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2005年最有代表性的杂文精品力作，编者将推荐几位也许尚未被充分了解但足以令读者信赖的作者，他们是刀尔登、王跃文、黄波、杨于泽。杂文写作越来越公式化的时期，他们坚持了自己的个性。刀尔登收放自如，有“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智慧；王跃文片言可以折狱，有生活历练所赋予的洞察力；黄波沉都深邃，作品富于直贯古今的历史感；杨于泽心有别裁，展示出特异的思维风格。这里你将看到的是对社会、人生和个人心灵有独立观察和个性回应的作品。

本书零伍年中国杂文精选，收录的作品展现的是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和写作者的思想的多种方式。本书编者将推荐几位也许尚未被充分了解但足以令读者信赖的作者，他们是刀尔登、王跃文、黄波、杨于泽。

杂文是人的写作(代序)／刘洪波

历史写在哪里？／安立志

从范学贵看“走出书斋”的知识分子／毕舸

绝对的权力绝对使掌权者愚蠢／曹 林

双重国籍利国利民／曹思源

不想白投入，就停办哲学系／长平

文明薄膜下的恐惧／陈璧生

四十不惑／陈仓

颂歌献给“万岁爷”？／陈鲁民

绝命辞／陈四益

馗鬼对答／陈四益

罗康的幸福生活／陈雄

正派社会的正派做法／崔卫平

商业欺诈与民族性无关／党国英

阴谋论的成长／刀尔登

北京会不会收门票／刀尔登

给研究生教育浇一瓢凉水／丁 东

“小小的”考／狄马

轮回游戏／樊百华

一个屁的故事／方方

领导来视察了！／冯磊

看着你表演，看着你受罚／冯雪梅

康乃尔大学的“政治课”／冯远理

“泰山”“鸿毛”之议／符号

人的生命永远都只能是目的／高一飞

《汉武大帝》们为何长盛不衰／葛剑雄

说“围观”／郭庆海

有多少人天生愿陪嫁？！／郭松民

谁见了我的狗／关羽

为什么群众总是不明真相／韩三洲

无告者的声音／何怀宏

读经不如读故事／何满子

穿过疫区的你的笔／何三畏

离婚上岗是个人道德问题／何三畏

为什么我不能沉默／虹影

十字坡上的冤魂／黄波

不能遗忘的一本书／黄波

插嘴网评／黄一龙

别别扭扭的“必须辞职”／侯志川

杂感／贾平凹

知识就是力量？／孔曦

透过法西斯的堂皇“文本”／雷 颐

《扯淡》月刊发刊词／老野

何事不可为／李敬泽

楼书／李庄

穷人与民主／乐 朋

要民主法治，不要“民主作风”／黎明

反华势力击沉中国百艘航母／黎明

叫我困惑的两件事／连晨

娘娘对还是太监对？／连岳

民族的与个人的不可混同／林达

“写进历史”不是一句空话／刘方志

刁官、刁民、刁问题／刘大生

富豪榜能否向公职人员延伸／刘海明

凄惨的进步·优越感的招认／刘洪波

关于死的假设／刘吉同

羞耻是一种内向的愤怒／刘效仁

正常！明白！／刘运辉

画火御寒／流沙河

我发现了一个找钱网站／陆春祥

个个都是金口玉言／梅桑榆

大聪明／闵良臣

我们的脸皮越来越厚？／摩 罗

当多舛的生命站在“纪录”面前／廖德凯

请停止歌颂苦难／绿尘

“仇富”就能接近公正吗揪风

无题／仇直

无趣的人是可怕的／冉云飞

细节该如何关注／任正英

旧稿子新感言／商子雍

在副总统脸上“画叉”算得了什么／盛大林

我们先前穷多啦／孙焕英

令人恐惧的“资为劳纲”／孙秀岭

t白字贪官传奇／孙振军

谁是“闲杂人员”／邵建

路边漫想／邵燕祥

李宇春上了哪家子《时代》封面？／舒远

立功与改过／苏中杰

边读边记／述隆

暴行之罪不因施虐对象而减轻／十年砍柴

走出恐惧，收获真实与自由／童大焕

英格兰铁匠乔的那顶礼帽／王春瑜

不和自己的良心作对／王力

皇帝其实都知道／主跃文

机场革命／王跃文

让法律闭上一只眼睛／王怡

在文化与生存间找寻支点／邬凤英

阿甘在跑／吴非

显贵的人总是矜持的／吴君

雷锋为什么如此高尚／吴思

韩国人为什么最喜欢日货／吴向宏

一万与六万／向继东

倒霉的哈里王子／胃雪慧

仁爱之光／萧瑶

令人齿冷的“胜利”嘴脸／笑蜀

卢雪松事件中的“神秘程序”／笑 蜀

做怎样的大国公民／熊培云

恐怖主义绝非追求正义／徐友渔

向财富新贵严介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徐冰

给“转型期”加个期限／徐怀谦

神奇创造源于自由心境／徐迅雷

大国的标准是什么？／许纪霖

站在全民族立场讲抗战／鄢烈山

平常心看祭孔／鄢烈山

两群羊／杨汉光

朕不喜欢／杨树民

国际人道与国内人道／杨于泽

“全国”的巨大损失到底是谁的／杨于泽

看黄碟为何有生命危险？／杨支柱

