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很多作家都是圣人：他们的作品被刻在寺庙墙壁上，句句都是至理名言，唤醒一个个民族走向新生。赵恺，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新诗奖，中国社会科学院艾青杯全国文学艺术一等奖第一名，作品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大、中、小学教科书及多种文学选本、辞典，并被多种外文译介。本书收录了他1979-2005年间的作品集，包括木笛也收入在此书中。

赵恺的作品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大、中、小学教科书及多种文学选本、辞典，并被多种外文译介。本书收录了他1979-2005年间的作品集，包括木笛也收入在此书中。

诗雕

披萨饼

散步人生

我的大学

最后一课

天鹅之翼

行进的象

大象之死

漂母墓记

铁山寺记

荷花荡记

柳树湾记

五岛湖记

明祖陵记

壶口石

虎头潮

紫砂壶

蝈蝈

鸽子

听鸟

聊书

绝响

说茶

梆声

田埂

峡谷

银杏

席桥

缅玉弥勒

词语

渴望天空

泥土

鹊窝

退隐

船从堂中过

金湖水上行

稽庄

枯枝牡丹

盂城驿

藏刀

伞

红烛

虎齿

难得浮生似白鸥

湖草

青铜铸造的公民

鹰巢

离骚

雨打黄山

洪泽六记

金湖六记

北行九记

天目湖记

连云石记

苏北有座抗日山

珍藏

关于《第五十七个黎明》和《我爱》

膝下有金

敬畏孩子

门

桃花木桌

新诗当俯身捧起故园热土

燃烧的树

天阶

野生植物

蛙皮

草原的律动

大珠小珠落玉盘

耳朵

烙铁

门槛

台湾记行

叶落蒙马特

失乐园

走溪口

酒都赋

两把手枪

依然青铜

又见梅花

针线绵绵

纪念杨荫榆君

我的手掌紧贴在雨果的墓碑上

波兰笔记

老邮差

一粒糖果

石头在歌唱

战俘

茶丐

木笛(一)

木笛(二)

木笛(三)

两座坟墓

沙雕

白玉鹑

倾听

白玉雕像

归山

手冢

高二爸

家信

一僧

虎皮石

钢盔

断指僧

马克

军刀

红狐狸

太极石

小木屋

这部篇什的写作，全然由于一个遥远的动因。

洪泽湖南岸有一座叫做盱山的石山，石山脚下有一座颇具规模的采石场。这座采石场出产的石头温润晶莹，洁白如玉，深得雕塑家和建筑师的青睐。十多年前的一天，我们的渔船正贴着湖岸荡桨前行，临近盱山，只听岸之近处传来一片琴键般的锤凿声。弃舟登岸，穿过苇荡，穿过林莽，雷电轰击一般我被眼前的场景深深震撼——一二百位石工开掘金矿似的在这里开掘石矿，他们分散于山坡，各自沉浸在各自的专注迷醉中。一位苍颜皓首的老石工的作品是一尊石柱，直径大约两米，高度大约三十米，它突兀粗砺地崛立湖岸，仿佛一尊刚刚从血肉母体中剥离出来的大地之骨骼。风从不同角度雕塑老石工，浪从不同角度雕塑老石工，太阳从不同角度雕塑老石工，老石工则从不同角度雕塑岁月。不疾不缓，不屈不挠，叮咚!叮咚!叮咚……金石之声韵像是寻觅，更像是等待——大地的骨骼在寻觅和等待什么呢?

叮咚声中，我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个神秘、悲壮且又不无伤感的题目：诗雕。之后，思绪便跟随锤凿的呼唤走向记忆之源。

毋庸讳言，一切回首的本质都是诀别。少年梦幻似锦，青年踌躇满志，中年如日中天。只有到了老年，心平了，气静了，才懂得回首往事。“回眸一笑百媚生”?未必，只怕倒是欲笑不能甚至欲哭无泪的多一些呢。于是惋叹：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于是感慨：悟以往不谏，知来者可追。其实，悲哀往往不在“少壮不努力”上，而当你明白“来者可追”的时候，又已经欲追不能了——人类命运就是这样深陷在一个难以自拔的恶性循环圈里。

自述文字是俯伏在地狱门槛上写作的，它的意义就好像《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的女兵在走过的沼泽里栽插树枝。置身地狱门前的作者面对两个检验：一个记忆的检验，一个诚实的检验。

