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去世已经十周,斯人已渐行渐远,文字却风行依旧。本书为表达对她的纪念，提出“平视”的观点，列举她在创作上的“三项成就”、“八大特点”，认为不必排座次，她应是一位“重量级作家”。“作为中国传统小说二十世纪最佳传人，她的征服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对传统的深切认同，反过来，传统借助她以特殊形态风行海内外，大概是她成功的秘密。

引言 /1

上卷

遗音 /3

——张爱玲的文学理念

第一章 重量级作家 /3

第二章 天才乖僻特色 /18

第三章 生命即美 /30

第四章 经经纬纬一文学理念(上) /47

第五章 经经纬纬一文学理念(下) /78

第六章 惟造平淡难——小说史观与后期变法 /94

下卷

上海滩上的新好男人? /115

 ——范柳原论

断尾巴的遗稿 /133

——从《年轻的时候》到《同学少年都不贱》

撒旦的“心经” /140

——《色·戒》的提炼

旧作“变脸” /150

——从《金锁记》到《怨女》

若有人知春去处 /159

——论《十八春》

再看《十八春》 /174

张爱玲其人其文 /184

——《张爱玲文集》编者前言

《红楼梦》·鲁迅·张爱玲 /195

张爱玲：非关“炒作” /204

——《张爱玲评说六十年》编者前言

“张学”万花筒 /208

——张爱玲研究新的视角和趋向

“张学”随想 /222

——《回望张爱玲》前言

张爱玲人文注 /227

后记 /267

(三)写实白描，真切自然

张爱玲熟读古典小说《金瓶梅》、《红楼梦》，练就的第一等功夫就是白描。不涂饰，不粉饰，如实写来，仅靠人物的说话和动作，寥寥几笔，就使人物神情毕现。早年，她的描写或还带有夏志清说的“华丽的程度”，愈到后来就愈追求平淡而自然。她由衷地说自己实在喜欢和向往白描的手法。好的白描应该没有止境，有时真是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在她的作品中不难碰到。

(四)心理洞察，犀利深刻

心理观察、剖析和描写也是她的强项，读过她的作品的人大都为之折服。她熟稔于中国社会风俗与人情世故，又兼具弗洛伊德、荣格等现代心理分析的知识，能把她笔下的人物琢磨个透。她的敏锐几乎使她近于刁钻，有的评论夸张地形容她像是“绕缠了一身高压电线般的神经纤维”，每每令人有悚然之感。夏志清说她笔下的人物“都是道地的活人，有时候活得可怕”，就是因为她洞见了人物心理的曲折深处。她又善于表达，“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打成一片”，人物的“每一个举动，每一缕思维，每一段对话，都反映出心理的进展”(傅雷语)。这些地方，相比于古典小说，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五)意象丰富，想像活泼

意象原本多是借诗词为舞台，只有到了张爱玲，才在现代小说中完成了一次辉煌的上演。简截地说，意象就是一种很有意味和意蕴的形象，它们与作品的整体艺术形象融为一体，却又“因时因地不同，各各伸展出巧妙的机能来”。P24

张爱玲创作的成功，天才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崇尚和追求真实，则是另一个重要因素。倘若她只是依恃自己的天才，一意天马行空，罔顾生活的真实地写，恐怕是绝不可能赢得如此多读者青睐的。一般读者喜欢看她的作品，可能会有许多因素，但其中无疑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她所写的人和事，她所写的那个世界，都相当真实，甚至是达到很真实的程度。正如夏志清先生所称道的：“她对于中国的人情风俗观察如此深刻，若不熟读中国旧小说，绝对办不到……她受旧小说之益最深之处，是她对白的圆熟和中国人脾气的给她摸透。《传奇》里的人物都是道地的中国人，有时候简直道地得可怕；因此他们都是道地的活人，有时候活得可怕。”(《中国现代小说史》，第403—405页，台湾传奇文学社1991年版)这段话是从张爱玲受旧小说之益立论的，而真正能使她写出“活得可怕”的“道地的中国人”的，首先，还是由于她立足于生活真实，高度忠实于生活真实、人物的性格与心理真实。

张爱玲并不标榜自己是个现实主义作家，或者是现实主义的信奉者。她对于当时文学界宣传的从苏俄或日本引进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也许还有意保持距离，但是，深受传统文学熏陶，又朝夕感受着当时强大的文学主潮的信息，她已然形成了一个清晰而坚定的理念：真实，是一切艺术创造的生命。