我们今天的知识为现实服务了什么？／余世存

锄草／于 坚

我们的机关为什么要把守大门／阮直

决策程序上讨论时间太多是缺点吗？／岳建国

城市的尸骸／赵健雄

“百年不遇”的人祸遁词／赵牧

“反贺岁片”／赵毅衡

水电开发也可以拿“脱贫”说事／翟春阳

赵高之死／昝爱宗

舆论一边倒任何时候都不是好事／张金岭

你说便是你的错／张柠

护林先进／张萍

我的腰椎如何按摩／张心阳

尘封25年的连环画／张耀杰

骗子与皇帝／张远山

网络“实名制”之我见／章立凡

成吉思汗的勇士及其他／章 明

我陪乞丐去讨钱／曾 颖

感觉好得像上帝／曾 颖

在巴黎看电视／郑金春

杂书杂说(三章)／钟叔河

一条狗看到听到或想到的／周 实

声气语的陷阱·古狗的气味／周泽雄

“治庸”何须“风暴”／朱达志

艺伎、妓女和民族主义祭品／朱大可

1965年的话题／朱大路

“天安门”是什么级别？／朱健国

爱心的级别／朱铁志

波尔布特是怎样炼成的／朱学勤

毛泽东的稿酬该如何用／祖丁远

超级女声·虚假需求·剧场政治／庄礼伟

历史写在哪里？

安立志

刘少奇蒙难之前，曾悲愤地说过一句今人尽知的名言：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其实，作为物化的历史，体现为文物的，如宫殿或陵墓；见诸于史籍的，如断代或编年；潜行于体制的，如典章或规制……人民并不是真正的“执笔人”，其“作者”除“董狐笔”、“太史简”等极个别求真务实的史官外，基本上还是统治阶级。只有后世对于某些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评价，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人民才有参与的可能。且不说武则天为自己矗立“无字碑”是否真的出于“是非任由后人评说”，也不说上世纪八十年代黎澍先生关于所有人共同创造历史的学术新见，即就“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样一个命题，也有一个写在何处的问题。

一种是写在大地上。历史上的官宦富商，欲求名留青史，无非是在名山大川之间、山阳水阴之地，立碑建亭，修桥造墓。人民“书写”历史，也并不排除这类形式。《中国青年报》五月二十五日报道，在广东汕头澄海区的塔园，我国第一座“文革博物馆”已然竣工，同时，我还从网上看到五月二十五日上海《外滩画报》刊发的几帧图片。它的建成，使巴金先生二十年前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提议变成了现实。据当事者称，这座以“文革”为主题的博物馆，完全是由民间力量建磷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人民“书写”历史的范例。既日“文革博物馆”，当然是以收集“文革”的文物为宗旨，对于这场历时十年之久、覆盖全国的政冶运动，文物的来源不会成为问题；但由于它的民间性质，鉴于中国的传统和体制，要使这样一个仍有争议的项目，在文物征集上真正博收丰取，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一种是写在纸页上。在古代，在前“蔡伦纸”时代，龟甲、兽骨、竹简就是历史的载体。今夕何夕，纸张已经不成问题。在“文革”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五一六通知”、“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公安六条”、“九大”政治报告、张春桥“全面专政”的宏文，当然都是“文革史”的记载。另外，巴金的《随感录》、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真理标准讨论、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这些有关“文革”的政治文献和文学作品，当然也是写在纸面上的历史。当“孙膑兵法”的片片竹简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时，人们是何等的欢愉，因为它填补了一段被湮没千年的历史。有鉴于此，“文革”刚刚过去三十年，我们不是更应该将这十年中的文献、图书、报刊，甚至包括红卫兵小报在内的一系列用文字作载体的历史资料加以搜集和整理并善为保护么？不特如此，而且应当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用这些历史教训警醒和鞭策我们的后人不再重复同样的错误。

