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共选录了三十六篇文章，内容包括：明代社会经济史、明代政治史、明代思想文化和明末农民战争史，在研究中，注重把对思想文化的研究与对社会经济政治的研究相结合，把对社会思潮的宏观研究与对思想家的个案研究相结合。较早提出了明清“实学思潮”的命题，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自序 /1

明代缙绅地主浅论 /1

明代官绅优免和庶民“中户”的徭役负担 /30

明代土地“投献”简论 /50

论严嵩的家资 /66

论明代官绅优免冒滥之弊 /83

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及历史走向述论 /105

近二十年来国内关于明代社会变迁问题研究状况读书札记 /135

近三十年来国外关于明代社会变迁问题的研究状况 /150

中国历史“停滞论”的由来和发展 /161

明代后期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 /182

从《大明律》和《大诰》看朱元璋的“锄强扶弱”政策 /206

明代亲藩由盛到衰的历史演变 /241

明嘉靖“大礼议”的起因、性质和后果 /253

《大明律》的形成及其反映的时代特点 /271

封建家法是封建国法的补充——读《孔氏族规》 /291

“以媚求宠”是严嵩政治品格的典型特征 /304

明末北直清流派的构成及其反阉党斗争 /314

关于明代倭寇性质问题的思考 /329

试论明太祖“以教化为本”的治国思想与实践 /355

徐光启社会经济思想的几个问题 /370

晚明心学的没落与实学思潮的兴起 /385

王守仁的唯心史观 /418

孙奇逢的“以实补虚”论 /429

张溥及复社“兴复古学，务为有用”的经世思想 /446

陈子龙的实学建设 /461

试论阳明心学的历史作用 /481

绚丽的台湾历史风情画卷——读《台海采风图考》 /499

杰出教育家孙奇逢述论 /503

徐光启引进和仿制西洋火器述论 /517

略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观 /538

传统与启蒙——《明代文化研究》代序 /544

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的一部重要历史文献——《杨文弱先生集》 /556

张献忠与西方自然科学——读《圣教入川记》 /567

《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一卷)读后感 /578

吴晗与明定陵的发掘 /585

难忘的四年——缅怀吴晗先生 /588

主要著作目录 /596

粮食作物结构和耕作制度的变革

1.新品种的引进

明后期，耐旱高产粮食作物新品种玉米、甘薯、马铃薯等的引进和传播，为增产粮食、满足人口增长和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开辟了新的途径。

玉米原产美洲。我国对玉米的记载，最早见于正德六年(1511)所修皖北《颖州志》；明后期的农书、方志和史籍对玉米的记载逐渐增多。大约在嘉靖、万历年间，玉米的种植已传播到今天的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甘肃等南北诸省，至清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生活在嘉靖、万历时期的杭州人田艺衡说：“御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以其曾经进御，故曰‘御麦’。干叶类稷，花类稻穗，其苞如拳而长，其须如红绒，其粒如芡实大而莹白，花开于顶，实结于节，真异谷也。吾乡传得此种，多有种之者。”成书于万历初年的《本草纲目》及成书于明末的《群芳谱》、《农政全书》等都有关于玉米的记述。

甘薯亦原产美洲。16世纪末期即万历前期传人我国，一种由海路传人广东、福建，进而传人长江下游江苏、浙江；一种由陆路传人云南。甘薯具有适瘠壤、抗干旱、产量高、口味好、营养强、耐贮存等优势，因此颇受欢迎，至万历后期，已成为福建、广东劳动民众的重要食粮。“一亩种数十石，胜种谷二十倍，闽、广人以当米谷”。“闽、广人收薯以当粮，自十月至四月，麦熟而止”，“闽、广人赖以救饥，其利甚大”。万历年间，闽人何乔远著《甘薯颂》，对甘薯救灾利民的贡献加以颂扬；徐光启总结出“甘薯十三胜”，即十三项优点。徐光启指出，东南沿海高埠地区，既不堪种稻，用来种薯，“亦胜稻田P192十倍”，且能改良土壤，“是不数年间，邱阜将化为平畴也”，“此亦任土生财之一端耳”；长江以北，“土更高，地更广，即其利百倍不啻矣”，更应推广。可见，甘薯、玉米的种植，对于提高粮食亩产量、增加粮食总产量起到了革命性作用。P193

我在大学读的是历史系，接着又读了明史专业研究生，但真正开始史学研究，却是在研究生毕业十多年之后。“四清”、“文革”耗去了宝贵的青春年华；待到科学的春天来临时，已年届“不惑”，为了把失去的时光夺回来，便夜以继日、拼着命地搞起研究。因此虽然赋性鲁钝，但经过将近三十年的笔耕，竟然也结下一些果实，今天藉《文库》的出版，挑选三十余篇，结集于其中。

