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本反映西方国家关系理论中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在大战略理论问题上的争论。书中内容分两大块。第一部分是理论，第二部分是实践。通过对历史案例的考察，几位作者在形式上仍然接受现实主义理论，但他们还承认，近些年的事件并不是朝着现实主义典型的预言方向发展，而是相反，背离了它们。

本书反映了西方国家关系理论中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在大战略理论问题上的争论。书中的观点反映在两个维度。一是将大战略的目标锁定在“国家安全”层面，从而否定了单纯追求军事胜利的大战略目标。它对“大战略”一词的理解是：调整国内和国际资源以实现国家的安全。为此目的，国家不仅要考虑军事资源，而且还要考虑可以支配的全部资源，并有效地安排这些资源来实现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安全。二是将影响大战略决策的制约因素从外部转向内部。以沃尔兹为代表的结构现实主义强调国际体系结构的无政府特征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和行为，它要求国家必须按照自助原则追求自己的实力。而本书通过对一系列重大历史案例的考察得出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结论，认为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观念因素同样是决定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变量。这种着眼点的不同，对于国家大战略的制定有着不同的含义。

译序 (1)

撰稿人简介 (17)

鸣谢 (19)

第一部分 理 论

第一章 超越现实主义：大战略研究

理查德.罗斯克兰斯、阿瑟·斯坦 (3)

现实主义的要旨 (6)

本书的观点 (11)

第二章 政治与大战略迈克尔．多伊尔 (21)

作为艺术作品的国家 (24)

和平联盟 (30)

大背叛 (34)

驳斥新现实主义(45)

第三章 观念对大战略的影响约翰．米勒 (47)

冷战：两种解释模式 (47)

模式的检验 (50)

核心建构要素的再检验 (54)

第二部分 实 践

第四章 英德海军竞赛与宪法“适应性”比较

戴维·德乌戈、罗纳德·罗戈夫斯基 (63)

经济基础：英国对德国 (70)

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和社会构成 (72)

英国的比较：保守党险遭失败 (81)

自由党与英国在海军竞赛中的胜利 (85)

宪法适应性比较 (91)

第五章 国内制约、扩大威慑与大战略的不协调：

1938年至1950年的美国阿瑟·斯坦 (93)

对照现实主义观点 (94)

扩展过度和不足的问题 (96)

第六章 英国大战略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理查德·罗斯克兰斯、扎拉·斯坦纳 (119)

英国的经济：未能决定政策的现实主义制约因素 (129)

英国政府和政治体制：切实决定政策的制约因素 (132)

政治与大战略 (143)

第七章 对大战略的内外制约：苏联案例

马修·伊万杰里斯塔 (147)

现实主义的阐释 (150)

后现实主义的分析 (159)

后现实主义视角的政策方案 (167)

第八章 新的民族主义：现实主义的阐释及其超越

杰克·斯奈德 (170)

要解释什么?民族主义与超民族主义 (173)

民族主义和超民族主义理论 (175)

互动效应和分析层次 (188)

第九章 国家和日本大战略查默斯·约翰逊 (191)

日本与现实主义理论 (192)

日本的学术挑战 (197)

滞后性民主发展理论 (199)

贸易国家理论 (204)

明治一俾斯麦发展模式 (206)

索引 (213)

军事竞争和经济变革不但为民族主义政治行为提供了理性动机，而且还增加了精英分子创造民族主义神话的动机。军事和经济压力增加了对国家的要求，使得统治更加困难。弱国、处于困境中的国家或新出现的国家会试图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来增强自己应付这些挑战的能力。作为一种副产品，他们可能会将民族主义转变成超民族主义。同样，在这样的条件下，非国家知识分子可能会抓住机会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以建立一个他们能够进行统治的国家。

现代国家具有很强的动机利用民族主义要求来完成其国内外的P192任务。国家可以利用民族主义来集结民众对它的支持，提高自己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的竞争能力。出于国际竞争，现代国家必须动员其国民接受高税收负担用于国防和征兵。这常常意味着不仅准确地描述威胁，而且还会夸大威胁。比如，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美国政治家们为了确保民众对军事和经济援助计划开支的支持而极力煽动救世主般的民族主义火焰，将对苏联权势的遏制描述成是两种对立的生活方式之间在全球的斗争。正如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在描述冷战初期时所说的，“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观点说得比真相还清楚，那我们与大部分其他教育家就没有什么不同了。我们很难不这样做。”

