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长期从事新四军历史和抗日战争史研究，凭其扎实的功底，用翔实的史实、鲜明的观点、流畅的文笔，将读者带回到60多年前华中敌后血与火的抗日战场。全书分考证、人物研究、纵论、皖南事变研究4大部分，内容涉及新四军诞生的历史背景、重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功过评价，以及对皖南事变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探讨，不少内容填补了新四军研究的空白。

全书分考证、人物研究、纵论、皖南事变研究4大部分，内容涉及新四军诞生的历史背景、重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功过评价，以及对皖南事变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探讨，不少内容填补了新四军研究的空白。作者长期从事新四军历史和抗日战争史研究，凭其扎实的功底，用翔实的史实、鲜明的观点、流畅的文笔，将读者带回到60多年前华中敌后血与火的抗日战场。  此书不仅具有史料价值，在对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广大史学工作者、军史爱好者和新四军老同志深入研究新四军和华中抗战史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史苑耕耘20春(代序)/1

考  证

新四军成立经过新探/3

新四军首战时间考/12

叶挺为何出任东江游击指挥/16

对中共中央致项英等一则电文时间的考证——兼论新四军军长叶挺1938年底出走辞职的原因/24

刘少奇抵达皖东敌后时间考/28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两则文电正误/30

皖南事变中傅秋涛突围路线和率领人数辨正/34

皖南事变新四军损失考/37

人物研究

砥柱中流力挽狂澜——论刘少奇在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47

华中敌后展宏图——刘少奇华中之行/61

从新四军的几个主要历史关节看周恩来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过程中的

统战实践/74

“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叶挺将军传略/84

试析新四军军长叶挺“四次辞呈”/93

项英被害前后和叛徒刘厚总的下落/102

饶漱石与新四军/11O

张云逸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128

谭震林在皖南/134

徐海东到皖东/142

抗战烽火中的邓子恢/146

抗战烽火中的彭雪枫——纪念彭雪枫同志牺牲50周年/160

悲歌一曲高敬亭/171

曹云露的历史功绩应予充分肯定——兼析《方柏报告》/189

赵希仲其人/197

抗日战争中的李品仙/203

纵  论

铁军出山——纪念新四军成立60周年/213

抗日战争初期津浦路南段正面战场述略/223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在安徽战场/231

桂系主皖和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237

抗战时期华中敌后军事斗争述评/251

新四军第四师三个月反磨擦战斗初探/268

抗日战争胜利前夜新四军的重大战略行动/278

皖南事变研究

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原因及其历史背景/293

论项英对皖南新四军北移方针的态度/305

皖南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314

从曹甸战役到皖南事变/324

运筹帷幄力挽狂澜——毛泽东与皖南事变/335

项英在皖南的错误不可低估——兼与王辅一、王秀鑫同志商榷/345

皖南事变日志/355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事行动检讨/367

皖南事变研究十年/375

评《皖南事变》代后记/388

小说《皖南事变》失误谈/392

评《烽火江南话奇冤——新四军与皖南事变》/400

不应回避项英错误的性质——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关于皖南事变有关论述的一点意见/405

附  录

对1922年4月中共中央西湖会议的质疑——与道夫·宾先生商榷/419

对1922年8月孙文、越飞会谈的质疑/430

后记/435

事变中傅秋涛突围路线和率领人数辨正

皖南新四军新一支队司令员傅秋涛在皖南事变中担任第一纵队(也称左路纵队)负责人，是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为数不多的新四军高级指挥员之一。

关于他在皖南事变中的突围情况，一些党史论著说他率领1000多人，从皖南向北突围，最后到达江北无为。也有说他率六七百人，掉头向北突围，沿途收容了一些同志，从荻港渡江，胜利到达无为。上述两种提法在突围路线上是一致的，即由皖南向北突围，最终渡江到达无为。在突围人数上，一说是“千余人”，另一说是“六七百人”加上“沿途收容了一些同志”，基本上也出入不大。还有一种说法稍有不同，说皖南新四军除他率两干余人突围外，其余6000余人全部被国民党消灭。这个提法没有明确提及傅秋涛的突围路线，但在率领人数上却增加到“两干余人”。

