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自远古以来，就在未知事物的召唤下，凭着难以来满足的好奇心和大无畏精神，开始向远方探险。谁是最早的探险家？什么是“科学探险”？希腊、中国和阿拉伯探险家们的见闻是怎样流传至今的？希罗多德、莱夫·埃里克森、库克与洪堡等人的发现，又是怎样为确定已探明的地区或大陆的疆域做出了贡献？本书将对这些问题提供清晰而有文献依据的问答；并将沿着历史的足迹，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引领我们置身于勘探世界和宇宙的可歌可泣的史诗之中，直至进入人类等三个千年的开端。

本书是探险与发现丛书中的一册，由陈赓雅所著，记述了作者在西部探险考古的历程，追踪探险史上的精典瞬间，探索人类文化的深层内涵，揭示古代文明的重新出现。全书具有一定的知识性及趣味性，颇值得一读。

西望天山（代序）

引语、出发动机

一、甘新驿道首途后

二、武威城市乡村之一瞥

三、各自为垒之乡居

四、绕过张掖

五、裸体儿女之姿态

六、变相卖儿女之悲剧

七、盛署之下酒泉风景

八、酒泉之放足运动

九、嘉峪关外之石油与煤

十、过玉门而抵安西

十一、安西县城之景色

十二、安西农村概况

十三、瀚海奇观

十四、敦煌农村经济与拨款制度

十五、敦煌商业矿务及民风

十六、敦煌月牙泉与千佛洞

十七、从安西到白墩子

十八、红柳园闻匪警

十九、西北交通要具之旱船

二十、草本青葱之马莲井

二十一、过猩猩峡后之骇遇

二十二、望天山无限欢感

二十三、旧烟墩新烟墩全毁兵燹

二十四、新疆坎井之水利

二十五、小天山与哈密瓜

二十六、到哈密城

二十七、哈密概况

二十八、概述新疆近年变乱之经过

二十九、新疆政治体制与金融

三十、新疆军队与教育

三十一、新疆交通情形

三十二、新疆丰美之物产

三十三、归途随笔

三十四、甘肃牧业前途有望

三十五、额济纳及阿拉善之金银矿

三十六、武威恶俗与西路概况

三十七、朱绍良氏之禁烟种棉谈

三十八、亟待开发之甘肃省水利

三十九、甘陕途中

四十、平生第一次遇盗

四十一、隆德六盘山与三关口

四十二、陇东首邑之平凉

四十三、甘陕要冲之长武县

四十四、大佛寺与左公柳

四十五、由乾县经咸阳至长安

自“九·一八”事变爆发，日人强占我东北四省以来，国人感于民族前途危机之日迫，始高瞻远瞩，转移目光于边疆方面；于是“开发西北”呼声洋溢云表。昔梁任公(启超)有言：“沿海膏腴，群虎竟噬，一有兵事，则江浙闽粤，首当其冲，不及五载，悉为台湾，割弃仓卒，呼号莫闻?虽有坚锐，只增盗粮；虽有智勇，束手坐毙。然则居东南而谈富强，其犹过屠门大嚼，虽稍快意，终不得肉。惟西北腹地，远距海岸，外迹尚罕，地利未辟，垂涎稍迟；而矿脉之盛，物产之饶，随举一省，皆可自立。”

左宗棠亦云：“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匪特甘陕晋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

西北为我国堂奥府库，新疆尤为中部屏藩，蒙藏依畀，读两氏言，已可概见。且新省在昔曾为东西文明之交易所，今后亦将重启其欧亚交通孔道之意义，土地辽阔，物产丰盛。面积凡二百五十五万一千七百四十一方公里，当中部十八省面积五分之二，较辽、吉、黑三省犹大倍半，较苏省大十四倍，较浙更大十五倍。人口数为二百五十五万一千七百四十一人。分布密度平均每方公里，始得一·五人(即每二公里三人)。若与苏省人口密度每方公里三十五人相比，则小至相差二百倍有奇，较浙亦小百三十一倍。以全国各县面积人口论，其中亦以新疆之塔城县最大，计二百三十四万四千六百一十八方恃里，以冀(河北)新镇县最小，计二百九十二方市里；人口最多为湘(湖南)邵阳县，共一百五十六万八千四百九十二人，新疆七角井设治局最少，仅九十五人。内地人口愈繁密，生计愈穷蹙；而新省则地广人稀，易启外人之侵略，情势岌岌，殆若朝不保夕。吾人际此河山破碎，边疆日蹙之秋，惩前毖后，不禁毛骨悚然!兹为亟图补牢，各尽职责计，本报特派记者，前往新疆视察，期以所得，贡献国人，以资确切认识边疆状况，并保开发计划之早日实现，想为亲爱读者所欢迎，抑亦西北人士所乐许赞助者也。P1-2