军事官僚机构尤其具有夸大外部威胁来刺激民族主义情感的动机，因为这有助于从社会当中榨取资源用于军事目的。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大国超民族主义的极端例子一定程度上就是由军事鼓吹手们的威胁煽动和神话编造点燃的。

现代国家还有着夸大外部威胁来为其国内的高压统治提供合法性的动机。国家各个机构通过将世界描绘成充满了敌人就能够找到理由从其社会中榨取更多的资源，就能够将国内的批评者置于不爱国的境地。来自其他社会的威胁看上去越大，国内集团在更加广泛的国家利益面前能够牺牲其狭隘关注的可能性就越大。当经济变化使社会难以统治时，夸大外部威胁战略对国家就更具有诱惑力。

此外，当像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的自由化政权放弃威胁煽动战略而开始奉行和平外交路线时，其国内的竞争者就有可能捡起这一策略为己所用，指责当局在国际威胁面前削弱国家的防卫能力。当同时出现国内经济动荡的威胁时，这种情况就极有可能发生。比如，在1991年8月苏联政变企图之前，苏联军事思想家们就呼吁军队要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因为俄罗斯军队在过去上千年的历史中就一直是支撑俄罗斯帝国免遭国内外威胁的核心机构。这样，军队就P193维护了要在危机时期发挥更加积极的社会作用以维护国家统一的责任。在另外一个例子中，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更加成功地利用了民族主义煽动手法来捍卫一个旧的统治精英集团。他通过要求塞尔维亚人相对于南斯拉夫其他民族的权利而使自己从一个共产主义老板转换成为一个民族主义铁腕人物。

这种煽动超民族主义的政权一旦扎根立足，国际社会对它就可能毫无办法，除非付出极大的代价。但作为一种预防性措施，国际社会可以采取一些步骤降低民族主义煽动战略的吸引力。首先，在动乱开始降低威胁煽动说辞的说服力之前，国际社会可以采取军备控制、泛欧洲安全措施和预防性的维和行动。其次，国际社会可以提供各种动机和资源来促进非民族主义的统治战略。如果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国能够从与欧共体实行经济一体化中得到大量好处，其政府就能够用国际主义的诱惑力来取代民族主义的花言巧语，动员国内力量支持自己的计划。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进程有可能作为经济激励这个“看不见之手”的自然政治结果而自动地出现。然而一方面，西方国家还可以利用明确链接这只“看得见的手”，将贷款和贸易优惠与公平对待少数民族、尊重个人权利、民主改革制度化、抑制民族主义煽动宣传和禁止在公立学校使用民族主义的历史教科书相挂钩。比如当罗马尼亚政府利用工兵镇压了合法的政治表达之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推迟了罗马尼亚的资格认可。欧共体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决定扩大与东欧国家的联系时，都把少数民族的待遇和个人权利作为明确的标准。P194

另一方面，粗暴的、强迫性的条件化机制有时会助长唯恐失去主权的年轻国家的民族主义反弹。比如，乌克兰人对核武器、克里米亚半岛和黑海舰队的处置等问题的高度敏感部分地是由于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总统所采取的先发制人的战略，通过有力地表达乌克兰人的地位象征要求而压制了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潜在反对。对于像克拉夫丘克和叶利钦这样的政治家而言，他们必须巧妙地与国内民族主义者周旋，国际压力只能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某些当代理论家争辩说，知识分子、宗教精英和文化人物通常所起的一个关键性作用是创造了一种神话意识。他们认为，这种神话意识是构成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的关键成分。然而其他一些人认为，知识分子的神话编造只是民族主义的次要原因，是更加根本的社会和经济力量的派生因素。然而即便是民族主义的神话传播仅仅有着某种微不足道的独立影响，也值得探讨如何来消除它。

作为工业化进程的组成部分，新崛起的中间阶级和知识分子为了建立和控制以自己的民族集团为中心的国家组织，通常会传播民族主义观念。知识分子希望统治这个国家，中间阶级希望从本民族集团在国家中的文化霸权来获得好处。知识分子正在销售的是他们独特的产品——特定文化的技术。通过出售这一产品，他们发明和传播着关于身份认同、民族集团特征和有倾向性的与其他民族集团关系历史的种种观点。

