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诞生已经整整一百个年头了。一百年前,中国人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拍成了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从那时到现在,中国已经拍摄了近7000部电影。当我们仔细回望中国电影百年历程中每一季搏动的时候,我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代代相传的中国电影人的热血和信念。正是他们的赤诚、智慧和创造,才使中国电影毫无愧色地融进了中华民族不屈不饶、顽强奋进的奔涌之河,绘就了波澜壮阔、憾人心弦的史诗,令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充分的理由为之自豪,为之骄傲!这本书收集了中国电影发展的点点滴滴,是一本值得珍藏的典籍,它让更多的电影爱好者能够领略百年中国电影的种种精彩。
中国电影百年缺少的绝不是一本历史教科书,而是和他一起重温那早慧的童年、热情梦想的青年和命运多舛的壮年岁月勇气。如果一定要给这本书一个说法,我愿意把当成一次漫长的重逢,一次深切的同行,一次为了前行的回首。
第一章 在胶片中复活
1978年5月北京电影学院恢复全国招生
朱辛庄,“第五代”诞生的地方
1979年《泪痕》、《苦恼人的笑》、《生活的颤音》
“伤痕电影”反思“文革”
1979年《小花》横空出世
报晓电影春天的一朵“小花”
70年代末徐克早期电视、电影创作历程
阴差阳错踏进武侠圈
1979年香港新浪潮唯一女将
许鞍华投奔新浪潮怒海
1981年第一届金鸡奖破空而出
中国首个专家电影奖诞生
1980年第四代登场之“北海读书会”
第四代在北海“读书”
1 981年第四代登场之杨延晋
先锋《小街》探索电影技巧
1982年第四代登场之郑洞天
《邻居》探讨“纪实美学”
1982年第四代登场之吴贻弓
《城南旧事》缔造经典散文电影
1982年台湾新电影兴起之《光阴的故事》
杨德昌拉开台湾“新电影”序幕
第二章 短暂的繁华
1980年《神秘的大佛》舆论风波
“神秘大佛”脚下的商业萌芽
1980年第一部科幻故事片《珊瑚岛上的死光》
“珊瑚岛”:科幻的灵光乍现
八零初类型片之功夫片
1982年《少林寺》引发少林狂潮
八零初类型片之名著改编片
1981年岑范、严顺开携手《阿Q正传》
八零初类型片之农村片
赵焕章奉献“农村三部曲”
八零初类型片之反特片
1980年北影拍摄《戴手铐的旅客》
八零初类型片之结语
类型片“集体灭绝”启示录
第三章“78班”毕业
北京电影学院“78班”之首部长片
《红象》:第五代的第一声吼叫
北京电影学院“78班”之田壮壮
从来没想过要做电影
北京电影学院“78班”之吴子牛
《喋血黑谷》成为1984年票房冠军
北京电影学院“78班”之张军钊
第五代发轫之作《一个和八个》
北京电影学院“78班”之李少红
探索女性情感和精神世界
北京电影学院“78班”之夏钢
新时期都市情感电影代表导演
北京电影学院“78班”之张建亚
从科影厂走出的“技术派”
北京电影学院“78班”之刘苗苗
当年年纪最小的学生
北京电影学院“78班”之谢园
我们的心灵已经焊死
北京电影学院“78班”之张会军
当院长这事总得有人干
北京电影学院“78班”之何群
当初的我们那么单纯
北京电影学院“78班”之冯小宁
“能做也能说”的人
北京电影学院“78班”之陶经
78级最知名的录音师
1983年广西厂成立“青年摄制组”
《一个和八个》:“第五代”来了
1984年“第五代”代表作《黄土地》诞生
革新电影叙事语言
第四章另一段黄金年代
1983年香港内地合拍《自古英雄出少年》
少年英雄不是梦
1984年《人生》上路,1987年《老井》接力
吴天明与“西部电影”神话
1983年-1984年((A计划》、《警察故事》
奠定成龙一线男星地位
1986年《英雄本色》空前卖座
吴宇森开创黑帮“英雄片”潮流
1986年谢晋导演《芙蓉镇》
十年沉淀时代造就
1987年黄蜀芹编导内地首部“女性电影”
《人·鬼·情》:女性意识的无意觉醒
“87年商业片热潮”之《京都球侠》
笑星大杂烩观众大狂欢
“87年商业片热潮”之《神鞭》
探索艺术与商业的交叉
“87商业片热潮”之《二子开店》
开创“二子”系列喜剧风潮
“87商业片热潮”之《最后的疯狂》和《疯狂的代价》
另类“第五代”周晓文
“87商业片热潮”之《东陵大盗》
盗宝“盗”来票房大热
第五章长大成人的季节
