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字诞生起，便有了中国书法。书法家顺应书法本体的力量，是书法历史发展中最具能动力量的，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那些被尊为划时代大师的人物，他们的意义在于开创新的风气，新的流派，给人以不同寻常的审美观念……本书向大家推荐的两位大师是——阮元包世臣!

1 引 言

7 第一部分 平步青云学坛领袖

--阮元的生平与简介

19 第二部分 治学广博开创碑学

--阮元的书学思想

31 第三部分 厚重浑穆端庄严谨

--阮元的书法艺术与作品赏析

45 第四部分 奔波求实济世生涯

--包世臣的生平与简介

55 第五部分 探究笔法鼓吹北碑

--包世臣的书学思想

69 第六部分 自力实践书风多样

--包世臣的书法艺术与作品赏析

85 结语

89 后记

阮元、包世臣在书史上的又一共同意义在于他们的理论适时地出现在帖学与碑学的转换之间，让其成为整个时代书风转换的先导。清代碑学的兴起过程，实则上是由几位书家有着成功的创作实践，但远未形成时代潮流。正逢社会政治的变化，思想文化的变革契机，书法艺术经过他们碑学理论的阐发之后，才形成整个碑学的洪流。这也表明了书法史的嬗变开始由被动转向主动，这也是书法艺术走向近现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所以，从阮元、包世臣倡导碑学起，晚清的书法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一是师法汉碑，使隶书、篆书创作达到空前的鼎盛；其次是师法唐碑，以碑学观念来研习欧、颜、柳式的传统楷书和行草，使之有新的突破；三是崇尚北朝碑版，既树立了以“金石气”、“质朴美”为尚的新的书法审美观，又在表现形式上创立了新的范型；四是碑帖的结合，书家们或立足于碑学，对帖学加以重新审视，或立足于帖学对碑版加以改造，最终出现了碑帖相融的新风格。从此，书法开始全面振兴，大大开拓了书家的取法、创作视野。书家所崇尚的“碑学”已不再囿于北碑这个范畴，三代器铭、秦汉碑版、隋碑、唐碑，甚至帖学都渗入了碑派书家的笔下。P88

阮元、包世臣生活的时代，正是清王朝由盛急剧转衰的时期。乾隆后期，统治阶层生活越来越奢侈，乾隆为其母亲及自己的多次万寿庆典，挥霍惊人。王公贵族、文武百官以及一般官员生活也很奢靡，尤以满族亲贵最为突出。正当乾隆日日陶醉在“十全武功”和歌舞升平的同时，吏治的日益腐败，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是贪污横行、贿赂成风，达到无法根治的地步。急剧膨胀的人口大大超过了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激化了社会矛盾。就在乾隆禅位这一年，“白莲教大起义”爆发，之后，京畿地区的天理教起义又爆发，这绵延数省的暴动，历时九年，使清廷耗费了二亿两白银。

乾隆时期，皇权高度集中。清代自雍正设立军机处以后，内阁形同虚设，加上奏折制度的推行，使皇权的集中达到了顶峰。正如嘉庆帝在上谕中所说：“我朝列圣相承，乾纲独揽，皇考高宗纯皇帝临御六十年，于一切纶音宣布，无非断自宸衷，从不令臣下阻挠国是。即朕亲政以来、办理庶务，悉遵皇考遗训，虽虚怀延纳，博采群言，而至用人行政，令出惟行，大权从无旁落。”(《清仁宗实录》卷九四)乾隆是实行文化高压政策最厉害的皇帝，在钳制舆论方面，比以前历代皇帝都有过之无不及。面对危机四伏的社会，一些有识之士虽然已嗅到“盛极即衰”的气息，却又不敢多发议论，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已迫使士大夫们钻入故纸堆中，从事与现实政治无关的考证，免遭身首异处、满门抄斩的下场，士风之萎靡为历朝所罕见。正因为如此，使思想学术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的重要变化，朴学考据之风大盛，形成中国学术史上著名的“乾嘉学派”，一时士人以精研经史、博闻强记为尚。其实，明末清初的一些学者如顾炎武等人，他们提倡考经证史，本是为了“经世致用”，以救理学空疏之弊，“以起江河日下之人心风俗”(包世臣《读亭林遗书》)。但这一学术宗旨，却与清廷日益严密的文化统治政策相抵牾。清廷为了巩固统治，一面大张文网，加强思想上的钳制，一面提倡整理考订古典文献，以转移人们的反清斗争目标。在这一背景下，明末清初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研究社会现实问题已不可能，而其重视考据的治学方法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此逐渐形成一种脱离社会现实，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风。

