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德曾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近40年，控制了中国海关与财政命脉，插手多项中国涉外及内政事务。他的日记涉及海关事务、各国驻华外交人员、商人、传教士以及清廷高级官员（如李鸿章）、太平天国等内容，为其他史料书刊所未载述，是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我们在这部书中强调了现代化主题，因为赫德1863-1866年的日记显示，他在中国这一曲折过程的早期阶段，起过重大的作用。他在这个时期的作用远远超过他早先支持诸职我们在《步入中国清廷仕途》曾较为详细地讨论那注定失败的李泰国-阿思本舰队之类的现代化项目。在1863年末接受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任命后，赫德成为他的总税务司前任李泰国所永远无法做到的——清朝中央政府亲密可靠的顾问。结果是，赫德在其漫长生涯的其余岁月，是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西方人。

赫德日记提供了关于19世纪60年代中外关系错综复杂的脆弱的结构特别价值的记录。作为一名多国的海关管理的首脑——到1864年，海关夸称其雇员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和普鲁士，还有中国籍监督及其他低级工作人员——总税务司署在北京外国外交官的清政府中树立了忠庆、廉洁、可靠和高效率的不可动摇的声誉。西方和中国官员同样将他看做他们最亲密的知心人。他从而卷入了中外之间历次发生重要的外交问题，以及许多较为次要的争端。赫德作为沟通中国和西方观点的桥梁，其意义因总税务司署参与了广泛的活动而更加扩大，因他既对中国的利益、也对他所认为西方“文明”的积极贡献都抱有同情而更加明显。

致谢

编辑说明

序

第一章 中国历史上的赫德

赫德生遇其时

1864年上海：英国-清朝伙伴关系

第二章 日记：1863年12月6日-1864年5月15日

第三章 1864年北京：建立总税务司的地位

总理衙门下的总税务司署

总税务司治辖下的海关

第四章 1864年6月1日-1864年10月25日

第五章 工作中的赫德：行政管理面面观

为海关发展筹措资金

巡视南方口岸

上海行政管理问题

长江口岸和赫德返回北京

第六章 日记：1864年10月26日-1865年6月18日

第七章 英国-清朝改革措施

中兴改革方案

赫德《局外旁观论》和中国的反应

第八章 日记：1865年7月2日-1866年3月2日

第九章 1866年欧洲之旅

斌椿使团

赫德的婚姻

第十章 日记：1866年3月7日-1866年8月7日

第十一章 视点与假说

作为中介的赫德

中国国内变革

改革建议的由来和发展

赫德的影响——1869年《阿礼国协约》

海关与帝国主义

附录一 外人在海关的职位

附录二 赫德致包腊信函

附录三 赫德致赫丝特·简·布莱登信函

附录四 税收季度报表

注释

参考文献

词汇/索引

译后记

现在有谁会想到旅行乘马车，照明点蜡烛，铺路用石子呢?我们时代已知的事，没有留存到下一个时代，便会很快被忘却。从1842年到1943年整整一个世纪，外国人是在他们自己法律的特殊保护下，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这些法律由他们本国领事执行。这种所谓治外法权的保护，是外国人在中国半殖民地生活的一个特征。他可以盯着街头大铁钉钉牢斩下的土匪首级，而用不着担心自己的脖子。那是一个外国统治中国的时代。今天，中国已经在中外关系中取得国家平等(而且偶尔还居于优势)，在以后时代，只有费力想象，才能够回想起19世纪是什么样子。西方闯入者在中华帝国晚期和民国初期获得这样特殊的地位，是怎样发生的呢?

现代科学技术爆炸性的发展，已经使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处在它的支配之下，我们无需在此一一缕述。同我们有关的是它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为了从世界的背景了解中国，让我们从发端于19世纪下半叶工业欧洲在世界范围扩张的叙述开始。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例如以1870—1871年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为标志，是同欧洲海外殖民主义扩张一起发生的。帝国主义大国分割了非洲和东南亚。印度在1858年叛乱结束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统治后，为英帝国所统治，“印度部”是作为它的地方行政机构一个职能部门而设立起来。与此同时，日本的统一(1868年)和随后的现代化，导致它于1895年战胜中国，并且开始了对台湾的殖民统治(1895～1945)。与此类似，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初内战后成为一个发达的国家，促进了1898年后它在菲律宾取得世所公认的殖民统治。工业一商业民族向世界上技术比较后进的地区扩张，国内民族主义和海外殖民主义成为这个扩张时代的特点。来自大西洋社会的基督教传教士大胆向殖民的民族解释，这种通常采取暴力的扩张是上帝不可思议的手段。对于那些理性多于信仰的人们说来，他们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认为各国自然都为着适者生存而奋斗。你可以看到它就展现在你面前。

