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完整全面地展示了沈钧儒从封建士大夫到忧国忧民，学习西方，投身辛亥；从反对军阀专制，反对北洋政府出卖主权到呼吁立宪救国，教育救国到坚持团结抗战，组织领导抗日救国会工作；从争取实现民主政治的不懈努力，到幻想破灭；从拥护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到公开与国民党政府决裂；从反内战到为争取民主自由、创建新中国而奋斗的饱经中国社会沧桑变迁，制度更替，不断寻求救国、强国之路的一生。通过对沈老这位爱国老人个人历史的描述，从一个侧面对中国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作了又一次的呈现和回忆。《沈钧儒传》不仅展示沈老的人格风貌，也同时具有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教育意义。

《沈钧儒传》除全面叙述沈钧儒一生的政治活动外，还述及沈氏丰富的感情世界：与夫人张象征情爱笃厚，对子女舐犊情深，为青年之良师益友等。书中还介绍了沈钧儒的诗集《寥寥集》，引述其诗作，分析其心志情怀。本书所述内容力争求真求实，还收集了数十帧沈钧儒的珍贵照片。

第一章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科进士

一 家世

祖籍嘉兴，生于苏州

官宦世家，书香门第

二 青少年时代

读书生活

家庭教育

受到启蒙思想的激荡

三 科举连捷

乡试中举

中式进士

第二章 “立宪救国”主张的积极鼓吹者和推动者

一 东渡日本觅新知

放弃京官，赴日留学

留学时的立宪活动

二 回国推进立宪运动

“论预备立宪要旨”

参加筹创浙江省咨议局

提议案为本省兴利除弊

看穿朝廷的立宪骗局

三 由立宪派转为革命派

亲手降龙旗升白旗，参加中国同盟会

稳固共和新政权，整顿改革全省教育

第三章对国家和社会出路的苦心求索

一 维护民主共和

卷入“政党政治”潮流

讨袁护国

二 在护法运动中

南下护法

撰写《家庭新论》，倡导妇女经济独立和家庭以儿童为主体

三 反对南北军阀混战

参加制订浙江省宪法

任上海《中华新报》主笔，撰文主张以法治

代人治、废督裁兵和联省自治

反对曹锟贿选总统

抵制“金佛郎案” 

为江浙和平而奔走

在国会的最后斗争

倡导苏浙皖三省自治

几遭杀身之祸

第四章 从事法学教育和律师职业生涯

从事法学教育

任上海法学院教务长

努力建设法学院

从事律师职业

一位“政治律师”，积极支持“一二八”抗战，反对日军入侵

营救政治犯

倡导冤狱赔偿运动

第五章 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

组织救国会和领导救国运动

发起成立上海救国会组织

参与筹创并领导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与共产党“心心相印”，亲密合作

领衔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

毛泽东致函高度评价救国运动

进一步推进抗日救国运动的开展

爱国入狱——“七君子”的领头人

为救国就要准备坐牢砍头

一日之内两次被拘

“七君子”之狱

为救国无罪而斗争

法庭上的申辩

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

保释出狱

历史宣判救国无罪

第六章 坚持抗战团结和争取实现民主政治(上)

一 投身抗战事业

决心献身抗日救国事业

出席国防参议会

二 抗战时期在武汉

筹建推动抗战救亡组织

营救李公朴

吁请全世界同情和援助中国的抗战

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极力保障人权

两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

第七章 坚持抗战团结和争取实现民主政治(下)

一 民主宪政运动的积极分子

坚持抗战团结，反对投降分裂

在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中

宪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二 成立“第三者”的联合组织

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

协调国共争端失败

正式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关于《苏日中立条约》的问题

三 恢复律师业务

进步出版事业的保护神

扶助受迫害的平民百姓

四 在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中

主张保障人身自由

赞同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五 争民主与反内战

中共的亲密战友，国民党的迫害对象

不寻常的七十寿诞

争民主与反内战

沉痛悼念邹韬奋

第八章 反对内战，为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

一 反对内战争取和平

呼吁避免内战

改组救国会，创立中国人民救国会

在旧政协会议上

批驳“警员警管区制”