她是非常重视人物创造的，曾经将自己的创作任务归结为——“在传奇中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中寻找传奇”，也就是说，她的目光之投注，始终不离开人，特别是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普通人。在她看来，作家的天职就是要研究人，从中有所发现。她决不因为小说要追求传奇性，而忽视人物形象创造，相反，她认为，真正引人入胜的传奇性，只能存在于人物自身，存在于他们真实的内心世界中。P49

一

星移斗转，不知不觉间，张爱玲离开人世已有十个年头了。

一九九五年九月末的一天，她被发现死在美国洛杉矶市罗契斯特街一个公寓的住房里。其时，她家徒四壁，身边且无一人，无法知道她究竟于何时停止呼吸。

如此一种孤寂凄惨的结局，令人不胜唏嘘，随即，海内外华人世界，掀起了一阵悼念的浪潮。

命运之于张爱玲，是何其厚，也是何其薄。所谓厚，是她秉有那样高的天赋和才华，出手不凡，年纪轻轻，就蹿红于上海文坛；晚年，又在海外华人文学界享有盛誉，被尊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所谓薄，是她出身于一个没落世家，自幼父母离异，长久栖身在不幸的阴影中；及长，又遭遇战乱，与首任丈夫胡兰成的婚姻失败，实际上是被遗弃；流落海外，谋职无着，生计艰辛，继任丈夫赖雅又重病缠身，后则长期孤身一人，举目无亲，衰病相连，居无定所，乃至死时无人知晓。

外界的声誉和虚荣，于她何有?

如果她不是一位华人知名作家，那么，她的去世，在美国，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最普通的老贫妇的死而已；即便是仰慕者们为她举行了葬礼，于光怪陆离的美国社会，并不足以引人注目。

后期张爱玲刻意避世，闭门谢客。她的这一结局，就其主动的意义而言，也是她处理与这个世界、人生和命运的一种态度和方式。 “不关情处总伤心”，虽说是生性孤僻，其实也是有太多的沧桑阅历和刻骨的人生感受，令她向往坚贞决绝。

有一类作家，不但以其作品文字作为解读他(她)的内心世界的文本，也会以其行为方式和人生选择，乃至大结局，补足他(她)的创作，张爱玲大约属于这一类。年轻时，她即以森森然的“苍凉”观闻名，百般倾吐其所感受的人生之苍凉；后期，其生涯更是浸透了浓浓的苍凉意味，终至于将自身包裹进自织的厚厚茧中，留给世人一个幽丽凄怆的标本。

张爱玲是一个已经沉落、消逝时代的代表。她的意义，一部分是来自于此。

二

张爱玲已经辞世十年，她的老迈佝偻的身影，离我们越来越远。

然而，其作品依旧为一部分读者嗜读，依旧拥有相当大的市场。这些年来，国内出版社，经授权的、未经授权的，出她的作品的大约有二三十家，相互重复，比比皆是，居然都有一定销量，可见读者需求之旺。直到最近，一家出版社拿到了台湾皇冠均授权，出版《张爱玲典藏全集》，据说很短时间就销售了几万套，在几十家出版社已经行销张爱玲作品多年之后，这个数字，不能不叫人刮目相看。

一个隐居海外多年、早已过气的作家，她的为早已消失能旧上海人物造影的作品，何以会在现今如此畅行?

这个老上海的女作家，其实也没写出什么“时代的纪念碑”式的巨作，用她自己的话说，她不过是“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的书，以及其他种种，推开了一个窗口，让人看到那时许多“男女间的小事情”，无爱的、残缺不全的婚姻，以及“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甚而至于，还有文明末日的“惘惘的威胁”。若是仅就此而言，即便说也提供了特殊时期、特殊地域社会人生若干认识的价值，实在也不值得人们如此眷顾。

