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爱德华·纽顿是20世纪欧美最重要的藏书家之一，他开创了西方书话的新气象，树立了藏书家自己书写的新典范。本书是他搜罗广博、幽默诙谐、妙趣横生的藏书经。拥有本书，就如同握有一把开启藏书国度的金钥匙！

纽顿语录：

藏书具备其他嗜好的所有长处却无其缺点。任何一种嗜好当然都能获得乐趣；但坐拥书籍并不会招致太多负担，充其量，只要准备一口结实、干爽的柜子供储存之用便已足够。

——海外得书记

许多比我有本事的人也都曾经和书籍分手——注意，我说的是“比我有本事的人”，若要比爱书，那可能就没人比得过我……

——运好不怕书来磨

书籍是咱们最好的朋友，不论你生性严肃拘谨，抑或活泼外放，而且你随时能叫它闭上尊口。

——有个文案，卖书不难

【导言】

唠叨琐碎与耐心坚毅——读《藏书之爱》

杨照

【译序】

藏书诚有乐，祸害尤其多

陈建铭

【编排体例】

【总目录】

【第一卷】

藏书之乐

【第二卷】

洋相百出话藏书

【第三卷】

举世最伟大的书

【第四卷】

搜书之道

【第五卷】

蝴蝶页，文艺随笔

【附录】

【索引】

我对书籍的装帧式样谈不上讲究，我只期盼一部书能维持刚出版的样子：硬板简装、书口未裁、羊皮装或布面装都行，只要尽可能外表干净、品相中上就行了。

我倒不是对颜色缺乏感度，只是什么花饰书脊啦、上彩皮面啦、烫金字啦，摆在书架上何等气派辉煌啦……对我来说，美则美矣，不过我不如去看画还比较实际哩。做人可不能那么贪得无厌，什么都要，我还是只冀望品相端正、皮面散发香气的书；要是能依然保持“甫发行时的原始状态”(orginal state as issued)就谢天谢地了。

各式各样精工细活抑或简朴素净的装帧，我也不是全然不介意。只是页边镶饰、书口刷金，少了哪一样都丝毫不会损及书本原有的价值。这也是我要再三提醒所有藏书后进们的重点，他们应该要好好地记取一件事：尽量让书籍保持原样；万一他们依然决定要赏装订匠一口饭吃，那只消订做一只书盒或书匣就行了。如果你的书籍脱散、不堪取拿，用书盒装起来；若你心疼那些雕花镶金的封面遭受磨损，放进书匣里，那样就够了。正如埃克尔在他的《狄更斯书目》中所说的：“保持书籍的原本状态——即甫出世的模样——是目下藏书界持续推动的趋势，只怕这种品味在未来会有相当偏离亦未可知。”

只有极不长进的买书人才会摒弃“细水长流”的收藏乐趣，他们会一口气买下自己颇看重的某位作家的著作全集(粗制滥造，和大量生产、统一定价的商品没啥两样的新版套书)。要对付那些财大气粗的肤浅买家，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让他们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购买“签名本”，反正这年头作家签名甚为流行，正好可以满足那批人的需求；他们最好别来染指我们想要的书。近来，为数逐渐增多的有钱人和相对日益稀少的古书有越走越近的趋势，我心知肚明：那么一来，我可就要惨兮兮了。我们活在一个法律条文多如牛毛的时代，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似乎都免不了各式各样的法律规范。我希望也能制定一道保护古书的法条，在上头的衮衮立法诸公与其天天瞎整恶搞，还不如拨冗考虑考虑我的建议。

P90-91

藏书诚有乐，祸害尤其多

陈建铭

一年多前，我初试拙笔斗胆译出《查令十字路84号》，那部小书在爱书人的小圈子里似乎引起小小的回响，出版公司的编辑每隔一阵子碰到我总不忘好心赐告：销售数字越来越可观，又印行几刷云云(当然，丝毫不敢高攀《牙套》、《靓汤》或《教你诈》、《蛋白女》之属)；所有结果都令我大感意外：一来，我乃区区一介门外汉，竟然也能(或，也敢)涉足翻译；再者，在这个没有气质的地方，居然还有不少人甘愿买书来读(或许真该感谢咱们的公共图书馆一向效能不彰)。套句A.爱德华·纽顿得知他的书居然能接二连三再版时脱口而出的话：“Bewildering！”

