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以前，中国由封建领主统治着，社会有严格的等级分层，战国之后，中国是一个统一国家。在这个统一国家里，社会阶层不像以前那样界定分明，各阶层间也允许更为自由的流动。更应该看到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是先秦诸子诞生的大背景大舞台，历史似乎昭示：那个巨变的时期也是一个思想空前自由的时代，更必然是一个辉煌璀璨的时代。

春秋战国是一个天崩地裂的历史巨变时期，国家权力的载体是这样转移的：以天赐神授为政治信仰的国君——以家族血缘为组织纽带的贵族卿大夫——以政治军事才能以及道德品质为地位基础的士。本书处理社会变动，考虑到政治结构、经济型态、战争方式以及意识形态等各个环节，彼此影响，从研究变化的时序中逐渐呈现这些变化关系。

前言 

第一章 问题和背景

第二章 社会阶层分化的变动

第三章 战争和武士

第四章 新型国家

第五章 经济的转变

第六章 观念的变化

第七章 总结

附录：先秦典籍的真伪与年代考

参考文献

战国时期的战争

战国时期的战争或征服所导致社会地位降低的人数，应该会比春秋时期少。因为这时期总共只有16个国家被七雄所灭，后来六国又被秦所灭。然而，尽管卷入国家的数目较少，战国时期冲突的频率并不比春秋时期低多少，而且总的说来，战国时期的战争延续时间更长，规模也更大。

战国冲突的频率可以通过《史记》的大事年表计算出来。年表始于周元王元年(前475)，终于秦被推翻(前207)。七国和周王畿发生的大事并列于年表中。表六列出了《史记》所载战国冲突的统计估算。分值的统计方法与表五同：赵、齐、秦、楚、韩、魏和燕七国中任一国参与战争一次，就在年度分值中计1分；每一小国参与战争，一次计0．5分。

表六开始于公元前463年，即春秋结束的次年；结束于公元前222年，即秦王朝开始的前一年，秦始皇帝在公元前221年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大业。因此选这一年而不选公元前207年。因此表六涵盖了242年的数据，大致与春秋时期表中涵盖的259年相当。

令人惊讶的是，在所谓的战国时代，战争分值总数只有468．5分，并有89年没有战争。与春秋时期战争分值总数1211．5分和仅38年和平时期相比，这些数据表明，即使考虑到单一战争的规模较大，战国时期也还可以说是一个较少战争的时期。三个因素可以解释这两个时期的数据中存在的较大差别。第一，《史记》的《六国年表》并没有《左传》所记那样完备和翔实。《史记》的年表只记载了较大的战争，而许多小规模的冲突和袭击则被遗漏了。第二，由于战国时期政府对领土控制更紧，而春秋时期君主则对大批半独立状态的封建领主缺乏有力控制，因此战国时期国家间小的争端相对较难发展成大的武装冲突。第三，数学上的可能性理论说明，如果其他因素不变，更多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概率较少数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概率要大。春秋时期有12或13个大国，还要加上7或8个较小的国家；而战国时代则只有7个大国紧紧控制中国。在这里我们不需要特别关注数学，但两个时期冲突的概率之差异，在相当程度上大于13／7所示的比率。

仅战国时期的战争分值一项，不足以充分显示列国间争端的程度或其影响。战国时期战争较长的延续时间和较大的规模也必须予以考虑。通常春秋时期一场战争只有一次战斗，战斗后要么败军溃逃，要么双方协商停战。只在要塞城市被围困时，战争延续时间会稍长一些。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就是这种围困的实例。

影响深远的文化与社会大革命以及民权运动波及1950年代的全美国。作者当时身处芝加哥大学，不由自主地卷入了持续不断的学生运动。此种经验，对本书的写作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再加上作者那一代．身经两次战乱．两次流离．眼前即是天翻地覆，陵谷变易。缘于这些感受，作者对社会变动特别有兴趣，于是选取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巨变为研究课题。

春秋战国时期是先秦诸子诞生的大背景大舞台，历史似乎昭示：那个巨变的时期也是一个思想空前自由的时代．更必然是一个辉煌璀璨的时代。

P74-75

本书是一本英文旧作的中文译本。按常理应当算是过时的著作，居然又有中文本问世，其实也是还了当年的心愿，因为英文书的扉页上，我原来题赠My People(我的同胞)!至少，现在有了这一机会，将本书呈现给当年题赠的对象了。

本书责任编辑吴晓斌先生要求我加一篇前言，此举即对中文读者交代当年选题研究的背景及一些感受，也是一番回忆。

我对于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的兴趣，源自在台湾大学读书的时候，当时台大聚集了一批中国学术界的精英，能在他们门下学习，真是不知几世修来的福气。在中国古史方面，我受业于李宗侗(玄伯)先生的门下，也同时跟随李济(济之)先生、芮逸夫(慕城)先生、凌纯声先生、董作宾(彦堂)先生诸师学习。这几位恩师在各自的专业范围内都有自己一家的理论，我在各位恩师座前，聆受社会演化论、文化论、实证论、文字考证及年历之学、田野考古与史料之学，不同方式的思维与辟释，既有趣也不免困惑。