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我科研写作的第一个丰收期。那时真可谓专心致志，心无旁骛，精力旺盛，文思涌动，现在回想起来，都有一种喜悦感。从1992年夏至2000年底，组织调我作党政管理工作。在这八年的日子里，科研只能忙里偷闲、零敲碎打地在夜晚和假日进行，虽有收获，但非高产。2000年底，从党政管理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又得以把主要精力集中于科研，不仅可以写些文章，而且有了主持重要课题研究的时间保障。如今虽已步人暮年，但自觉壮心不已，心气未衰，但愿苍天假我时日，以求在明史研究上再做出一些成绩来。

这个集子共选录了三十六篇文章，按内容可以分为五组。对于它们在学术上的优劣成败，只能由专家和读者评判，不好自卖自夸。这里只对其主要内容和写作情况稍作介绍。

第一组十篇，大体属于明代社会经济史方面的文章。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研究是认识一个社会或时代的基础。在明代乃至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缙绅(或官绅)阶层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体，对经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很有深入研究之必要。这一组中的几篇文章，都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到了20世纪末，我的研究兴趣由社会阶级结构伸展到对整个明代社会发展状态和走向的探讨，提出“明后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起点”的观点，对中国历史“停滞论”予以反驳。这一组中的另外几篇文章，就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其中有的则是我主持正在进行的《16至17世纪中国社会研究》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第二组九篇，大体属于明代政治史方面的文章。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高度成熟期，其后期又开始起步向近代社会转型，因此明代政治既是中国封建政治的典型形态，又萌生出一些新的因素。人们在评论明代政治时，往往强调的是它的封建专制主义空前发展、严刑酷法和腐败，似乎漆黑一团。殊不知，历史是不断发展的。即使是对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大明律》和《大诰》也应持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它们固然强化了皇权和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但与《唐律》相比，通过科罪轻重的变化，在许多方面都反映了时代的进步；同时它们重点惩治贪官污吏、害民豪强，而对平民百姓则多有宽宥。收录在这里的关于明初政治和明代法律制度的文章，基本反映了我这样的研究心得．其他文章则对明代礼仪制度、宗藩制度、宗族关系、内阁、党争、外患等问题作了论述。

第三组十二篇，大体属于明代思想文化的文章。它们着重论述了明代的阳明心学、实学思潮、启蒙思潮，并对一些思想家作了专题研究。在研究中，注重把对思想文化的研究与对社会经济政治的研究相结合，把对社会思潮的宏观研究与对思想家的个案研究相结合。1982年，我在《晚明心学的没落与实学思潮的兴起》一文中，较早提出了明清“实学思潮”的命题，引起学术界的重视。1985年，陈鼓应、辛冠洁邀请三十多位专家编写《明清实学思潮史》，至1989年出版，还成立了实学研究会，一时间实学研究煞是火爆；随之也出现了不同意见的争鸣。我在此后的研究中，对于明初朱学、阳明心学、实学思潮、启蒙思潮之间的关系，对于明代思想文化的演变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更清晰的理解，这些新的思索在《传统与启蒙》一文中得到反映。该文是为《明代文化研究》写的序言，篇幅不长，却比较扼要、完整地表述了我对明代社会思想发展轨迹的最新认识。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曾经对明代农民起义作过一些研究。这次选编文集，只收录了两篇相关文章。这两篇文章中介绍的《杨文弱先生集》和《圣教人川记》，不仅是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的重要历史文献，而且对文化史的研究也有重要学术价值。在“文革”以前，农民战争问题曾是史学研究的“五朵金花”之一；现在遭遇冷落。其实农业和农民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根本问题，当然其内涵非常广泛，并非仅仅局限于农民起义。在新世纪里，史学家们对于历史上的农业和农民的研究理应作出新的贡献。

吴晗先生是我读研究生时的导师。他不仅教我知识，而且金针度人，传授治学方法和严谨学风，为我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坚实基础．饮水思源。当今日自选文集、清点成果之时，先生的教诲又回响在耳际。为了表达对先生的缅怀与感激，将有关先生的三篇短文也收录在这个集子之中。

以上每组文章，均按发表时间先后为序排列。文章皆保持原貌，只是对个别表述不够清晰、提法不够准确的字句做了改正，同时更正了错别字及引文中的差错。有的文章之间，对某个问题的提法或许有不完全相同之感，此乃由于文章发表时间跨度较长，对所论问题逐步深化，或者着眼角度不同所致。

恩格斯说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史学研究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相对于跌宕起伏、色彩斑斓的明代历史，我的研究成果仅为一孔之见。即使如此，也难免出现差错，还望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教。

张显清

2004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