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历史思想的最根本贡献，亦即对史料的批判性分析的强调，与一种试图将特定政治和社会现状合法化的、远非客观的“历史主义”结合在一起，这种“历史主义”虽不能说直接导向了纳粹主义，但在很重要的方面为1933年德国彻底抛弃民主制度和确立权威主义的恐怖统治扫清了道路。尽管德国历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拒绝古典进步观念，但是在一个文化抑郁已在西方国家的自由思想家中日益明显的时代里，他们对于现代世界的未来仍然明显优质乐观态度……

本书围绕对十九世纪到当代的德国历史观和德国民族史学思想传统的讨论，追溯了德国自由主义的悲剧性历史，考察了使德国民族主义的反民主特征得以合法化的历史观。当现代历史研究十九世纪首先在德国大学中被职业化的时候，对于历史的浓厚兴趣与正在上升的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因此，德国的历史研究绝非如德国历史学家们声称的那样科学和客观，而是受到了对德国民族性认同的深刻影响，其要旨在于拒斥启蒙运动的理性和人道主义的观念。

中文版前言

修汀版序

初版序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德国历史主义的起源

第三章 德国历史主义的理论基础(一)：威廉·冯·洪堡·

第四章 德国历史主义的理论基础(二)：利奥波德·冯·兰克

第五章 历史乐观主义的顶峰：“普鲁士学派”

第六章 “历史主义的危机”(一)：哲学批判：柯亨、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韦伯

第七章 “历史主义的危机”(二)：恩斯特·特勒尔奇和弗里德里希·梅尼克

第八章 德国历史“观念”的衰落

第九章 尾声：最近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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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由于相信历史进程是有意义的，因此从威廉·冯·洪堡到将近一一个世纪之后的弗里德里希·梅尼克都愿意把国家看作是一种伦理制度，从长远来说它的利益是与自由和道德协调一致的。但是一旦有关社会存在的神圣目的的信仰随着19世纪思想的日渐世俗化和自然主义的胜利而衰落，那么权力和道德协调一致的历史主义信念的哲学基础就失去了可信度。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汉斯·凯尔森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法哲学家所提出的“法治国家”的概念，与古典自由主义的政府观——例如由约翰·洛克提出的通过“已制订和颁布的法律”进行统治的思想——有着本质区别。对汉斯·凯尔森这样的法律实证主义者来说，重要的是国家遵循已制订的法律并承认私人生活领域，但是法律内容的公正或是不公正的问题则变得不重要了。正如霍洛维尔教授所指出的，古典的整体自由主义(integral liberalism)主张国家存在“是为了保持人的尊严和个体自治，实现作为人的个体所固有的那些价值”。对于19世纪末支持“法治国家”的德国人来说，“制订法律的程序和方式代替公正成为法律的标准”。由此对国家权力的道德限制就被取消了。尽管绝大多数历史学家仍然忠于19世纪的唯心主义遗产，但是特莱奇克有关国家纯然就是权力的坦率主张，以及随后被梅尼克称为“强力生物学伦理”的各种表述，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历史主义的理论前提的合理结果。

历史主义为自己对历史事实的开放程度而引以自傲。对它的拥护者来说，古典的德国史学传统的强大力量在于它完全不受意识形态影响。梅尼克认为德国历史主义代表了理解人类事务的最高点，因为它使得历史思想不受规范性的概念的束缚。相反，它试图理解具有鲜活个性的历史事实，而不是将其强行纳入观念的束缚之中。不过，作为一种历史理论，德国历史主义拥有意识形态的很多特点。民族传统的德国历史学家并不寻求对每一历史情况都从内部加以理解，通常也犯了他们所指责的西方历史学家所犯的过错：将概念或是规范强加于历史事实之上、历史学家从反映其个性和身处其中写作的社会与文化背景的印迹的立场出发研究历史，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使德国历史主义与众不同的是这一立场的僵硬，以及这些历史学家拒绝用历史的观点看待他们的有时间限制的政治、社会观念和规范但是在更狭隘的政治意义上，历史主义在很多方面还是像一个意识形态那样运转的。

