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国近代建筑史上的一代宗师,著名的建筑学家、建筑史学家、建筑教育家、系统地调查整理研究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和理论是这一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中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
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
中国古建和文物保护工作倡导者之一;
胜利后首都城市规划工作的推动者;
建国以来几项重大设计方案的主持者;
解放后一些建筑组织的倡导者……
他就是一代宗师——梁思成。
梁思成教授长期从事建筑教育事业,对建筑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学术研究方面,梁思成教授自30年代起,对我国古代建筑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他生前写的许多有关中国古代建筑的专著和论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梁思成教授还以巨大的政治热情,对北京市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提出很多重要的建议,并参加了北京市城市规划工作,参加了国徽的设计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扬州鉴真和尚纪念堂等建筑的设计工作,对建筑设计的民族形式进行了探索。梁思成教授,是我国最早用科学方法调查研究古代建筑和整理建筑文献的学者之一。他的学术著述,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重视,他的著述是我国建筑界的一份宝贵遗产。
梁思成(1901年-1972年),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共产党党员,籍贯广东省新会县。
梁思成教授1901年4月20生于日本,1915年-1923年就学于北京清华学校,1924年赴美留学入康乃尔大学,不久转学人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 1927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硕士,1927、1928年在哈佛大学美术研究院学习。1928年回国,到沈阳东北大学创办了建筑系,并任教授兼系主任直到1931年。1931-1946年担任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员、法式部主任。1941年还担任前中央研究院研究员。1946年为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担任教授兼系主任到1972年。在这期间,还曾于1946年11月、1947年6月,应美国耶鲁大学之聘为访问教授。1947年1月-1947年6月,作为中国代表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顾问。1948年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解放后,于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三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及民盟中央常委等职。历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土建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学部委员、中国建筑科学院建筑历史理论研究室主任、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全国科学普及协会北京分会副会长等职,1972年1月9日病逝于北京。
一、父亲梁启超与维新变法
梁思成祖籍广东省新会县茶坑村,父亲就是著名的“维新变法”志士梁启超。梁家,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家庭。梁启超的祖父一生饱读诗书,多年奋斗后中了秀才,挂名府学生员,当了个管理一县文教事业的小官——教谕,并娶了广东提督黎第光的女儿为妻。梁肩超和祖父一起生活了19年,受到他很大的影响。
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字莲涧,任教于茶坑村的私塾。他于教书之余,躬耕田地,并热心于茶坑村的公共事务。梁启超的母亲出身书香门第,贤淑聪慧,能诗能文,是梁启超的启蒙老师。
梁启超自小就特别聪明,是有名的“神童”,被看作是梁家出人头地的希望。他8岁的时候,一位老先生来梁家作客。
吟了一句:东篱客赏陶潜菊,
梁启超马上对日:南国人思召伯棠。
又吟日:饮茶龙上水,
梁启超对日:写字狗扒田。
梁启超9岁时,父亲带他到广州去考秀才,虽然未能考中却也见了世面。1884年,梁启超11岁时,便中了秀才,补博士弟子员。广东省主考叶大焯惊喜之余,对其试以文艺,梁启超对答如流,博得叶氏的赏识。梁启超见其喜形于色,便灵机一动,当即为祖父七十大寿讨寿文。叶满口答应,为他祖父写了一篇潇洒的祝寿文章,称赞梁家教子有方,茶坑村人杰地灵。