该书出版不久后，我读到杨照的文章，他在该文结尾登高呼吁众爱书同志放心大胆效法他“理直气壮”起来：

很不幸的，在台湾，太少人这样面对书，少到他们都感受到自己的稀奇，变得胆怯退缩，无法理直气壮。胆怯退缩到根本不相信这种书，在台湾会有市场。他们羡慕海伦·汉芙近乎狂傲的理直气壮，因为太羡慕了，所以不敢相信可以把如此这般理直气壮带进台湾来。

《查令十字路84号》终于有了台湾版中译本，“爱书人”们可以开始试着更理直气壮了些吗?

善哉斯言!在下正是芸芸众“胆怯退缩的读者”之一，也是当初不敢如此这般“理直气壮”看好那部小书销路的家伙。我从翻找父亲的书架启蒙；后来学会在书店打书钉，遇到不让白看的店家便转战他处或万不得已乖乖掏腰包；穷途末路之余再从国外邮购尚无中文译本的书(有时候也不得不重买被译坏了的原书)，一路走来始终不曾理直气壮过。虽屡屡动念，想推荐几部我心目中的好书给出皈界的朋友进行中译以飨无数国人(或其中极少数的爱书同胞)；但是顾虑各出版社普遍营运惨淡，加上每每在书店被所谓“畅销排行榜”的恶形恶状吓得六神无主，我便自反而缩，回头闷读自己中意的书作罢。汉芙想必鼓舞了一批原本“胆怯退缩”的读者，杨照更适时揭竿起义(再次感谢因为读了唐诺和杨照的文章而逛进查令十字路的读友)；杨照在文章中还扯出一部问世于20世纪初叶的名著《藏书之乐，及其相关逸趣》。我猜，八成是某位出版界高人读过那篇文章之后，果真理直气壮起来了；而他们响应杨照的具体作法居然是；再度发难、尝试另一部后市不怎么看好的书(真希望事后能证明我又错了)。

这里先小小地纠正杨照，那部书其实早在十年前就有了中文译本：由赵台安、赵振尧两位先生合译的《聚书的乐趣》，1992年收在北京三联书店《文化生活译丛》之下，与李约瑟、吉本、劳伦斯、格林等名家并列。前一阵子，我收到朋友转寄来的电子邮件，其中夹带一篇《穷爱书人之歌》，乍读之下我觉得有点儿眼熟，并循线在某网站看到几位爱书网友(这个词儿怎么念怎么别扭)正在四处流传这首诗，我翻找出三联译本，不由得教我心急如焚。盖那首诗正出自赵译本，该版本舛误、阚漏顿多。天可怜见，吾岛同胞若压根从未听过、从没读过那部书也就罢了，但是错陋译文鸠占鹊巢可万万不能坐视。恰好稍早出版社来电嘱我中译这部书，由于我若干年前即读过纽顿的几部著作，深知此项任务艰辛可期——20世纪初庄谐并济的文体、古籍版本专业术语之刁钻、英语文艺传统之堂奥、风土国情的差别异变……在在都是坎坷前途，更甭提我个人丝毫不具备翻译或文学专业的资历、造诣。前几天我上网查资料，看到有人在某留言板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该匿名留言者自称“曾与毕业于T大考古系的《查令十字路84号》译者陈建铭在E书店共事……”为了避免以讹传讹，我郑重在此坦白招供：敝人非但不是她(或他?)昕指那所T大的毕业生，连另一所T大短短四年的一半也没本事念完，勉强凑足一年半的大学生涯也多半没待在课堂里；汉芙写过的一句话可资自况：“我非但一丁点儿学问都没有，连大学也没上过哩!”但回头思及纽顿原书已绝版多时，虽然在国外的旧书店并不罕见，若非首版附原书衣的本子，价格也还算便宜，但毕竟不便苛求每位有心读者都去找原书来读(虽然我认为那才是上上策)；另一个更迫切的危机则来自极有可能会被传布的北京三联版(据悉最近大量重刷)，我知道岛内有不少爱书人“不幸”读过那个本子，因一时失察不慎引用，其中若干误译因而大剌剌地传染了某些国人文章。我心一横，再度不自量力、硬着头吱揽下译务。

