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新自由主义为基本视角，探讨中国崛起的基本态势、国际环境、中国崛起的国际政治影响，着重研究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中美关系和中国崛起时代的大战略与对美战略问题。作者以新自由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崛起与中美关系，在国内外均具有创新性，同时任研究中国崛起的态势、国际环境、中国崛起的同际政治意义、中国的大战略问题、对美战略、国家统一战略等问题上，有诸多创新性见解。

第一章绪论(1)

第一节 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2)

一、国外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2)

二、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7)

 第二节 选题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10)

一、选题的现实意义(10)

二、选题的理论意义(12)

 第三节 研究路径、方法及创新(16)

一、本书的研究路径与方法(16)

二、本书的主要理论创新(20)

第二章 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关系之理论探讨(22)

 第一节 国际政治中的周期性“规律”(22)

一、修昔底德视野中的伯罗奔尼撒战争(22)

二、国际政治中的周期性“规律”(24)

 第二节 霸权战争论(27)

一、霸权战争与国际体系的变革(27)

二、“大国政治的悲剧” (31)

 第三节 历史与理论的开放性空间：现实主义理论批判(34)

 第四节 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关系的新自由主义视角(41)

一、全球化与国际政治变迁(41)

二、新自由主义研究范式(54)

第三章 中国崛起及其国际政治意义(69)

 第一节 中国崛起的发展态势与预期(6 9)

一、中国崛起的基本态势(69)

二、中国崛起的基本前景(72)

三、中国崛起的制约因素(80)

 第二节 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82)

一、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反应(83)

二、中国崛起时代的国际格局与时代特征(88)

三、不同崛起阶段的国际环境评估(91)

 第三节 中国崛起与外交政策走向(95)

 第四节 中国崛起的国际政治意义(103)

第四章 美国霸权发展及其对华政策(113)

 第一节 当代美国霸权的新发展及其全球战略(113)

一、冷战后美国实力的膨胀(113)

二、冷战后美国霸权地位及其全球战略(120)

 第二节 中国崛起背景下的美国对华政策(128)

一、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遏制与接触(129)

二、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演变(136)

三、美国国内政治与对华政策(138)

 第三节 美国霸权的限度与国际合作意向(140)

第五章 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147)

 第一节 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的历史考察(147)

一、台湾问题的由来(147)

二、美国与台湾问题(150)

三、美国对台政策的危险性与出路(158)

 第二节 台湾政治变迁及其对两岸关系的挑战(161)

一、台湾的政治变迁(161)

二、台湾岛内统独力量的消长与认同危机(165)

三、台湾当局“大陆政策”之演变(169)

 第三节 中国崛起与两岸相互依赖的扩展(172)

 第四节 大陆民主化与两岸关系的走向(176)

 第五节 中国统一进程与中美关系(180)

第六章 中国崛起与中美关系走向(186)

 第一节 中国崛起与中美相互依赖的扩展(186)

 第二节 国际机制、全球治理与中美合作(189)

 第三节 中国民主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193)

一、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与走向(193)

二、民主化与中国的和平趋势(198)

三、中国社会民主化与中美关系走向(201)

 第四节 中美关系中的权力与相互依赖(209)

 第七章 中国崛起时代的大战略问题(213)

 第一节 战略的概念与层次(213)

 第二节 中国崛起时代的大战略(218)

 第三节 中国对美政策应循之道(232)

一、维持国际秩序上的合作战略(233)

二、加强经济合作，深化相互依赖(236)

三、促进社会多渠道交流(238)

四、审慎处理中美分歧(239)

五、坚决果断应对“非常态”(240)

 第四节 国家统一战略与对台政策(241)

一、两岸的战略冲突与选择(241)

二、过渡时期的战略和策略(245)

三、制定两岸统一的基本愿景(248)

第八章 建设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250)

参考文献(263)

后记(284)

