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的世界竞争力报告中，新加坡的政府效能已蝉联五年第一。与时俱进的文官精英，打造出走在世界前面的新加坡。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掌舵者经济发展局的幕后推手们，首度向世人公开他们带头构思与推销国家的制胜关键，带领您一探新加坡领先的秘诀！

经发局的宗旨在于推销新加坡是一个高附加价值产业与服务的全方位商务中心，而这有赖于行业优质的工作环境和顶尖的劳动队伍。如果要顺利做到这点，我们的国内团队就必须落实这些条件；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履行经发局对投资者的承诺。

从历任官员的这些回忆录中，经发局的现任和未来官员都可以得到启示。要克服瞬息万变世界的未知挑战，经发局自早期就有的生气勃勃、“万事皆行”的苦干精神必须永生不息。

专序

心耘新加坡

横河电机的故事

推荐序

眼力、洞见与愿景

经济奇迹的背后

政府要学会提高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经济的能力

——新加坡经济奇迹给我们的启示

前言

学习、创新、成长不坠

谢词

第一个十年：20世纪60年代

创造就业

第二个十年：20世纪70年代

传授技能

第三个十年：1980-1985年

勇往直前

第三个十年：1986-1990年

再造新加坡

第四个十年：20世纪90年代

增进知识

迈入第五个十年

后记

投资者为什么偏爱亚洲

附录

作者群简介

      加入精英团队

1964年经发局决定成立投资服务署(Investment Services Division)，由于有丹那巴南的知会，我才能应征这个职位，并加人经发局。

经发局在1964年4月雇用我，而且是以行动来展现具体的诚意。首先，我不属于一般的文官类型。我喜欢“外勤”工作，而不喜欢被绑在办公桌前。我在福特时，多半不在新加坡，而会去拜访马来半岛或是沙巴和沙劳越的福特经销商，以考察他们销售福特车、卡车、货车和牵引机的业绩。每当有经销商在市场上持续表现不佳时，我就会建议他们举办有助于恢复销售业绩的促销活动，而成功的促销也让福特的老板，以及经销商笑逐颜开。

其次，和那些加入新加坡精英行政团队的顶尖公务员不同的是，我并没有很高的学历。或许经发局认为，为了平衡“思想家”的人数，所以需要一些“行动家”吧!也可能是因为我的表现深获美国跨国公司的赞许，而且我和马来西亚企业家有不错的交情，像拥有福特经销权的木材大亨林鹏寿。因此才使得经发局甚至打破了某些公职任用规定，不但比照跨国公司的水平叙薪，更在三年合约期满时，发给我一笔为数可观的奖金。我猜这样的合约是经发局为了规避问题，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因为我的薪资原本应该比照吴博士管辖的财政部的其他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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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发展局刚成立的头几年，派驻海外的年轻官员四处奔走，希望能吸引到外国尤其是美国的投资者，并游说他们派团前来新加坡实地考察。当时，经发局北美办事处的首任代表曾振木在访问各家公司的时候，接见他的首席执行员们连新加坡在哪里还搞不清楚，他必须在地球仪上指出位于马来半岛末端的一个小点。

然而，经济发展局的官员服膺了新加坡领导人的价值观和态度，不耻下问、虚心向学，接受来自任何一方的协助；他们在国内外所受的英文教育也有所裨助。新加坡人对我们的年轻官员充满信心，这些年轻官员为人正直、有头脑、有干劲、有魄力，但缺乏商业经验。然而，他们很快就了解到，首席执行员们在决定到某一国投资之前，想要掌握的事项；他们也帮我们订出了促进投资的政策。

成功的关键就在于这些人的素质，以及历任主席的领导，从早期的韩瑞生、唐义方、曾振木，到后来的严崇涛、黄鹏远、杨烈国和张铭坚。

每当我到美国和欧洲访问时，经发局会安排我跟一些首席执行员们会面，以增进他们到新加坡投资的信心。在午餐会上一面吃饭、一面谈话是件吃力的事。我花了很多时间让他们了解新加坡及其劳动队伍能做什么，以及本地区并非那么不稳定。有一次我从纽约飞到克利夫兰出席午餐会，当天下午就返回纽约。这虽然很累人，但却是很好的训练。

现在当我前往欧洲或美国时，还是会和经发局官员邀请来参加午餐或晚餐会的首席执行员见面。但他们不再问我新加坡的事，因为他们对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他们想要了解我们的近邻、亚细安，以及中国和印度，并重新评估新加坡周边地区的政治风险和经济前景。世界的局势已经改变，我们的区域环境也已经扩大。随着世界因快速、经济与可靠的交通和通讯变得越来越小，我们的角色也越来越扩大。