历史是写在大地上还是写在纸页上，只是一种浅陋的说法，文物中少不了文献和资料，而文献和资料本身也是文物。搜集这类文物，不能仅仅限于“文革”中形成或保留下来的东西，“文革”造成的破坏是全方位的，如被捣毁的龙门石窟佛像，其本身也是“文革”历史的构成部分。搜集资料和实物，并不是仅仅为了让我们的后代了解荒谬和丑陋，比如一篇评《海瑞罢官》的文艺评论何以搅起巨大的政治风波，帝制推翻半个世纪后为什么还要向封建王朝一样“早请示、晚汇报”、山呼“万寿无疆”？如果仅仅如此，那么，这样的博物馆与前些年风靡各地的“西游记宫”和深圳的“世界公园”很难说有什么两样。

建立博物馆并非目的，其目的在于利用博物馆作为研究基地，认真研究和思考我们的国家、民族和社会中存在的弊端和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错误是忌讳，也是财富，然而，人们往往过多地考虑忌讳而忽视财富，这不仅体现在“文革博物馆”建立时有人说这是在“揭伤疤”，也在于将眼泪当笑料一窝蜂出现的“文革餐厅”。冯骥才先生的文章《“文革”进入了我们的血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如果“文革”的荒谬进入我们的血液，并成为人性的组成部分，当然是可怕的；但如果“文革”作为一种教训进入我们的血液，成为不远的“殷鉴”，倒是值得庆幸的。假如“文革”作为我们民族一段惨痛的历史，写在大地或纸页上都有困难的话，那么，将“文革”的历史写在人们的心上，也许就更加困难了。

（原载2005年8月15日《大公报》) P1-3

杂文是人的写作(代序)

刘洪波

2005年的杂文界有一场关于公民写作的争论。虽然争论令人遗憾地陷入到与人有关的是是非非，但我更愿意看到其中真正的问题。

作为一个意欲开创公共写作新路向的说法，公民写作的提出，蕴含着对“臣民写作”的否定和有意识的排斥。公民写作将作为公共生活一部分的写作建基于公民立场，有助于写作者把视角自觉调整到平等、法治、权利、宪政等现代意识上。在一个非公民社会中，作为写作进入公共领域的策略，公民写作无疑也卓有成效。

事实上，与“臣民写作”相对，以及后来更宽泛地用来与“平民写作”、“知识分子写作”相对，表明公民写作把写作视为个人与公共事务相结合的一种活动。当它与“臣民写作”相对时，意味着主张人的解放，把人从奴隶意识中解放出来，从人格不独立、精神不自由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当它与“平民写作”相对时，意在对抗写作的民粹主义倾向。当它与“知识分子写作”相对时，意在对抗写作的精英主义倾向。

公民写作表达了这些对立，却很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公民人格与臣民人格相对是不言自明的，公民与平民和知识分子是否构成对立关系呢？现代社会的公民不正是由具有各种社会身份的人包括平民、知识分子、官员等组成的吗？建基于平民立场、知识分子立场和启蒙立场的写9作，不也是公民写作的组成部分？过多的对立面的确立，可能只是使公民写作这个概念从“解放话语”变成一个占领道德正义性的话语。

有人对公民写作的批评是这样的：在中国，现在还并非公民社会，人们还没有做定公民，所以“公民写作”是不现实的，而且容易使写作落入自我阉割的境地。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在“公民写作”的概念之下，有着太多把“伪公民”状态当作公民状态、把“公民写作”理解为“鸟笼写作”的东西。然而，公民与公民社会，正所谓“鸡与蛋谁在先”的问题，回答起来难度不小。在一个非公民社会里，也可以存在具有公民意识的人，也可以存在着自觉到公民地位的人，这些人也可以站在公民立场来发言，这恐怕是没有问题的。正是在非公民社会里，提倡公民写作，比起公民社会里来有着更加重要的价值，因为提倡公民写作，具有争取公民地位落实的意义。

尽管如此，公民写作仍然是有着局限的。所谓公民，显然是一个社会政治概念，是将人放进公共生活领域里去的一个概念。公民写作建基于公民立场，也就是建基于现代社会政治概念的立场，公民写作的前提，是承认并接受公共生活的规则。但人并不仅仅作为一个公民而存在，他完全可以是一个“私民”，一个“个我”，完全在私人领域里思考。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完全在仅仅是一个人的立场上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根本不去设想任何前提，不接受任何一种现实的或者可能的规范，他可能怀疑任何规范的合理性。

