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产物，同时，政党又是现代政治运作的核心力量；现代民主政治通过政党得以运行和展开，同时，现代政党只有在运作现代民主中才能掌握权力、实现执政。政党与现代政治和现代民主之间的内在关系，决定了任何执政的政党，要实现合法和有效的执政，关键不在自身的意志与决心，而在对政党、围家和社会三者关系的驾驭与把握。所以，政党的执政都必须以现代政治逻辑为基础。所谓的执政逻辑，就是从现代政治逻辑出发，对政党执政的内在规定性作一般分析与把握。

编前语  刘建军 陈超群/(1)

政党研究

执政的逻辑：政党、国家与社会  林尚立/(1)

一党执政与现代民主的契合  刘建军/(18)

社会转型与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制度的创新  郑长忠/(31)

作为政权党的自民党  猪口孝著 郭定平译/(44)

政党国家的兴起：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国家建设  刘晔/(65)

民族与国家

民族国家与国家构建：一个理论综述  杨雪冬/(84)

国家形成与国族建设的若干向度  施泰因·罗肯著 胡位钧译 陈尧校/(108)

从“文化民族”到“民族文化”  董亚炜/(137)

中国国家建设研究

国家政权建设与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迁  郭圣莉/(149)

政治强制性变迁的限度：大跃进时期企业中的经济民主问题

——以兴中造船厂为个案   桂勇 吕大乐 邹曼/(165)

政治思潮

民国政治学简论  王向民/(184)

徘徊于革命与反动之间：中国政治浪漫主义初探  陈周旺/(208)

挑战男权传统：来自女性主义者的声音  诸慧/(222)

理论与方法

试论政治学的方法论和基本理论问题  陈其人/(232)

政治知识：在经验与规范之间  何历宇/(244)

古希腊政治哲学的闭合

——一种历史与社会的解释框架  陈玉聃/(256)

新时代的政治

——政治生态理论界说  刘京希/(266)

现代科技革命背景下非国家形态民主的发展  孙力 翟桂萍/(282)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但是，人不是直接依据天然本性，而是依据人与自然、社会互动所获得的解放程度来安排自己的政治生活。人的解放程度，决定着人在社会中的自主空间以及与公共权力的关系，进而决定现实的政治逻辑。因而，虽然我们也许能够用一句话来概括人类政治生活的本质，但是，我们不能用一种政治逻辑来分析人类的政治文明。

人是政治生活的主体，社会是形成政治生活的基本空间，而公共权力则是政治生活展开的轴心。所谓的政治逻辑，就是公共权力在一定社会基础上形成和运作的内在原则。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种内在原则，不是来自公共权力本身，而是来自决定公共权力的现实的社会交往关系。所以，在人类政治发展过程中，有古今政治逻辑的差别。

马克思认为，古今政治逻辑的差别，不体现在政体形式上，而是体现在公共权力的形成和运作上。产生这种差异的直接动力，则来自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人的发展与解放，即摆脱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的“独立的个人”的出现，而这种“独立的个人”的现实基础，就是“个人的所有权”抛弃了传统的“共同体”外观，而成为纯粹的而神圣的个人所有。独立的个人的出现，必然导致社会交往方式的变化，从而决定公共权力形成和运作的内在逻辑的变化。现代国家正是在这样的独立个人和新型的交往关系基础上确立的，它与“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生活完全同一”的古代国家的最大差别在于：国家本身从现实社会中抽象出来，从而与社会形成二元的存在关系，即“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国家的抽象与独立，实质上意味着原先作为国家内容而存在的社会，将作为相对独立于国家之外并决定国家的力量而存在。于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逻辑关系，在国家从社会中抽象出来的同时，也就完全颠倒了过来，从而形成了以社会决定国家为前提的现代的政冶逻辑。  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决定现代政治逻辑。在国家全面包容社会基础上形成的古典政治逻辑中，作为最能体现国家权力统治的君主统治，就自然成为政治生活主角；然而，在社会决定国家的现代政治逻辑中，民众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参与的主要组织形式——政党，就自然成为政治生活的主角。美国研究政党问题专家理查德·S·卡茨指出：“现代民主是政党民主，在西方看来，作为民主政体基础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实践都由政党所创造，没有政党，一切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作为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形态的政党执政，其执政的逻辑不能在政党本身中找，而应该在现代政治逻辑中找。从根本上讲，在现代国家中，政党执政的逻辑是与现代政治逻辑相适应的。作为超越资本主义社会而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以进一步实现人的解放为使命，所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价值追求，就是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依然在现代政治逻辑上展开，它的进步体现在决定国家的这种社会，不是以独立的、分散的个人利益为主体取向的社会，而是以在独立的个人利益基础上整合出的民众根本利益为取向的社会。正是这种进步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政党执政的价值取向与资本主义国家有根本的不同。