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关系之理论探讨

纵观国际政治演变的历史，权力一直是维护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支撑。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各国间特别是主要大国间的权力分布与权势转换，对塑造特定时期国际政治的基本特性以及建构各国间的互动关系，发挥着轴心的作用。因此，新兴大国的崛起及其伴随的国际政治中的权势与结构变迁变化，特别是它与霸权国家的关系，成为国际政治学中各个流派热烈探讨的问题。世界历史中的权势转换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关理论，对于当今国际政治，特别是中美关系，仍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时代，需要通过重新审视国际政治中权势转换的历史与理论，特别需要引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中美关系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找到基本的脉络。

第一节 国际政治中的周期性“规律”

一、修昔底德视野中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修昔底德可以说是第一位现实主义的思想家，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揭示了国际政治的本质，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特别是若研究霸权国家与新兴大国的关系，无不追溯到他对佰罗奔尼撒战争的记述与分析。

公元前431—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新兴大国雅典与霸权国家斯巴达之间的一场争霸战争。修昔底德指出，在共同努力把外族的入侵击退以后，希腊人——那些在战争中共同作战的和那些后来背叛波斯而来的——分裂为两个集团：一个集团以雅典为领袖，一个集团以斯巴达为领袖。“雅典和斯巴达显然是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一个在陆地上称雄，一个在海上称霸。”①修昔底德揭示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②。修昔底德指出：斯巴达人决定宣战“不是因为他们受了他们的同盟者发言的影响，而是因为他们恐惧雅典的势力更加强大，因为他们看见事实上希腊的大部分已经在雅典控制之下”。③根据他的记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的那些年代里“雅典人使他们的帝国日益强大，因而也大大地增加了他们自己国家的权势”。最后，“雅典的势力达到顶点，人人都能够很清楚地看见了；同时，雅典人开始侵略斯巴达的同盟国了。在这时候，斯巴达人感觉到这种形势不能再容忍下去了，所以决定发动现在这次战争，企图以全力进攻，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想到消灭雅典的势力”。④新兴大国雅典的权势的增长，引起了陆上霸权国家斯巴达的恐惧，双方为了争夺希腊世界的霸主地位而爆发了战争。从中可以看出，(一)国家之间权势格局的变化，与战争的爆发有密切的关系；(二)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为争夺霸权，容易引起霸权争夺战争。

在著名的“弥罗斯辩论中”，修昔底德借雅典人之口，揭示了权势的重要性。雅典人在辩论中指出：“正义的标准是以同等的强迫力量为基础的”，“强者能够做他们有权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们必须接受的一切”。①雅典人认为，“我们对于神祀的意念和对人们的认识都使我们相信自然界的普遍和必要的规律，就是在可能范围内扩张统治的势力，这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规律；这个规律制造出来后，我们也不是最早使用这个规律的人。我们发现这个规律老早就存在，我们将让它在后代永远存在。我们不过照这个规律行事，我们知道，无论是你们，或者别人，只要有了我们现有的力量，也会一模一样的行事”。②

修昔底德最早揭示了国际政治中的权势转换与战争的关系，新兴大国的崛起及其与霸权国家的关系。他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现实主义流派，一直至今。

二、国际政治中的周期性“规律”

国际政治的“周期”论者认为，就像表面混沌无序的国内经济生活存在起伏升降、长短不一的各种周期一样，国际政治生活中同样存在不同的、各有规律可循的周期；国家间关系有时趋于缓和，有时停滞，有时进步(或倒退)，而这种紧张／缓和、停滞／进步(或倒退)的背后其实是有规律有特点的，有升与降的曲线周期的。③对于特定的周期而言，都有一个居于主导地位的霸权国家(集团)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领域发挥主导作用，而且还为该体系内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公共物品；国际体系的发展因霸权国家的更迭而呈现有规律的周期性特点。P22-24

我自己也甚至无法解释何以对政治有如此持久而强烈的兴趣。在远离学术，远离政治学10余年后，还能够如此坚定地选择回归学术，重新痴迷地在政治学的围城中寻求突破的方向，并从中感到无穷的乐趣，以及人生的前所未有的充实，进而自我陶醉般说服自己这才是自己本应如此的归宿。此刻，当我终于完成了这篇博士学位论文时，最强烈的感觉是我终于确定了自己未来的道路，而这道路就从这里开始。

