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上了凤，也爱上了龙。了解和热爱中国龙，使我更加热爱和珍视我的中国的凤”。——作者沙博里如是说。

华籍美国专家沙博里从他在美国和中国的个人经历、家庭故事学术和社会活动，回首在中国目睹这个东方大国50年沧桑巨变的难忘岁月。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从一个旧上海的开业律师到新中国的政协委员？在文化大革命时代他又经历些什么？他又是如何与他的妻子相濡以沫，并肩工作的？他又是如何成为中国犹太人历史的学者、作家、中国问题专家的？……

本书是中国籍美国专家沙博理(Sidney Shapiro)先生的自传，是他八十年不寻常人生经历的动人记述。

沙博理先生出生于美国纽约，曾任律师，第二次世界大战入伍，学习中文，亲身经历了美国大萧条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艰难时世，1947年来到中国，与著名艺术家、作家凤子结婚，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终生事业和东方家园。

本书讲述了他在美国的生活，讲述了他定居中国五十余年，由一个旧上海的开业律师，成为翻译、研究中国文学、中国法律、中国犹太人历史的学者、作家、中国问题专家，成为中国公民、全国政协委员的传奇经历。

在两种不同社会、不同文化的背景下，沙博理先生目睹了中国半个世纪的沧桑巨变。他动情地回顾了在中国的岁月，倾述了对他所经历的重大变革的观察与思考，表达了对已然成为他的中国的这个伟大国家的热爱。他说：“中国是我的家”，“我爱上了凤，也爱上了龙……”

1.在布鲁克林成长·学者(1915—1938)

2.律师·军人·前往中国(1939—1947)

3.凤子·结婚·决定留下(1947—1949)

4.新的开端(50年代初期)

5.定居(50年代)

6.西北插曲(1957)

7.“大跃进”与“人民公社”(1957—1958)

8.完全融为一体：一个美裔中国人(1959—1963)

9.“文化大革命”(1966—1976)

10.转折点(1977—1980)

11.北京“巴果”与中国犹太人(1981—1984)

12.“你看上去不大像中国人”(1985—1988)

13.以色列·天安门·中国法律(1989—1990)

14.面对外部传媒·内地旅行(1991—1994)

15.半个世纪的总结(1995—1996)

尽管新中国有种种缺点，在新中国的生活却鼓励着我。人民正在兴高采烈地、热心地努力把一个原来落后的、受压迫的国家，改变成一个富裕的国家。我在学习他们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他们划时代的革命、他们大胆的想像力。

我的中国朋友和邻居，我办公室的大多数同事，作为个人，也都有其缺点。但是一般说来，他们热心、勤奋，能体谅人。他们想要一个更好的中国和一个更好的世界，他们为这个目标而工作。我有一个知识分子气质浓厚的中国妻子，一个以北京青少年特有的见识使我心满意足的中国女儿。

我能够阅读也确实在阅读中国书报杂志。我的中文不错，能听懂无线电广播，看电影，去剧院，和人们聊天，开玩笑，讨论，辩论。我的熟人当中，没有谁把我当外国人看待，只除了偶尔问问我对一些美国事情的看法和解释。我感到又满意又窘迫，因为往往他们对美国的情况知道得比我多。不管怎样，我是被接受了。

我仍旧是那个来自布鲁克林的小伙子，对此大家也都接受。我阅读航空版的《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收听“美国之音”，能跟上阅读比较重要的新书，与来自故国的访问者交谈，收藏了大量录音带，从索菲·塔克的到超级乐队的全有。我想念许多东西和地方，想念一些人。

然而，我被中国的革命紧紧地抓住了，我越来越靠近社会主义，至少在思想观点上是如此。到了60年代初期，我明白了我最想要的那种生活是在中国。我同意中国的目标和政策，我喜欢这里的政治气氛、这里的文化生活和社交生活。我有一个家，有亲人，有中国朋友和外国朋友。我感到在北京我能够比在美国做更多有益的、令人满意的工作。总而言之，我决定要永久留下来。

