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百年前，郑和七下西洋举世瞩目；六百年后，中国国家博物馆用历史文物再现了世界航海史上这惊世之举。一件件文物，记录着郑和下西洋真实的故事，诠释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和传统美德，彰显出当时中国先进的航海技术和造船水平。本书精心设计，再现世界航海史上的这一空前壮举，引你进入郑和下西洋的辉煌航程！

5 致辞 张春贤

7 致辞 潘震宙

9 前言 董琦

12 郑和七次下西洋航海路线图

14 郑和下西洋往返时间及所到地区简表

15 15-16世纪世界航海活动对照表

16-27 京滇觅踪 郑和的生平

28-53 朗朗乾坤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背景

54-115 牵星过洋 郑和下西洋的经过

116-153 海外流芳 郑和下西洋的影响

154 主要参考文献书目

155 郑和下西洋——世界航海史上的不朽丰碑 孙光圻 张晶晶 张孟陶

162 郑和下西洋是什么 庄景辉

169 郑和与南亚 刘如仲

176 关于郑和宝船的论辩席龙飞 何国卫

181 郑和宝船的工程解读 陈延杭

187 郑和一号宝船综议 王冠倬

193 郑和二千料海船与八橹船考证复原方案 郑明

199 郑和宝船下洋出海的史实无可置疑 何国卫

202 《郑和航海图》综述 朱鉴秋

206 后记

  郑和下西洋是什么

ZHENG HE’S VOYAGES TO THE WESTERN SEAS

  庄景辉

今年是郑和下西洋首航六百周年，对于发生在公元15世纪初的这一历史事件，明末清初以来的文献记载不少，近百年来的论著也很多，正是经由这些不断的“发微书写”、“重新建构”，让人对“郑和下西洋是什么”的认识愈发模糊起来。笔者开题立论，旨在以郑和刊立石碑、随行人员记录、朝廷档案资料为依据，讲述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

  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伟大“皇权思想”的具体实践

从“靖难之变”中登上皇位的明成祖，即位后不久，把国都迁到北京(顺天府)，开创了他长达22年的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最活跃最辉煌的治世时代。北京，曾是大元帝国的首都汉八里，这是一座宝石珍珠等高价商品荟萃、不同国度不同人种杂居的国际都市。成祖于2l岁(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以燕王的身份分封到这里，虽说元朝已经灭亡，然而，在没有经过多长岁月的当时，这种国际都市的氛围大概还照样保留了下来，对于居住在这样一个富有国际色彩的都市而度过思辨的青年时代的成祖，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于只是生长在南京的朱允(惠帝)，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体验得到的。朱棣成为太祖25个儿子中的佼佼者，并不惜以“靖难之变”问鼎帝位，实践“帝王居中，抚驭万国”的“皇权思想”，恐怕与此不无关系吧!从这一点上来看，雄才大略的明成祖，“与其说是父亲太祖的后继者，倒更应该说是被太祖打倒的元帝国世祖忽必烈汗的继承人。

公元1368年元大都陷落，元朝灭亡，朱元璋即位皇帝，建立了大明王朝。贫苦农民家庭出身、当和尚靠化缘为生、在“元末叛乱”中揭竿而起遂成功夺取政权的朱元璋，初定天下，吸取元亡的历史教训，“安敢暇逸”而“励精图治”，采取宽恤、招抚，“劝耕稼以敦其业”的“治民之道”和“藏需于民，国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的“保国之道”，与民休息，奖励农桑，使元末以来残破凋敝的社会经济，在明初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呈现出“家给人足，积蓄富盛”的繁荣景象。朱元璋作为明帝国的创立者，他认为“中国正统，胡人窃据，百有余年，纲常既堕，冠履倒置，朕是以起兵讨之，垂二十年，海内悉定，朕奉天命，已主中国”，其理想是统冶以汉民族为中心的中国人居住的版图，建立与复原大宋王朝那样“君临天下，以承正统的国家。正因为此，明太祖倾心关注的是稳定内部，巩固边疆，推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以控制民间与海外的往来而诱发“寇乱”，通过有限的“朝贡”往来保持与周边大小国家的睦邻友好。明太祖在对外关系的发展方面是消极的。

