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本书试图从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结合上审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概括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

全书围绕“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承受度”这一问题，着重研究了改革重点的选择与社会承受度、改革的力度与社会承受度、开放度与社会承受度、发展速度与社会承受度等问题，基本结论是：充分考虑社会可承受度，稳健地推进改革是中国经济成功转轨的关键。

全书包括导论、五个章节以及结语，共七个部分。

引言主要阐述了本课题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强调了对中国经济改革规律性认识的重要性，介绍了基本思路及研究架构，并说明了本课题的研究方法与特点。

第一章阐述了社会承受度的概念及社会承受度与改革的相关性。社会承受度是改革中公众承受能力的集中体现。社会承受度反映着公众对具体改革措施的接受和支持程度，即反映改革的社会支持率。并尝试建立社会承受度的指标体系及评价的数学模型，论述其功能。

第二章侧重论述改革重点的选择是与社会承受度相适应的。中国合理选择了改革的起点，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大大提高占人口80％的农民阶级的社会满足感，为社会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采取先易后难、先局部试验后整体推进的改革方略，从实际出发选择不同时期的改革重点，不断提高改革的社会承受度，使改革有的放矢、有条不紊。

第三章阐述了改革力度与社会承受度的适应问题。无论是改革措施的分步到位问题，还是失业问题，腐败问题都与改革力度相关。而改革力度的大小必须充分考虑社会承受度。力度过小，不能触动旧体制的深层次矛盾，原有的体制中的旧因素依然会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的障碍；力度过大，骤然间使利益关系失衡，也会酿成社会不稳。必须在改革力度与社会承受度之间寻求平衡点。

第四章阐述开放度与社会承受度的问题。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在于正确把握和科学处理开放度与社会承受度的关系：一方面不断扩大开放，另一方面充分考虑社会承受度，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有效地防范了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开放度与社会承受度呈现良性互动。

第五章论述发展速度与社会承受度问题。阐述中国改革的成功在于既反通货膨胀又反通货紧缩，努力解决通货膨胀和失业的两难问题，使发展速度快慢保持在社会可承受范围内。同时，高度重视区域发展政策、分配政策的社会效应，坚持在合理的经济发展速度中解决区域矛盾和分配矛盾。

第六章论述社会承受度超限诱发社会风险的问题。强调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必须高度重视规避和控制社会风险。预测和分析了未来社会承受度可能超限的若干社会风险，提出了社会风险控制对策。

第七章在总结中国经济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深入进行现实与前瞻性思考。指出中国改革的任务远没有完成，还面临着许多难题，提出了中国改革攻坚的重点领域，强调必须坚持不移地进行科学改革，同时要通过实行社会分享的改革、均衡发展的改革、机会均等的改革不断提高改革的社会承受度，在改革中不断增进社会福利。

中文摘要

Abstract

序言

引  言

第一章 社会承受度的概念与预警系统

一、充分考虑社会可承受度是中国经济成功转轨的关键

二、社会承受度的概念和影响因素

三、社会承受度的预警系统及其功能

第二章 改革重点的选择与社会承受度

一、合理选择改革的起点

二、先易后难

三、先局部后整体

第三章 改革的力度与社会承受度

一、充分考虑社会承受度，科学地进行利益关系调整

二、改革措施分步到位，避免过度社会震荡

三、改革力度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改革成本最小化

四、科学把握结构改革力度，高度重视失业问题

五、在加大体制改革力度中反腐败，确保经济健康发展

第四章 开放度与社会承受度

一、从封闭半封闭的状态下开放，而今已具备开放型大国特征

二、由点到面，由浅入深，逐步开放

三、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推动经济体制变迁

四、充分考虑社会承受能力和经济竞争能力，逐步提高对外开放度

五、坚持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防范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风险