于是，1963年我申请成为中国公民。手续很简单：我写了一份申请书，说明我为什么想要成为一个中国公民。没有形式，没有面谈。几个月以后，要我填了一张小小的表格，写明我的姓名、出生日期和地点，还有原来的国籍和现在的职业，交三张照片。一两个星期以后，给了我一张公民证，上面有国徽和周恩来总理的签名。就这些，没有仪式，没有效忠宣誓。

从那天起，我能够投票选举，不受限制地在中国任何地方旅行，参加政治学习和种种“运动”，听内部报告。我的中国同志一向很友好，现在更有了一种新的亲密的友好关系。我感到我对自己的工作和中国所发生的一切，都增强了责任感。我不再是一个关心的帮忙者，而是成了一个完全的参加者。真好，我终于明确地知道我在往哪里走了。

中国人坚持要我保留外国专家的特殊待遇，使我感到有些为难。我跟以前一样，拿同样相对高的薪金，继续享受每年的公费旅行，仍旧享有一个月薪金照发的假期，得到免费赠送的戏票和体育比赛的入场券，被邀请出席国宴，国庆节在观礼台上有我的位置。我的身份过去是“外国专家”，直到今天仍然是“外国专家”。

我觉得这样有两种身份是不合适的。在随后的几年期间，我不时地拒绝一些特殊照顾。中国朋友说我错了。他们说尊重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是共产党的政策，不是为中国的穆斯林办有他们专用的厨房吗？不是鼓励各少数民族穿他们的民族服装，讲他们的民族语言吗？一个从外国来的人，比中国人有更多的花费，比如西餐要贵一些，他可能要从国外购买书籍和杂志，有时他需要赡养他自己国内的直系亲属。

我让自己给说服了。为外国人安排的大部分活动，对于任何想要更多地了解中国的人，都是有用的。我对自己说，参加国宴和观礼台上有一个位置，不可能有什么坏处，只要我记住，我在那里只是中国人出于对外国人的礼貌，而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特别值得表彰的事情就行了。但是在薪金问题上我划了一条界限。我设法减少了1/3。并不是出于革命热情，我只是不愿意生活得高出一般水平太多。  我每月工资440元，我最多拿300元，但这仍然太多。凤子拿200元左右，我们总共有500元。我们的房租每月只是17元5角，伙食还不到100元。住在我们家里的厨子兼管家，每月工钱30元。甚至在寄一百来元给凤子的亲戚，常常请客，大手大脚地花费在像水果、酒、糖和烟这些额外的东西以后，我们仍旧生活得很舒适。在一个中国人的家庭里，按照中国的方式生活，每月还有两三百元的剩余。

东西越来越多，我们不知道怎样去掉它们。更糟糕的是政府一面满足我的要求，给我最多300元一月，一面却把其余的钱在银行里给我专门立了一个户头，而且常常提醒我随时可以取出来。我只是在1971年去美国的时候动用过一点这笔存款。

学会做一个“外国”中国人，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不过总的说来，这是一个幸福的过程。困难主要是在我自己思想上，最后我算是想通了。我有我的西方音乐，我的西方书籍，我的西方朋友以及他们的中国同行。那不仅是可以接受的，对于一个翻译中国文学在西方发行的人也是有用的。我已经在吃中国饮食，夏天穿中式布鞋，冬天穿中式丝棉袄，那是因为我喜欢它们。但是不论什么时候，我想吃的不一样或穿的不一样，都没有人在意。

表面的穿着，对大多数中国人不说明任何问题。一些外国“过分革命的人”，穿着旧衣服，摆出一副俭朴的姿态，并不引人注意。要紧的是你对待工作和对待一起工作的人们的态度，还有你在你生活环境中的社会行为。对于一个来自高压、急躁、注重实利的社会，以自我为中心的美国人，开始学着自我批评并从长远的社会与世界方面着想，是一个有启发作用的经历。

            P178-P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