竭力调解东北内战

二 继续为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

抗议国民党的政治暴力

反对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大

驳斥国民党《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

主持召开救国会一届二中全会

三 带领民盟完成重大历史转折

反对国民党强迫解散民盟

筹备并主持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

和蒋政权彻底决裂

四 参加筹建新中国

响应新政协运动

来到东北解放区

不能和国民党反动派妥协调和

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当选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第九章 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

一 在共和国的纯真年代

宣告救国会光荣结束

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开拓者

率中央访问团访问西北

出访苏联和民主德国等国

劫难之忧

二 最后的岁月

一个未了的心愿

与世长辞

第十章 丰富的情感世界

一 与夫人情爱笃厚

二 对子女舐犊情深

三 青年的良师益友

四 独创一套健身方法

五 一生嗜石成癖

六 《寥寥集》——沈钧儒的诗歌世界

沈钧儒，字秉甫，号衡山。清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公历1875年1月2日，出生在江苏省苏州盘门城内新桥巷通关坊一个士大夫家庭。但他的祖籍是浙江省嘉兴府秀水县，即今嘉兴市。

嘉兴和苏州两地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人文荟萃的社会环境深深地影响了沈钧儒的一生。

苏州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早在公元前11世纪，周太王长子泰伯就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了勾吴国。春秋时期称为吴国。自隋朝起，因吴王阖闾筑有姑苏台，所以改称苏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大约从南宋起，人们就开始赞誉苏州的美好生活环境，一直到今天。在这块土地上，不仅有瑰丽多姿的湖光山色、古朴典雅的园林、灿烂的文化艺术和众多的名胜古迹，而且还产生过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学者、诗人和书画家。

人们总是喜欢用“吴依软语”、“俊秀恬美”来形容苏州人的温和个性，其实，历史上苏州人民尚武强悍、忧国忧民、富有正义感和反抗精神的事例举不胜举。春秋时，吴王先后举兵伐楚、攻齐、会晋，征服四方。秦末，项羽率八千子弟起兵抗秦，推翻秦王朝，这八千能杀能拼的精兵就来自苏州。北宋名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警句，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声呐喊，鼓舞了多少仁人志士在民族国家危亡之际，挺身而出。明朝时，太监魏忠贤迫害曾任吏部员外郎已告退回苏州的周顺昌，引起数干市民为周抱不平，颜佩韦、马杰等五人壮烈牺牲，至今离虎丘不远的山塘街青山桥畔仍有五义士墓，它是明代苏州人民英勇不屈抗暴精神的象征。到了近代，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统治，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民族危机，深深地刺激了苏州人民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思想。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月，以朱梁任、苏曼殊为首的18位苏州人聚会苏州西南郊外狮子山，做唤醒睡狮招国魂的事，以唤起国民共同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

嘉兴位于浙江省东北部，处于苏州、杭州的中间点，东邻嘉善县、平湖县，南接海宁县、海盐县，西连桐乡县，北界江苏省吴江县。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城市秀丽，商业发达。早在17世纪，俄国使臣米列斯库在其所著的《中国漫记》一书中就对嘉兴大加赞美：(浙江)省第二大城市名嘉兴，秀丽而土壤肥沃。城市位于一条河上，城里河网密布，河岸铺有经过雕凿的石块，河上架有许多石桥，船只可以在全城各处通行。这座城市秀丽，物产丰富，安乐富足。所有的街道都有拱顶使行人免遭雨淋之苦，街上亦无泥泞。城里有许多功德牌坊，城外也有不少，均以汉白玉砌成。这里也建有许多大石桥，其中一座尤其雄伟。离桥不远，有一座九层宝塔，非常壮观。运河上有40座大石桥，小石桥不计其数。这里盛产丝绸。河里生长一种大螃蟹……

自古以来，嘉兴人民以刻苦图强，英勇善战著称。春秋战国时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最终灭吴国，称为霸主，便是一例。明嘉靖年间，倭寇入侵骚扰浙北各地，三十三年(1554年)直犯嘉兴，嘉兴人民在知府刘悫的指挥下，配合官兵，设下埋伏，用瓦石和矢石打得贼寇望风逃遁，取得了盐仓桥伏击倭寇的伟大胜利。