其之所以超时代、跨地域地流行，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它携有某种普泛的价值。难得的是，张爱玲早就有这种追求，她不是“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有心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的记忆”，让“回忆与现实之间时时发现尴尬的不和谐，因而产生了郑重而轻微的骚动，认真而未有名目的斗争”吗?不是也曾向往虽然是“一般的微波粼粼”，“也仍然饱蓄着洪涛大浪的气象”(《自己的文章》)吗?所以白流苏和范柳原一对自私的男女，在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的结合，仍然透示着一种世界和历史的“不可理喻”(《倾城之恋》)；特殊时期封锁期间吕宗桢和吴翠远一场“闪恋”，虽然随着封锁的解除而结束，人生那种“不近情理的梦”还会继续(《封锁》)。所以那份苍凉会是一种永恒的苍凉，那种悲悯才是无边的悲悯。

这个老上海的高个子女作家，当初从香港辍学回来，一半是I因为喜爱，一半也是为了谋生，拿起笔来写作。在日本人统治的沦陷区，她的选择其实颇为险峻：一方面固然如柯灵所言，“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了张爱玲难得的“机会”；另一方面，除非不写，否则，写什么，怎么写，左顾右盼，也大费周章。她不想问政治，政治却不放过她，她只能极力守住底线，远飚在时局的一定距离之外，为此，她蒙受过严厉的批评，却也别有文学上的收获，诚所谓“幸与不幸，难说得很”(柯灵语)。

文学上有些东西肯定是有永久性的：比如说，刻绘人物，直抵人心、人性的曲折深处，因此而人物逼真鲜活；比如说，描摹一件事物，下的写实功夫非同寻常，留给人们的视境鲜明、宏阔又深邃。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契诃夫如是做了，我们称道不绝；《红楼梦》、《金瓶梅》如是做了，我们称道不绝；高尔基、鲁迅、茅盾如是做了，我们称道不绝。决不以其未写更宏大、更急迫的题材，更伟岸、更飞扬的人物而废。张爱玲也如是做了，当也不以其他而废。

在“张迷”的队列中，不会个个都有自己的真知灼见，有些人可能人云亦云，跟着大轰大嗡，但是，应可相信，多数爱读张爱玲作品的人，是因为多少获得了一些令其兴奋的阅读经验，使他们有所流连。

有句成语叫“文人相轻”，历来如此。而在张爱玲这里，似乎不是这样了，当代有那么多的作家同行，读了她的作品，竟都由衷地佩服她。她没有给谁送过“红包”，也没有亲自写信，或托人带口信，然而，这些作家竟都不约而同地盛赞她。像台湾著名女作家施叔青就说，张爱玲的作品是“我的圣经”。贾平凹则说，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张爱玲的作品读，这就够了。写“妻妾成群”很拿手的苏童也说，作为一个写作者，他怕张爱玲。此类感言，不胜枚举。别的人或会出于各种目的来炒作，而这些身手不凡的知名作家，如果不是出于自己的价值判断，让他们一起来跟着一个指挥棒唱赞歌，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吧。

如是一些评论和感言，还传给人们一个信息，即是张爱玲确实写得好，或者说，许多作家确认自己没有她写得好。此标准或许很模糊，却很通行。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不一定与张爱玲写同一题材、同类人物，但是对题材的拿捏，对人物的洞穿，对意象的洗练，对文字的调谐，仍然是有精粗高下之别的。相比于一些作家，张爱玲是一个写得好的高手，斯言大概不为太过。

三

世路是崎岖的。当年张爱玲从大陆出去，长期漂在美国，晚年她的作品又回归祖国大陆。曾经有人说她是“台湾作家”，哪里的话?她的成名作、她的主要作品都出在上海，她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作家，是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

我曾经想过，这个作家，我们最不能拒绝她的理由是什么?就是她是深深植根在中国，植根在中华文化。

她说不上有多么深厚的国学根底，但她绝对是薰沐在浓浓的传统文化“沉香”氛围中长大的——有几人能像她那样，小小年纪就拟写章回、演义小说?有几人能像她那样，一生无限崇拜《红楼梦》，将《红楼梦》熟读到那种程度，一打眼，稍微生的字就看出来；一下笔，旧的文字意境又汩汩而出?有几人像她那样对传统的中断痛心疾首，将一本前朝的方言小说《海上花》注了又译，不遗余力?京剧、小曲、通俗小说，这些被列入“国粹”的东西，她都喜爱。连带地，她也喜爱中国的太阳，太阳下，中国的日子——