台湾大学本科毕业后，即有一个相当丰厚的奖学金，可以出国学习，那时的文学院院长沈刚伯先生主张我出国，他以为台大与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主角，都有那些恩师，诚然风云聚会，但是刚伯师以为“你要学些其他文化的历史，才有能力回过头来看清中国文化的性质及其变化”，我记得他还幽默地提起《西游记》与《封神榜》中的“二郎神”，在双目之外又有烛照神怪原形的第三只眼。经过一段初料未及的波折，我在读完台大的文科研究所后，果然去了芝加哥大学，那一股出国的决心，其实是由于刚伯师的那一番期勉。

1957年到1962年之间，我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学位，由于我的兴趣是中国上古史，学校将我分派到顾立雅(H．G．Creel)先生门下。芝大的东方研究所(0riental Institute)是一个跨院系的研究单位，中国古史只是一个小单元，两河文化与埃及学则是其中主要的部分，顾师建议我着重在读中国历史以外的课程，也相当符合刚伯师的指示。那时候芝大的“东方学”，堪称群英会聚，集合了欧美学术界的大师，盛况空前，虽难断定是“绝后”，至少五十年来未再有同样的星光闪耀。如果不是因为自己还接受矫治残疾的长期手术，必须常常往返医院，我会在两河与埃及古史方面多多学习。受上述医疗过程的限制，我只能挑了一些自己最有兴趣的功课：John wilson的“埃及的中王国与后王国时代的社会”、Helene Kantor的“两河地区与其边缘”、Ignace Gelb的“两河的王朝历史地理”、Thorkild Jacobsen的“两河地区的信仰”等课程。顾师自己则不要求我上讲堂课，却开了一个西方汉学的重要著作书单，让我在医院病床上阅读Maspero(马伯乐)、Charannes(沙畹)、Hirth（夏德）等大家的文章，这些训练使我有了一些文化之间比较研究的基础。

那时的芝大，既是韦伯研究方法的重镇，也是计量社会学的主要基地之一。这两股不同的方法学，在芝大相互激荡，在研究上有极大的挑战性。我自己一向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较有兴趣，为此选修了Peter Blau的“官僚制度”及Berthold Hoseliz的“欧洲中古城市”，也得到John Nef的许可，挑了“西欧经济史”著作，在病床上修他的“独立研究”课。我在芝大住在对面芝加哥神学院的宿舍，凡不住医院时，即住在东方研究所，在此“挂单”。整天与神父牧师交游，近朱者赤，对宗教学有了兴趣，遂取得宗教学大师Mircea Eliade的许可，读了一些他选定的书单，也有一个学期的定期面谈，如此机缘，我的学习方向十分庞杂，简直不知如何归纳为系统!

因为“杂学旁收”，我不知该属于哪一家的方法学，我也不知该如何答复吴晓斌先生的提问，然而，我从来没有懊悔!

1950年代的美国，在经历着影响深远的文化与社会大革命，民权运动波及全美，我身在芝大，尤其住在神学院宿舍，不由自主也卷入了不断的学生运动，甚至还在身体条件许可时，参加了一些活动。此种经验，对我的学习，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再加上我们这一代，身经两次战乱，两次流离，眼前即是天翻地覆，陵谷变易。这些感受，使我对社会变动特别有兴趣，于是选了春秋战国的巨变为论文题目。

本书讨论社会变动，先着眼个人地位的升降，我将古书中能找到的人名，分期排列，讨论其出身及其社会地位，每一个时期作为一个横剖面，许多横剖面叠架，即可显示各种地位差异的人士，对当时起了何种作用，叠架各期横剖面，即可反映社会性质的变化。春秋战国时代，战争频繁，战争是社会变化的重要指标，为此，我又将战争的频率与规模定其数值，再按照时期，制为战争指数的横剖面，也叠架比较，以窥见各时期动荡的程度。凡此计量，由于原始材料来源不同，数据性质驳杂，仅能约略显示变化的大方向，如果以此种材料，再借统计方法，计算相当系数，其实反而会有强不知以为知的误导。

本书处理社会变动，考虑到政治结构、经济型态、战争方式以及意识形态等项，各个环节，彼此影响，互相牵动。这一情势，实非预设，而是从研究变化的时序中逐渐呈现。当时的学术界“系统论”尚未成课题。本书未用“系统论”为标题，今日回想，这种牵一发动全身的全面思维，岂不与“系统论”的手法暗合?

时过境迁，数十年来，有关中国古史，添了无数新资料，也多了许多新观点。今日若我再有气力，当重改写本书。我想不少考古数据可以用来深化生产方式的讨论，也可将各地交通、贸易的网络编织交通图与都市分布图。新出战国简牍数据，当然可用来改写意识形态的讨论，甚至重新界定儒道法家的区分。另一方面，核心与边缘的两分论与多中心的文化系统论，颇可成为专章，以论述各地区社会变化的特色，及其相互影响造成的复杂性。如果将比较研究列入，则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动，不仅可作数种古代文化体系的比较，甚至还可与欧洲近古的社会变动比较。不幸，我已年迈力衰，只是有心，却再没有气力了，姑且留此缺憾，告罪于今日的学者。

                许倬云

                作于美寓所，时值七十五岁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