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是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该书在下册第536页上写道：皖南新四军“除傅秋涛率后续部队千余人突围渡江到无为一带以外，其余大部壮烈牺牲”。由于该书系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影响面广，故这种说法最为普遍。

根据笔者所掌握的一些情况和材料来分析，上述傅秋涛在皖南事变中的突围路线和率领人数恐与史实不符。

皖南事变以后，奉中央军委命令，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部队改编为7个师。新四军第七师于1941年5月1日，在安徽省江北无为正式成立。该师由在皖南事变中突围过江的部队，加上原在江北由林维先率领的三支队挺进团、孙仲德率领的江北游击纵队一部合并组成，系当时新四军7个师中人数最少的一个师，成立时尚不足两干人枪。其中约700余人是从皖南事变中先后突围到达江北无为的。如果傅秋涛率“千余人”一突围到江北的话，那么编入第七师的700余名突围指战员应该都是傅秋涛带来的那支部队。而实际情况是，皖南新四军9000余人被顽军8万人包围后，激战7昼夜，死伤、被俘大半，后因弹尽援绝，才分路突围。当时突围到达江北的700余人是分散成小股才得以冲出敌人的包围圈，从铜陵、繁昌沿江一线分头北渡到达江北无为一带的。第一批人数较多而又较早突围到无为的，是新二支队政委黄火星和军特务团团长刘别生率领的队伍，约有100人左右，是1月18日夜从繁昌油坊嘴渡江的；突围人数最多的是由新二支队的营长巫希权和副营长张玉辉等率领的队伍，约200人，是元月下旬分乘两只大船渡江的。其余大多是几个人、十几人或几十人不等，陆续渡江到达无为的。一直到4月份还有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新二支队参谋长谢忠良，三支队五团二营营长陈仁洪、副营长马长炎等70多人最后一批渡江。上述情况谢忠良、马长炎、张玉辉等都在各自发表的回忆录中有详细的介绍。

如果确实有“千余人”随傅秋涛到无为，那么存活者一定不少。40余年来，关于皖南突围的回忆见诸报章书刊者甚多，可是却没有一篇回忆录是描述如何跟随傅司令员一起突围到达无为的。现仍在工作或离休的原新四军第七师老同志中，当时参加皖南事变并突围到达江北无为的不乏其人，经调查访问，其中绝大多数是在突围时担任中路纵队(老三团、新三团、军直属队、教导团)和右路纵队(五团、军特务团)的指战员，他们都不是跟随傅秋涛一路突围的。傅秋涛当时是新一支队司令员，所辖为老一团、新一团，突围时担任左路纵队。在突围到无为编入七师的老同志中，很少有原新一支队的成员，即使有，如老一团二营营长李元，也是在新一支队被打散后并到友邻部队再突围到江北无为的。笔者曾多次访问当时担任中共无为县委书记、在江边参加接应皖南突围人员的离休干部胡德荣，据他反复回忆，当时突围到无为的新四军皖南部队营以上指挥员中，肯定没有傅秋涛，更不可能由他率领千余人到无为。

在皖南事变中，傅秋涛及其所率领的新一支队究竟是从哪条路线突围的呢?根据以下有关材料分析，我认为傅秋涛的突围路线是由皖南向东北方向经宣城、当涂、溧阳，最后到达苏南根据地。

一、笔者曾走访现在上海工作的新四军老同志、皖南事变中担任新一支队司令部机要员的张祖池同志，他在突围过程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和司令员傅秋涛和政治部主任江渭清在一起。据他叙述新一支队于1941年1月4日从皖南驻地奉命出发，6日经大康王到达求岭，即遭强敌包围，部队损失严重，部队在皖南山中被打散，最后傅秋涛率少数人向东北方向突围，经苏南溧水与当地新四军罗忠毅、廖海涛部会合，后到达太湖之滨的新四军第六师师部。