明成祖的治世与太祖形成明显的对照，从消极向积极的政策转化在对外关系方面的突出表现，成为成祖治国方略的一个显著特征。明初社会经济的发展，经过太祖的苦心经营，“三十余年之间，仓廪充积，天下太平”，到永乐时代已臻盛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为成祖施展“缵承大统，君主华夷”的政治抱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成祖一即位，伟大的对外事业便轰轰烈烈地全面展开。洪武三十五年(公元1402年)八月，即“遣使以即位诏谕朝鲜”；九月“遣使以即位诏谕安南、暹罗、爪哇、琉球、日本、西洋、苏门达剌、占城诸国”。紧接着又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遣使10次，以行人吕让、丘智使安南，按察副使闻良辅、行人宁善使爪哇、西洋、苏门答剌，给事中王哲、行人成务使暹罗，行人蒋宾兴、王枢使占城、真腊，行人边信、刘亢使琉球，翰林侍诏王延龄、行人崔彬使朝鲜，中官马彬等使爪哇，内官李兴等赍敕劳暹罗王，内官尹庆赍诏谕满剌加、柯枝诸国，礼部郎中夏止善等赍诏安南等。据载，至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派遣郑和下西洋之前，明成祖向海外遣使多达18次。

值得注意的是，明成祖在遣使海外的同时，对被诏谕而入明朝贡者，放宽洪武年间因贡献使者往来频繁数谕中书省臣限其贡期及贡品数额的规定，“自今诸番国人愿人中国者听”，并对“远人来归者，悉抚绥之，俾各遂所欲”。为了使“海外番国朝贡之使附带货物前来贸易者，须有官专主之”，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在浙江、福建、广东复设于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罢置的市舶提举司，又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以海外诸番国朝贡之使益多，命于福建、浙江、广东市舶提举司，各设驿以馆之，福建日来远，浙江日安远，广东日怀远”，进一步健全与完善机构，加强朝贡使节的接待和货物贸易的管理。对入明朝贡使臣，明廷礼遇有嘉，往返宴笺，“亦戒其毋苟简”。出现过失不周或有违规定之行为则严惩不贷，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九月，发生礼部尚书赵羽工下狱事件：“上初北征，当扈从，托疾不行。后宴群臣及四夷朝臣，命以位次图示，俾不失序，羽工不奉命，并为都察院所劾，上皆宥之。至是，朝鲜遣朝贡收归，例有赐赉，羽工不以奏。上怒日，是将使朕失远人之心。遂下于狱。”对再大的过错均可宽恕，惟有“失远人之心”的事不能轻饶，足见成祖对外事工作之相当的重视。

然而，伴随着频频遣使，成祖面临着一个严峻的现实。明朝立国之初，太祖为防止虽远循漠北而每有卷土重来之势的蒙元残部，在长城一线遍立卫所，分军把守，以为屏蔽。对于蒙元势力时常侵扰国境的威胁，特别是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发生鞑靼部杀害明廷特派使臣的事件，明成祖打破“设险守国”、“固我封戍”的防御策略，五次统率大军，出阵亲征，“北讨胡寇，以靖边陲”。另一方面，建国以来“沿海之人，往往私下诸蕃，因诱蛮夷为盗”，甚者“私载海舡，交通国外，因而为寇”，进而时出剽掠，扰濒海之民，退而窠穴海国，劫朝贡使者，造成洪武末年“诸番国使臣客旅不通”的严重局面。这种危及海道安全，有损明廷威望的状况，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任其持续下去的。成祖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开始再三遣使赍敕往谕海岛逃民，颁诏：“尔等本皆良民，为有司虐害，不得已逃移海岛，劫掠苟活，流离失业，积有岁年，天理良心，未尝泯灭，思还故乡，畏罪末敢。朕比闻之，良用侧然。兹特遣人赍敕谕尔，凡前所犯，悉经赦宥，譬之春水，焕然消释。宜即还乡复业，毋怀疑虑，以取后悔。”成祖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的招抚措施，卓有成效，大批海外逃民因招谕而归。但是，少数流亡海外、独霸一方、劫掠过客之“中国军民无奈者”依然存在，而且像“三佛齐诸国，背大恩而失君臣之礼，据有一蕞之土，欲与中国抗衡”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因此，明成祖外遣使者，亦赋予殄灭海中蛮寇，肃清梗阻海道障碍，维护该地区安定局势的重要使命。

急急求治且大有作为的明成祖，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遂令“以靖难功授内官太监”、“才负经纬，文通孔孟”、“有智略，只兵习战，帝甚倚信之”的郑和，“统率官兵数万，乘驾宝舟百艘，前往海外，开诏颁赏，遍谕诸番”。郑和七次下西洋，是明成祖“皇权思想”的具体实践，“皇帝敕谕”的内容，对此作出了最好的注解：“皇帝敕谕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人等：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体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凡覆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致失所。今遣郑和裔敕普谕朕意，尔等祗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P162-163

六百年前，一支举世无双的中国远洋船队浩浩荡荡，七下西洋，航迹遍及亚非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当这支船队送尽礼物掉转船头返航的时候，海风阵阵，写在船队风帆上的皇谕格外醒目：凡太阳月亮所照耀的地方，凡秋霜夏露润泽的地方，都应与其和平共处。率领这支远洋船队的就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航海家——郑和。