若干年前，我的确有幸曾在一家十分闻名、来客甚多的大书店里头一方门可罗雀、冷冷清清的小角落忝任古书部门负责人(记忆所及，除了“成天窝在店内看书”之外，我好像从没负过什么责)。囿于时空条件，当时所能经营的品目自然与纽顿在文章中所提及的各种珍稀善本有着云泥般的差别；既无缘经眼，只好寄情各种版本书目，并顺道读读中外古今的藏书提要、书话文集，聊备饮鸩止渴之娱——周作人尝云：“看看书目虽不能当屠门大嚼，也可以算是翻食单吧。”依此类推，读书话文章就仿佛进伙房观厨师施展手艺了。汉芙、纽顿和其他许多人的著作，便是在那样的环境条件下囫囵吞人肚的。

“藏书”在中国从来不是新鲜物事，“书话”在中文世界自有极其悠久辉煌传统，光是近代名家，较合乎规格(述说搜访梗概、旁论版本源流、兼谈掌故逸闻)的，稍早有黄丕烈、缪荃孙、叶昌炽、傅增湘、叶德辉、雷梦水……；晚近则有周越然、周作人、郑振铎、叶灵凤、唐瞍、黄裳……；今日尚可见的冯亦代、姜德明、黄俊东、董桥、彭歌……而此时此地的隐地、舒国治、吴兴文、钟芳玲、傅月庵等人的文章亦各存机妙；更甭提每位写作者在其笔耕生涯中，皆不免或多或少沾带过此类文章几回。既有那么多优秀的中文著作，或许正是无须假以外求的部分原因。

不过近年以来，连本土书话也迅速式微，原因很多也很明显。但我认为：与其奢盼大家多读、多买、多翻译、多出版外国书话，倒不如设法提倡本土书话的产能、流通量。或者有人喟叹今非昔比：古旧籍册数量日稀；大量机械复制的印刷品早已泯灭版本差异；而目下出版物文质俱劣云云。话说回来，谁说买新书就肯定生不出有意思的书话来着?或许正因旧书日益难寻，反倒相对提高了钻故纸的乐趣和挑战性亦未可知哩。眷恋旧书的人最易罹患这种“万事莫如昨日好”的愁绪，我建议大家不妨以明天的眼光观今日之书市，好好地淘书、买书、读书、护惜书。如此一来，在这方既热且潮、又窄又吵的海岛上，“藏书”一途庶几始能粗具乐趣。

就这一层意义来看，于此时此地重新翻译、出版这部上了年纪的外国书，不是稍嫌太鲁莽、唐突了吗?这倒也不尽然。纽顿的书话文章当年曾适时开展了西方书话的另一番气象，以《藏书之乐》作为藏书书写的一个粗略断代，前人的作品太半出自学者、作家或书贾之手，内容偏重校雠、鉴赏、评价等功能，总与普通读者隔着一大段距离。身为一名另有day job的藏书家，纽顿本人对“藏书”此一行当的理解和目光并不局限于其光鲜、孤高的一面(由《藏书之乐》副题中的“kmdred affections”亦可作“连带并发的同类症状”解，即可看出纽顿的慧黠与淘气)，他不揣己陋(其实他精得很)屡屡在文章中自曝、自嘲藏书家种种拙态洋相；读过他的文章，大家才恍然自觉人人亦皆可或为一名common collector；书话一体自此开始百家齐鸣，而各种藏书文集也纷纷问世。我冀盼这个中译本多少也能在咱们这儿再扮演一次它当年的角色。

