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全面地展示了关于美国公司财务和治理机制是否”短视”的争论。同时也深入地剖析了日本(和德国)机制，欧洲机制和南非机制。而且还做发人深省的比较研究。本书几乎包容该领域中所有的重要流派,并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主流与非主流观点异彩纷呈的图画，从而提供了一个多视角、全方位理解公司财务和治理的窗口。

近30年来，对企业的研究越来越成为国际学术界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对企业问题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大领域：以研究企业的市场行为规律为主要内容的“产业组织理论”；以研究企业本身性质和内部制度安排规律的“企业理论”。

以研究企业的本质、企业的边界、企业的内部组织与制度安排等重要内容的现代企业理论是由科斯(Coase)所开创的，其标志就是《企业的性质》(1937)的发表。在这篇革命性的论文中，科斯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并且认识“企业”的本质就是对“市场”这种配置资源方式的一种替代。张五常教授进一步在《企业的契约性质》(1983)一文中告诉我们，企业在本质上只是用一种要素雇用契约替代商品契约。在科斯之后，企业理论朝着多个彼此既独立又有关联的方向发展。

既然科斯已经将我们带入了企业这个原本是“黑箱”的内部，那么研究企业相关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了一个必然，委托代理理论由此发展起来。在这个框架中，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条件下投资者对企业经理的最优激励合约安排是研究的重点。虽然委托代理理论帮助我们深化了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但是它却很难将企业特有的契约关系与一般契约关系区分开，因而对于我们理解企业性质、企业边界等很多关键性问题的帮助有限。

与此同时，以威廉姆森(Williamso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科斯并没有把“交易费用”的成因讲清楚，从而提出了“专用性投资／资产”(specific investment／assets)概念。在这一分析框架中，“交易”被作为了分析单位，并且指出不同的交易性质要求不同的交易方式与之相适应。由此，他们强调了企业是保护和激励专用性投资的装置，研究的重点自然也就转向了纵向与横向一体化问题(integra—tion)。目前，交易费用理论还进一步扩展到多企业之间关系的研究，从而形成了一个前沿性的研究领域——“网络经济学”。

由于交易费用理论以“交易”作为分析对象，而因对于企业内部的关系，尤其是权利(rights)／权力(power)关系难以进行分析。在这种背景下，以哈特(}Jart)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强调了契约的不完全性，并认为“剩余控制权”的配置是企业制度中最关键的内容。由此形成了一个以研究剩余控制权如何在企业中最优配置的学派，即“不完全契约理论”(the theory of incomplete contract)。又由于他们认为“剩余控制权”天然地来自于物质资产所有者，因此该学派也被称为“(新)产权学派” (the(new)school of propertyrights)。由于(剩余)控制权变量的引入，对公司治理的研究也就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企业融资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能够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而且阿洪和博尔顿(Aghion and Bolton，1992)还由此发展出一个最新的“最优证券设计理论”(the theory of optimal securitydesign)。

然而，有的学者[比如津格勒斯(Zingales)和拉詹(Rajan)进一步认识到，在现实的企业中，权力(power)并不仅仅来自于非人力资本，而且还有其他来源——只要某种东西是企业所必需的关键性资源(key assets)。鉴于此，我们有必要更深入地研究企业内部权力的性质和来源。事实上，津格勒斯等人还认识到，仅仅通过控制和配置对关键资源的“进入通道”(access)也可以产生激励和约束作用。这些都引起企业理论的一个新发展方向——企业的“权力理论”(the theory of power)。

由于企业理论和管理学联系非常紧密，管理学家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企业理论的研究领域中。管理学家更为现实地认识到企业并非像经济学理论中所抽象的那种“同质化”组织，而是具有很强的“异质性”。那么，异质性体现在何处呢?管理学家帕哈拉特(Prahalad)等人认为关键在于“核心竞争力”的差别性，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内容广泛的研究。

事实上，除了上述具有某种主流地位的企业理论流派之外，还处在其他一些非主流的企业理论流派，比如强调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的奥地利学派。