今天，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的发展中正发挥着多重作用。在波罗的海和高加索，他们是民族主义的开路先锋。一方面，阿塞拜疆知识分子形成了一套关于亚美尼亚民族主义的精细理论，认为亚美尼亚知识分子为了煽动亚美尼亚舆论和在随之而来的大规模民族主义浪潮中驾驭权力而正在歪曲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关系历史。这些阿塞拜疆知识分子没有意识到，他们恰恰正在有意或无意地做着同样P195的事情。

另一方面，苏联、捷克和波兰知识分子已成为自由、民主、国际主义和和平思想的开路先锋。此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展了“历史学家的争论”(Historikerstreit)，反击了民族主义历史学家要减轻德国对于纳粹恐怖行径的责任的企图。

对付自我提升的知识分子编造民族主义神话的主要办法是必须消除他们赖以生长的社会条件。然而，缩小战略目标或许也有某种作用。一种方法是将那些可能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吸引到较为良性的事业当中。欧共体或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SCE)应当设立国际研究项目、会议以及机构，为阿泽里人、亚美尼亚人、罗马尼亚人以及保加利亚人知识分子提供充足的资金鼓励他们研究促进族际合作的战略。还可以向西方国家那些致力于“协和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理论或其他民族冲突化解战略研究的人提供有吸引力的奖学金。要想继续成为待遇优厚的泛欧洲学术团体的声誉良好的成员，学者们就必须服从国际质量标准控制。个人学者以及他们在巴库、布加勒斯特、索非亚和任何其他地方的国内机构只有达到了西方标准的学术准确性、客观性和文献引证规范性才能保留他们的合格认证。

除了拉拢本地知识分子之外，西方学者应当直接介入神话纠正进程，对东欧各地区的民族关系历史和现状进行详细的研究。就像西方政府将经济援助与民主化相挂钩一样，他们也应当将这种援助与为赫尔辛基观察(Helsinki Watch)这样的组织从事研究提供地方档案和合作相挂钩。一旦有了准确的族际关系史版本，国际社会就应P196当监督在公立学校中是否教授了这些版本。中国和朝鲜经常就确保在日本学校当中教授准确的历史而进行疏通。西方学者和私营组织也应当促使巴尔干和高加索的教科书作者和发行商们证明他们的历史观点是正确的。 P197

跨人21世纪，我们迎来一个战略构想的时代。

回首以往，人类历经磨难与碰撞，大战略研究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产生、起步、发展；展望未来，人类进步面临着巨大不确定性和机遇，理想与现实交织构成一幅饱含想像与塑造空间的宏大画卷，未雨绸缪事关各国尤其是主要大国的未来，大战略研究即将迎来黄金时代。

大战略是对历史的总结、当前的把握、未来的选择。对大国或潜在大国的未来而言，战略谋划至为关键，而大战略研究可为国家战略谋划奠定理论基础、历史纵深、世界眼光、全球视野，对其战略目标的确定、战略路径的选择、战略步骤的安排至关重要。作为国家实力与世界地位之间的桥梁，大战略研究与大国的前景休戚相关。极言之，它事关一个大国的贫富、兴衰、存亡。

对战略重要性的推崇，历代战略家从来不惜笔墨，真知灼见更是俯拾皆是，如“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夫权谋方略，兵家之大经，邦国系以存亡，政令因之而强弱”。安德烈·博富尔(Andre Beaufre)的总结恰当其实：“当历史之风吹起时，虽能压倒人类的意志，但预知风暴的来临，设法加以驾驭，并使其终能服务于人类，则还在人力范围内。战略研究的意义即在于此。”大战略研究发端于20世纪早期，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全球化的日趋加深和各国战略手段的多样化，其重要性逐渐凸现出来。但正如利德尔·哈特(B．Liddell Hart)所言，“大战略研究的极大部分领域尚属于有待探勘和了解的未知地带”。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进入大战略谋划的新时代，促进大战略研究的现实条件已经具备，而大战略研究不仅需要现实的磨砺，更需要学者的推动。

大战略研究强调战略学者的重要性，将他们的深谋远虑视为国家保持长治久安的基础条件，如欧阳修指出的，“盛衰之理虽日天命，岂非人事哉”(《伶官传序》)。孟子日：“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公孙丑上》)。即使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伟大的战略家依旧可以建功立业。鉴于大战略研究的全局性、宏观性、前瞻性等特征，战略学者必须具有专业性的战略素养。简言之，大战略学者应是饱学的史学家、远见的哲学家、深刻的思想家、敏锐的战略家，具有丰富的学识、弹性的心灵、高度的智慧、进取的精神。