郑和率领的是一支和平的船队，郑和下西洋是七次和平之旅。从越南的占城到柬埔寨的真腊都城；从泰国的大城府到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河；从印度尼西亚的三宝垅到印度的古里；从斯里兰卡的锡兰国到马尔代夫的溜山国；从环阿拉伯半岛的伊朗、沙特阿拉伯、阿曼、也门到沿东非海岸的肯尼亚、坦桑尼亚中国远洋船队所到之处，从未侵占过一寸土地，传播的是不同文化信仰同等尊重的友谊，奉行的是“以德睦邻”、“厚往薄来”的外交政策。正因为如此，郑和，三宝太监，曾为佛弟子、伊斯兰教信徒，在国外被请进佛庙供奉，成为一尊和平之神。在泰国曼谷，在马来西亚马六甲，在印度尼西亚三宝垅，都建有三宝庙。一位中国航海家，享此殊荣，世所罕见，唯有郑和一人。

明朝初年社会经济繁荣，海外贸易昌盛。展品“南都繁会图卷”展现了纵横的街市、林立的店铺、众多的标牌广告。有的标牌上写明“东西两洋货物俱全”，可谓明代海外贸易的真实写照。郑和七下西洋，促进了中国与亚非诸国间的贸易往来。展品中照片“十洋街”所在地是当年郑和下西洋前每次候风出海的驻军地，也是当时国货与洋货交易的地方，所谓“十洋成市”、“贸易如云”。郑和下西洋船队所带的物品中瓷器占有很大的比例，沿途许多地方都发现了明代瓷器的遗存，展览中多有展示。著称于世的明永乐、宣德年间生产的中国青花瓷，展品中的“永乐青花花果执壶”、“宣德青花灵芝石榴尊”等即是典型代表。宣德炉是郑和带往东非诸国的主要礼品之一。在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均记载到，古里国、溜山国、柯枝国和锡兰国等地人都喜欢穿用中国丝绸制作的衣服和物件。展品中的“黑地五彩云龙海水锦”、“水蓝印金杂花绫”，便是郑和下西洋所带各种锦缎的同类产品。展品中无论是长四十四丈四尺的郑和宝船(1：40模型)；还是排水量千吨以上的二千料海船(1：40模型)；无论是残高2．68米、残重758．3千克的明代四齿铁锚(照片)，还是长11．07米的明代大舵杆；无论是起重力可达千斤的绞关木(照片)，还是明代海船导航所用的水罗盘(复制品)，都显示了明代发达的造船业与领先的航海技术。时代造英雄，明朝初年强盛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基础，成就了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航海事业。

十轮甲子逝去，28年航迹犹存，郑和七下西洋，海风涛声依旧。作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系列展”的华彩乐章，《云帆万里照重洋一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纪念展》将再现世界航海史上的这一空前壮举。

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

  董琦

在展览开幕和图册出版之际，我们的心情很复杂，喜悦和不安总是交替着涌上心头。自2002年4月接受这个展览任务以来，我们几乎走遍了郑和在国内的所有遗迹，查看了无数的资料，试图通过那些几乎原貌无存和那些含糊不清的文献记录，去追踪郑和及他的船队。整整三年多的时间，郑和的名字常常在我们脑海中闪现，甚至渗透到我们的灵魂。三年多的辛苦奔波现在终于有了一个结果，真是令人兴奋的一件事。但做好一个展览，编辑好一本图册，就像话剧演员在舞台上表演一样，谢幕的同时，忐忑不安总是难免的，有时甚至远远超过了喜悦的心情，因为它需要等待观众和读者的裁判。虽然有三年的筹备时间，但郑和七下西洋毕竟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不论是文物遗迹，还是文献资料，都是极为缺乏，所以我们的展览和图册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匆忙而肤浅的，我们的视野也许是挂一漏万的，或许会让满怀期待的观众和读者感到失望。

这种复杂心情里也肯定少不了感激之情。三年多的时间中有太多的感动经历让我们回味。在这里我们只能用一些枯燥的语言来表达我们的这种心情。我们非常感谢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正是因为他们全方位的协调，才使我们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我们感谢北京郑和研究会的许多专家，他们在制作船模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我们还要感谢江苏、福建、云南、浙江等地和我馆的领导、专家和同仁，正是他们的全力配合和帮助，才使我们的展览和图册内容更为丰富。在此我们更要特别感谢《武汉晚报》记者范春歌女士，她为我们详细地讲述了重走郑和路的所见所闻，那真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她拍摄的大量图片，也弥补了我们展览和图册中郑和海外遗迹的不足。在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和许多同仁成了朋友，对我们来说是一份意外的收获，因此又更多了一份喜悦。

我们还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和严钟义工作室，正是他们细致的编辑工作、精心的设计和一流的印刷，才使本书具有严谨的科学性和丰富的观赏性。

 展览项目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