1987年《红高粱》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第五代”导演创作转型
1987年关锦鹏执导《胭脂扣》
血似咽脂染蝶衣
1988年台湾苦情戏《妈妈再爱我一次》
两年后在内地空前轰动
1988年贝托鲁奇执导《末代皇帝》
意大利大师推开故宫大门
1988年《顽主》开拓京味喜剧
一部《顽主》几个“大腕”
1989年《悲情城市》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无情至极现悲情
1989年《赌神》开创港片票房新纪录
王晶:我的电影始终都有观众
1989年《本命年》开创新城市生活电影
写实电影新高峰
1990年西部武侠片《双旗镇刀客》
西部的英雄与浪漫
1991年《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青春残酷物语
1991年起徐克《黄飞鸿》系列作品
《黄飞鸿》电影再度振兴
1991年八一厂《大决战》、《平津战役》
国产军事“大片”标本
1992年起黄建新执导“都市三部曲”
转型社会症候浮世绘
1992年《大撒把》、《留守女士》
选择“留守”还是“大撒把”
1992年张建亚编导《三毛从军记》
“后现代喜剧”重塑漫画经典
1992年起宁瀛执导《找乐》、《民警故事》
平民的北京,陌生的北京
第六章走向今天
1993年张艺谋改编余华小说《活着》
从“形式革命”走向“内容革命”
1993年陈凯歌导演《霸王别姬》
华人电影首获“金棕榈大奖”
1995年田壮壮执导《蓝风筝》
人道主义情怀渗透到血液里
1993年张元执导《北京杂种》
“第六代”以“先锋”的名义发声
1994年《爱情万岁》获威尼斯金狮奖
现代城市的孤独寓言
1996年《甜蜜蜜》引起全球华人共鸣
忘不了的爱情文艺片
1996年杜琪峰创立“银河映像”
在个人风格与票房间走钢丝
1997年贾樟柯执导《小武》
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
1997年陈果执导《香港制造》
废弃胶片写就“草根情怀”
1997年冯小刚执导《甲方乙方》
首开内地“贺岁片”先河
2000年《花样年华》掀起“王家卫旋风”
王家卫式怀旧
2000年姜文作品《鬼子来了》
迎刃而上的悲喜剧
2001年《卧虎藏龙》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江湖里卧虎,人心里藏龙
2001年王小帅执导《十七岁的单车》
命运不可掌握
2002年陆川拍摄《寻枪》
网络影迷群体浮出水面
2002年张艺谋执导《英雄》
国产大片的英雄
2002年一2005年《无间道》系列
重振香港电影声威
2004年《功夫》狂卷内地票房1.6亿
那个从星仔到星爷的人
2005年12月中国电影博物馆开馆
将一百年的电影放进博物馆
编后记 为了明天的聚会
跋 启蒙、朝圣和观光
那时候不喜欢看电影
其实我做电影这个事是挺奇怪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做电影,我从来没有想过今后会做电影,我那时候也不喜欢看电影。然后就考进电影学院开始学电影,也不想学导演,却莫名其妙地学了导演,学导演的时候呢,也没想就真当个导演去拍个什么。
在大三的时候开始拍《我们的角落》,拍完这部片子后没想再怎么着,就又有了《红象》。后来拍毕业作品,拍《小院》有这么多朋友来帮你,三个导演、四个摄影、十四五个演员,就是觉得挺莫名其妙的,感觉总好像是有谁在帮忙似的。快毕业的时候当时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老前辈金山找我,因为((我们的角落))最终没有播出,他给我一个本子让我们拍《夏天的经历》。
电影不是教出来的
我们当时的这帮人进电影学院学习的时候,都觉得电影是非常神圣的事情,像是庄严的仪式一样。而且学电影没有那种“一剑封喉”的高招,各有各的方法。我一直相信电影不是教出来的,你可以遇到良师益友,但只是给你一些启发而已,最根本的是靠自己。
马丁·斯科塞斯是特别重要的一位导演。《出租汽车司机》看了很多遍,当时觉得特吕弗的《四百下》是真正的电影,日本的小津安二郎对人生的含蓄探索是东方的。中国导演中水华导演的修养和学识深厚,功夫不在表面技巧上,功夫在人格、学识修养和悟性贯通上。
毕业后把同学全看了
