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视角的红墙影像记录，政坛鲜为人知的风云往事。杜修贤曾握住过中国最高新闻媒体的触角，在政坛新闻上“行走”了10多年，对中南海的领导人们有着很深层次的了解。本书就是他摄影政治生活的生活写照，它带读者走进照片构成的历史长河。伟人领袖、风云人物，都在这条历史长河里挥展身手、表现才略、在镜头里沉浮、流动、定格……特别真实的画面与特别真实的话语让人感到了历史的沉重与伟大。

杜修贤曾握住过中国最高新闻媒体的触角，在政坛新闻上“行走”了10多年。然而，离开中南海20年后，他还是那样不善侃说，看上去有点威严冷峻，回避着好奇者刨根问底的纠缠，更不允许作家们任意的文学加工。

他说，他这一辈子只讲真实和真情。杜修贤的政坛镜头和红墙故事就能给人们带来亲切、真实，也带来沉思和震撼。

和他熟了，开始窥视到他那似乎严厉的外表下善良温和的心灵，他走上摄影路之前的穷困与艰辛。

故事滔滔不绝流出他的心窝，故事也滔滔不绝流过我的笔端……

引言 杜修贤：著名“红墙”摄影师

第一章 走进中南海，走进西花厅

 第一节 正式担任周总理专职摄影师

 第二节 邓大姐的终身遗憾

第二章 第一次随周总理出访东南亚

 第一节 泼洒“和平共处”之福水

 第二节 友好访问变成吊唁活动

 第三节 将援越抗美进行到底

第三章 “大跃进”之人祸天灾

 第一节 毛泽东点名批评周恩来

 第二节 吃不饱的大锅饭

 第三节 毛泽东让了步，请陈云出山搞经济

 第四节 总理心系大庆油田

 第五节 蒙哥马利元帅和斯诺记者的中国行

第四章 跟随总理畅访亚非欧14国

 第一节 数阿联运动员的心跳

 第二节 1963年最后一天

 第三节 总理，加纳政变了，你不能去

 第四节 总理凯旋，主席亲自迎接

第五章 跨入60年代的几次重要拍摄活动

 第一节 蘑菇云腾升及赫鲁晓夫下台

 第二节 农业学大寨

 第三节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边举杯边斗智

第六章 风云突变，洒向人间都是怨

 第一节 国民党桂系首领李宗仁叶落归根

 第二节 邢台地震．总理爱民如子

 第三节 林彪和江青的名字首次紧密相连

 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了

 第五节 我是安插在总理身边的特务？

第七章 走近“文革”中的毛泽东

 第一节 周恩来急电召我返京

 第二节 担任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

第八章 庐山事变后的博弈

 第一节 陈毅不同意林彪的“天才论”，成众矢之的

 第二节 陈毅患癌症

 第三节 林彪撕去了“无限忠于”的面纱

 第四节 只有一瞬间的假象

 第五节 峻岭就是江青

第九章 惊心动魄的1972

 第一节 毛泽东预感到林彪要对他下毒手

 第二节 不平静的中南海

 第三节 一网打尽林彪”四大金刚”

 第四节 陈毅是个好同志

第十章 改变世界的握手

 第一节 美国总统尼克松将手急切地伸向中国

 第二节 改变了整个世界的一周

 第三节 总理患了膀胱癌

第十一章 人有病，天知否

 第一节 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成立

 第二节 玉泉山的日子

 第三节 共产党人要尊重历史

 第四节 江青整倒周恩来的计划成泡影

第十二章 毛泽东真的老了

 第一节 彩色胶卷；中洗的自动化

 第二节 为什么将毛主席拍得苍白无力？

 第三节 只给我们三分钟

 第四节 姚文元叫我写检查

 第五节 总理批评我是”三十无害论者”

第十三章 江青的红都女皇梦

 第一节 毛泽东亲自出面替江青请老师

 第二节 她不要主席的镜头，要慈禧的镜头

 第三节 江青会见伍振超

第十四章 邓小平再次出山

 第一节 邓小平重回北京

 第二节 邓小平走上了联合国大会讲坛

 第三节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最后一次握手

 第四节 总理最后一次走进主席的书房

 第五节 毛泽东对王洪文有看法

第十五章 “样板戏”之戏外戏

 第一节 八个样板戏的雏形

 第二节 最难安顿是江青

 第三节 样板戏背后的冤魂

 第四节 江青对周恩来采取实用主义态度

第十六章 “不合唱”的叶老帅

 第一节 “二月逆流”前后

 第二节 周恩来的策略

 第三节 战争让老帅们走开

 第四节 “不合唱”的态度赢得了毛泽东的赞赏

 第五节 叶剑英“屡批屡犯”