经发局的工作永无终点。随着世界经济的进步，以及科技所引发的全球化，变化的步伐也越来越快，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前进，否则就会被淘汰。中国有着令人生畏的挑战，它有大量熟练与受过教育的工人，其类似工作的工资只是我们的一小部分。我们不像香港，可以放弃制造业。毫无疑问地，我们的教育、医疗和金融服务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以后，服务业就会跟着扩大。但是尽管工资和成本比较高，我们还是必须透过投资保留制造业，同时以更高深的技术增进生产力与保持竞争力。所以当工资低廉的竞争者进场时，我们的重点就是要引进高附加价值的投资。

经发局的宗旨在于推销新加坡是一个高附加价值产业与服务的全方位商务中心，而这有赖于行业优质的工作环境和顶尖的劳动队伍。如果要顺利做到这点，我们的国内团队就必须落实这些条件；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履行经发局对投资者的承诺。

从历任官员的这些回忆录中，经发局的现任和未来官员都可以得到启示。要克服瞬息万变世界的未知挑战，经发局自早期就有的生气勃勃、“万事皆行”的苦干精神必须永生不息。

(本文作者为新加坡内阁资政)

当里根政府进入第二任时，乔治·舒兹(George schultz)被任命为美国的国务卿。在舒兹任内，国务院特别强调一项在1983年所推出的战略计划，以协助加勒比海地区的小岛达到稳定的经济增长[大概是为了和卡斯楚(FidelCastro)在古巴所推动的发展相抗衡]。加勒比海国家在十年后形成北美自由贸易区，而当时它们出口到美国的纺织品和衣服都可以免税。美国之所以会这么做，当然也是基于本身的利益考量。这等于是在提前迎应国内的纺织业游说团所产生的政治反弹，因为加勒比海的进口纺织品有朝一日可能会大举涌人美国市场。于是美国决定帮助南美洲国家分散它们的产业。

国务院有一位优秀的经济学者认为，要是美国能以东亚小型经济体的工业化成就为范例，像中国的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应该会比较容易说服加勒比海国家改变它们的发展战略，于是加勒比海盆地经济发展论坛(Caribbean Basin Economic Development Symposium)便就此诞生。研究南美洲发展的学者被邀请到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参加为期两天的会议，以讨论发展政策与相关议题。乔治·舒兹和李光耀资政，以及他在新加坡的外交联络人丹那巴南都很熟，他请新加坡派员与会，于是经济发展局便派我参加。

在我发表谈话后，有一小群代表加勒比海各投资理事会的理事长和理事来找我，并赞扬新加坡惊人的经济发展成就。此时有一位危地马拉的官员问了我一个我从来没想过的问题：“为什么美国的电子业(当时是以半导体业者为主)选择扩展的地方是离目标市场这么远的亚洲，而不是地理位置比较近的加勒比海国家?”我以前从来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于是我就以脑中所想到的第一念头回答说：“因为他们的主要对手日本是在亚洲，而且这些公司希望利用日本在这个地区的竞争优势。”但是这位危地马拉的官员坚持说：“我们的劳力成本和中国的香港或新加坡一样低。”他说：“而且我们的生产力也不差。”

会场中到处都是充满希望的经济规划人员与经理人员，所以我不觉得残酷地说出实话是正确的政治反应。其实美国企业的想法是，跨国公司在加勒比海国家的据点无法长期维持国际竞争力。因为加勒比海地区现有的经济、社会和教育体制不利于市场竞争，而且媒体的报道上又充斥着南美洲的政治学家批评美国资本主义剥削的言论。相较之下，美国公司在东亚则受到诚心的欢迎。

当休息时间结束、大会宣布复会时，我才松了一口气。

在飞回纽约的飞机上，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深思我在迈阿密所听到的观点。这并不是酸葡萄心理，但我的南美洲友人确实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差异?职业道德?生产力?基础建设?发展机构?这些国家真的想知道该怎么做才能增加自己对美国投资者的吸引力。他们希望改变与进步的意愿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我从迈阿密回来后的几个星期，我一直(从哲学的角度)思考美国在世界发展中的角色。从它的冷战外交战略来看，美国似乎随时准备帮助非共产的发展中国家“支撑”低靡的经济，使它们不至于倒向共产主义。以加勒比海的岛国经济来说，美国担心的是古巴敌对的政治和经济体系。以日本和韩国等北亚国家来说，潜在的竞争对手是中国；在东南亚则是越南。