毕业分配我分到了北影厂。我们毕业散伙以后,晃荡了好长时间也没事干,其实当时也无所谓干什么。那时候凌子风老导演拍《骆驼祥子》,他问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拍的吗?我说还有三个经典的东西可以拍,一个是《死水微澜》,一个是《春桃》,一个是《边城》,后来这三个经典老先生还真一口气拍下来了,他就真让我跟着他拍《边城》,让我做副导演。我那时候心想,自己肯定也该做副导演了。 正帮着找演员,到了广西,“发配”到那儿的张军钊、张艺谋、肖风、何群他们正在弄《一个和八个》,为剧本绞尽脑汁正发愁呢,我们几个就商量,我和何群负责每天三顿买菜、做饭,让他们哥儿几个好好讨论,晚上我们一块儿撒开了聊,那段时间过得确实挺有意思的。
回北京以后,严婷婷找我说写了个本子叫《九月》,问我能不能帮着拍,我就问凌子风导演说有个片子想让我拍能不能去,他老人家挺开明,就说“去吧!”正好那时他有两个副导演,后来我就去了。
《猎场札撒》是最初的冲动
很多事就像连环一样,给凌子风导演做编剧的姚云又认识江浩,我看到江浩的很多东西,非常喜欢,就约江浩一起过来改剧本,改了个剧本就是《猎场札撒》。当时拿着这个本子到北影厂,人家没太当回事。后来又开始改张锐的《盗马贼》,那个时候也从没想过要去找钱,剧本就是改完了就完了。
P79-80
从2004年4月开始,我的手边总有一张《新京报》。每天,在我工作之余,我会把它翻开,翻到载有回顾中国电影百年轶事的那个熟悉的版面,看一看今天它将给我带来怎样的欢乐和欣喜。
每当这个时候,一种会心的惬意便油然而生。因为,在眼前中国电影不太景气的状况下,有一张并非电影专业的报纸,竟如此认真地拿出恁多篇幅来盘点中国电影的过去,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后来,偶然之中,我和《新京报》负责这个栏目的记者和编辑有了一点交往,我从他们的言谈里更感到了一股执著于中国电影的敬业精神。虽然他们都不是电影专业的从业者,但他们都把电影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拼命地干着,着实让我感动。
中国电影走到今天已经整整一百个年头了。一百年前,也就是1905年,中国人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拍成了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从那时到现在,中国已经拍摄了近7000部电影。这是多么巨大的一笔精神财富啊!所以,今年,在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无论于情于理,都是值得我们欢庆和祝贺的。
但作为一个电影人,我深知这个欢庆,是我们踩在无数电影前辈们双肩上的欢庆;这个祝贺,更是在中国电影走过坎坎坷坷之后的祝贺。当我们仔细回望中国电影百年历程中每一季搏动的时候,我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代代相传的中国电影人的热血和信念。正是他们的赤诚、智慧和创造,才使中国电影毫无愧色地融进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顽强奋进的奔涌之河,绘就了波澜壮阔、撼人心弦的史诗,令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充分的理由为之自豪,为之骄傲!
《新京报》这一年多来所作的努力,即在于为这个值得欢庆和祝贺的时刻铺路搭桥,默默地做着本该电影人自己动手去做的事情。现在,他们又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联手把这一年多来取得的成果汇集起来,精心编成了这本值得珍藏的典籍,以便让更多的爱好者能够随时从这里领略百年中国电影的种种精彩。我觉得,这是《新京报》对中国电影百年最美好的祝贺,也是对中国电影人最诚挚的鼓励。因此,我要大声地说:谢谢《新京报》为中国电影所做的这一切!同时,也通过这本书谢谢所有关心和热爱中国电影的观众!
其实中国电影第一个百年的神圣起点离我们并不算太遥远,但毕竟我们都没有亲身经历;然而,我们处在今天却有幸亲手去翻开中国电影第二个百年的恢宏画卷,这是我们这一代中国电影人的光荣。为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作为当代中国电影人,我们唯有承前启后,一心一意地用我们的虔诚和智慧去努力耕耘这方深受大众钟爱的园地,重新铸造出中国电影的辉煌与感动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辜负这个时代的重托和人民的厚爱!