大战略研究强调把握时代的脉搏，体现时代的特征，满足时代的需求。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只有把握住时代的脉搏，预知、掌握并引导时代的潮流，大战略研究才能更好地以国家战略利益为依归。

21世纪初，世界迎来了中国崛起的曙光。这场历史性巨变肇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加速于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其高潮却刚刚来临。我们尚未把握这场巨变的最终结果，但是全世界却从中感知到了中国崛起带来的震撼。

对中国而言，20世纪是一个真正的大时代，一个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转折年代，20世纪前半叶，中国尚处于不稳定的国际体系的底层，所求者首先是恢复19世纪失去的独立与主权；20世纪下半叶，中国迎来历史性的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现实的期望；尤其是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主动开启了融人国际体系的进程，并逐步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可预期的塑造者。概言之，20世纪，中国由弱国向强国发展，从封闭走向开放；世纪之交，世界政治经济体系面临空前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国改革开放步入关键阶段；进入2l世纪，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的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的未来走向更是举世瞩目，中国崛起成为全世界关注和研究的全球性议程。中国崛起与世界转型似乎相约而行，这种历史性重合既给人类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机遇，也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中国崛起为我们的大战略研究提供了时代机遇和理论诉求。中国崛起在全球化和复合相互依赖加深的背景之下，而它们极大地扩展了中国的战略议程。对于面临重大契机的中国而言，如何确立适宜的大战略至为关键。只有确立了大战略，中国才能据此开发、动员和运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精神资源实现国家的根本战略目标，而不至于拘泥于一时一事的得失。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我们遗憾地发现，大战略思维储备不足、目标不甚清晰、框架不够宏观、途径不具操作性、手段不够多元化、心态不甚客观等构成了当前中国战略研究的种种缺憾。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相关大战略研究往往以西方历史经验比附中国的战略思想与战略选择，忽视中国五千年的战略思想积淀，这无疑构成制约中国大战略研究取得突破的重要障碍。

从全球层次着眼，这是一个诸大国进行战略谋划的时代；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呼唤大战略的时代，更是一个构建大战略的时代。战略学者生逢其时、躬逢其盛，中国崛起为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提供了历史机遇。

有鉴于此，北京大学出版社决定与中科院一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合作，编辑、出版《大战略研究丛书》。两家机构的决定可谓慧眼独具，既体现出以国家需求为使命的现实高度，亦展现出致力于学术追求的理想气魄。

本套丛书以中国崛起为经，以大战略理论探索为纬，以史为镜、评估当今、展望未来，致力于推动中国大战略研究的民族化、国际化和专业化，力图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技术路线等方面逐步确立中国大战略研究的基础，搭建大战略研究的中国平台，并推进中国大战略研究基地的创建。

本套丛书由两部分组成：即西方学者的经典旧作和最新力作、中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而大战略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大战略国际比较、中国大战略等构成本套丛书的重点。简言之，我们不仅要推窗鉴月，还寄希望于推陈出新。具体地说，引进是促进中国大战略研究不可或缺的环节和纽带。相比而言，西方学者的大战略研究起步较早，基础雄厚，精品璀璨。一些经典著述所蕴藏的思想财富、战略意义和学术价值，为学界同仁所允可，乃获推崇。翻译引进这些著作将是促进中国大战略研究的积极因素。在中国丰富的传统战略思想基础之上推陈出新更将体现我们的学术追求。中华文明有着几千年生存发展的战略智慧，其现代化将使人类文明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中国学者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寻战略研究之道，融合东西方文化之长，从而撰写出既体现中国传统战略思想底蕴又包含西方文化精髓、既立足于当前现实又着眼于未来谋划的战略著作。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将延请国内一流的战略学者撰写学术精品，以飨海内外学者与读者。

本套丛书的组织得到中科院一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外办副主任裘援平博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教授的鼎力支持。他们的学术指导是本套丛书在理论建构和现实价值等方面质量的保证。美国波士顿学院陆伯彬(Robert S．Ross)教授积极引荐西方大战略著作，居功厥伟。

本套丛书的组织体现了国内学术新锐联袂推进中国战略研究的努力。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共中央党校等学术机构的青年学者为了共同的学术目标走到了一起，为中国大战略研究各尽心力。

期盼中国各界支持我们的学术追求，让我们一同畅想大战略研究的未来。

是为序。

《大战略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4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