二、傅秋涛突围到达苏南后，当时的记者顾克如曾在江阴县祝塘镇附近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向傅司令员采访了突围经过情况。事隔41年，顾克如将采访记录整理发表，题为《傅秋涛谈新一支队皖南突围》(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2年第1辑)，也较为详细地叙述了傅秋涛东向苏南突围的经过情况。

三、关于傅秋涛突围路线，还可从当时党中央和中原局的有关指示得到印证。1941年1月12目，党中央以毛泽东、朱德名义致电正在突围中的傅秋涛，询问其部队突围情况，并指示傅部速赴苏南；1月18日，中原局以胡服(即刘少奇)名义致电罗忠毅、廖海涛并转傅秋涛，指示他们派人收容皖南事变中的失散人员，并组织他们在皖南等地开展游击战争。罗、廖部队当时在苏南溧水、金坛一线活动。这两封电报可进一步说明傅秋涛在皖南事变中的行动方向。

那么，傅秋涛率“千余人”突围到达江北无为的说法是从何而来的呢?

笔者认为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对档案的误解。在档案中至今还保留有傅秋涛率部突围的记载，如“我等率秋涛两个团已打到泾县、宁国间”(1941年1月10日叶挺、项英、饶漱石致刘少奇、陈毅电)；“闻你们率傅秋涛部两团突围，甚为喜慰，望速赴苏南”(1941年1月1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叶挺等电)；“虽有傅秋涛两个团突出至宁国山地”(1941年1月1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周恩来、叶剑英电)，于是有的人便认为傅秋涛率两团人已经突围。二是傅秋涛突围到苏南后去新四军新军部盐城，先是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于1942年初被委派到安徽无为担任新四军第七师副师长(师长张鼎丞在延安始终没有到职)，而七师又是以皖南突围到江北无为的新四军为核心组成的，所以有些同志可能误以为傅秋涛率众从皖南突围到江北无为。P.34-36

史学工作者必须具有治学严谨、锲而不舍、秉笔直书、存真求实的史识和史德。从事新四军史研究，只有在掌握大量的、确凿的史料的基础上，才能通过研究和探讨，对新四军的历史进程作出科学的概括。有一阶段，因为稿约多，为了赶稿子，难免心浮气躁，殊不知这正是史学研究的大忌。对此我有过一次深刻的教训。1988年我在写《对项英在皖南的错误不可低估——与王辅一、王秀鑫同志商榷》一文时，认为项英1939年10月31日在皖南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而实际上项英传达六中全会精神的正确时间是1938年10月31日。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差错呢?其源盖出于我1983年做的一张资料卡片，卡片摘录了《党史研究》1983年第5期题为《关于皖南事变前新四军发展方针的几个问题》的文章，文中提到：“项英同志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回来以后，在1939年10月31日的积极分子会议上作的《中共六中全会的总结和精神》的报告，却严重地违背六中全会的基本精神……”该文作者是中央档案馆的资深研究员。我引用上述卡片摘录的资料写成文章寄出后，总感觉不太踏实，结果等我核实清楚发现时间有误时，白纸黑字已经发表。1991年在我的文章收入《皖南事变研究与争鸣》一书时，我即作了改正，在全省党史系统业务骨干培训班上，我多次举此事例引以为戒。1999年初，我已调上海多年，接到安徽基层朋友转来的王辅一亲笔复印件，他还对此抓住不放，硬说我“借纪念刘少奇攻击项英行径恶劣”。毛泽东的错误都可以写进党的决议，项英的错误为什么就不能探讨?对王辅一这种有失风度，自损形象的做法，我百思不得其解，惟有把它当作对我的鞭笞，此后我写的研究文章严格引用经过核实的资料，不敢稍有疏忽。