第二年梁启超就到广东最高学府——广州学海堂读书。这里的教师都很有学问,学堂还设有“奖学金”。梁启超常考得头名,得到许多奖励。他还常常到当时与学海堂齐名的菊坡精舍、粤秀书院等处做院外生。先后教过梁启超的有吕拔湖、陈梅坪、石星巢等老先生,其中石星巢对他的影响最深。
1889年,16岁的梁启超踌躇满志,参加广东乡试,考中举人第8名。1890年,17岁的时候,他拜南海先生康有为为师,到万木草堂深造。以后又跟随康南海投身于维新变法的运动中,成了维新变法的重要成员之一。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师生到北京会试,康有为中进士第8名,梁启超却名落孙山。据说是因梁启超的文风犀利,被怀疑为康南海的手笔。然而副考官对梁启超的文笔却十分赏识,在卷尾批云:“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梁启超感其知遇之恩,后来还亲自去拜望了这位先生。4月中旬,《马关条约》传到北京,应试的举人(公车)议论纷纷,决心抗争。康南海令梁启超四出活动,发起了史无前例的“公车上书”,在上面签名的举人达1300人之多。他们还组织强学会,创办《时务报》和“时务学堂”。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写了许多宣传变法的文章,又在时务学堂执教。李炳寰、林圭、蔡锷等,都是时务学堂的高材生。
这期间,梁启超结识了谭嗣同,两位维新变法志士,志同道合,结下了生死不渝的友谊。他们讲进化,开民智,主张变科举,兴民权,设议院,并在上海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女子学堂。他们的变法主张,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宣布变法,“百日维新”开始了。
可是,在光绪下令变法的第四天,慈禧太后便以“揽权狂悖”为借口,革除翁同和的职务,令其回江苏常熟老家。光绪见此,“战栗变色”。维新派转而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但是后来袁世凯却出卖了维新派。9月,慈禧等守旧分子认为废掉光绪的时机已经成熟,发动政变镇压维新变法,“百日维新”宣告失败。许多维新志士被捕,梁启超劝谭嗣同一起逃走,谭坚决不走,却劝梁启超立即出逃。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9月25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庭等“六君子”全部被慈禧杀害。梁启超在日本使馆的帮助下,乘上轮船,亡命日本,住在东京牛达区马场下町。
初到日本,梁启超在日本东京小石川久坚町租了三问房子,原时务学堂的一些学生,如蔡锷等高材生,也陆续来到日本,这使梁启超非常高兴。十几个人每人一张小桌,同吃同住,同学日语。不到半年,梁启超的日语便过关了。清政府杀害“六君子”并不能阻挡社会改革进步的步伐,面对腐败的朝廷,一场大革命迫在眉睫。蔡锷曾对梁启超说:“不是清政府不该亡,也不是朝政还腐败得不够,而是与清廷对立的力量太分散。”梁启超说:“自立军起义已是箭在弦上了。”蔡锷说是“必败无疑”,“今后革命无论由谁领导当以结束清王朝为第一要义,保皇之路岌岌乎可危哉!”P1-2
本书的写作可以追朔到1982年,当时建筑历史教研组的教师在研究毕业设计或论文的选题时,徐伯安老师建议可以把“研究梁思成先生的学术思想”作为一个题目,夏路与沈阳同学选择了这个题目。他们学习梁先生的著作、走访梁先生的老朋友,在1983年夏完成了一篇毕业论文。后来夏路去了英国,继续研究,并以此为题完成了一篇硕士论文,此后在她的同班同学(建八班)以及朋友支持下,打算正式出版。
2004年她找到我,希望我帮助修改,拿到夏路编写的文稿之后,我觉得由于夏路太年轻,从未见过梁思成先生,对于我所熟悉的梁先生形象没有能够全面的刻画出来,我愿意帮助她做进一步补充和修改。对于其中有关梁思成家世及成长过程所摘编的材料,大部分保留,有关梁思成在北京建设规划和保护古城方面的内容,我院高亦兰先生与她的研究生王蒙徽,对于这方面早有研究,他们调查了50年代初期有关北京建设的诸多史料,对于梁思成的古城保护思想和规划思想进行了深刻地剖析,并在1990年的《世界建筑》上连续发表了多篇论文。高亦兰还写过梁思成早期设计思想和作品研究的文章,连同上述的几篇文章,都被收入《梁思成学术思想研究文集》,社会上有的人曾以此为素材另外编写了书籍。这次与其引用,不如由作者直接参与编写,于是邀请了高亦兰作为本书的作者之一,对第八章的有关部分进行修改、审核。同时由于高亦兰是清华大学建筑系创办以来的第四届学生,对于建系初期的的教育情况也比较了解,所以也请她对第七章的内容进行审核、修改。
同时我感到需要进一步突出梁思成的学术思想和伟大人格,删掉了一些转引的生活琐事部分,对于全书进行了全面的补充和改写,将原有的文字20万字的篇幅增加到30万字,并添配照片、插图200余幅。我希望献给读者的梁思成先生是一位热爱祖国、有着开拓精神和超前意识的学者,执著捍卫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的学者,同时又是诲人不倦的教育家。他的后半生虽然坎坷,以至最后抱憾而终,但他仍将遗爱留在人间,使人们永远深深的怀念着他。
值此梁思成先生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60周年之际,愿以此书作为纪念,以激励后人,学习梁思成先生的伟大品格。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本学院的吴良镛教授、前党委书记刘小石同志、朱自煊教授、关肇业教授、楼庆西教授、童林旭教授等许多老先生的帮助,并得到前任院长秦佑国教授、现任院长朱文一教授的支持,在此一并感谢。
郭黛姮
2006年初春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