我真快乐我是走在中国的太阳底下。我也喜欢觉得手与脚都是年青有气力的。而这一切都是连在一起的，不知为什么。快乐的时候，无线电的声音，街上的颜色，仿佛我也都有份；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也是中国的泥沙。总之，到底是中国。(《中国的日夜》)

现代作家中，最能称之为“国粹主义”者的，恐怕就是她。后来，她羁旅美国，置身于洋文化的环境，心中的落寞和痛苦，想必一部分也源于此，否则，她也不会反弹出那样大的毅力，一掼十年做一次《红楼梦》的考证，又流连在《海上花》中的上海市衢里弄，久久不出。虽然栖息在异邦的土地上，她的梦却永远地留在了故国故乡。不论身在何处，她的文字的根系，却总是伸向祖国文化的厚土中。

我们理解，何以她的作品为跨地域的世界华人所推崇，也就因为有这一点文化认同。

维护和承传传统究竟以何为适度，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张爱玲并非树立了一个样板，或者，我们会觉得她有点偏于守旧，用傅雷先生的话说，“文学遗产记忆过于清楚”，但是，在一个“西风吹得游人醉”的时代，我们何妨多接受一点来自张爱玲的气息?同时，也不要忘了，张爱玲还是一个被尊为很现代的作家，常常是，与其说是一些人用新的理论方法为她的创作作诠释，还不如说是以她的创作为新的理论和方法作诠释，这会叫人搞不懂：

传统在她的手里到底怎么了?

 四

对张爱玲的评论中，并不尽是褒扬，也有贬抑，但是，褒扬的，乃至赞颂的居多。随着“张热”的升温，人们越来越多地对她取一个仰视的角度。

于是，有一个“张爱玲神话”在飞腾。

正像旅美著名评论家王德威所说的，张爱玲“不断地被创作：被学院里的评论家学者、学院外的作家读者，一再重塑金身。张爱玲‘神话’的发扬光大，你我其实皆与有荣焉”。(《落地的麦子不死》)

撇开那些纯个人、纯文学性的过甚其词的颂扬，为这个“神话”的光环所投射辉耀的有：

1．对张爱玲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评定。从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破例给她专章，发展到后来，有人要将她排在中国现代作家的前几位，甚至是头一名。

2．对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和才能的估价。张爱玲的主打作品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出版的《传奇》和《流言》，其中篇什参差不齐，有一些是脍炙人口的精品，也有比较一般的作品。作为一个小说家，她的天才是华彩四溢的，但是，作为一个年轻的初出道的作者，她也还有一些不成熟的、粗糙甚至是拙劣的地方(这些她自己也都承认)，有一些明显的缺陷和败笔，岂可一概以天才的光芒掩盖之或美化之?

3．张爱玲的写作题材相对狭窄、凝固。对此固然不可偏执一端，予以棒杀，但是，评价过高也不当，这毕竟对于一个作家自身的艺术发展是一种无形的束缚。

4．对张爱玲的创作理念和手法的认知。这方面，应该允许有不同的解读和阐释，但也不可生拉硬扯，牵强附会，把张爱玲当做一个巨大无比的筐，什么都往里装，造成一个她全知全能的假象。

5．对张爱玲的影响的估计。这方面更需实事求是。她的作品通过评论，通过一些作家或作家的社团的提倡，也通过一些论争，确实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在创作的主潮上究竟有多大的影响，难以估计过高。

6．任何一个作家都会有他(她)的“软肋”，有他(她)不可逃避的时代局限性，在对一个作家做很高评价时，尤其不可忽略这一方面，在“张热”中，这方面留下的空白较多。

总而言之，张爱玲决不是文学神坛上的“神”，如果谁要把她造成文学神坛上的“神”，就应该把她拉下来，还她一个更具亲和力的本来面目。

对张爱玲既不要轻视，歧视，也不要仰视，合适的角度，应该是平视。

五

曾听过一家专门发表文学研究文章的刊物的主编说，如果是研究张爱玲的稿子，除非特别好，一般就不要了——实在太多了。

还有位海外的华人作家筹划、召集一个学术会议，一听说报上来的是关于张爱玲的发言题目，也立马说，拜托，快别张爱玲了，我们听得耳朵都起腮子了。

张爱玲在世时，海内外研究文章已经连篇累牍，汗牛充栋；去世时，更是铺天盖地而来。对于一部分受众，真有一种应接不暇，“审美疲劳”之感。

再好的东西，如果成天价鼓噪不休，也是会令人餍足、起腻和疲劳的。

当然，从媒介上说，也会有一种自然调节，前面所提的那家刊物主编的意见，就是一种自然调节——渐渐的，我们见到关于张爱玲的文章便少下去了。

然而，关于张爱玲，我们真的可以说审美已经进行得很充分，以至于因之“疲劳”了吗?