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以来，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性环节。国有企业为什么出现普遍的低效率现象?国有企业的改革为什么要走产权明晰化道路?如何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如何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条件下激励与约束经理人行为?如何创造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等等。我国的经济学家一方面从改革的实践中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另一方面开始引入国外的企业理论，以便从经济学的层面上给出一般性的解释，进而提出改革设想。例如杨瑞龙提出了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其中大型竞争性国有企业实行双层股份制模式的构想；周昭主张模仿前苏联搞“国民基金计划”；张维迎以及刘恒中等提出将国有资本“优先股权化”或者“债权化”；钱颖一、青木昌彦等人主张采用日本的主银行制度，即强化以银行为首的金融机构对内部人的相机治理来约束内部人行为。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非国有经济成分的扩大，我国经济学家尝试着探讨一些更具普遍性的企业问题，比如企业的性质，企业的最佳契约安排等等。首先，以张维迎为代表的学者强调应循着西方主流理论一贯倡导的“资本雇佣劳动”逻辑来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以周其仁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则认为“资本雇佣劳动”的命题是由含糊的资本概念支持着。他们沿着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的思路，并结合人力资本不可压榨的思想，指出那些消极的物质资本向来都是掌握在那些拥有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人手中。随后，杨瑞龙、周业安在借鉴了20世纪80年代在国外兴起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基础上指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是应该得到承认和保护的平等产权主体；不仅如此，在企业中不仅物质资本的投资者承担了投资风险，而且包括普通工人在内的企业参与者也投入了具有专用性的人力资本，因此也应该参与企业管理并分享组织租金。也就是说，最优的企业治理结构应该是允许众多的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企业。  尽管至今为止这场争论并没有得出一个最终的结论，但这些研究大大地提升了我们对企业的认识。随着中国改革不断深化和开放程度迅速扩大，我们对企业问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在迅速的扩展。除了那些经典的研究领域之外，现在关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的网络化，企业的创业和发展，以及企业制度的演进等等都是国内研究的重要问题。我们的研究也越来越国际化。只可惜在这些研究中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原创性思想并不多，因此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努力使我们真正能够站在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借助我国丰富的企业案例，推进现代企业理论的研究。我们的目标是既用这样的创新性研究成果为我国的企业服务，又能为推动中国的经济学走向国际舞台。我们编辑这一套“企业理论丛书”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正因为我们判断现代企业理论愈来愈成为现代经济学讨论的关键性问题以及在我国未来的改革与发展中的重要应用价值，所以我们把“企业经济学”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十五”、 “211工程”建设项目“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的一个子项目。“企业理论丛书”正是由我主持的“企业经济学”项目的一种研究成果的体现。

“企业理论丛书”分为两个子系统。一个系统是“企业理论译丛”，其目的是向国内介绍国外企业理论的经典和最新研究成果，内容主要涉及企业基本问题研究，如企业理论的思想史、产权经济学、企业的性质、交易费用理论、企业的契约理论等，还包括企业的应用研究，如企业家与创业理论、企业财务理论(企业的财务结构，企业的融资契约理论)、企业治理研究、企业的人事管理和薪酬制度、企业战略研究、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企业的网络化研究等；另一个系统是“企业理论文丛”，其反映的是国内学者在企业经济学领域的高水平研究成果，除了国内经济学家对上述企业的理论及应用性问题提出自己独到的创新性见解外，还对国内企业改革与企业管理的热点问题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如国有企业与国有资产管理制度改革研究、公司治理结构创新研究、企业家问题研究、民营企业问题研究等。

“企业理论丛书”既是我们向国内的经济学界同行及企业界朋友传递我们关注和研究企业理论信息的一个平台，也是为我国有志于研究企业理论的同行搭建的一个交流平台。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属于我们大家的平台，开展学者之间、学者与企业家之间的交流，在推进我国的企业理论研究同时，更好地让企业理论为我国的企业改革与发展服务。杨其静、周业安、郑江淮、陈宇峰、王忠玉、李卫华等参加了第一批书目的推荐工作，愿更多的同行支持我们的工作。

 杨瑞龙

2004年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