P15-16

              修订版序

自本书首次出版以来，在联邦德国的史学研究中出现了大量的重新思考。虽然与旧的传统和观点的连续性依然存在，但是众多历史学家已开始批判地考察自己的民族历史。与这一批判视角相应的是研究方法上的重新定位，即从传统德国历史研究中以人物为导向的片面研究方法转变为对政治史发生于其中的社会背景的关注。我深切感到新版的《德国历史观》应该体现20世纪60年代以来历史思想中的这一转变。

新版中加入的那一章绝非出于使全书完整的目的，而是试图对构成新历史研究之特点的形式、观点和方法上的转变加以理解。将这一新学术成就化约为某一简单的共同特点是困难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学家的研究中存在的差异远甚于其前辈们。不过，在最近二十年的历史著作中，有相当一部分努力尝试理解德国充满悲剧色彩的过去。新增最后一章的大量篇幅就是有关这一努力的。这一强调解释了该章的某些遗漏(就像全书一样)，如疏漏了有关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历史的大量著作。它也解释了为何注意力集中于那些摒弃传统和描述方法而以新的批判视角研究政治的社会史学家，他们在近些年里变得日渐重要。

还有其他一些疏漏。最后一章集中关注联邦德国的历史研究。这是由本书的主题，即我所说的“德国历史观”的发展和衰落所决定的。然而有关现代德国还存在国际性的研究著作。20世纪30年代的流亡历史学家们属于最早批判性地分析德国当代史的学者。这一考察在美国、英国、以色列、民主德国和其他地方为更年轻一代的经济、社会和思想史家所承继。我们需要这样一种超越政治界线而专注于问题和方法的德国史学史的研究。

在十五年之后，我自然对本书有了一些重新考虑。本书从未打算对德国历史研究做全面考察。初版序言已明确表示它所研究的是一种独特的政治一思想传统的历史，该传统自19世纪中期直至20世纪60年代始终主宰着大学中的历史著述。汉斯．希莱尔和伯恩德·弗伦巴赫最近发表的两项有关魏玛共和时期历史研究的分析，再次指出这一思想意识在德国历史学界的主导地位。但是任何时候对于历史学界中反自由主义及其片面强调政治的倾向都存在不同观点。我已非常注意德国的自由、民主传统。但是信仰民主的历史学家绝大多数身处职业圈外。不过我如果重写此书，那么我将给予他们更多篇幅。与此相似的是，批判性的社会史研究方法则或是来自那些学科外的学者，如路德维希．冯·斯坦因、古斯塔夫·西摩勒、马克斯。韦伯或是完全处于大学之外的学者，如卡尔·马克思。此外读者还应意识到其他传统和方法的存在。我还从弗里茨·林格对德国学术界的分析——《德国文人雅士的衰微》，1969年出版，即本书出版的次年——中获益匪浅。当然，本书并不是将历史观念置于真空中加以考察的。我非常注意历史著作的政治背景。不过今天我将对历史研究和著作产生于其中的社会结构给予更多关注。

在过去十五年中，我有幸与众多历史学家就联邦德国的史学研究的变化状况进行讨论，对于他们，我要表示诚挚的谢意。我尤其要感谢曾阅读新章节的手稿并提出意见的以下人士：威廉·s．艾伦、肯尼思·巴尔金、福尔克·贝格哈恩、康拉德·伽劳希、拉里·E．琼斯、迈克尔·卡特、尤尔根·科卡、阿尔夫·吕特克、汉斯·梅迪克、汉斯·蒙森、汉斯一尤尔根·普尔、恩斯特·绪林、鲁道夫·菲尔豪斯和汉斯一乌尔利希·维勒。我还要感谢鲁道夫·菲尔豪斯在我多次逗留德国期间，允许我将哥廷根的马克斯一普朗克历史研究所作为自己研究德国史学的基地。

                    1982年8月，于布法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