在这一背景下，赫德作为一个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倡导者，开始了他的海关生涯。这个国家并不是单一的民族，但是学者精英的培养教育，使它在文化上互相认同，而且在北京统治下政治统一，使它不可能成为欧洲的一个殖民地。其结果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半殖民主义。1644年满族入侵者的后裔将继续在北京统治，一直到1912年。西式武器帮助他们忠诚的汉族将领在1873年前制服了19世纪中叶的几次叛乱，此后直到1900年，进一步防止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缔约强国、特别是英国海军炮舰的到来和巡弋，同时促进了对外贸易所必需的国内和平。由于条约制度不仅允许在沿海口岸，而且也允许在内河，尤其在长江口岸进行对外贸易，外国在中国南方航道上的军事力量便具有渗透性的战略影响。清皇朝赓续存在，部分由于它接受与英国共同统治，不仅维持了和平，而且也吸取了行政管理方面某些优点。P1-2

赫德爵士在19世纪中国的经历，不论作为个人在远方突出成功的故事，还是作为佐证中国对外关系的记录，随着岁月流逝，愈益显示出它的重要意义。我们在1986年出版的《步入中国清廷仕途——赫德日记(1854—1863)》开始叙述；现在以1863年至1866年的日记将其继续下去。它还是1975年出版费正清、凯瑟琳·F·布鲁纳和伊丽莎白·麦克劳德·马西森编的前此著作《总税务司在北京：赫德中国海关信函集，1868—1907》的进一步延续。把焦点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而不是将视野缩小，将对这个人不断扩大的联系范围、他的工作才干、他的目标、他的成功和失败等方方面面，有深入的了解。

在《步入中国清廷仕途》的序言中，我们稍为详细地解释了赫德日记怎样引起我们的注意。扼要地重述一下，日记——为数77卷，涵盖赫德在中国的全部岁月——是由其曾孙、已故罗伯特·哈特爵士留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后者于1970年去世，没有子嗣。1971年夏间，几位与哈佛东亚研究中心有联系的研究者前往贝尔法斯特读到日记，但是他们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资料数量庞大，而且赫德笔迹难辨日益增多——，决定不能将其编入《总税务司在北京》，此书将赫德同他的伦敦代理人金登干的大量通信分为两卷重刊，并加以注解。

赫德日记就这样在女王大学图书馆束之高阁，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杰拉尔德·邦克博士发表了中国研究领域的哈佛历史学博士论文，携眷移居贝尔法斯特，入医学院。邦克博士在业余时间着眼于最终写成一种赫德传记，开始对日记进行调查研究。作为预备步骤，他开始朗读赫德从1854年到1866年的日记，将它录入使用电池的录音机，并将录音磁带送交凯瑟琳·布鲁纳，还原成文字。遗憾的是，录音机的效果极不稳定，尽管文字记录内容引入好奇，但是最后证明它派不上用场：有疑问的朗读和不清楚的字太多，中文词语几乎无法辨认。

到1978年，邦克博士的医学事业使他从赫德日记脱身，莱斯大学的司马富教授应邀参加编辑组。他刚出版《雇佣军与官员：19世纪中国常胜军》一书，这部著作以19世纪60年代上海中外关系的具体环境和中国在追求军事“自强”中雇聘外国人才的一般问题为中心。司马富对清代价值观、制度和礼仪持续不断的兴趣，表现在他1983年的著作《中国文化遗产：清代，1644—1912》中。这个兴趣进一步吸引他去调查研究赫德作为一个中国官员的早期事业。

司马富教授以美国哲学学会和哈佛大学的资助，三次访问女王大学图书馆。他在那里将布鲁纳的打字稿同原始日记加以比较，做了大量订正，增加了赫德当时用过的汉字，并且查阅了赫德藏件中其他研究资料，包括赫德来往信函、照片、清朝官员赠送的卷轴、书籍、斌椿日记，以及其他种种中国文献。日记中有一些表面上难解的字，他描摹下来，供大家一同仔细辨认——至今有些仍然徒劳。于是赫德1854—1863年最初10年的日记未遗失的部分于1986年出版。我们现在从1863年末开始，增加了1864一1866年这随后重要的三年。