翻译纽顿的文章，除了对自己的语文能力和文史知识造成相当程度的考验之外；我在翻译作业进行期间，虽然凭藉正当理由得以重温这些隽永文章而又“度过许多愉快的夜晚”；但我本身其实是个倾向注视半截空水杯的人，对凡事总偏好以“负面表列”抱持最坏的看法。置身国事纷乱如麻、朝野吠斗不休的嚣噪岛屿，朝前看，云深雾重、前途茫茫；往后瞧，坑坑疤疸、几无建树。值此时节，耽读如此沁睥清肺的绝妙散文，从中亲炙久远前的文艺大家、纸上玩赏诱人的珍稀古籍，无疑是极度不切实际的奢侈行径。我面对纽顿的文章，心底每每泛生这样的踟蹰。

但我想起一部成绩平平却顿能动人的老电影。由威廉·惠勒(William Wyler)执导的《忠勇之家》(Mrs,Miniver，1942)，影片描述一个英国中上阶级家庭在战前、战时的日常生活之骤变与不移的处世情操，用以鼓舞当时仍深陷战区的英国子民。我印象很深刻的两场戏是：密尼佛家的长子小文(Vin)甫自牛津返乡过节，年轻小、伙子刚从高等学府学到许多新颖知识，对于自身所处的社会乃至整个世界，都萌生了崭新的看法、议论。巧逢贵族后裔卡罗(carol)小姐登门造访，大家闺秀应对进退一派得体，看在小文眼里却十足封建遗毒。满脑子平权思想顿时化成一顿讥讽数落，得了理又不肯饶人，两个小朋友一见面就闹僵；事后小文回想卡罗种种，益发觉得错待干金，同时也按捺不住相思情愫，当晚亲赴村里舞会场外守候(他古板得连舞会也不屑参加)，并央人递纸条将卡罗唤出来，对自己先前的失态向小姐道歉。善良、温婉又爽朗的卡罗并未挂怀，仍大方地邀小文陪她一道回舞池。当时欧陆已是一片烽火，战云随时笼罩英伦。一头热血正打算从军报国的小文，即使花前月下仍忍不住问卡罗：“说真格的，你觉得现在是合适玩乐的时候吗?”美丽的卡罗小姐如此回答他：“难道你认为大家现在都该板起脸孔?(Is this a time to lose one’s sense of humour?)”

是啊，幽默并非逃避，有真勇气、具大智慧的人方能发挥幽默感(我指的当然是像纽顿先生、卡罗小姐那种高级幽默；此间政客伶伎每天伶牙俐齿、嘻皮笑脸自非此属)，其实，幽默才是面对困境时最高明的态度。纽顿本人也经历过经济恐慌、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等晦暗的时代，他却始终抱持开阔的胸襟；倘若当时有人诘问纽顿：“还藏什么书呢?现在顶要紧的就是拼经济呀!”他一定也会说：“难不成，咱们都该板着脸孔拼喽?”。我们的社会之所以会搞得如此伊于胡底，令大家深感无可解脱的症结，或许正是因为我们全都丧失了幽默感——不管是教训别人的还是被别人教训的都成天板着脸。此时此地出版中译版《藏书之乐》，或多或少也应该能点醒其他只会道貌岸然的人罢。