公民仍然可能是不自觉地居于奴役状态的，因此一个公民也完全可能是反人类的。例如纳粹德国的公民、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的公民，他们所缺的并非各项公民权利，而是对自己正处于一种恶的社会缺乏自知，他们被各种残酷的思想、野蛮的意识所支配，在对他人实行非人看待的过程中，也完成了自己的非人化过程。在这样的条件下，“公民写作”又会是一种怎样的状况？臣民受到奴役，公民也可能奴役他人，并且在奴役他人中使自己被奴役。

公民写作也可能是暴戾的。一个公民可能有着对其他公民的完全尊重，但他仍然可能是一个暴民，因为他的仁慈与文明可能只及于拥有公民身份的人，而对那些没有公民权的人，那些被取消了公民权的人，他仍然可以残暴无比。

事实上，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基始的概念，那就是人的概念。很早，有过“文学是人学”的说法，今天我们需要“人的写作”这样一个概念。立基于入，而不是臣民，将可以避免写作的奴性与臣服性。立基于人，而不是公民，也将避免公民可能作下的恶。

立基于人的立场，一个人将超越公民的局限，他不仅属于哪一个国家、民族与社会，而是属于自然界的一个有着长久的文明过程的种群。一个人，不会向列队行进的囚徒扔石块，哪怕他们是敌国的战俘；一个人，不会对敌手施以非人的刑罚，哪怕这个敌手与之“不共戴天”；一个人，必然要对另一个人施以人道，哪怕他是“非公民”。一个人也必将有着对自已深厚的反省，他不会满足于作为公民的权益是否已经实现，还会以仁爱之心去面对那些并非公民的人，他将深省自已是否真正处在一个人之为人的状态，他对于任何一种形式的奴役保持警醒，而不会以践履公民义务的方式去参与包括种族灭绝与大屠杀在内的各种野蛮行径，不会因任何正义堂堂的蛊惑而丧失自己作为独立个体的判断。

一个人，不以任何概念来预设思考的前提，而听从人性、人道的命令。人的写作，比起公民写作来，更加本质地逼近人类生活的现实，更加彻底地要求人的权利，更加自觉地观照人的悲苦现实与艰难命运，更加仔细地倾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微弱的声音。一国之内，可以因公民与非公民的划分而相互仇视，只有在人的立场上，我们会为之而忧虑和伤感；同样作为公民的不同种族与国别的人，可能相对奴役、敌对和施行残忍行为，只有在人的立场上，我们才为之而悲叹生命的残酷。

也许“世界公民”这样一个概念有助于缓解公民之间的紧张，然而即使“世界公民”也无法超越对于“国际体制”这一类规范的先验接受，而并不在意人作为“私民”与“个我”的属性。当一个人哭泣着来到世界上，他没有被打上任何一种印迹，他不是为谁而生，甚至也不是为世界而生，他作为一个生命主体而到来，这已经决定了“自我先于公民”这个人的最基础属性。

此外，公民写作并非杂文写作的全部。公民写作把写作自觉放置到公共生活的地位上去，把写作作为个人对公共领域的发言，把写作视为社会过程的一部分。毫无疑问，这是杂文写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杂文可以是为社会的，也可以是为人生的；可以是公共的，也可以是私人的。公民写作是社会评论的本质要求，社会评论需要个人以公民立场来思考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当然，即便此时，写者仍需警惕自己过于强烈的公共情怀、群属色彩而损伤对私域及其它群属的充分尊重)，而人的写作是杂文的本质要求。杂文不必是社会方案的提供者，不必是人生旅程的设计者，但它必定是人坦然面对环境与心灵的一种方式。

“人的写作”可能被视为抽象的概念，但一切经历非入境遇的人，会对“人”的概念有具体的感受，一切能够体认到非人遭遇与非人处境的人，都不会看到人这个字无动于衷。“人的写作”正是将人的意义具体地显现出来的过程。

基于这种认识，本年选不是作为一本“2005年大事评说集”而面世，而希望尽可能展现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尽可能展现写作者呈现思想的多种方式。因此，在入选篇目的选择上，着重选择了对社会、人生和个人心灵有独立观察和个性回应的作品。

一如往年，编者将推荐几位也许尚未被充分了解但足以令读者信赖的作者，他们是刀尔登、王跃文、黄波、杨于泽。杂文写作越来越公式化的时期，他们坚持了自己的个性。刀尔登收放自如，有“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智慧；王跃文片言可以折狱，有生活历练所赋予的洞察力；黄波沉都深邃，作品富于直贯古今的历史感；杨于泽心有别裁，展示出特异的思维风格。

2005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