目前这一卷在多大程度上是第一卷的续编?它是怎样开始探讨新的课题呢?在《步入中国清廷仕途》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朝气勃勃的年轻人入乡问俗，在熟悉社会风情。环境垂青于进步；它们给他时间观察，注意别人——特别是中国人——的治理方式，而最重要的是让他成熟起来。在那一卷末，我们看到他28岁便身居负有重任的职位，握有对于19世纪大多看做“进步”——我们现在通称“现代化”——的发展的潜在权力。这两个概念在19世纪60年代都没有相当的中文。中国的“现代化者”只知道为了应对它的内部和外部挑战，需要变革，而西方提供了某些技术方面、也许甚至制度方面的有利条件。现代化变革，和改革不同，它采用了外来的判断标准。

我们在这部书中强调了现代化主题，因为赫德1863—1866年的日记显示，他在中国这一曲折进程的早期阶段，起过重大的作用。他在这个时期的作用远远超过他早先支持诸如我们在《步入中国清廷仕途》曾较为详细地讨论过那注定失败的李泰国一阿思本舰队之类的现代化项目。在1863年末接受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任命后，赫德成为他的总税务司前任李泰国所永远无法做到的——清朝中央政府亲密可靠的顾问。结果是，赫德在其漫长生涯的其余岁月，是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西方人。例如，清代作者陈炽在19世纪90年代评论，赫德握有政治大权，他的建议在朝廷广为传布，“中外大臣皆尊而信之”。。

赫德从1863年到1866年这一时期的经历，证明对他后来的成功至关重要。他作为总税务司，徜佯于中国官场的密谈角落——最初只是试探性地，从内部学到了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而且当他小心翼翼地顺利走过以清朝官僚为一方、外国外交官和商人为另一方之间的通道时，他开始获得前所未有的更大的信任，前所未有的更宽广的眼光。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除了支持西方科学技术形式的“进步”，他在海关税务司署内部开创制度变革，甚至鼓吹中国行政管理其他领域的改革。赫德这样做时，成为中国人追求“富强”的积极的伙伴——追求“富强”同样是支持现今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非常重要的动力。

不过，赫德日记不仅仅使人们了解他作为一个现代化者的成就。日记还揭示了许多关于清朝官僚机构的内部运作，展现了这个机构所配备的许多不同层次的人们——尤其是最高层的人们。日记从独有优越的的角度写作，告诉我们许多同时代大多数中国或西方著作所没有的关于19世纪60年代初期高级官员私下的想法和个人性格。它们当然远比总税务司保持经常接触的任何一个主要京官的私人著作详细得多。赫德在同总理衙门大臣(其中有三人兼任军机大臣)坦率而且常常是机密的谈话中，听到许多政治上的小道消息，他出于职责习惯，把它们记入日记。他同总署章京非正式的谈话，也令人大开眼界，他巡视条约口岸，同各省主要官员及其下属阶段性的交谈，同样如此。

没有什么逃得过赫德的注意，他的惊人的记忆力保证了他将其观察载入他的一页页日记中。赫德以非凡的客观性和高度的文化敏感性——至少对于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人说来如此——向我们指出清代官僚政治中人性的一面：它的官员的弱点和长处；他们个性的怪诞和特异的信仰；他们的恐惧和不安；他们的派系争斗。但是，如果赫德是用近镜头去看他的满族和汉族同僚，那么，他在审视自己和他的西方熟人时，就一丝不苟了。他的日记充满着自我发现和自我分析的揭露，以及对他的管理方式和社会生活的洞察力。他还向我们提供了对于在中国的各个不同层次的外国外交官和其他西方旅居者的许多评价。

赫德日记提供了关于19世纪60年代中外关系错综复杂的脆弱的结构特别有价值的记录。作为一名多国的海关管理的首脑——到1864年，海关夸称其雇员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和普鲁士，还有中国籍监督及其他低级工作人员——总税务司署在北京外国外交官和清政府中树立了忠诚、廉洁、可靠和高效率的不可动摇的声誉。西方和中国官员同样将他看做他们最亲密的知心人。他从而卷入了中外之间历次发生重要的外交问题，以及许多较为次要的争端。赫德作为沟通中国和西方观点的桥梁，其意义因总税务司署参与了广泛的活动而更加扩大，因他既对中国的利益、也对他所认为西方“文明”的积极贡献都抱有同情而更加明显。