六、加入WT0标志着中国具有更大的开放度，更强的社会承受度

第五章 发展速度与社会承受度

一、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在发展中不断提高社会承受度

二、坚持区域协调发展，将区域差异控制在社会可承受范围内

三、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中努力化解

分配矛盾

第六章 社会风险与社会承受度

一、必须正视的是我们已进入风险社会

二、规避和控制风险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三、社会承受度可能超限的若干社会风险

四、社会风险的控制

第七章 改革攻坚与社会承受度

一、对改革需要进行准确判断和科学分析

二、攻坚改革的重点领域

三、在科学改革中不断提高改革的社会承受度

参考文献

后  记

改革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要在深化改革中调整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通过国有经济的战略重组，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要通过扶持中小企业，增加就业。要真正抓住中国全方位开放的机遇，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境外企业来华投资，使大陆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从而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通过加快城市化，转移和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就业工作，把就业优先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在制订国民经济计划和宏观经济政策，如产业政策、投资政策、金融货币政策时把就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予以优先考虑。要尽快制定促进就业方面的法律法规，明确目标原则、宏观和微观政策等。要按年度确定失业率的控制指标，研究确定失业率警戒线，完善统计分析及预警监督和政策反应系统，促进就业目标实现，维护社会稳定。要实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完善市场就业机制。政府要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督检查，保证劳动力市场有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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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7月我参与筹备了“中国市场经济理论与现实国际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和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中国经济学会(英国)共同举办，这是一次高层次的研讨会。国内外知名专家100多人参加，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休克疗法”提出者——萨克斯教授应邀与会。当时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采取“休克疗法”的前苏联经济则陷入混乱与衰退。在会议期间，我曾经请萨克斯先生就中俄改革的不同道路发表评论，他的回答是意味深长的：“中国的改革没有最后成功，俄罗斯的改革没有最终失败”。当时我陷入了沉思。应当说，从那次会议以后，我对中国经济改革便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一直认真思考和努力关注着中国经济改革的道路。近几年，一直关注转轨经济学，对转轨经济开展了一些研究，试图对中国经济改革和体制转轨进行一些理论探讨。

在中国经济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外学术界关于中国改革的研究著述甚丰。英国剑桥大学的彼得·诺兰称中国改革的成功为“中国之谜”。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改革难以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原理说明。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说过：谁能正确解释中国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可见，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贡献与实践创新的学术意义和世界性意义。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有一些值得重视的研究和诠释：比较倾向性的观点认为，中国走的是一条“渐进式改革”道路，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迥然不同。一直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的转轨路径和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激进的转轨路径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坚持渐进转型模式的学者说：“要生小孩，你必须经过十月怀胎”；而赞成激进转型模式的人则反驳说：“人不能分两步跨过同一条河流。”萨克斯则认为，中国的成功在于一系列有利的初始条件和内部条件，即真正起作用的是允许足够的经济自由，并较好地利用了中国的结构。而国有部门就业比重低，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为非国有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但诺顿、麦金农等经济学家则反对萨克期过分夸大结构因素的观点，强调中国改革战略乃是解释中国改革绩效的主要变量。张军认为，初始条件的差异是外生因素，而外生因素不会成为影响改革的决定性因素，虽然它会与一些内在因素相互作用。马丁·雷瑟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在于政府的政治权威没有被破坏，改革的主张容易接受的有利内部环境。诺顿认为，中国改革策略是成功的：双轨制的运用，经营绩效指标从数量型转为效益型，计划逐步向市场转化，最初的宏观稳定，宏观波动的不断持续对经济的长期市场化助了一臂之力，私人储蓄的增加使储蓄和投资维持较高的水平。麦金农认为，在改革初期，中国国有部门实行价格双轨制，使得中国的改革避免了“通胀税”。盛洪也认为，“双轨制”应用于改革的诸多领域是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即在旧体制“存量”暂时不变的情况下在增量部分实行新体制，然后随着新体制在总量中的比重加大，逐步改革旧体制部分，最终完成向新体制的过渡。樊纲则认为，中国改革是内生的并从改革成本等方面入手的“渐进式改革”，因而获得了成功。王梦奎认为，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模式，避免了社会震动过大，在推进改革中保持了社会稳定，较好地处理了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系，实现了平稳的经济转轨。吴敬琏认为，不能用“渐进论”概括中国的改革战略。中国改革的战略方针先是体制外改革，后转到改革国有经济体制本身。中国的改革战略不是渐进主义的，而是非常激进的。例如两年内实现了农村承包制，“五年价格闯关”等。宋承先从中国价格改革的经验出发提出，中国的改革是反“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李晓西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渐进与激进相结合，“渐进”是中国改革诸多特点的一个，并不是唯一的特点，他认为区别中国改革与苏东改革，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可以说中国的改革是经济主导的改革道路，苏东走的政治主导的改革道路。

这些观点都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但大都是经济学的视野，经济学家的看法。至今尚无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结合角度全面思考和系统总结中国经验改革的专门性著作。我在本书中则试图用社会学的视角，从经济学与社会学的有机结合上探讨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道路。基本命题是，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与社会承受度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中国经济成功转型中：改革是手段，稳定是保障，社会可承受度是重要前提。换言之，改革的起点选择，改革的重点选择、改革的范围选择以及改革的速度、改革的力度等都充分考虑了社会承受度，因而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我试图用经济改革与社会承受度的统一的分析框架为人们全面科学地认识中国经济改革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思路。同时，用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成果丰富转轨经济学的内容。“转轨经济学”的英文是Transition Economics，学术界也把它称为“过渡经济学”，是一个尚未成熟的经济学分支，是20世纪90年代国内外经济学界掀起的新的研究热点。它的研究对象是原来采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这一世界历史现象。它的主要内容是对转轨进程进行国际比较，主要是比较各国转轨的战略选择是否正确，包括具体的目标模式、转轨的速度、方法与途径以及转轨的经验与效果。