2005年4月11日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如果一件事被冠以时间观念,便会叫人感到沉重。就好像《大话西游》里的周星驰,非要给“我爱你”加上一万年的期限,才能叫人感到那分切肤刻骨似的。当然,也有些特定的名词在汉语语境里先天不能轻松,譬如电影和足球之类的。所以,提到“中国电影百年”,给我的第一印象总是那样庄严厚重,还带有几分压抑和委屈。
2005年,中国电影诞生的第一百年。在一片光鲜浮华的应景庆典中,反而更容易体会到沉重“百年”发出的一声叹息。
1905年,宫廷御用老生谭鑫培先生在北京的丰泰照相馆演了一出《定军山》,与平日不同的是,台底下坐着的不是一般的观众票友,而是一台卷着胶片的“活动箱子”。后来,这卷拍下《定军山》片断的胶片被视为中国最早的电影。
一百年后,我们能够将《定军山》的故事一而再地搬上银幕,却再也无法找到那段验证历史的珍贵胶片,好在留下了谭先生提着大刀托着髯口的定装照,为了各类电影书籍存下了一幅还算体面的扉页图片。据我所知,由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火车进站》,号称世界上的第一部电影,比《定军山》要早上十年,至今仍保存完好,2005年还借着法国文化年之机来北京进行过展映。当然,在中国电影史上一并消失的还包括一最早的故事片《难夫难妻》、最早的出口影片《庄子试妻》、最早的武打片《车中盗》、最早的社会问题片《孤儿救祖记》,就连红遍大江南北一拍十八集的武侠神怪片《火烧红莲寺》也只剩下几段残片。
百年之后,中国电影留下来的是并不完整的历史,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史也只有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一部而已。仅仅以这样—部落于纸面且明显断代的史书,显然很难呈现出这一个世纪的中国光影,况且那些真正鲜活、生动的记忆也绝对要与如此严肃工整的文字绝缘。
即便如此,就像足球之于体育,体育之于民族精神一样,电影对一个国家文化的意义还是不言而喻的,这也应该是今年有那么多电影纪念活动的根源所在。尽管今天中国电影产业的家底还不够殷实,每年能够形成大众话题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却依然能屡屡占据各大报章文娱版的头条。从2003年底到2004年初,《新京报》娱乐新闻部先后推出了“韩国电影百年”、“香港电影北上”、“中国电影加速度”三个大篇幅的专题特刊,都与中国当下的电影产业紧密相关。扫描现状的同时,我们更希望了解剖析电影产业在中国发展成型的来龙去脉,虽然谈不上问诊把脉,至少能够提供更多不同的思路。于是,从2004年4月起,《新京报》推出了“中国电影百年”的大型系列专题,每天以一个版的篇幅出版。
在第一期见报的“中国电影百年”上,有篇文章的标题叫《我们的一年,中国电影的一百年》。我们起先的计划是这个专题做满一年,结果现在做了一年零八个月,才终于看到了最后的收获。在最初的设想中,无论策划开创这个专题的新京报副总编李多钰女士,还是参与其中的编辑记者乃至学术顾问,达成的第一个共识就是,“中国电影百年”不要做成电影史,也不是学术论文,而是以新闻的视角重新发现中国电影的百年历程。
如何在史料里发现新闻,如何让亲历者复原鲜活的历史,是“中国电影百年”开展工作的思路和依据。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将近20个月的采访报道中,我认为收获与遗憾并存,程度基本属于对开。
收获方面,兼顾形式与内容。形式上,“中国电影百年”不同于以往的“电影教科书”或者“影史钩沉”,既有当下视角的审视,又有历史主角的现身说法,不是单纯的忆旧,也不是单一的坐地论道。简单说,立体而非平面。在“中国电影百年”的版面上,不仅有黎莉莉讲述黄金年代的世纪回忆,也能得到关于“荒岛时期”电影狂欢的启示,更可以见证一部《中国电影发展史》40年伴随而来的思辨与反省。内容上,“中国电影百年”的确着意于“发现”二字,不拘泥于作品人物的条框,以一个产业的视野重新搜寻有价值的内容,以人性角度捕捉历史背景下的个人感受。譬如早期电影的报道,“中国电影百年”并未落足于那些无影无踪的作品,而以投资运作、市场反应等侧面呈现电影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即便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看到《定军山》,也能感受到从大观楼到虹口影戏院的演变;即便四大女星的光环早巳褪去,却能发觉现今偶像剧和“鸳鸯蝴蝶电影”的渊源;即便“天一”出品的古装传奇“稗史片”多已失传,却依然能领略到邵氏兄弟当年抵抗“六合围剿”的意气风发。再比如“第五代”,我们没有选取他们功成名就的时刻,而以北京电影学院“78班”毕业为节点,展现这个特殊群体面临命运转变的不同感受。