大概还不是。

尽管已经有很多的文章和图书，抒写了许多观察的结论和见解，也有许多的话题被许多的论者反复叙说和讨论，但是，客观地说，作为一个审美对象，张爱玲和她的创作仍然是未被穷尽的。

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陈述道：“奇迹往往就是这样，张爱玲主打作品两部而已，一本《传奇》，一本《流言》，已经被人津津乐道了近六十年，傅雷在其中看见了上乘的‘结构、节奏、色彩’和心理描写，夏志清看见了繁复丰富的意象和严肃而悲剧式的人生观(自然也还看见了许许多多别的)，唐文标看见的是一个荒凉黑暗的‘死世界’，水晶则看见了弗洛伊德‘性恋物’、神话原型以及其他，王德威看见了海派文学的流脉和女作家的鬼话情怀，林幸谦看见的是反父权制的‘杀父书写’、‘性别政治’，蔡美丽看见她‘以庸俗反当代’的后现代书写本旨，张小虹等人又看见她‘商品拜物’以及种种殖民与后殖民的迷魅，而大陆的年轻批评者所看见的是：沪港洋场的真实的历史画面，失落者的心态，女性的自审意识，古典与现代、民间与都市文化的交错以及种种错位和悖反的现象……也是不一而足。”(《张学随想》)

诚然，我们并不赞成将一个作家的做品当做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但是，历史上优秀作家的作品，确实涵容量很大，就像一座宝山，人们可以从中发掘出许多东西来。好作品之所以为好作品，就是有这个好处。

张爱玲的作品并非篇篇都好，但是有几篇，如《金锁记》、《倾城之恋》、《封锁》等等，确实是好，大约是可以流传的。不同的时候，不同的人，不同的心境下，都会读出属于自己的心得来。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千个人的眼里，就有一千个莎士比亚”，同样，无数个人的眼里，就会有无数个张爱玲。

话再说回来，张爱玲已经作古了，人世间的声名荣宠，于她何有?

如今，人们或愿以自己的阅读感受与诠释，向这个才华横溢而身世不幸的女作家献上一瓣心香，而更多的辛勤的审美劳作，则必定厚馈于自己。

书名题为《平视张爱玲》，意在调整一下观察张爱玲的角度，即不是仰视，也更不是俯视，平正一点看过去，庶几看到符合张爱玲原样的一些东西。即便是努力这样看吧，也还只是局部之局部，要看得更完全，非这些篇幅可做到，想必是可以谅解的。

本书在所谓“张学”研究中，如果说还有点意义，首先还是上卷的七八万字，将张氏的文学理念等等爬梳了一番，动作有些笨拙，语句也不轻盈，但可能是填补了到目前为止“张学”研究的一段空白。笔者一直以为，在种种高睨大谈之余，尝试化验一下作者自己思想的咳唾，或许更能了然他或她的肺腑肝胆的实际情形，以免误判，这也合乎“平视”以求真的初衷。 看来看去，无论给张爱玲戴上多少文学花环，她的创作还是写实主义的变身。本书卷首引庄子的“窈窈冥冥，至道之精”，借以指写实主义之道，其实真正渊深莫测，不知道还会因缘际会变衍出何种精品、绝品——这一定要待高人或天才。有人宣布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已经衰微、过时，未免太早，我们看到的是，它们如今在荧屏的演映和在纸介的阅读中，仍然唱着主角，全然没有穷途末路的迹象。在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规律没有改变之前，它们定然还是一个很大的平台，能供文学和阅读腾挪和栖息。

下卷收录了一些文章，大部分是新近写的，也有几篇是旧作，如《(张爱玲文集)编者前言》、《论<十八春)》等，一方面自己觉得有点纪念意义，另一方面，也以为能显示一些阅读的印迹，总起来说，或正是都在所谓“平视”之中罢。

 金宏达

  二00五年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