1994年到1999年，我作为人才引进调回上海，在市委党史研究室担任编辑出版处处长兼《党史信息报》总编辑。这一阶段因工作性质从编研为主改为编审为主，新四军研究成果数量有所减少，但自认为取材更准确、论说更透彻、行文也更周密，其中《皖南事变新四军损失考》(载《党的文献》1998年第4期)、《赵希仲其人》(载《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2期)、《饶漱石与新四军》(载《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2期)填补了新四军研究的空白。1997年《安徽现代史》出版，我为主要撰稿人之一，同一年，47万字的《新四军发展史》出版，我为主要撰稿人、第二主编并统编全书。囿于史学界不少研究论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我尝试用生动活泼的文字，撰写了《叶挺为何出任东江游击指挥?》(载《战争年代》1996年第4期)、《华中敌后展宏图——刘少奇华中之行》(载《党史信息报》1998年11月25日月末版)，取得了较好的反响。

1998年年头年尾，适逢周恩来、刘少奇两位伟人百年诞辰，按中共中央指定的规格，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解放军总政治部5家单位联合主办，在北京先后召开了周思来、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研讨会。事先向全国发出征文通知和要求。我写出《从新四军的几个主要历史关节看周恩来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过程中的统战实践》、《砥柱中流力挽狂澜——论刘少奇在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两篇应征论文，经过本单位、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中央研讨会组委会层层评选，最后荣幸地两度入选赴京与会，会上组委会颁发了入选论文证书，会后文章都由中央文献出版社收入论文集公开发表。获得如此殊荣，是对我从事新四军研究的最好奖赏，也为我20年的史苑耕耘作了一个完美的小结。

本书起先设计了好几个书名，都不满意，最后接受一个朋友的建议，直取书名为《关于新四军》，顾名思义，所收文章都与新四军有关。新四军活动范围东联黄海、东海，西至汉水、武当山脉，南迄浙赣线，北抵陇海铁路，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由于我长期从事安徽抗日战争编研的局限性，收入书中的新四军人物活动和重要事件大都发生在安徽境内。最后两篇文章是建党初期的内容，前面曾经提及，是我初涉史学研究时发表的成果。当时在写作过程中花费了大量的心血，现在作为附录收入书中，表达了对彻底告别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这一研究领域的一种复杂心理。

收入书中的文章，有7篇是两人合作联合署名的，其中《对1922年4 月中共中央西湖会议的质疑——与道夫·宾先生商榷》、《抗战烽火中的邓子恢》、《桂系主皖和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3篇第二作者周蕙；《曹云露的历史功绩应予充分肯定——兼析方柏报告》第二作者徐明琪；《皖南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二作者潘迪友；《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原因及其历史背景》第二作者刘以顺；《皖南事变日志》第一作者刘以顺，特此说明并致谢。

谨以此书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和母校复旦大学建校100周年。

校完全部书稿，已是2005年4月20目凌晨。夜阑人静，万籁俱寂，我却心潮澎湃，难以自已。遥想当年，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高唱着“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的豪迈战歌，纵横驰骋在扬子江头，淮河之滨，深入敌后，百战百胜，在反侵略与侵略、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的生死搏斗中，为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丰功伟业。在21世纪伟大祖国改革开放的今天，继续弘扬铁军的军魂，对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对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现在，开创未来，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案头上的这本书稿，是我20年史苑耕耘心血的结晶，而今集结出版，算是我献给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和母校复旦百年校庆的一瓣心香。

感谢102岁高龄的新四军老领导夏征农同志为本书题签书名。

感谢上海《大江南北》和福建《战争年代》杂志授我以优秀作者的称号。它们多年来对我的支持和勉励，为我深入进行新四军研究增强了信心和动力。

感谢我的挚友——安徽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宋霖，在他窄小的书房中，多到数不清次数的长谈，是我触发灵感和放飞心情的最佳享受。

感谢我的夫人周蕙，她一度曾与我合作研究新四军，以后转向古典文学研究，但仍是我每篇文稿的第一个审读者，她的润色使我的文章增辉不少。

最后要感谢我的慈母，从事几十年早中晚三班倒的女工，为了让我在安徽专心工作，心无旁骛，退休后在上海帮我带了整整10年的孩子，直到体力衰竭去世，年仅6旬。每念及此，悲从中来。慈母姓邵名翠英，我的笔名邵英子，即为纪念先母而起。

2005年4月20日于沪西田林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