嘉兴也是革命萌生之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和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杰出的女革命家秋瑾曾两次来嘉兴，与革命志士褚辅成等共商反清大汁。1912年11月，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曾在嘉兴南湖春波桥兰溪会馆发表演讲。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因中途遭到暗探注意和外国巡捕搜查，转移到嘉兴南湖游船上举行，圆满完成了“一大”的全部议题，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光荣诞生。从此，中国历史发生了开天辟地的新变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嘉兴这方水土养育了许多著名人物，如唐代大政治家、中国十大名相之一陆贽(754—805)，元代著名画家吴镇(1280—1354)，明末清初杰出画家项圣谟(1597—1658)，清代著名文学家朱彝尊(1629—1709)，晚清大儒沈曾植(1850—1922)，中国民主革命先驱之一褚辅成(1873—1948)等等，群芳灿烂，彪炳史册。

沈钧儒虽然年仅20岁就离开了苏州，在嘉兴生活逗留时间也极其有限，年轻时仅于1887年、1889年、1890年回原籍应童子试和考秀才，但他对故乡始终充满着热爱之情。他在《嘉兴》一诗中对故乡做了这样的描绘：

绕城宫柳拂长街，桥外睛漪净似揩。

寄语里人须早起，南湖烟景晓来佳。

桐乡李子满篮兜，王店荷花贴水浮。

行过双山一凝望，蒋侯第宅最宜秋。

沈钧儒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要求进步，刚正不阿，无私无畏，谦虚谨慎，廉洁俭朴，与他年轻时饱受苏州、嘉兴两地历史文化浸染和人文精神传统熏陶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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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钧儒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著名的法学教育家和律师。他跨越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朝代，历尽沧桑，饱经忧患，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和法治的新中国奋斗了一生。

爱国主义是沈钧儒毕生追求光明和进步的原动力，是他留给后人最重要的精神财富。

沈钧儒出身科举，为清末进士。他目睹国家危亡，人民痛苦，毅然放弃京官不做，赴日本留学，觅取新知，寻求救国真理。他看到日本学习西方，实行明治维新后很快致富臻强，认为中国要变赢弱为强盛，也要实行君主立宪，便投身立宪救国运动。后来察觉到清廷允诺改革，实行立宪，不过是一种骗局，遂走向它的对立面，转而参加辛亥革命。民国成立后，在长达二十年的政治生涯中，沈钧儒虽然仍是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但他参加反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统治的各种活动，撰文启迪民智，主张以法治代人治，废督裁兵，联省自治，倡导妇女经济独立、自求解放和着眼于未来的儿童培育等，这些无疑对社会的进步和改良有帮助，对革命也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由于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对日不抵抗，东北三省迅速沦亡。接着日本又发动对华北的进攻，企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亡国灭种的惨祸迫在眉睫，牵动了沈钧儒那颗忧国忧民赤诚火热的心，他撰写的著名四首五言伤时感怀诗，充满爱国主义激情，打破旧体诗的格律，一连重叠用了四个“我是中国人”，深刻表达了他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危急时刻的历史使命感。为此他和一些爱国人士在上海发起并领导救国运动，成立救国会组织，并以上海为中心，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救国会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党统治区一面抗日救亡的大旗，产生了重大影响，沈钧儒是最重要的领导者、伟大的爱国主义旗手。随后，他因领导救国运动和其他救国领袖一同被捕入狱，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在狱中他和战友们坚信爱国无罪，忠贞不屈，同国民党诱降迫降的阴谋进行抗争，表现出爱国者的浩然正气和无私无畏献身精神，最终获无罪释放。以他为首的“七君子”的高风亮节，赢得了全社会的普遍尊敬。

沈钧儒从领导救国运动实践中，亲身体验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主张的正确，深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因此把拯救祖国危亡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从此他接受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摆脱了长期处在茫茫的政治迷雾中彷徨摸索而找不到正确出路的状态，开始了他一生中重大转折，完成了从改良主义向革命民主主义的转变，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以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他对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始终坚信不移。