再谈遗憾。最大的遗憾同样在于“发现”,纵观近三百期的“中国电影百年”,真正出跳的内容还远比不上按部就班的计划内容。像“远去的光影”这样关注电影生存现状的报道,像“八零初类型片”这样重新审视发现进而重新引发行业讨论的报道,像世纪老人黎莉莉这样鲜活生动的人物报道,都还太少。究其缘由,有我们自身电影专业储备不足的主观因素,也有时间紧迫人手有限的客观限制。以投入的人力和平均每周四个版面的出版节奏相比较的话,“中国电影百年”能够呈现出现在的效果,已经非常可贵了。“中国电影百年”工作持续了将近两年,其间参与具体工作的人员也进行过几次微调,版面细节和报道形式也小有变化,随之而来也出现了不少疏漏,在此向读者们表示歉意。
我要向所有为“中国电影百年”提供帮助的人士表示感谢,正是因为你们的关注参与,才使得这个专题能够顺利完成。另外,特别还要向以下同事及顾问致谢:李多钰、孙献韬两位领导,不仅为“中国电影百年”指明了方向和标准,你们的容忍同样成为对我们继续工作的一种激励陈山、郝建、陆弘石三位顾问,你们渊博的专业知识让我们少走了弯路,同时也让这个严肃的专题少出了不少笑话;王小山、杨彬彬,你们在业务细节上的执导和不遗余力的推广,使得“中国电影百年”日益具备品牌效应;张悦、牛文怡、袁红及所有参与采编、美术、出版工作的同事们,正是有了你们不懈的坚持,才让“中国电影百年”一步步地重新走过一个世纪。
《新京报》副总编孙献韬曾指出“电影兴亡,媒体无责”,近两年的工作让我感同身受;陈凯歌在序言中讲到,“一个被热爱的事物是不会消亡的”,我想这也是“中国电影百年”成形的根本缘由。“中国电影百年”行将落幕,中国电影的新世纪还面临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的工作并非怀古忆旧,也没有“治病救人”的抱负,只当是为了明天的聚会罢。
从去年四月开始,我的手边总有一张《新京报》。每天,在我工作之余,我会把它翻开,翻到载有回顾中国电影百年轶事的那个熟悉的版面,看一看今天它将给我带来怎样的欢乐和欣喜。
——吴贻弓(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
“中国电影百年”系列报道我看了很多期,我觉得做得很好,很细致,也很难得,能用这份心,为中国电影的百年历史作一份回顾,感谢《新京报》这样有良知的媒体。现在报道结集出版了,预祝它也能得到读者的普遍喜爱。
——张艺谋(电影导演)
中国电影这悲喜交集的一百年,本身就像一部有着波澜起伏情节的电影。因为经历过太多苦难,我们甚至无法十分坦然地去谈它。感谢《中国电影百年》用文字的方式为百年中国电影留下了一部难得的纪录片。
——田壮壮(电影导演)
“中国电影百年”是一个大题目,而《新京报》的编辑、记者朋友们以发烧友般的热忱编撰出二百多篇美文,记述一百年来中国电影中的人、事,使本已沉潜于历史巨影下的故事一一浮现出来,说是雄心壮举并不为过。
——陈凯歌(电影导演)
上一代中国电影人用他们的作品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和理想。现在他们有些力不从心了,然后接力棒递到我们这一代导演的手上。我们还有余力,将继续传递快乐和梦想,同时也把快乐回馈给中国电影。
——冯小刚(电影导演)
《中国电影百年》,记录了中国人的一百年,中国人精神的一百年。这部书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激励,为去成为一个更好的记录者,为中国人。
——陆川(电影导演)
中国电影百年报道,电视里《电影传奇》做得最好,纸媒是《新京报》做得最好。
——崔永元(主持人、《电影传奇》制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