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是20世纪后期在西方国家兴起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和实践形式，是对传统代议民主的某种超越，代表了两方民主的最新发展。罗尔斯、吉登斯、哈贝马斯等两方思想界的领军人物都是协商民主的积极倡导者。

“协商民主译丛”精选两方学者在协商民主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论著，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思想渊源、代表人物、主要观点、重要争论和现实基础，旨在为国内读者了解和研究当代西方民丰政治提供基础性的文献资料。

本书是丛书之一，表明了当其他理论在现代社会的主要挑战面前手足无措的时候，协商理论可以头头是道地令人信服地阐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本书力图表明，当其他理论在现代社会的主要挑战面前手足无措的时候，协商理论可以头头是道地令人信服地阐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本书最大的实际价值在于，它可以推进我们对这些难题的理解和感悟。

总序

中文版序

前言

导论 协商与民主

一、公共协商：初步的界定

二、民主、批判主义与怀疑主义：社会事实与公共协商的政治观念

三、论公共协商的可能性：主要观点概述

第一章 什么是公共协商?一个对话性思考

一、理想程序主义和参与问题

二、协商、民主和公共性：论公开利用理性

三、从弱公共性到强公共性：公正性和公共领域

四、可供选择的协商模型：联合性活动与程序主义、预先承诺

五、公共协商的对话性过程

六、公共协商中的对话机制

七、结论

第二章 公共协商与文化多元主义

一、深层次的冲突：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困境

二、政治自由主义中的公共理性与公民权

三、多元和单一公共理性：民主与道德妥协

四、动态与多元一致

五、政治冲突与道德妥协

六、多元主义、不平等和多数原则：某些道德妥协

七、道德妥协、社会不平等与多数原则：投票权和持续性少数

八、结论

第三章 协商不平等

一、交往不平等和扭曲的交往

二、政治贫困：协商和分配性不平等

三、协商不平等的矫正措施：制度改革和集体行动

四、多元社会的不平等：某些例证

五、结论

第四章 社会复杂性、协商多数与人民主权的局限

一、关于社会复杂性：超理性和超复杂性

二、“不可避免的”复杂性和民主理想

三、社会复杂性、制度中介和人民主权：“双轨”模型及其缺点

四、全体一致、多数统治和协商：二元民主和社会复杂性

五、让制度具有协商性：关于立法和行政的公共分工的一些建议

六、结论

第五章 社会批评者、集体行动者与公共协商：协商民主中的创新与改革

一、社会批评者和公共话语

二、新主题和新框架：关于社会问题的集体行动和公共话语

三、激进批评和世界揭示

四、作为真理的揭示和作为相关性的揭示

五、作为情境性影响的相关性：批评与揭示

六、二元民主与制度创新

七、结论

第六章 结论：协商民主及其批评

译后记

民主合作在什么意义上是理性的?宽泛地说，理性在民主合作中涉及的不是信念的内容而是“行动者运用和获得知识的方式”①。这个界定意味着，当社会实践能够促进知识的获得和运用的时候，它就是理性的。各样的民主理论者都曾尝试把政治谈论和制度的某一个特征，当作民主实践中理性的核心。不过，政治协商要比这种描述复杂得多。协商政治并没有自己单独的领域，它包括多种多样的活动，如形成和达到集体目标、影响作出决策的手段和目的、解决利益和原则冲突、解决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问题等。所以公共协商必须采取多种形式。尽管如此，这些活动只有符合平等、非专制和公共性的条件的时候，才是具有民主性的。

政治领域的多样性使得合法性的起点很宽泛：决策只需要为部分公共理性确证即可。协商一般是利用政治制度的资源解决具有典型性的问题。程序主义的正确之处在于：公共性不能是具体决策的决定性标准。当协商在问题情形中进行的时候，它承认社会生活是活生生的并且有时还是脆弱的。不应在合作破裂的时候寻求新的全体一致，而最好把公共协商自身就看作是个联合性、合作性社会活动。把合作性活动看作是协商的恰当模式，不但能弄清楚政治问题实际上是怎么解决的——如果可以解决的话，而且也更能弄清楚复杂多样的社会中政治共识的要求。协商不是把实际情况而是把社会活动的另外方面当作共识的基础：可理解性(intelligible)活动对他人的责任性以及通过拓展责任性到所有人和新情形中而使合作继续进行的行动者的反思能力。②

当被拓展到常规情形之外的时候，公共责任性就由它的实际功效来测定。即便在日常生活中，当期望和合作破裂的时候，负责任也是需要的。当我们所熟悉的某个人对我们的致意无动于衷时，将来的关系要想修复，我们就得要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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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作为一种政治理论，还是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在当代西方世界都极有影响。许多西方学者说，在过去20-30年中，协商民主是西方政治思想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我甚至认为，即使从现实政治的角度看，协商民主也是当代西方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发展之一。无怪乎，一些当今西方政治思想界的领军人物，纷纷表明自己对协商民主的支持态度，像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英国著名社会政治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德国思想领袖于根·哈贝马斯等人，都是协商民主的积极倡导者。