一

提到上世纪的80年代，我立即联想起的词汇就是“读书”。80年代第一春，我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录取，从新疆回到久违的家乡北京。我家本就富于藏书，我们单位特以藏书宏富著称。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等“册府”都对我敞开了大门。嚯!在望不到头的书架间徜徉时，我简直以为自己就是天下最幸福的人。

当时，我见到什么读什么，就如同一个沙漠中迷途的旅人重返绿洲。但最关注的是这样两类书籍：一，与新疆、西部有关的，比如笔记、游记、研究著作；二，元代诗歌史的基本文献。必须承认，第一次从书架取下两册的平装书《西北视察记》，我对它的期望值并不高。30年代的书，60年以来从未曾再版过、也从未见于今人的评价；作者陈赓雅并不知名，——书也不知名，却偏叫什么“视、察、记”!不过，还是读读再说吧，好在那正是我如饥似渴地读书的岁月，就连最专业、最“枯燥”的《新疆南部的鸟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自然条件》、《中国沙漠植物志》……，我都认真地读过。我读完了这本之前从未听说过的作品。它给我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此后一提起开发西北，我马上便会联想到谢彬的《新疆游记》和陈赓雅的《西北视察记》。

二

关于《西北视察记》的作者陈赓雅，据书前的“缘起”、“序”，导语“出发动机”和书中的内容获悉，他是当时中国第一大报——上海《申报》的名记者，于1934年3月启程前往新疆采访，在南京、北平(北京)办理了相应的手续，一路经大同、包头、宁夏，抵达当时人们公认的中国地理中心兰州，从兰州再赴西宁，从青海回到兰州后，便进入河西走廊，前往新疆。坎坷漫长的河西，他一个驿站一个驿站地循序西行，在安西略作停顿，就进入了新疆，抵达“天山第一城”哈密。由于新疆柄政者更替，新掌权的盛世才坚拒记者继续西进。陈赓雅所做一切努力均归无效，只得从哈密东返，由来路到兰州，再经六盘山到西安、洛阳、济南，于1935年5月3日返回上海。

陈赓雅此行历时14个月，行程数万里。即便在著名报人史量才主持下的《申报》，这样长时间、长距离的单人采访报道也是罕见的。从陈赓雅踏上西行长途，《申报》就为他专门开辟了一个栏目，由于他是前往新疆采访，所以栏目叫做“新疆视察记”。这个栏目在14个月间从未间断，而且始终是读者连续关注的阅读热点。1936年10月，《申报》报社将这一行纪实之作结集出版，因为未能完成预期的对新疆天山南北的采访，仅止于东天山之麓的哈密，就改题为《西北视察记》，并于1937年6月再版。《西北视察记》共102节，这大约就是陈赓雅所写的通讯的篇数。这些通讯都是写于西北之行途中，每写就一篇，作者就寄回报社发表，它们的时效性与现场感便因此而来。

《西北视察记》第一节第一段文字，成为全书点睛之笔：

自“九·一八”事变爆发，日人强占我东北四省以来，国人感于民族危机之日迫，转移目光于边疆方面，于是“开发西北”呼声洋溢云表。……际此山河破碎，边疆日蹙之秋，惩前毖后，不禁毛骨悚然!兹为亟图补牢，各尽职责，本报特派记者，前往新疆视察，期以所得，贡献国人，以资确切认识边疆状况，并促开发计划之早日实现。

就是这种独具时代特色的紧迫感、让人无法置身事外的忧患意识，使记者事实上成了在报纸上“独领一军”的先行者，而将关注西北、开发西北，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结合了起来。

此行就为采访新疆而设计，却夭折于新疆的“东大门”哈密，这个失败，是一般人所难于承受的。尽管如此，想必当时众多的《申报》读者和今天的我一样，并不将出师未捷的“失败”与记者笔下的连续性报道等同视之。这是因为，记者陈赓雅紧紧抓住了关注西部这个时代话题，成功地将过程超越于结果之上。读过他的纪实之作，他到没到乌鲁木齐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通过自己的眼界、笔墨把读者的关注吸引到西北。踏上西行之路，他始终引颈西望天山，始终将自己的感情体温定位在开发西北、东拒日本侵略的刻度上，自管一路向西走去，自管如同一个行吟诗人将自己的“奥德赛”吟唱给每一个感到兴趣的人听。不管是不是随他按原计划北访伊犁、塔城，南访喀什噶尔，读者都得到了预期得到的：认识西北，认识时代，认识人生；通过陈赓雅开辟的“窗口”，读者都看到了应该看到的：广袤穷困的西北对于中华民族的过去与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