当朝鲜战争结束后，肯尼迪政府的国务卿乔治·布尔(George Ball)在韩国推动了大规模的投资计划。台湾的化学工业是在台塑的一项计划下成形，台塑最早则是一家美援企业。就连日本的新力公司也是在美国的首肯下成立，后来并成为20世纪的顶尖企业。1956年，美国政府邀请盛田昭夫(Akio Morita)的合作伙伴井深大(Masan Ibuka)到美国访问。在访问期间，他看到西屋电气公司(Westinghotlse Electriccorporalion)的电晶体，并向它取得了执照。如果仔细去看，我相信我们早期的半导体投资一定也得到了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暗中鼓励，后来美国国防部还答应采购新加坡制的半导体。这项许可很重要，因为20世纪60年代的半导体主要都是卖给美国军方的市场。

美国以武力介人越战让我们得到了一点发展经济的时间，同样地，美国的早期投资则有助于我们为往后几十年的工业化奠定坚实的基础。我们从早期的半导体业(20世纪60年代)一路成长为大型消费电子业(20世纪70年代)、电脑业(20世纪80年代)和电信设备业(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们科技与实力的提升，20世纪90年代末期则出现了晶圆制造的投资。由于半导体的核心科技是材料科学，因此特殊化学业也跟着发展起来。电子和化学业是每个新兴工业国家的核心支柱，最近也成为中国的核心产业。这两个产业虽然形态迥异，但都是亚洲长期竞争力的中心。

在新的千禧年里，亚洲的竞争力将维系在它的互补优势上。在未来很长一段的时间里，中国会是亚洲地区最廉价的消费产品生产国，日本会是高科技与创新工程产品的高价生产国，韩国的优势在于中型工业与重工业(像是钢铁、汽车、机具和半导体设备)，中国台湾会在材料上保持领先地位，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则会是亚洲顶尖的全商务中心，并提供各式各样的研发与商业服务来支援整个地区的发展。在不久的将来，像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这些第二级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就会加人中国、日本和第一级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印尼可能会追随中国的脚步，但我相信新加坡还是可以保有半成品与专业产品(像是医疗器材、航空设备和仪器等)的生产优势，因为这些产品的利润空间比消费产品来得大。

可惜的是，南美洲国家并没有这样的互补作用。像巴西和墨西哥这些大型的经济体在重工业上迎头相争，智利则带领着一群小型的轻工业经济体，包括下列这些加勒比海国家：安提瓜、阿鲁巴、巴哈马、巴巴多斯、伯利兹、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圭亚那、海地、牙买加、特立尼达(Trinidad)和多巴哥，以及维尔京群岛等等。

随着中国在朱镕基总理的提议下和十个亚细安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亚洲的区域整合也将在新千禧年的第一个十年结束时有所进展。

全球化专家一致认为，跨国公司会随着本身的全球化而寻求区域的竞争优势来源。而在这个全球竞争要靠区域选择才能成功的时代里，亚洲或邻近地区也将成为各方竞逐的焦点。

因此，新加坡未来的发展战略必须更积极地着重在本身对亚洲的加值角色上。从去年全球半导体业的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件有趣的事。当半导体企业在1969年首次到新加坡设厂时，美国是我们唯一的出口市场。到了2001年，产业组织“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SIA)对全球半导体销售量的调查则显示，亚洲本身现在已经成了最终市场。2001年全球半导体销售量，按区域划分：

·美国：350亿美元

·欧盟：300亿美元

·日本：280亿美元

·亚太地区(不含日本)：510亿美元

·全球总计：1440亿美元

在亚太地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最大的半导体装置生产国与出口国。因此，亚洲便成了世界头号半导体公司英特尔的最大市场。

在电脑业方面，美国的个人电脑销售量在不景气的2001年下跌了5％。相较之下，中国和印度的个人电脑销售量则维持了每年30％的增长率。

情势已经逆转，美国不再担心亚洲的经济发展。亚洲的大多数国家现在都进入了经济增长和繁荣的阶段。在过去40年来，选择亚洲的美国投资者处于有利地位，并共享这份繁荣。

从历任官员的这些回忆录中，经发局的现任和未来官员都可以得到启示。要克服瞬息万变世界的未知挑战，经发局自早期就有的生气勃勃、“万事皆行”的苦干精神必须永生不息。

——新加坡内阁资政 李光耀

如果我们能像经发局官员一样，积极热切的追求梦想，我相信我们必能将梦想付诸于现实。

——新加坡总理 李显龙

小国可以是大国的镜子。邓小平曾十分重视新加坡的经验，多次聆听新加坡领导人的建议与意见。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石小敏

《心耘》一书，我以为可以或至少可以给对新加坡经济奇迹充满好奇、希望从新加坡经济奇迹的经验中得到启发、得到“新加坡经济奇迹的背后是什么”问题答案的人们一个满足。

——复旦大学产业经济学系主任 芮明杰

没有高调的说教，却在娓娓道来中止人感觉到真实历史的力量；没有抽象理论的表述，却在字里行间生动地展现了政府住现代市场经济中应有的地位和作角。

——上海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 胡雄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