协商民主，简单地说，就是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对话、讨论、审议等方式，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协商民主之所以成为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生活的最新发展，我认为基本原因是，它补充和完善了当代西方民主的三种主要形式：代议民主、多数民主和远程民主。它使西方的民主理论和民主实践更加适合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西方国家的现实政治发展要求，从而进一步推进了西方的民主理论和实践。协商民主，作为当代西方一种新的民主理论与实践形态，极有可能形成西方民主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的政治学家就极其重视对话和讨论对于政治民主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民主的过程就是决策者不断听取民众意见并使之转化为政府政策的过程。然而，现代国家与古代的城邦国家不同，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直接对话和协商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直接民主很难有效推行，代之而起的是间接的代议民主。多数民主和代议民主便成为西方民主的基本形式。不过，自从以卢梭等人为代表的代议民主理论产生之日起，对其的质疑和批评之声就从未间断过。而近些年来，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政治理论家认为，由于政治过程的极其复杂性，间接的代议民主存在着不少致命的缺点，简单的多数原则不能充分体现全体民众的真实意愿。他们大声呼吁增加政治对话的机会，提高对话在民主决策中的作用。而且即使就对话而言，也有直接和间接之分，现代的通讯技术大大地改变了传统的面对面对话的性质和功能，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民主形式和理论，即远程民主(tele—democracy)。

远程民主理论认为，建立在现代高度发达的通讯技术之上的大众传媒、舆论调查、民意代表、利益团体等制度，构成了代议民主的基础。只要充分利用并进一步改进这些间接民主的制度和手段，就能有效实现民主的核心理念，即“民享、民有、民治”。与此不同，协商民主理论认为，无论是代议民主还是远程民主，都与现代公民的要求和社会的发展有不相适应的地方，公民与官员之间就共同相关的政治问题进行直接面对面的对话与讨论，是政治民主最基本的要素之一，也是任何其他方式所不可取代的。政府与公民的协商，既是达到民主决策的必要环节，同时这种协商本身就是一种民主的实践。它既是公民政治参与的现实形式，也是公民培育民主精神的重要渠道，因此，民主协商是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所以，他们积极倡导公民直接的政治参与。他们相信，协商民主是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是当代民主的核心所在。

在我看来，协商民主是建立在发达的代议民主和多数民主之上的，它是对西方的代议民主、多数民主和远程民主的一种完善和超越。离开这样一个前提，去看待协商民主，就可能会偏离历史的真实。换言之，协商民主不是一种孤立的理论或实践，它深深植根于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现实。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正是由于协商民主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对之进行系统的研究。将当代西方学者在协商民主方面一些有代表性的论著汇编成一个系列，并将其译成中文出版，无疑为国内学术界对此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文献资料的基础。这就是我们推出这套“协商民主译丛”的目的，也恰好符合中央编译出版社“摆渡中外文化学术”的宗旨。

幸运的是，“协商民主译丛”被列为国家“十一五”规划重点图书。按照译丛规划和出版安排，译丛是开放性的，将陆续选译国外在协商民主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丛书的第一批由《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新的视角》、《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等组成，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思想渊源、代表人物、主要观点、重要争论和现实基础等内容。丛书的译者都是年轻人，虽然他们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翻译经验不足，错误和不足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批评。译丛的大量组织工作是由执行主编陈家刚博士做的，我作为主编并未真正尽职，在此谨致歉意，并向中央编译出版社及作者和译者的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

俞可平

2006年6月18日晚于方圆阁

根据我个人的阅读，博曼教授在本书里主要的目的是回应针对公共协商的怀疑论调，并且，这种怀疑主要不是针对协商理论所提出的规范性理想本身的怀疑，而是针对协商民主理论的理想的现实可行性的怀疑。为此，博曼提出了一种关于协商的对话性思考，即将公共协商看成是公开运用理性的对话过程。靠着这种关于协商的对话性思考，他分别考察了协商民主的三大挑战：文化多元主义、不平等和社会复杂性。作为一个新兴的理论与其他民主理论相比较而言，协商理论必得通过某些方式来证明自己理论的优越性和竞争力。博曼教授关注这些问题的最大理论价值正在于此。他要表明的是：当其他的民主理论在现代社会的事实的主要挑战面前手足无措，或失语，或妄言的时候，协商理论可以头头是道地令人信服地阐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在我看来，博曼这本书具有非常明显的创造性：在事实可通过外力而改变的地方主张变革事实，如通过实现能力平等矫正社会不平等；在事实不可通过外力而改变的地方呼唤观念上的转变，如在文化多元主义中提倡道德妥协。这些又都使得本书的风格带上了一层温和的色彩：在渐进中创新中多数都可接受的合作中实现民主之理想。

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得到了本丛书的主编俞可平教授的很多鼓励与支持。执行主编陈家刚副研究员给了译者许多具体的指导与建议，并对译稿做了大量的编辑工作，离开了他们的支持与帮助，译者要完成本书的翻译工作是不可能的。本书的作者詹姆斯·博曼教授慨然应允为中文版作序，使本书增色不少。在此一并对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本书的第二章，曾由陈志刚和陈志忠译出，印行于《协商民主》一书之中，为笔者翻译此章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特向两位同志表示感谢。出版社贾宇琰编辑为完善译稿在编辑方面存在的漏洞不厌其烦地做了很多工作，令译者为之感动。当然，译者对本书所有的翻译方面的问题负全部的责任，翻译中难免存在一些错误之处，欢迎读者和同仁批评指正。

黄相怀

2006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