三

河西走廊和新疆东部，是记者着力采访的地段。

可以说，自从踏上从武威西去的古道，他就经历了此行最艰难的观察与思考，他所写的采访记一经发表，不但引起中原读者的关注，也是路经或即将路经的地方民众、官府瞩目的对象。

在记者笔下，漫长的河西走廊不但是历史遗存的展厅，更是底层民众生活的画廊。裹足与放足、种烟与禁烟、恶劣的童养媳习俗、高利贷和赌博、苛捐杂税和贪官污吏……，这社会众生相使人类文明蒙受耻辱。穷乡僻壤的少年男女居然不知衣裤为何物。而卖儿卖女让历史上创制出恢弘文化的“河西四郡”倒退千年，在“人市”上男女饥民居然有“市价”——每岁一块银元!

记者在“变相卖儿女之悲剧”一节，以客观的笔触记述了路经临泽威迭堡时目睹的因童养媳逃归娘家产生的家庭悲剧。老实说，20世纪50年代以前，破产者卖儿卖女、以“童养媳”变相卖儿卖女，即便在中原最“富庶”之区，也并非“新闻”。但记者将童养媳父亲的“无情”与捐税荼毒百姓的真相，作为一组共生现象披露，就使其成了社会弊端的例证，揭示出了这一社会毒瘤的症结。

“童养媳”之父解释“忍心卖女之缘故”时，拿出一叠税款清单。到7月底，这个苦寒农家已经被迫缴纳了27种捐飞(税)。其中有“烟亩罚款”，所有农民不管种与不种大烟(鸦片)，都得先缴纳种大烟的罚款!恐怕今天的读者是无法理解“烟亩罚款”了：既然种与不种都得交纳种烟的罚款，这到底是一种罚款呢?还是一种鼓励?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农民竟无一例外地要按月缴纳“印花税捐”。这“印花税”本专门为商贸活动所设，可“农民原非商家，并无买卖可言，有之，亦不过卖儿卖女之惨事耳”!这最后一笔，可谓入骨三分。而这，就是30年代的普遍社会现实。

记者在安西停留时间较长。而记者的报道，是我认识20世纪前期河西走廊西端安西的主要依据。他记录了安西民间流传的“三灾”之说：即以“风”“旱”“兵”为民间灾难，其中包含天灾人祸。同时，他特别关注“田地累人”的特殊现象。在一踏上河西走廊，他就注意到人们由于捐税苛重不得不逃亡，而那些不逃亡的人的捐税更重。在安西，这种现象成了怪圈：由于“三灾”流行，民众生活艰难，而至于一亩地所出竟不足以完税。几年间当地的三分之一农民已经逃往他乡，而逃亡者的赋税又叠加在仅存者身上，这个结果必然是加速仅存者走上逃亡之路。在本以“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为理想国的安西农村，土地竟成了“祸水”，人们避之惟恐不及。熟田白白送人还没人要，以致得倒贴上年轻寡妇、甚至大姑娘。这样的农村，已经成了人间地狱!读了记者的纪实“安西农村概况”，让人不禁掩卷深思。

陈赓雅毕竟是供职《申报》的名记者、大手笔。在走进西部的过程中，西北现状之颓败，从来未能遮挡住他对西部历史发展过程的透视。西部历史遗产的丰厚、西部人情的朴实、西部地貌的奇异独特、西部所蕴藏的能量、西部所凝聚的生机、西部所吞吐消化的文明，往往由记者不经意的点染，就使读者产生了深刻印象。  在荒凉死寂、十室九空的古要塞布隆吉，记者见到了十几株粗达四五人合抱的古杨树，“高枝蔽日，浓荫匝地”，而每棵古树上都挂着编了号的木牌，牌上写着“年大将军手植”几个字。它们是怎样躲过了从康熙以来200多年间的历次战争洗劫、饥馑剥蚀，又如何得以一直挺立在风沙、干旱之中?年大将军年羹尧不是一个足为后世楷模的古人，但年羹尧亲手种下的杨树却胜过当年遍及西北的“生祠”和喋喋不休的颂词，年大将军本人从史册销声匿迹已久，但他种的树木却遗泽仍在人间。同样，西行途中的“左公柳”是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在哈密的左宗棠祠堂已经毁于马仲英攻城之役，可“左公柳”则成为汉语的新词汇。