第十七章 江青爱与怒之影画梦

 第一节 受江青训斥成了必经程序

 第二节 江青发怒烧毁自己的摄影作品

 第三节 厨师说：她要不是主席的老婆．依我的性子早就把她给剁了

 第四节 江青的个人影展

第十八章 伟人一去国有殇

 第一节 毛泽东的传神瞬间

 第二节 我和上帝有个约会

 第三节 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第四节 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

 第五节 周恩来生命垂危

 第六节 “投降派”的帽子又抛向谁？

第十九章 大寨之落日余晖

 第一节 大寨变成了江青的展览“大厅”

 第二节 江青为邓小平夫妇照相

 第三节 江青一口一个“老娘”

 第四节 江青给我安罪名

第二十章 周总理离开了我们

 第一节 我想回西花厅

 第二节 一定要拍一张江青低头脱帽的照片

 第三节 十里长街送总理

 第四节 一把白灰化入江海

第二十一章 乔冠华的沉浮人生

 第一节 头顶失去一方晴朗的天

 第二节 真理往前一步就是谬误

 第三节 心脏的绞痛

第二十二章 玉宇澄清万里埃

 第一节 我藏起的一张照片

 第二节 千方百计在新闻照片上做文章 

 第三节 王洪文突然频频找我

 第四节 “四人帮”终于被抓了

 第五节 结束我的政治摄影生活

第二十三章 纯粹而纯真的胡耀邦

 第一节 ”绝照”的由来

 第二节 公则明，廉则威

 第三节 埋骨青山绿水间

 第四节 人民爱戴纯粹而纯真的人

 第五节 60年之血与火

“嗳……嗳，我和老杜握手怎么没有人照相?”

我忍不住笑了：“相机在我手里，别人照不成啊!”

总理朝另外一个记者招招手。“我和老杜再握一次手，你们给照一下。”

我高兴极了，和总理留一张单独合影，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读者可能有点奇怪，整天和总理在一起，怎么照一张照片还那么难?

总理是一个和蔼慈祥的人，同时也是个严厉严格的人，到他身边之前，我就知道了许多“纪律”，比如不能抢镜头，不能主动提出和领导人合影等规定。那时的人也很老实，不让合影就不合影，决然想不到找机会单独合影。所以许多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至今都没有一张和总理的单独合影。

总理和我单独握手后，看看我，若有所思。

“嗯……我以前看见过你……面熟嘛。” 

刚才那一笑驱走的紧张又跟了过来，脸热良久，舌尖上也没能弹出一个音符。

以前见过?我脑海里迅速筛找记忆……

1945年我在延安见过周恩来，那时他从重庆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在机场上，我挤在人群里，紧张地抓着一部苏联老大哥的照相机，一会儿举起，一会儿落下，奔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满以为能拍下周恩来潇洒、沉静、健美的身影。还没等从成功的幻觉中醒过来，猛然发现镜头盖没打开。巨大的懊恼顿时像刀在胸腔里剜，剜得泪都快出来了。怎么节骨眼儿上就出岔子呢?年少气盛颇为自负的我差点没把相机给砸了。那次纯属摄影新手的常规错误，竞使毫无过错的苏联相机在我手里一生都黯淡无光。

那次机场上人山人海，我淹在里面，连个头顶也没有冒出来……这绝不可能算是见过。

以前见过?1954年从兰州调到北京分社，后又到中央新闻组，倒是常去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可……那些会议和活动往往场面较大，人数也多，尽管有时镜头离总理很近，但他都在聚精会神地讲话，怎么可能会注意我这个普通记者!

然而他确实记住了我，从他确信无疑的神态可以看出。

“我能到总理身边工作，一是组织的安排，二是……是我的运气好哪!”憋了半天，说出这么一句话。

总理盯了我一眼，那眼神叫我吃不准他是不是要责备我，心里不觉慌了起来。

“那哪能靠运气?工作要靠自己的努力嘛。你说是不是?老杜。”

刚才总理叫我老杜我就不自在了半天，他多大我才多大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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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修贤：著名“红墙”摄影师

见过杜修贤的人都会说他是条汉子!