此次收入中文译本的篇章，分别选自纽顿的五部同类著作，恰分为五卷都十九章。挑选的标准稍有参差，但约略以“较符合‘藏书’旨趣”与“有特殊的文艺趣味”者为原则(惟一的例外是完全不涉及藏书的《志愿人人有，我的不算多!》)。当然，未收录的其他文章亦尽是字字珠玑逗趣、篇篇隽永可读，惟考量篇幅有限，或其内容与今日此间读者的距离更大，只有割爱遗珠一途。但我仍将五部书的完整目录翔实列出，由读者们自行一一目睹遐想。万一“理直气壮”的人够多，加上这部中译本意外捞得回本，那么，其他诸如臧否戈德温行谊的《荒唐哲学家》、记述约翰生轶事的《詹姆斯·鲍斯威尔其人其书》、《高夫广场幽魂未散》、《亦谐亦庄的约翰生词典》、缅怀城市余晖的《圣殿门今昔》、《风华绝代老伦敦》、《1880年代的伦敦》、阐论英法国情民风差异的《人比人果真气死人?》、剖析名家名作的《奥斯卡·王尔德》、《沃尔特·惠特曼》、《持平论布莱克》等光看标题就意趣横生的文章，甚至纽顿的其他几部著作：关于旅游的嘻笑之作《糊涂旅行家》(A Tourist in Spiteof Himself，1930)、寓学问于闲散的《赛马日，漫游散录》(DerbyDay，and Other Adventures，1934)、收录三篇专题演讲稿的《版本学与伪版本学》(Bibliography and Pseudo-Bibliography，1936)……终有一天也都有机会以方块字重新出面世亦未可知。此外，书末的几篇附录来自我手边碰巧拥有的几份相关资料，托中译纽顿得道之福一并升天，我会在各附录文前分别稍作简短说明。

最后附带一提：耽溺淘书逸乐、藏书雅趣的人为数甚多并不足为奇，但最能切肤知晓藏书甘苦冷暖的人或许未必是藏书家本人，而往往是他(或她)身边的伴侣。放眼古今中外，如李清照、赵明诚：一旦搜得佳帖善本，两人便蹭在一块儿“校勘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而率”；或像法迪曼伉俪、戈德史通夫妇那样：鹣鲽徜徉于浩瀚书海，在典籍世界中分享精美、共体蹊踬，此等境界恐怕是所有爱书人之无上乌托邦。不幸地，我们较常看到的例子往往是：某一造恋书成痴、积册无度；另一造则不胜其扰之余，还得连带蒙受其Kindred affections藏书诚有乐，祸害尤其多，荦荦大者包括：庞大的藏书量所造成的环境低劣、空间窄缩；终日耽读导致四体不勤、目光短狭、食不知味和——最教人忿恨难消的——对另一半(或称the worse half)的冷落怠慢。

翻开《藏书之乐》，纽顿的窝心献辞倾刻映入眼帘(纽顿书中不时出现的纽顿夫人身影亦颇令人莞尔玩味)；而我频频在此类著作中读到作者或感激、或歌颂、或怜悯无辜的另一半(the betterhalf)的题献辞；除了纽顿之外，威廉·哈里斯·阿诺德、约翰·卡特、尼古拉斯·A.巴斯贝恩斯……一干人等(怎么搞的全是男人?)全干过这种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勾当。

遵循此项优良传统，我似乎宜将此回译作献给我的妻子。虽然她在婚前对我的恶习早已略知一二，但是婚后十余年，她眼见我变本加厉、毫无节制地购置、堆累书籍却又疏于整顿，每逢中级地震，我们在自己的小公寓里就能目击走山、土石流；甚至当我为了实验何种纸页易受虫害而走火人魔地学威廉·布莱兹豢养蠹鱼、白蚁。的时候，她也只能摇头吁叹所嫁非人。吾爱书籍，亦爱吾妻，我从未敢稍加思量两者在我心目中的地位究竟孰轻谁重，只祈盼余生永远无须在书籍和她之间作惟一的痛苦选择。她自然并非厌恶书籍(她自己的书也不算少，只是她既没有又旧又破又脏的书，也从来不买“先买回家搁着，总有一天一定会读”的书)，而是比我更能感受大量书籍所带来的实质祸害。

但我终究未敢剽学纽顿，为太太在“爱书人的天堂”预约一席之地——我坚持：当那一刻来临，我的妻子值得晋身更清爽、整洁的境界。

200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