我的幼年是在浙江的一个非常封闭的小乡村度过的，读书并不被认为是一个贫困的家庭的孩子所应该选择的道路。我的父母是从未上过学的农民，但我至今仍然感到非常庆幸的是，我的母亲从一位乡村教师那里懂得了读书对于孩子未来的意义。他们对我的读书的强烈的支持和对我能够通过读书取得成功的期盼，不仅使我有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而且他们的期盼始终成为我前进的动力。

我的父亲虽然没有文化的基础，却对自己年幼时从长辈那里昕来的历史故事从没有忘记，这也就成为我最初知识的一大来源，我从中知道了长城、霸王、三国与诸葛亮、李世民与薛仁贵、岳飞与秦桧，对历史的兴趣、对政治的兴趣油然而生。家里保管的生产队的报纸和每天三次的广播又强化了我对国际政治的兴趣。

于是，我几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历史作为我大学的专业，并在研究生阶段选择进入政教系，基本上确定了我的专业研究的方向。

我依靠着年逾六旬的父亲买卖废旧品而完成了大学7年的学习，尽管也曾梦想有一天能够攻取博士学位，但觉得主观与客观上，这都是一种奢侈。

我在一所学校工作了三年多，曾经三次申请攻读博士学位，都被毫无商量余地地拒绝了，理由却是：我们不需要博士。尽管在理论上讲，这所学校的性质是大学。我没有任何的理由继续留在这样的地方。我到了一家报社工作，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机会和相对优厚的待遇，代价是我离开了我有浓厚兴趣的领域。长达十年的远离正强化了我的兴趣与渴望，然后便有今日的论文。

父亲在病中还甚至关切我是否被录取，当我把我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的消息告诉他时，他已经因为脑溢血而丧失了语言能力，这成了我一生以来最大的悲哀和遗憾。今天，我想把我的这篇论文，献给我的父亲，愿他在天之灵能够得到宽慰。

在三年的学习中，我遇到了一位值得我们骄傲的导师杨炳章教授，我不仅从他的书中得到很多的教益，从与他的交流中得到很深入的指导，而且，他作为哈佛博士在学术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又激励和鞭策着我，使我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在此首先要感谢杨炳章教授。我深感我的论文与他的期望之间的距离，我会用更多的努力去消除这个距离，去超越这样一个距离。

我还要感谢李景治教授、陈岳教授、时殷弘教授、李宝俊教授、金灿荣教授和宋新宁教授在论文开题期间和写作过程中对我提出的指导意见。

感谢张鸣教授，他不仅对我的学习与研究有很多的指导，而且我的写作也一直得到他的鼓励。感谢黄嘉树教授、张小劲教授、王乐理教授对我的指导和鼓励。

我要对林中斌先生、林中明先生表达一份特别的感谢。虽然我们从未见面，但我们却有缘相知相识，并一直得到他们的鼓励与指导。林中斌先生的学识对我有很深刻的启迪，如果不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在学术上的探讨可以更加深入，更加广泛。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热爱，特别是他们的传统文化的造诣，令人景仰，对我更是一种激励。在我未来的学习与研究中，他们将始终是我的榜样。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的交流能够不再受到这道海峡的阻隔。

感谢《世纪中国》编辑李杨先生，他编发了我许多的论文与评论，给我以极大的鼓舞，其中一些内容也已经融入这篇论文之中。

三年在职学习，来回奔波于京杭两地，除了自己放弃了几乎所有的休息日外，也牺牲了本该属于家人的时间。我2001年赴京时，正是儿子第一次上学之时，因此感到特别的内疚。在这里也要向他们表示感谢。

我还要感谢浙江教育报刊社的领导和同事们，没有他们的理解与支持，我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这是三年学习的收获，其中仍然有很多的不足、遗憾、甚至惭愧，但它凝聚着我的辛劳和我独立的思考。因此，它将是我走向未来的一个新的起点。

丁松泉

 2004年3月24日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