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共产主义者是最彻底的爱国主义者。一切立志救国始终不渝的爱国者，在经历了各种曲折和艰苦探索之后，最终都会成为共产党的忠实盟友，或进而成为共产主义者。沈钧儒最后成为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帜，一位杰出的共产主义者，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不可分。在旧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国，一切忠诚的爱国主义者，都是坚定的民主主义者。

沈钧儒清末主张立宪救国，认为立宪实即改变清朝封建专制制度，实现民主政治，让人民有参政的民主自由权利。辛亥革命后，他本着民国主义在民的精神，反对封建军阀统治，要求贯彻民主精神，厉行立宪政治，并参与了“天坛宪草”和浙江自治省宪的拟定工作。在领导救国运动中，他参与制定的救国会政治纲领，明确提出民主制度的确立，是各党各派彻底合作的基本条件；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的自由，是各联合战线丝毫不能让步的要求。在整个抗战期间，他始终认为抗日与民主不可分，要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必须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战，为此又必须充分发扬民主，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他针对抗战后国民党继续实行专制，压制民主，破坏法治，先后在国民参政会上两次提出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获得许多参政员的联署支持。他和各抗日党派参政员一道，发起民主宪政运动，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制定宪法，实施宪政，保障人权和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为了争取实现民主宪政，他和一些中间党派负责人共同发起成立旨在促成实施民主宪政的统一建国同志会，随后并进一步发展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毛泽东曾说：“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只有民主，抗战才能胜利；也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沈钧儒和救国会是共产党在争取政治民主化斗争中的忠实盟友。抗战胜利后，在沈钧儒的领导下，救国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其政治纲领提出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国家。他参与创办的《民主生活》周刊，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认为当前一切问题的症结都在不民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表示要用笔来反映人民的公意，发扬民主精神，实践民主生活。民主同盟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团体”而遭取缔后，他潜离上海赴香港主持召开了民盟三中全会，领导民盟“一面倒，倒向新民主主义方面”。

反对人治，主张法治，是沈钧儒法学思想的核心。

沈钧儒认为，法制健全与否，是否实行法治，是国家强弱盛衰的重要因素。他引用韩非的话说：“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在北洋军阀统治下，他长期参加政学会活动，是因其政纲对政治取稳和改进主义，强调发扬民主与厉行法治。“唯民主可以革专制之积威，唯法治可以纳庶政于轨物”与他的理念相吻合。他说：“欧美式政治之精神在法治，中国式政治精神在人治。”“吾国政府素重人治，与欧美之一切归纳于法治者迥异，政治所以不进步，此实一大原因。”认为当今中国是无法无天，武人干政，军阀祸国，只有建立法系，实行法治，结束人治，才是弭乱致治之道。20世纪30年代，他针对国民党当局罔顾法治，践踏民主，非法拘禁爱国人士的白色恐怖统治，倡导冤狱赔偿运动。发表宣言说：“‘堂上一笔朱，阶下千滴泪。’此种至可惨痛之现象，竟存留于二十世纪之中国，则斯民之不幸，果为何如?”并制定冤狱赔偿法草案送呈国民党中央采用，要求建立冤狱赔偿制，以保障人权，获得较广泛的舆论支持。冤狱赔偿运动是当时整个爱国民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法制史上一页有意义的篇章。40年代，他撰文批驳国民党政府颁布的侵害人民民主自由权利的《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等法令。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为建立和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殚精竭虑，使法制建设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热爱祖国是我们今天提倡精神文明建设和进行社会主义公民教育最基本的范畴。民主和法治的核心价值具有普世性。发扬民主，健全和加强法治，仍然是我们今天治理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重大课题。国家主席胡锦涛2005年9月初在会见出席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部分代表时说：中国“将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沈钧儒的民主主义思想和法治思想，对今天我们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仍有借鉴作用。他那崇高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更是永放光芒，值得世人钦仰效法。

此外，沈钧儒从小接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济世救民的优良传统，因而有着良好的道德修养。他一生“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洁身自好，克己奉公，清廉正直，乐于助人，重视家庭，爱护子女，对后辈循循善诱，是青年的良师益友，因而为世人所称道，也是值得我们继承的一份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