嘉庆当政后，颇想励精图治。逮捕乾隆宠臣和乾珅，撤换官吏，终止豪华的南巡，厉行节约。更值得一说的是，他认为已不存在汉族士人用文字来“反清复明”的危险，并开释“文字狱”犯人。他还鉴于旗人督、抚的贪污腐败，开始重用汉人为督、抚，自此省一级的大员，汉人开始多于满人。嘉庆的改革，也促使了士风的转变，打着复古旗号的变革思想应运而生，也同时滋发了书法的变革思想，文化艺术思潮出现了新气象。可是，嘉庆并不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他的改革也只是悄悄地进行，他面对的是乾隆盛世遗留的社会危机。一方面他广开言路，命令官吏可以直接给他上奏议；另一方面，他又怕士人议论朝政，抨击时弊，以至洪亮吉的上书所指出的吏治腐败、风俗日卑又使他承受不了。“文字狱”的阴影一直到道光朝也未能完全消除，所以龚自珍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感叹。

同时，鸦片的走私日益猖獗，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贱的现象愈益严重，人民的负担日益沉重，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吸食鸦片，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而官员和士兵吸食鸦片，既加深了吏治的腐败，又削弱了清廷军队的战斗力，从而更加深了清政府统治的危机。嘉、道年问延绵不断的农民起义，不仅频率高、范围广，而且更加激烈、更加富于组织性和宗教性。尽管道光皇帝即位之初也想有所作为，采取了一些求治与改革的措施，可是无济于事，社会问题的恶化、民变的接连不断，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爆发，终于使清朝统治走上了急剧转衰之路。

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锈门，惊破了封建天朝的美梦。早在乾隆时期，西方崛起的英国，已在觊觎中国的虚实，思索着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而清廷上下，对西方一无所知。当一个大帝国被迫拉入世界竞争的格局中，中国向何处去的时候，有识志士已在思考和寻找救国的方案。从嘉庆期间开始的“今文经学”渐渐出现取代朴学考据之势，学者对寻求微言大义，寄寓政治思想渐渐发生兴趣，与经世之风有所融合。这反映了面临日下的国势，文人学士振衰求变的要求，“经世致用”的思想开始占据重要的位置，思想、学术的异常活跃，成为嘉、道时期的一个特色，也是近代学风的先声。阮元、包世臣即生活、活动在乾隆、嘉庆、道光这个时期，他们两个都活了八十多岁，他们的思想、文化观念和书法艺术也无不受到这一时代的影响。

另外，阮元、包世臣主要生活的扬州地区，“当时是淮盐的运销中心，经济繁荣，文化活跃。江都薛寿《读(扬州画舫录)书后》中有云：‘吾乡素称沃壤。国朝(清)以来，翠华六幸。江淮繁富，为天下冠。士有负宏才硕学者，不远千里百里，往来于其问。巨商大族，每以宾客争至为宠荣。兼有师儒之爱才，提倡风雅。以故人文汇萃，甲于他郡。’这便是孕育扬州地域文化的社会经济环境”。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这样的人文荟萃之地，大家在此切磋研究，由研经推广到整理古代文献，由考据以古论今到经世致用，必然会产生阮元、包世臣、汪中、焦循这些比较先进的思想文化代表，也必然对后来的思想文化发展起到引导作用。

阮元和包世臣，两人都主要生活在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年间，这个时期是中国社会逐步走向近代的变革时期，也是清王朝由极盛而逐步走向衰落的时期。他们两人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的知识分子，有许多共同处：阮元在政治上平步青云，包世臣在社会上积极入世．阮元在学术上是乾嘉学派的殿军而名重一时，包世臣在文坛上是“经世致用”的积极倡导者为世所瞩目；他们都是著述等身，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而他们两人最大的共同点是在书法艺术的进程中创导了碑学，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有幸受胡传海先生之邀，撰写书法星座丛书之一《碑学先声》。由于此前我有《阮元包世臣》一书出版，所以此次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作了修改调整。按文体规定，为了便于通读，删去了我也极不喜欢的繁琐、迂腐的注释，尽量在行文中写出，或在句后用括号注出，以便检点。本书中凡是在阮元章节中引用的未注明出处的文句，皆为中华书局1995版的张鉴《阮元年谱》和商务印书馆民国八年《四部丛刊》本阮元《揅经室集》。凡是在包世臣章节中引用的未注明出处文句，皆为民国十二年安吴胡氏刊本胡韫玉《朴学斋丛刊·包慎伯年谱》和光绪十四年版包世臣《安吴四种》。

本书应用图版参阅上海书画出版社《中国美术全集·清代书法》、日本平凡社《中国书道全集·第八卷》、荣宝斋《中国书法全集·76》及《书法丛刊》、《中国书法》、《书法》杂志及一些博物馆的藏品和私人的收藏，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限于本人学识，书中可能会有一些谬误或不尽人意之处，也请尊敬的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叶鹏飞

2004．6．30于觅句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