目前，处于转轨进程的国家有前苏联、东欧地区(由原来的9个国家分解为独联体各国及中、东、南欧共27个国家)以及中国、越南等原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转轨情况大体上可分为两类，即一类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经济体制模式更新；另一类是放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向传统的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过渡。前一种类型以中国为代表，前苏联东欧各国基本属于后一种类型。中国的改革经验，必将丰富转型时期的经济学、社会学等理论。

通过回顾、提炼、概括来自中国改革实践的经验，上升为理论，然后再指导转轨实践，有利于改革不断取得突破和创新。应当看到，中国的改革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对于二十多年的改革道路进行理论思考是一件极富挑战性的工作。中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当务之急是对中国这些年的巨大变化进行理论总结。这种理论诠释不是拿外国人的理论来套中国的现实，而是需要认真地从经验性体验出发，告诉世人我们已经走过了哪些路，尤其要分析我们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我们又如何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我们前进道路上还面临哪些风险，指导人们继续走好未来的改革之路。中国改革之路的已有经验对于未来中国及其他转型国家的改革实践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2004年5月发表乔舒亚·库珀·拉莫的一篇论文，题为《北京共识》，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适于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一文既出，顿时对“中国模式”以及“北京共识”的讨论成为了国际主流媒体在5月份的一个引人关注的动向。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网络版5月20日刊登的题为《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的文章，称赞中国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政治改革果断明智；英国《卫报》5月27日刊登题为《中国解决亿万人民温饱问题的经验》的文章，认为中国的崛起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除西方发展模式之外的一个强有力的选择；墨西哥《每日报》5月24日刊登了题为《中国：亚洲的地平线》的文章，认为中国奇迹是依照自身情况理智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结果。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转型模式开始的时候并不被西方看好，但现在不同了。转型国家的实践证明，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华盛顿共识”以及以新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后华盛顿共识”并不能解决转型国家的转型问题，理论界也正在寻求对“华盛顿共识”的超越，而中国转型理论与实践的成功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新的共识即“北京共识”是更适合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应取代“华盛顿共识，，并逐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北京共识”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模式”将造福于世界人民，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研究和总结中国改革，不仅具有国内意义，而且具有国际意义，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未来意义。

2005年，中国改革的攻坚年，似乎也成为改革的质疑年，随着舆论对现行改革路径的质疑，理论界对于中国改革是非功过的争议，也从休眼状态进入公开化。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我国关于改革的杂音有增多的趋势，改革的共识有破裂的可能，改革的动力有缺失的危险。改革的争议说明，我国真正进入了改革攻坚期和利益博奕期。而改革的方向和决心又取决于我们对于改革的理性反思和科学判断。

记得在2000年，我曾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作为国际访问者访问美国，并有机会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总部，与这两个国际组织的一些官员和专家进行了对话，我最大的感受是国际机构高度重视中国，高度评价中国的改革。世界银行前驻华首席代表鲍泰利先生在华盛顿对我说：“世界银行一直关注和支持中国改革，中国的改革和经济转型是十分成功的，其经验值得好好总结。”五年过去了，中国经济继续高速成长，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2005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摩根斯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罗奇认为，从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促进作用来看，中国的GDP虽然只占世界的4％，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概近20％。中国对全球影响力的变化有目共睹，在当今世界，“中国道路”和“北京共识”备受关注，中国被认为是少数几个创造性地实现经济和社会模式转变以及经济高成长的国家之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成功对于发展中国家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中国模式”及改革道路对于推动整个人类发展进程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当世界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自己反而不自信了呢?为什么反而怀疑起我们取得巨大成功的改革道路呢?愿以《中国改革为何成功》参与这场讨论。改革固然需要认真的反思，对未来需要慎重的规划。但中国的改革必须坚持，中国的改革必须再出发，伟人的告诫必须牢记：不改革死路一条。

感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著名经济学家高尚全教授为本书作序。感谢宋林飞教授对本书写作给予的悉心指导。

感谢迟福林教授的诸多支持和我曾工作多年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使我始终有浓厚的兴趣和责任感去关注和研究中国改革。

感谢洪银兴教授、郭广银教授、严强教授、童星教授、朱力教授、范健教授、孙立平教授、折晓叶教授、陈颐教授、张鸿雁教授、风笑天教授、丁学良教授、周文彰博士、李秀领博士、鲍洪俊博士等给予的宝贵的修改建议!

感谢吴大存博士和我的同事们朋友们的大力支持!

感谢我的家人长期以来给予我的关心和帮助!

于2006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