108

第四章 印度国大党：百年大党的兴衰沉浮／135

第五章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一党独尊”的世纪终曲／161

第六章 印尼专业集团：东南亚金融风暴中的沉船／186

第七章 国民党：百年老店的坍塌／204

后记／223

1991年8月24日，是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史上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这一天，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宣布：“苏共中央委员会应该做出一项艰难但却是诚恳的决定：自行解散。各共和国内的共产党员和地方党组织将自行决定自己的前途。”①第二天，苏共中央书记处被迫发表声明，宣布接受自动解散苏共中央的决定。至此，苏共，这个有着93年历史的大党失去了执政地位，不仅结束了自己单独连续执政长达74年的历史，同时也终结了自身的生命；随后，连同它一起葬送的还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世界上第一个执掌政权的共产党，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红色帝国，就这样走上了亡党亡国的不归路。

苏共的亡党亡国无疑是历史的悲剧，然而，它的最可悲之处在于苏联人民为它举行了一个过于平静的“葬礼”。提起苏联的亡党亡国，人们总是在问这样一个问题：2．9亿苏联人、特别是1500万苏共党员怎么会那么平静地接受这样一个现实?有个数字大概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回答这个问题。在苏联解体前，当时的《莫斯科新闻》曾登载过一次民意调查的结果：在这份调查中，当接受调查的人被问及“你认为苏共的政策代表谁的利益”时，被调查者中回答苏共代表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的均占2％；回答代表全体人民的只占7％；回答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回答苏共代表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竞高达85％；回答苏共代表除此之外的“其他集团”的占13％。①

这份调查所显示出的数据以及苏联人如此平静地接受了苏共瓦解的现实说明，苏共随着执政时间的延伸和执政地位的“巩固”，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起来的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不是愈加紧密，而是不断疏远。的确，从苏共执政党走过的历程看，自斯大林开始，长期以来，一方面，苏共对人民的思想、情绪和利益要求缺乏认真的考察和考虑，甚至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进行扼制和压制；另一方面，党内的不良风气，诸如个人崇拜、个人专权、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理论脱离实际、不思进取、贪图享受等等，却日趋增长、泛滥。而这些与共产党人的信仰、党的先进性、共产主义的宗旨格格不入。这样日积月累，人民对党的意见和积怨便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以至于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并不认为苏共是他们利益的代表。

那么，苏共是怎样由一个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甘愿为人民的利益流血牺牲，为人民谋福利的党，演变成为一个脱离了群众、高高在上的党，而为群众所抛弃的呢?

在近年来的政治问题研究中，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执政失败的教训，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毫无疑问，这种现象，是和我们倡导研究政党执政规律、深化对执政规律的认识相关联的。

什么是规律?规律就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所以，规律又称为法则，表示它客观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一面。政党执政规律也不例外。众所周知，在政党政治的条件下，所谓执政，简言之，就是政党以一部分人(或全体人民)的名义对公共权力实施占有和运用的行为。据此，政党执政规律可以表述为：执政党在控制和行使公共权力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反映政党政治本质和必然性的法则和客观要求。

既然执政，就要研究执政规律，这听起来就像说“既然生存，就要研究生命存在和发展的规律”一样自然。但是，这种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常识的东西，上溯20年，却并未完全被我们作为常识来接受。这不是说我们从来不讲规律问题。问题在于，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政党，就是因为它是掌握了规律(其中自然也包括执政规律)的政党。这个规律，在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既然掌握了这样一个最根本的、能统驭其他所有规律的规律，那么，对执政规律的掌握就不言自明了。在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客观地说，我们对政党执政规律的研究是忽视的，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上下的功夫也显然是不够的。