为了对赫德的见解和成就做出正确的评价，我们自然应当从审视他的19世纪环境开始。

这一册赫德日记，起自1863年12月6日，迄于1866年8月7日。时间跨度虽然不及三年，仅为日记作者在中国全部时间的1／20左右，但是却很重要。赫德在这期间奠立了他在中国海关的权威，并且进一步取得清政府的信任，加强了同清朝中枢大臣(特别是总理衙门大臣)和沿海沿江地方大吏(特别是李鸿章)的密切交往。正是在这两三年中，他不但将中国开放口岸的海关(洋关)从3个增加到11个，而且以客卿的身份向清政府提出了中国内政和外交全面的改革方案——《局外旁观论》，策划了中国第一个遣外使团——斌椿使团。尽管赫德不止一次自我提醒，“尽可能将你自己限制在海关业务范围之内”(例如，见1864年3月20日日记)，实际上他在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活动及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海关工作范围，而涉及内政、外交、教育、军事各个方面。赫德不仅仅是中国海关的首脑而已，这在这一段时间早就已显示出来，日记证明了这一点。就中国当时的局势而言，太平天国的覆灭，洋务运动的起步，在西方“合作”政策的影响下中国对外关系新局面的出现，都发生在这几年。这些历史的发展都同赫德有着不同程度上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日记的编者以“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作为这一册日记的标题，很恰当地突出了它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和重要意义。

赫德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他从1859年到1908年在中国生活和工作50年，在近代来华西人中，其时间之长，只有与他同时期的丁韪良、李提摩太和稍后于他的司徒雷登等少数几个人差可比拟。他既是大英帝国一个受封爵位的臣民，又是清皇朝受赏三代一品封典的外籍雇员，他忠诚维护英国在东方的海外殖民利益，同时极力怂恿清政府实行内政和外交改革，推动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亦即以半殖民地的地位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庸。近代中国自始至终贯穿着侵略与反侵略的严重斗争，同时又存在着现代性对传统的冲击和两者的融合。这一侵略与反侵略和传统与现代两种矛盾同时并存、互相交叉的基本格局，表现在赫德个人的双重身份和地位上如此突出．使人们对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更具有尖锐的争议性。也正因此，同时代的人对他早有大相径庭的看法。晚清著名思想家薛福成说他“阴鸷而专利，沽势而自尊，虽食厚禄、受高职，其意仍内西人而外中国”；“与其使赫德掣肘于异日，而酿无穷之患，不如使赫德觖望于一时，而葆固有之权”。而奕诉等总理衙门大臣则认为他不同于“办事刁诈”、“狡狯异常，中外皆知”的李泰国，认为“赫德虽系外国人，察其性情尚属驯顺，语言亦多近理，且贪念总务司薪俸甚巨，是以尚肯从中出力”。《清史稿》的作者也肯定他“食其禄者忠其事，实有足多”。后来的历史学家当然对他更是见仁见智，是之非之，见解互异，褒贬不一。但是，历史人物和历史一样，毕竟不是可以任人随意打扮的女孩。人们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去研究赫德，论说赫德，而要还给赫德一个真实的赫德，就需要从多方面收集更多的史料，首先是第一手资料，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上海一位作家在读了8000多封赫德与金登干来往函电后，写道：“过去，在读历史书的时候，我常常想，我所读到的，果真就是历史吗?……真正客观真实反映生活原生状态的文字，实在不多。于是历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变成了某些人所理解所解释的概念，读起来就不那么踏实。”《中国海关密档》所收这些函电，“因为它们是书信，是真正的书信而不是仿书信体的创作，就具有了创作的文字所无法替代的真实性”。

如果说书信如此，那么，赫德这部日记是真正的日记而不是写给人看的仿日记体的日记，它更是作者内心的独白，真情的披露，也就带有更强的私密性。由于赫德本人没有给后人留下自传和回忆录，日记所提供的史料，其珍贵不言而喻。日记记载了他对自已同胞(从英国公使、领事到商人、军官)的意见，对清政府和中国人(从枢廷重臣、地方大吏到他的属下文案)的看法，记叙了他所亲历的近代中国若干史事的经过(如李鸿章苏州杀俘、玛斯来华签订中国西班牙条约)，当然更多的是记录他为海关建设所做的努力。这些都为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海关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日记还是赫德的私人情感生活的真实反映，包括他婚前对异性的追求，对未婚妻的热恋，以及他阔别祖国12年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日记将一个基督信徒在灵与肉之间搏斗的心路历程真诚地展示的读者面前。这些都必将有助于认识一个真实的赫德，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赫德，而不是一个苍白的概念化的赫德。这也正是译者不揣愚陋翻译它的初衷。当然，编者将这册日记所涉各个时段分为五章，每章之前联系历史背景，写了针对本章内容的论述，无异导读，对于读者掌握日记内容，从而进一步了解赫德，认识历史，无疑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于译本，有几点说明：