人的记忆总是有限的，更何况没有积累书信，未能保存日记。这也好，就仿佛个人储蓄，在通货膨胀中受损的只能是纸币，金子永远保值。

我们这一代人是以童话故事《狼来了》作为启蒙和信条的。说真话本应和饭前洗手、走路靠右一样自然平常。时到如今，文学的说真话竟然需要巴金、冰心这样的世纪老人痛心疾首地振臂高呼了。无论假话如何好似假货一般汹涌泛滥，我依然坚信：正如种子播撒在大地上的声音永远假冒不了，雷电轰鸣在天空中的声音永远假冒不了一样，锤凿击打在石头上的声音也永远假冒不了。总会有不愿说、不能说、不宜说的话。不愿说的可以不说，比如一方草坪，给它围上一圈栅栏。这方草坪，雷电可以烧灼，暴雨可以冲刷，冰雪可以覆盖，野兔可以驱驰，鸟雀可以盘桓，昆虫可以穴居，惟独禁止人的践踏。对于心灵，筑起栅栏就是宗庙，拆除栅栏不就成了舞厅?不能说、不宜说的宁可不说以保留沉默的权利。因为呐喊是一种尊严，沉默也是一种尊严。

上篇 纤

一首歌谣唱道：“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每当提起故乡，总会唤起我对于一幅绘画的记忆。五十年代，四川画家吴凡创作过一幅题名《蒲公英》的水印木刻。画的是一个扎着牛角辫子的小姑娘在吹蒲公英。手举着，头仰着，腮鼓着，嘴噘着，吹得那降落伞般的花朵默默无语地飞向遥远迷蒙。吴凡的刻刀在我心灵中划出深深痕迹，他的蒲公英已经成为命运的本体象征。从某种意义说，我却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祖籍山东，出生重庆，少年南京，之后，就歌哭血泪于苍茫浩渺的洪泽湖畔——我的蒲公英之根究竟在哪里?

人之初属于川江山城。童年无大事，无非一草一木、一鸟一虫、一泪一笑、一横一竖而已。童年又无小事，小事对于孩子就是大事。更何况世间没有哪一件事情不是时代的折光，它们往往影响甚至决定孩子的感情定位和事业走向。孩提时居住的市民医院坐落在七星岗近边。七星岗是一条接近四十五度的漫长斜坡，那种感觉，就像是冬季奥运会的高山雪道。就是这条纤柔飘逸的“雪道”，把巍巍山城的两个层面连成为一个整体。人力车下坡是神奇壮美的景观：车夫双臂夹住两根细长的车杠凌空而起，仿佛体操运动员的竞技表演。或收腿、或伸臂，微妙地调整着力臂以保持平衡，让车轮溪水一般款款滑下。也有足尖触地的时候，只轻轻一擦，像蜻蜓点水。两路口有座跳伞塔，巨塔伸出四条塔臂，一条塔臂举着一个降落伞，像大树上长出彩色蘑菇。蓝天下，白云间，一朵蘑菇飞下来，两朵蘑菇飞下来，三朵蘑菇飞下来……朵朵蘑菇落在沙床上，长成蓝天的梦。儿童节是4月4日，那天，公共汽车免费，电影院免费。记不清是哪一个4月4日了，那天，从起点到终点，又从终点到起点，我尽兴坐了大半天车，尽兴浏览了山城景致。傍晚看电影，美国五彩片《人猿泰山》。当孔武剽悍的泰山攀着藤蔓鹰隼一般穿梭游弋在巍巍森林里的时候，一个孩子哪里懂得祖国的头顶上，正鹰隼一般穿梭游弋着日本的飞机。经常看到日本飞机，高高地，远远地，好奇而朦胧。等到看清机翼上那一轮红太阳的时候，就已经一切都晚了：我的父亲死于日本大轰炸。父亲是安丘人，毕业于齐鲁大学医学院，罹难时才二十八岁。对于这颗炸弹，我在一首诗中写道：