记者笔下的安西是西部的缩影。但他没有忘记在描写风沙即将淹没城墙的同时，记述了对著名的古泉——渊泉的观感。渊泉是干旱西部的特例，但人们的愚昧无知却使泉源枯涸。他以好奇又充满热情的文字详述新疆“特产”坎儿井。写了坎儿井的挖掘、利用，写了坎儿井对当地环境改善的特殊作用，在行文最后，他还特意提到：在坎儿井施工时，如果设计失败，盲目施工，将以无水可引告终，那么数以千百计的劳动日就将白白浪费。这样的工程成了人们的警示碑，当地人将其称为“白坎”，于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出现了一个比喻——“白坎儿”，用它表达“白费劲儿”的意思。老实说，我在新疆生活过十．余年，我当然知道“白坎儿”这句俗语，但我是从《西北视察记》中第一次获悉它有这样一个体现出维吾尔人黑色幽默的来历!

陈赓雅笔下的邮差是西部颇有特色的人群。他们职业虽同，个性迥异。但正是这些报酬微薄、风险极大的“独行侠”，在沉闷寂寞或烽火纷炽的岁月中，维系着西行者的感情根基。就凭《西北视察记》和《人在天涯》，应该有人想到为河西和新疆的邮差立传。

20世纪的30年代，正是西部多事之秋。而《西北视察记》尽量以客观的角度写出了战乱的过程和后果。在引述了杨增新的名言“西出阳关无好人”之后，他特别提到“新疆乱世是绝地，治世是桃园”的各族共识。事实上，《西北视察记》的特殊之处、陈赓雅的眼界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辨认出、他找到了西北各族居民在表面的许多不同之处掩盖下的实质上的共同点。“概述新疆近年变乱之经过”的第五节中，有关盛世才和马仲英争夺孚远(即今新疆吉木萨尔)城血战的情节，简直就是一部战争影片的脚本。他写的是一场血战，可读者通过血战的过程，却体会出全民反对战争的实质。当时哈密事件，是新疆和西部长期动乱的序幕。在哈密近郊一个维吾尔人聚居的村落，他记述了因开玩笑几乎引起误会的插曲；而一个收获麦子的老人道破了事件的真相，肇事者其实只是极少数人策动，而他们的“一念之差”，导致了普通民众的无边苦难。

记者所到之地，最关注的是民生状况，说到底，他始终是自觉地将西部人的命运介绍给关系西北的读者。他写了西行路上的许多古迹，比如敦煌月牙泉、榆林石窟，但那只是人们生活演变的“足迹”；他讨论了民众摆脱贫困致富的途径，但那不过是推究西部人的未来。说到底，他的《西北视察记》，是他本人和派出他这个记者的《申报》的初衷的体现：从一个记者的角度观察西北的历史，反映西北的现实，揭示西北的未来。在国难当头的1934～1935年，陈赓雅和《申报》以历时14个月的采访、连载，将中国广袤落后、有待开发的大西北展示在全国读者的面前。

四

从见到《西北视察记》起，我就对它产生了兴趣。这本书我隔几年就想读一遍。据俗称“口袋片”的图书借阅记录，这部《西北视察记》归于文学研究所“旧平库”(特指收藏1974年入库的书籍的书库)馆藏已经45年，到2001年，共有9人次借阅过，其中6人次竟是同一个“杨镰”。

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陈赓雅的《西北视察记》，每读一遍就会有一些新的感想和收获。从第一次倚着两米多高的书架披读《西北视察记》起，我就希望能与新一代读者们分享阅读感受。2000年底，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大力支持下，决定将本书的与西部有关的主体部分题为《走进西部》，收入“探险与发现”丛书。

从见到《西北视察记》，我一直想知道它的作者的情况。这本书出版前夕，在钦鸿和几位不知名的女士、先生的帮助，依靠现代化的通信工具，跨越了中国东北、西南，终于与陈赓雅的独生女陈敏取得了联系，得到她的支持，并获悉了作者陈赓雅的情况。