研究不够，不仅仅是一个学术上的缺陷，而且主要不是学术上的问题。最主要的恐怕是，它一方面使我们的执政实践缺乏科学性，对权力的控制和运用带有更多的粗放的、经验主义的特征；另一方面则不能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避免犯大的错误，尤其是避免犯别的国家、别的执政党犯过的错误。从总体上说，我们党是一个善于进行理论思考、善于从自己和别人的错误中学习的，党。但是应当承认，在这两个方面，我们还是有过不少曲折和教训。这说明了社会主义探索道路的艰巨和复杂，也说明，熟悉执政规律，把握执政规律，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现在，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我们终于对政党执政规律的问题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我们看到，一个政党，并非把自己的性质定在工人阶级先锋队上，把自己的指导思想确立为马克思主义，就等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就会自然而然地按照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办事。相反，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工人阶级政党本身的生命力，恰恰在于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和本国、本党的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与时俱进，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我们看到，和领导民主革命相比，我们党的环境、地位、任务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执政党，怎样执政才科学，怎样执政才有效，怎样执政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的认可，都不可能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找到现成的答案，需要我们自己去探索。即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如果执政既不科学，又缺乏效率，最终也会失去人民的信任。我们看到，一些长期被认为执政地位有保障的党，却在不经意间失去了执政地位，而一些并不被我们看好的党，却长期、反复执政，不但在它们本国，而且在国际上，都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所有这些，都迫切需要我们深化对政党执政规律的研究。这种紧要性和迫切性，把政党问题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这种理论走向看作党理论上和实践上成熟的一个重要体现，看作我们党“执政党意识”的新的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

研究政党执政规律，就必须拓宽视野。规律讲的是共性的东西。政党执政规律，自然应当既包括马克思主义政党，也包括非马克思主义政党；既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也包括西方国家和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这个问题上，以往认识的误区是，往往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看作和其他政党完全不同的现象，似乎没有任何共性和可比性。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全面的。的确，就政党的性质而言，代表不同阶级的政党，其行为特征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哪个阶级的政党，都以取得政权为首要目标，都为取得政权而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都要在执政后努力推动社会发展以便继续执政，都要在用好权力的同时也防止权力的腐蚀，以避免失去公众信任而垮台——在这些方面，政党又有更多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不仅仅要求我们以比过去更大的宽容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世界，而且要求我们从比较、借鉴的角度，以吸收人类共同政治文明成果的视野，来认识执政规律、把握执政规律。把承认相似性与抹煞阶级性等同起来，没有任何道理，只能妨碍我们的思维进步。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应中央党校出版社之约，编写了本书。我们选择了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政党作为案例，从探索执政规律的角度，对它们的执政活动进行分析，对这些政党执政失败的教训加以总结，以期从中得出对我们党有益的启示。虽然总体说来，本书的写作还比较粗糙，尤其是，究竟应该从哪些角度进行研究，这里也只是一家之言，但是作为研究浪潮里的一朵浪花，对于推进研究和思考的进一步深入，总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使得我们有了把这本书呈给大家的勇气。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指出：“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盛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

的确，大党老党接连失去政权的严酷现实，对我们这个有着80多年的历史，连续执政50多年的党，其震撼犹如警钟敲响。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要加强研究、吸取教训。中央党校党建部世界政党比较教研室近年来在这方面的研究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其中由中央党校求索音像出版社出版的电视片《世界执政党兴衰史鉴》，得到了广泛的好评。特别是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过程中，广大党员和干部对电视片《世界执政党兴衰史鉴》的反响越来越热烈，在这个基础上，中央党校出版社盛情邀请我们编写此书。

本书选出了前东欧国家、苏共、日本自民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印度国大党、印尼专业集团和国民党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致力于对这些大党老党丧失政权的原因进行分析研究。大部分内容是在电视脚本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同时加进了前东欧国家执政党盛衰的内容。我们希望它能够对我们党正在进行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提供一些素材。

本书各章的具体分工为：王长江(导言)；姜跃(第一章、第四章)；王瑜、季正矩(第二章)；王瑜(第三章、第七章)；李国伟(第五章)；耿克民(第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