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关于早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领袖人物——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刘师培的研究论著。这四位人物都在那个时代以不同方式扮演了思想界的主要角色。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凸显了一种使他们的思想得以超越那种流行于中国知识界的改良派和革命派中的民族主义的世界观。一并分析这四个个案,可以从一个新的视野来审视他们的思想和时代。
这种世界观尽管歧异丛生,但都具有一种道德性和精神性思想倾向相融合的特征。就康有为和刘师培言,支配他们的是道德性倾向,可称“至善过程的道德主题”;而对于瘴嗣同和章炳麟来说,主导的则是精神性倾向,可称“无我同一的精神主题”。这两个主题都可以在后来找到回响,因此本书虽只言四人,却可以使20世纪中国思想的某些恒久的特色清晰地显现出来。
这是一部关于早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领袖人物——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刘师培的研究论著。它不是一部关于他们的思想传记集。我的注意力放在19世纪90年代初到1911年这一时期他们的思想发展上,并以此作为探索“转变时期”(1890一1911)思想变迁的门径。我之所以选择这四个人物,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们都在此时期以不同方式扮演了思想界的主要角色。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世界观反映了以往缺乏研究的这一时期十分重要的思想风貌。我相信,一并分析他们四人的世界观,可以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视野来审视他们的思想和时代。然而,这种分析要求我们离开某些现有文献中居主导地位的课题和方法。
康氏的“唯物主义”宇宙观也可部分地归因于他对当时西方科学的涉猎。事实上,某些关于人和宇宙进化的准科学解释已出现在了他的论著中。但是,西方科学对他思想的影响主要是表层的而非实质性的。至少,他还尚未达到接受一种坚实的自然主义的地步,以使自己能摈弃精神创造和超自然力量而审视宇宙,并完全按照因果关系来解释外部世界。尽管他的著作或多或少地显现了科学观念的印迹,但他主要仍保持着一种传统的目的论精神,这种目的论把道德一精神的价值看作是宇宙结构内部所固有的。他想按照物质力量独立地解释宇宙的结构,但是在他的观点中,物质力量也被注入了道德一精神的意义。
在康有为的唯气论世界观的语境中凸显出两种倾向。首先,这种世界观使他非难正统新儒学大力强调的“天理”和“人欲”的对立。他认为这种两分法是一个源于新儒学玄学二元论的谬误。正统新儒学谓之“天理”的,归根结底无非是人的智力的创造。至于“天理”,他问道,除了“光、电、热、重”之外,所谓的“天理”又何在?而且他还坚持认为,人欲无疑是宇宙自然秩序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他把正统理学的要求颠倒过来而表达为“天欲与人理”。他在这里说的是自然主义的语调,是一种在他的其他著作中不常表现的语调。
康氏的这种观点蕴涵着激进主义的含义。由于人欲是宇宙天然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就有必要对其保持一种开放和积极的态度。而且,如果既定的制度和规范被发现是压抑人欲的,那么以天欲为理由而向这些制度和规范挑战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康还没有引出这些激进主义的含义,但是它们很快显现在他的思想中。
康有为唯气论世界观中的另一突出的主题,是一种源于《易经》的运动不息的图像。他把这一过程想像为具有辩证的特征,在这种意义上他相信此过程是由阴阳相互作用而推动的。这种辩证过程的概念在两点上是与《易经》思想相类似的。首先,这种阴阳的相互作用代表的是一种互补的二元论而不是冲突的二元论,因为康认为阴和阳是两种互为补充的不同力量。因而,与以后中国共产主义者把历史看作辩证过程的观念不同,康在其宇宙进化图式中更为重视的是和谐而不是斗争。其次,与《易经》精神相符的是,他认为辩证过程没有最后的终结。显而易见,在其后期思想中居核心地位的末世主义世界观,此时还没有形成。P.38-39
本书各章分工如下:第一章由王跃、高力克合译;第二章由高力克译;第三章由王跃译;第四章由许殿才译;第五章由蒋重跃、高力克合译;第六章由高力克译。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和时间仓促,译文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译者
1988年9月于北京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