……2000年11月26日，我即将抵达乌鲁木齐。与责任编辑商定，我在乌鲁木齐期间将就《西北视察记》的新版作具体安排。

11月26日，那是一个星期日。一起床，我翻阅着《西北视察记》。我一直想知道有关作者的进一步的情况。但十几年间没有一点点进展。我曾推想：既然30年代他就是《申报》的名记者了，也许50年代以前就已经辞世，所以50年代以来才见不到他的活动记载。有一段时间，《生死天山》的作者“天涯游子”、《西北视察记》的作者陈赓雅，是我的“难题”。我查不出“天涯游子”的真名；我找不到涉及陈赓雅的任何资料。飞机是26日下午的，离启程还有三四小时，我顺手抽出了《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我还是不死心，想看看能不能就“天涯游子”发现一点什么。没有，“笔名录”没有收入“天涯游子”。那么，陈赓雅呢?试试看，看他是不是会有什么我所不知的笔名?翻到379页，我竟读到了这样的文字：“陈赓雅(1905．7．3——)云南巍山人。壮族。”在“陈赓雅”名下，还特意说明，他曾在1932—1939年在上海《申报》发表小品文、论文、通讯，1950年还在昆明《正义报》发表文章。另外，1935年时，他在著名的《申报·自由谈》用“南云”的笔名发表过《在海滨》。也许是由于鲁迅的原因，治现代文学史的人特别重视《申报·自由谈》，正是因为这《在海滨》，才使他名列“笔名录”吧!

读到这里，我一时不知该做什么。也许这是那个“骑着驴找驴”笑话的翻版!这本《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出版于1988年，出书后，作者之一就送了我一本，可以说，它站在我的书架上已经十几年了，而我却“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地遍觅陈赓雅生平资料而一无所获。这次我不敢再大意了，将这本一千多页的书从头翻到了尾。果然，“附录一”又见到了陈赓雅的名字，而这个附录列名的，是80年代中期曾亲自为本书提供过个人资料者，这就证明，陈赓雅并不是故于50年代以前，而我第一次见到《西北视察记》时，还健在人间，只不过我并不知道罢了!

我尽量苦思冥想，回忆与《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有关的情况。这本书由徐乃翔、钦鸿编著。我回忆起，钦鸿是在北大荒接受过“再教育”的上海知青，后来似乎在东北克山师专工作，这本书具体的资料准备是他做的。我立即接通了克山的“114”，请他们提供了克山师专的电话。我记起今天是周日，但克山师专办公室居然有人。不，通话者不知道有钦鸿这个人。我又请他告诉我中文系一位资深教师的电话。教师回答：克山师专从未有钦鸿这个人；但他听说过其人，钦鸿十余年前在克山县教师进修学校工作过，但早已经调到了南京江苏社会科学院。江苏?这好办。我在南京有朋友。但马上证实：江苏社会科学院也没有钦鸿!我记起“笔名录”后记落款是“改定于北京一南通”。那么，也许是南通社会科学院?可南通是个市，它有社科院这个建制吗?我思考片刻，拨通了南通“114”。开门见山，先自报家门，说有急事想与一个学者联系，但今天是周末，不知他家里电话，希望查询。我得到了“钦鸿”宅电的号码!我急不可待拨通了电话。“是钦鸿先生家吗?”“是。”“钦鸿先生在吗?”“他到公园散步，9时以后回来。”

一过9时，我立即拨号。这次是钦鸿本人接的。他告诉我，编“笔名录”的一切通信都留着(上帝!)，他还记得陈赓雅(好记性!)。我请他查一查，陈赓雅复信的地址，以便确认陈赓雅的单位。他说，一个小时后再告诉我。一个小时后，我已经知道了陈赓雅的最后通信地址：云南昆明市政协参事室。而且证实，陈赓雅1986年还健在。我通过昆明“114”得到政协电话，但电话没有人接。当然，今天是周日。

11月26日晚上我到了乌鲁木齐。27日星期一，就在新疆人民出版社总编室，拨通了昆明市政协的电话。对方是个大约30—40岁的女士，她回答，陈赓雅是他们单位的，但几年前就去世了。听说他有个侄子或外甥女，好像在昆明市中医院工作。她听我说明来意，就说：“你真不容易!我帮你找中医院吧，下午一上班，你再用这个电话联系。”我感激不尽，问：“您怎么称呼?”她说：“我是路过的，偶然接了电话。”我急切地问：“那，我下午该找谁呢?”“放心!”她说，“我了解清楚，会交代好的。不会误事。”她不会误事，我相信!

下午，我们又接通了这个号码。我还没有说完，对方(也是一个女士)爽快地说：“我知道了。我告诉你陈赓雅女儿的电话，请记录……”果然，我们与陈赓雅的女儿陈敏直接联系上了。

刚刚从乌鲁木齐回到北京，接到陈敏同志来信。我们得到她的支持，而且通过她获悉了陈赓雅的经历。陈赓雅在50年代以前，曾采访了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区；50年代被错划右派，“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流放农村。平反以后，在昆明市政协工作。1995年以90高龄仙世。

《走进西部》——《西北视察记》的新版本——已经编入“探险与发现”丛书出版，这样，20世纪30年代为“开发西北”走进西部的记者陈赓雅，在新世纪“西部大开发”的历史进程中拥有了更多的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