是的，一米八的个头，宽阔的背脊，古铜色的脸膛，还有岁月的风霜染白的平顶“刷子”短发……构成了陕北汉子犹似黄土高坡那般浑厚雄壮、坚韧倔犟的独特气质。

一旦和他相识，很快你就会发现这“独特气质”中隐藏着许多精彩的细节。

比如，他从不给我介绍他那只端相机的手有何等奇功，可以稳稳托住按动1/4秒的快门。他只是用手夹着一根燃烧的香烟，烟已快燃到烟蒂，2寸多长的灰白烟灰虽弧形状弯曲着，随着他摆动的指尖一会儿举向嘴边，一会儿落于膝盖，烟灰却垂而不落，直到这根香烟吸尽丢在烟缸里，烟灰这才粉身碎骨。这是一种罕见的平衡之功，令我目瞪口呆……

再比如，他没有过多的语言讲述他一生的经历，也从不去评论中南海里的历史事件和风云人物，而是带我走进照片构成的历史瞬间里。那哪是什么瞬间啊，而是一条由千万个瞬间汇集而成的历史长河，河宽而深。上面闪动着耀眼的光芒，卷动着激腾的浪花，也旋转着湍急的水涡……伟人领袖也好，风云人物也好，都在这条历史长河里挥展身手，表现才略。他们在镜头里沉浮、流动、定格，几乎每一个瞬间都能构成一个永恒的主题。

杜修贤曾握住过中国最高新闻媒体的触角，在政坛新闻上“行走”了10多年。然而，离开中南海20年后，他还是那样不善侃说，看上去有点威严冷峻，回避着好奇者刨根问底的纠缠，更不允许作家们任意的文学加工。

他说，他这一辈子只讲真实和真情。杜修贤的政坛镜头和红墙故事就能给人们带来亲切、真实，也带来沉思和震撼。

和他熟了，开始窥视到他那似乎严厉的外表下善良温和的心灵，他走上摄影路之前的穷困与艰辛。

故事滔滔不绝流出他的心窝，故事也滔滔不绝流过我的笔端……

为了让镜头内外的故事叙述得亲切自然，故采用第一人称，让红墙摄影师走近您的身边，走进您的回忆中……

1926年11月，我出生在陕北米脂县城。母亲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她盘膝坐在炕头的背影，手里是我们儿女身上永远缝补不完的破衣烂衫。父亲在当时小小的米脂城里，算是个有文化的人了，他打得一手好算盘，祖上曾是个大户人家，不知在哪一脉蔫了香火，渐渐地败落了下来，到父亲这一辈除穷得只剩下认识几个字外，几乎一无所有。

我们一家租住在破烂不堪、极便宜的土垒房里，父亲的算盘已系不住我们兄弟姐妹不断增长的嘴。哥哥姐姐五六岁就上街拾菜叶和瓜皮，充填家里煮饭锅里的容量。盐水煮菜叶，盐水煮瓜皮，我们天天吃这些，我几乎记不起来白面馒头的模样，更不要说回味它的滋味了。

母亲也常出门，她做有一手好针线，常到有钱人家做针线活，得来一点工钱，筹划全家人的油盐酱醋和针线布头。

贫穷一直像影子一样追随着我家。小小的我用稚弱的肩头，挑起了沉重的生活重担，并开始试图寻找改变自己命运的途径。

在我有了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后，更是家徒四壁，最后只好住到山梁高处的窑洞里，因为窑洞愈高租价越便宜。

我提着哥哥姐姐曾提过的篮子，走上街头。

西瓜堆旁，我汗流满面立在灼人的阳光之下，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每一张瓜汁四溢的大嘴，极有耐心地等待瓜客们啃完最后一口。就在他们放弃瓜皮的刹那间，我的篮子便准确无误地接住那片甩落的瓜皮。几十年后，我细细回想当时的情景，专注等待瞬间的耐性和对瞬间的准确反应，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就已开始磨就?

1937年，我11岁。穷山恶水的土坳里几乎与世隔绝，好像战争与这个世界相隔很远。但自从我的哥哥被征兵去了南方的抗日前线，我们家就开始感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威胁。终于有一天，一封来自长沙的“光荣信”——我的哥哥在长沙会战中战死，母亲几乎塌了精神支柱。她整夜整夜地哭啼，把眼睛都哭坏了……

春耕在即，有田地的庄稼汉站在地边，似乎看见了金黄季节，憋着劲地朝手心吐唾沫，心焦地等着开犁。没田地的汉子们只好排在大户人家的门外，指望用廉价的劳动力换取昂贵的生存资格。

米脂高府是这远近闻名的富贵大户。门口排了打工的长队，我也在其中。

春寒刺骨。一批批汉子刷了下来，哭丧着脸走了。我却留了下来，因为我告诉高府女主人，我会洗碗扫地干一切家务活。

整整一年，从日出干到日落，我是一个不知疲劳的佣人，终日忙碌。可是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想起满脸辛苦的母亲，未尽的男儿责任强烈地咬着我的心。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穷人的路?