P1-P2

政党政治或许是20世纪政治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中国学者王长江在《现代政党执政规律》一书中说：到19世纪末，政党在其中活动的国家仍然是屈指可数，而到20世纪末，屈指可数的反倒是没有政党存在的国家。1835年，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其出版的成名之作《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还曾经说道：政党是自由政府的固有灾祸，它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同样的性质和同样的本性。在托克维尔看来，无论是行为比较高尚、激情比较严肃、信念比较现实、举止比较爽快和勇敢、把私人利益巧妙地掩盖在公共利益面纱之下的“大党”，还是言辞激烈、行动优柔寡断、带有自私自利烙印的“小党”，对于自由社会来说，都是潜在的威胁。“大党”激荡社会，“小党”骚扰社会。前者使社会分裂，后者使社会败坏。前者有时因打乱社会秩序而拯救了社会，后者总是使社会紊乱而对社会毫无补益。托克维尔对政党的看法代表了19世纪人们一种普遍的看法，即政党作为部分人利益的代表者，不是在展示一种崇高的政治道德，反而总是在颠覆政治生活中的普遍与永恒。但是，20世纪的人类政治却使政党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以至于美国政治学者莱斯利·里普森就认为：政党制度可能是现代人对政治艺术的最大贡献。

把政党和政党制度视为是现代人对政治艺术的最大贡献与重要政治发明，或许是对人类理性能力的一种过高估价。实际上，与工业化并驾齐驱的社会进程才是政党出现的重要原因。工业化所推动的社会进程导致了选民的壮大，大规模的民主化，进一步导致了体现选民和利益的正式组织的发展。反过来，选举制度又使潜伏在政党组织中的“流氓”气息和派系色彩渐渐淡化，选举制度不仅净化了政党的身躯与灵魂，而且还使政党不得不服膺于现代民主制度的逻辑。一旦政党服从于现代民主制度的逻辑，也就获得了在现代政治框架中进行活动的正当性，政党激起民众的政治激情并以此控制政府，就变得顺理成章了。因此，如果把政党视为是一种政治艺术的缔造者和驾驭者，还不能从根本上来把握政党的内核。从政党与国家或政府的关系来看，政党体现了现代人独创的一种政治艺术或许还是言之有据的。但是，如果把政党作为现代民主制度的组成部分，如果把政党的生命与选举制度联系起来，我们会发现政党就会在纯净的政治空气中经受现代民主的洗礼，逐渐脱离道德批判的政治视野，进而在陈旧的肉体中被注入崭新的灵魂，从而获得新生。当人们开始用“执政”这个词形容现代政治的活动和目标时，千万不要忘记执政不仅仅是控制政府、煽动选民的政治艺术，更是在服从于选举制度和民主要求这一前提下，对崇高的政治价值的落实和实践。如果脱离了现代民主的要求，如果把执政视为是控制性政治艺术的试验场，那么我们就无法超越托克维尔对政党的讨伐，也无法确立政党活动的正当性。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围绕政党而确立起来的执政体系。第一，政党通过选举制度确立了联结社会、代表社会和服务社会的政治角色。第二，政党通过合法化的途径，依靠组织的力量奠定了国家权力的控制者并驾驭着这一政治角色。第三，政党通过意识形态的创造不断为社会注入政治激情。政党是现代社会政治激情的注入者和激发者。

首先，政党只有把自身的利益投身于社会之中，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从早期政党向现代政党的转化。因此，选举制度不仅仅是拓展了政党活动领域，而且还为政党获得新生提供了制度保障。我们知道，早期政党的活动只局限于议会和政府内部，如果政党仅仅停留在这一层次上，那么政党往往会被等同于国家公共权力的窃取者。但是，现代选举制度架起了政党与社会相联结的纽带。所以，在代议制政府的一切体制中，政党成为间接的代表机制。代表的源头和母体不是政党或政客自身，而是社会。不管是社会的整体还是部分，只要能借助选举制度的洗礼，把政党的生命投放于社会的规定性中，我们就断言政党开始突破对执政的“技治主义”的理解，使执政从一种人为控制的政治艺术转化为一种政治价值的落实与实践了。  其次，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是强化现代执政体系艺术化色彩的重要维度。国家权力的制度化安排不过是一张空白的纸，它需要政党在这张纸上描绘出美丽的图画。这也就是英国詹姆斯·布赖斯所说的：政党就是国家这座工厂中的发电机，只有当政党这台发电机开发马力之后，机器才能运转，工厂才能进入永不停息的运作轨道。所以人们习惯于把政党组织称之为“机器”，这是一台坚固而有效率的机器。如果这架机器运作得当，可以提供给那些以“政治”为职业的、并在选举时出力的人以各种职位。只有通过政党给予国家机器以“政治能源”，现代国家才能运转起来。于是，我们便会看到政党控制国家的种种技巧与手段。政党无论是作为公开性的力量还是隐蔽性的力量，国家权力舞台成为政党施展执政艺术的重要场所。从体制外的控制到体制内的任命，从国家权力部门的构成到运作体系的构建，无不渗透着政党的影子。政党因有效控制国家权力，向世人不断展示着政治胜利者的姿态，甚至在有的国家，国家黯淡无光，政党熠熠夺目。控制国家展示了政党最原始的政治期望。