我人生的第一轮太阳，

悬挂在日本飞机的翅膀上。

一轮冰冷的太阳，

一轮滴血的太阳，

它的重量就是仇恨的重量……

日本炸弹是我的启蒙教科书，它教给我人生的第一课：我是中国人。经典意义的妻离子散、天各一方——这颗炸弹是我悲剧人生的感情定位。母亲是一名护士，微薄的薪水，繁重的工作，让她如何抚养五岁的我和一岁的弟弟?于是我进了孤儿院。三个细节构成我对孤儿院的永恒记忆，那就是饭里的沙子、床上的臭虫和脚边的蛇。号外似雪，锣鼓如雷，潸潸泪雨浮起一座山城——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我们就这样胜利了?而胜利带给母亲的，就是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和一座还没有来得及长出青草的坟茔?我们是怎样离别重庆的哟：汽笛鸣响，锚链拉起，母亲兀自俯身栏杆嘤嘤哭泣起来。母亲哭，我们也哭。遥望山城，山城仿佛一座孤坟兀立夜空。满山灯火是莹莹的泪。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可那时我哪里知道世间竟然有这样的千古绝唱呢?在三峡，我第一次看见纤夫。与江风抗争，与激流抗争，与旋涡抗争，俯身在磔磔石岸上，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他们纹丝不动，仿佛支支钢钎钉进石板里。肩胛浑如青铜，纤绳深深陷进血肉，仿佛岁月在青铜上磨出的凹槽。哟嗬——哟嗬——哟嗬……波涛从大地深处推出悲壮凄凉的川江号子，号子声中我想，如果我有一根纤绳，我是纤夫吗?

P1-4

后记：梦为什么是圆的

“惜墨如血”是我的写作宪法，我视作品等同甚至超过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作家出书的关爱等同甚至超过关爱生命。

虔敬感谢市委书记丁解民。

出书是他的动议。

解民、爱民、助民：作为周总理故乡的主官，他把周总理“爱人民”的精神带回周总理的故乡。

深入阡陌里巷，阅处百姓来信。作为市委一把手，一年竟然亲批信件五千封!去北京开人大会还叫人把百姓来信送去，一个会议三批三大包。在淮安，老百姓有一句妇孺皆知、耳熟能详的话：有困难，找丁解民——市委书记被老百姓视为骨肉亲人，倾诉疾苦，托付命运。每天夜晚，他办公室的灯光总是准确无误地亮着。他的灯光让我想到法国作家福楼拜的灯光，灯光之明灭，已经成为一座城市的精神标志。

膝伤难耐，调房不顺。丁书记知道，当即召人去办，并亲自爬楼给我送来新房钥匙。一位作家就这件事写了一篇《金钥匙》，我也在省作协讲了这件事。听者无不感慨动容。一位老作家诚挚地说，怪不得赵恺不肯离开淮安，我懂了。

举行我的个人作品朗诵会，名家云集，人满为患。一个作家的朗诵会，居然由市长主持，居然是书记致辞并以诗相贺。代表省作协专程从南京赶来的赵本夫先生说，这样的朗诵会，全国仅此一例——本夫不事奉承，那天，他动情了。

惶恐忐忑，愧怍不安：每年春节总是丁书记给我拜年。前年春节，我投桃报李馈赠一物——一方砚台和一管湖笔，从绍兴带回的，是忝列中国鲁迅文学奖评委得到的纪念。我说，宝剑赠英雄，您写诗有用，批人民来信更有用——丁书记写得一手好行草。

辛勤操作是郑泽云君。

泽云君是文化局长，和我不是一个单位，本没有帮我出书的责任和义务，可是他帮了。而且是巨细无遗、善始善终。

对于诗歌，他是善举。

对于社会，他是义举。

对于我，他是壮举。

仿佛在戈壁滩认识红柳，我认识一种品质。

书稿即将远行，去北京，去人民文学出版社。

对于作者，书稿远行仿佛与亲人分别，自有一番感触忆念。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书对我具有宗教意义。

最初的阅读影响、引导乃至决定人的一生。

我此生的阅读始自冰心的《寄小读者》和《安徒生童话》——它们都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

命运意义的阅读有两次：

一次是1960年，那时作为右派发配农村。物质贫困，精神饥饿，居然鬼使神差一般借到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悲惨世界》!热泪纵横地伏在安徒生火柴一般的光明下抄录《悲惨世界》。抄录完毕，我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写下一行字：冉·阿让就是我。

雨果决定我一生的感情定位和美学定位。

第二次是1981年，客居北京，我在诗刊社帮助工作。在图书室，我邂逅了包括惠特曼和叶甫图申科在内的诸多诗章。怎么办?抄。正在抄录《草叶集》，柯岩大姐来了。看见我抄诗，她流露出隐忍的伤感。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离开北京，柯大姐给我寄来一册《草叶集》!书里夹着一封信，说，她请人民文学出版社寻找，无奈告罄。出版社同志去仓库，才终于找到了它。  人民文学出版社：人如其文。

至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那是萌发于少年时代的梦。如果说当年是少不更事。如今究竟是“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还是“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呢?

从一颗露珠到一轮太阳，大凡美好都是圆的，因而梦也是圆的。

淮安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圆。

中国没有感恩节，但我天天感恩：从一颗露珠、一轮太阳，到一个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