赫德日记行文，不时夹杂汉字的英语拼音。这些拼音，不同于威妥玛一翟理思式拼音，更不同于现在通行的规范化的汉语拼音，其中不少还是根据粤语读音拼写，从而增加了回译的难度。《日记》编者和戴维斯加州大学刘广京教授在这方面做了大量查考，译文均以方括号注明系汉字拼音；编者未加说明的，译者做了一些补充，如Kan Pan(跟班)、naojen(孬人)，大多以意度之，未必正确；有些拼音未知所指，则保留原文，注明“原字不详”。日记直接用汉字书写的词语，编者改做英文拼音，也用方括号注明，以体现粗识汉语的赫德写作日记的一个特色。不过若干官衔称呼，如制台(Chetae)、抚台(Footae)、藩台(Fantae)、道台(Taoutae)、学台(Hio—tai)等，出现频率高，就不一一加注。日记使用标点符号，也有与现在通行者略有歧异，如多用冒号，也尽可能依照原书，未予更动。

原有日记书写潦草，其中有日期错记、语法笔误等，编者均注“原文如此(sic)”，译文予以保留，并且略加说明。缩写语，或是全译，如R．E．(皇家工程兵)，或是保留，并加说明，如H.E.(阁下，大人，注明所指人名)，视具体情况而定。有些缩写出于赫德书写习惯和方便，如日记多次出现的rcd(received)，则径译其意。个别缩写，如Mdse.，编者加问号存疑，根据上下文，暂译为Merchandise(贸易)，并保留原文。个别缩写语所指不详，只能暂付阙如。

日记中涉及中国、英国或其他国家一些事情，谨就所知，略加附注，载于页末，以便读者。译者闻寡见陋，仍有若干不解之处。例如，营口旧名Mou—kow—ying，翻检几部盖平县志，仍无所获，只能音译。又如，100多年前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的官员称衔“marshall”的中文对应名称，曾请教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几位官员，一时未得其解，只能暂译“司礼”。

原书索引原是供英语读者使用，有关中国人名、地名或其他汉语词语，编者按日记原有的汉语拼音编排，后附威氏拼法，或再加以英语解释。凡此，均回译汉文，原书所附威氏拼音和若干解释，对于中国读者多无必要，从略。

参考文献中西文论著，凡译者所知已有中译本者，则多采用中译本书名，不按原来书名意译，如：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不作《中华帝国对外关系》；《中朝制度考》，不作《中华帝国贸易与行政管理》。

书中外人姓名，尽可能按当时使用的汉名译出，一人而有不同的汉名，如美里登，又作美理登，哈巴安德(父子同名)，又作哈巴安，只能择取其一，而在索引中附以其他汉名。这些汉名之后均附以音译，这是出于反映他们亲属关系(如果有的话)的考虑，如赫德、赫政，虽为兄弟，却不姓赫，若不附以他们姓哈特的音译，则他们的父亲和兄弟姐妹同姓，便看不出。由于上海海关办公室改变了过去的规定，它所保管的资料一律不允外人借阅，有少数海关洋员的汉名，未得查阅，只能暂缺。中国人的姓名，道台以下，缙绅录或其他有关资料，译者未作查检，则按音译，这是要向读者致歉的。

本书的出版，承中国海关出版社副总编辑高烽先生的热情支持和责任编辑冯雪松先生的宝贵帮助。陈诗启、孙修福先生编《中国近代海关常用词语英汉对照宝典》(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是译者的重要工具书。在翻译过程中，为了确定八旗军队有无全国统一的领导机构(The Banner Office)，请教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室胡绳武教授。广东一些地名和人名的回译，曾征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黄彦研究员和中山大学历史系章文钦教授；原书第243页“Tsze How：Kung'’一词，译稿曾依读音作“紫后宫(音)”，承章文钦教授据同治《番禺县志》、嘉庆《羊城古钞》(仇池石著)等，推定为“天后宫”的误写，广州天后宫亦作天妃宫，在河泊所附近，正与日记所述相符，乃迳加改正。1865年9月22日日记中一句引语“Seven men t0 a pin，and not a man too much!”，久思未解其意，承美国特拉华大学庞伯腾教授见告，出于19世纪英国女诗人勃朗宁的诗篇，乃联系原诗上下句以意译出。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朱静博士在法文翻译方面．老友上海社会科学院蒋士驹和徐元基两位研究员在文字斟酌方面指点良多。台湾东吴大学博士候选人林志宏先生也热情查找一些引文出处。所有这一切宝贵的帮助，谨借此表示由衷谢忱。译文舛误不妥之处，至望读者不吝指正。

陈绛

2004年11月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