最后，政党作为意识形态的创造者，不断把在市场化轨道上运转的社会重新拉回到政治的轨道上来。政党所具有的天然吸引力就在于它能够不断煽动民众重新回归政治生活。就是在现代民主制度下，政党可能围绕社会分化、观念和意识形态而组织起来，也可能努力成为“杂牌”党派，在原则上对每一个人都有吸引力。当大多数人沉溺于市民社会之中而丧失政治热情的时候，当大多数人陷入政治选择的饥渴和焦虑的时候，政党充当了唤醒人们政治热情的重要力量，而且它凭借意识形态的召唤力而减弱了人们政治选择中的焦虑与彷徨。政治的特性在于理性与激情的平衡，政党借助定期举行的选举活动和政党领导人上帝般的教诲和鼓动，把默默无闻的人变成公众人物。没有了政党，政治空气可能会变得洁净而清新，但也可能因此而丧失激情。丧失了激情的政治生活也就变得索然无味。政党之所以长盛不衰，或者在衰败之后能够重新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与政治对激情的天然需求有关。

在本期的政治学评论中，我们针对执政党研究这一主题，安排了五篇文章：

林尚立在《执政的逻辑：政党、国家与社会》一文中认为，作为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形态的政党执政，其执政的逻辑不能在政党本身中找，而应该在现代政治逻辑中找。从根本上讲，在现代国家中，政党执政的逻辑是与现代政治逻辑相适应的。这是林文立足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林尚立教授从合法性、有效性、组织化与制度化、创造力、整合力五个方面，对现代执政体系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该文对执政的合法性资源的探讨，对执政有效性的研究，对政党生命力的思考，都是富有成效的。最后作者对政党在全球化时代的变革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判断：如果说进入20世纪，普选制全面展开所带来的大众民主使现代政党经历一场大的变革和发展，那么进入21世纪，全球化所带来的国家与社会之间边界的变化也将使现代政党经历一场更为深刻的变革与发展。人类现代化发展使社会积累起了突破“国家奴役”的力量，而人类的全球化时代的全面到来则使社会有了突破“国家奴役”的实际空间。政党必须在社会突破国家奴役的新空间中重新寻找自身的政治定位，才能从根本上回应全球化对现代执政体系的挑战。

刘建军在《一党执政与现代民主的契合》一文中，对西方政治学学者提出的“一党执政体系与现代民主是没有共融性”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刘文认为，这是基于西方政治传统和政治思想而作出的判断。作者在对这一判断提出质疑的基础上，以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作为分析框架，提出一党执政是基于社会的规定性而建立起来的。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模式决定着政党体制的模式。作者认为，政党与社会的关系的三种基本模式是党治模式、父爱主义模式和整治市场模式。在父爱主义的模式中，一党执政与现代民主相契合的空间是存在的。西方学者之所以认为一党执政体系与现代民主没有共融性，是因为他们只关注了交易型执政党和官僚型执政党这两种类型，而忽视了对保姆型执政党的研究。该文提出，一党执政体系与现代民主有内在的契合之处，这一契合是建立在道德主义的政治传统、好政党主义和好政府主义这三大基础之上的。最后作者提出执政党借助现代制度获取执政权、拥有党内外监督力量和实行宪政是在一党执政体系中开辟现代民主之路的途径。

如果把林尚立和刘建军的文章视为是对执政党理论的探讨，那么其余三篇文章则对日本的自民党、中国近代政党国家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进行了各具特色的研究。

由郭定平教授翻译、日本著名政治学家猪口孝撰写的《作为政权党的自民党》一文明确区分了自民党的三种作用，即作为政策担当者的自民党、作为组织管理者的自民党和作为社会利益代表者的自民党。以自民党的这三重性格为框架，作者探讨了自民党能够长期执政和以自民党为轴心的政治体制与日本经济腾飞时期刚好一致的原因。

刘晔在《政党国家的兴起：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国家建设》一文中认为，中国现代化早期的首要政治任务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但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建设存在两重政治困境：一是推动整个社会发展的终极精神缺失；二是国家建设的主导社会力量缺失。如何应对这种政治困境是完成国家建设历史使命的核心命题。在晚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国家建设中，知识分子、军队与农民是三个最重要的社会集团。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是在知识分子的主导下完成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士人政治”形态中形成了“超越”与“介入”的政治文化传统，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的压力强化了这种传统，并促使他们成为近代中国国家建设的主导力量。知识分子运用政治的力量完成了国家建设所需的信仰重塑与组织重建工作。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兴起，知识分子逐渐向知识一政治精英转化，并且选择了社会主义作为国家建设的共同信仰，选择了共产党作为国家建设的领导力量，实现了与农民等其他阶级的联合，最终完成了国家建设与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使命。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介入政党政治、建立新的意识形态并实现与农民的结合以完成国家建设的社会历史原因。

郑长忠在《社会转型与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制度的创新》一文中，提出社会转型带来的干部腐败等问题直接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和执政效能，表现得最直接和最激烈的是基层党组织陷入困境。为了摆脱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的压力，很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通过发扬党内民主，进而推动人民民主发展来获得解决。推动党内民主制度创新的根本动力，则来源于在党、国家和社会互动过程中，社会转型为执政党所带来的压力和党组织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内在诉求之间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