我离开了高府，自谋生路。

14岁的我，走上一条不知漂泊何处的路，那心情那痛楚那苦涩那孤独根本无法用白纸黑字表达清楚。

那一夜，我行走在漆黑的山道上，暗夜隐没了山梁和山坳，只能隐约地勾画出轮廓。寒冷侵遍了全身。黄土坡的怀抱里有人可以在安逸中睡觉，白天也不用劳动。而我的母亲、父亲整日操劳，全家却要挨饿……

我痛苦不堪地想着，脚下的路离故土越来越远。

天放亮了，晨霭里，我看见远方有城墙的影子。走近一打听，是绥德县，和米脂邻近的一个县。这一夜我竟然赤脚走了40多里地。

又饥又渴，双脚火辣辣地痛。

我忽然惊奇地看见几个穿灰色制服的人走了过来。咦?什么兵?是不是红军?我曾在米脂城里见过红军，听说是穷人的军队，我走上去向他们打听“你们是什么兵?”

“八路军，共产党的军队。”

“八路军和红军一样吗?”

“一样，以前是红军，现在打日本鬼子，改成八路军。”

一个念头在心里猛然腾升，我似乎看到了一线曙光。“我能当红军吗?”

“那你到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试试，那里正在报名呢。”

只要有饭吃，去哪儿都行。当时我不懂得革命道理，只要有饭吃不饿肚子就是最大的满足。

我随着教员的指头在表上填上了自己的名字，看着自己歪斜的笔画，心里就有一种好梦难圆的惴惴不安。

教员的指头又指着下一栏，叫填写父母的姓名。我僵然，赧颜不语。

“不识字?……小兄弟!你不够学校招生的标准，过几年再来，好吗?”

我红着眼圈退出了人群，依依不肯离去。

“小同志，你愿意在这里扫地打水当勤务员吗?”一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注视着我。

“我都会做。”他的问话我并没有听懂。什么叫勤务员?管它三七二十一，先答应了再说。“先生，我给人家扛过活，能做许多许多的活计，先生，留下我吧!”

“叫同志，革命队伍里不叫先生。”

“同……同志，让我留在这……革命队伍里，我会干好勤勤……务员。同志，留下我吧。”我急切地使用刚学来的新词句，结结巴巴地恳求这位教员，这是最后的希望。

我终于留在学校里当勤务员了。  如果那次我被拒之门外，真不知会漂泊到何时何地，我的人生道路会是怎样的。

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会有读书识字的一天，能懂得革命道理，懂得知识，懂得许多上辈人听都没有听说过的事情。被“穷”的苦闷抽打的灵魂，现在豁然开朗了，伤佛打开一扇天窗，灵魂在没有压迫没有饥饿没有痛苦的乐园里徜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也像巨大的支柱耸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

如磐石般的支柱虽然经过风蚀雨淋，但，一直耸立着、支撑着，直到今天。

1940年的夏天，学校里的一位教员生了重病，要到延安治疗。病人去延安需要有人护送，学校领导问我。

“200多里的路，靠双脚走，行吗?”

“行!”我的坚强自信和成熟，赢得了学校的信任，终将这副重担搁在我的肩上。

马一前一后担着用席子扎成的“架窝子”，病人躺在上面。我们上路了。

延安革命的圣地，它在向我招手，我感觉到了。

我看见了延河边的宝塔山。激动、兴奋冲击着每一根疲劳的神经，浑身的血呼呼直奔。就连奄奄一息的教员也双目生辉，像回到久别的故乡一样，病自然也就减退了三分，竞奇迹般地坐了起来，苍白的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红晕。

将病人送进延安总医院后，我按照学校的吩咐，到中央出版发行部报到，据说他们那里缺人手。

我被分配在中央出版发行部青年队工作，还是勤务员的工作。。

不多久，我又调到新华书店当勤务员。日复一日地推移，我头顶上的“员”也随之不停地变动，通讯员、书店店员、书店管理员……

新华书店的对面是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的电影团，在那儿还开了个小小的摄影室。

我常去玩，渐渐地我迷上了摄影。神奇的照相机好像有着无尽魅力，老是牵着我的腿去和它“相会”。时间一长我萌动着一种愿望，有朝一日也能拥有一部照相机，“喀嚓”、“喀嚓”照下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

愿望在1944年初实现了。

我参军进了八路军电影团，成为一名学摄影的新兵。

吴印成当时是电影团团长，也是我们的老师，我有了一部德国“蔡斯”相机，后来又有了一部苏联老大哥的相机。

我痴迷了，从没有什么东西像这样让我着迷过，仿佛每一个画面都有着永不褪色的魅力。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了。吴印成和我们学员分别了，他去了东北战场，而我随十八集团军也上了西北战场，也就是后来的第一野战军。

战争锻炼人，也锻炼了我的拍摄技术。

全国解放时，我已是一个熟练的摄影记者了，后来在兰州军区画报社当了摄影组的副组长。我的官当得并不好，但照片还是很有出息的，报刊上常有它醒目的一席之地。

从那时到现在，许多许多岁月在手指间流逝走了，我也经过了很多的大风大浪，但要我忘记初衷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