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研究领域大大地扩展了,研究革命、研究政治为主转向了研究这个社会，本书精选了《历史研究》创刊以来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优秀研究论文，内容涵盖了孙中山革命思想、近代史分期问题、金田起义、戊戌时代的思想解放、近代商会的法人社团性质，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价值。

《历史研究》是中共中央“中国历史问题委员会”倡议创办的历史学专业刊物、1954年2月在北京创刊。毛泽东同志就创办《历史研究》首次提出以“百家争鸣”为方针研究历史。郭沫若直接领导了编委会和编辑部的组建工作。第一届编委会成员有郭沫若、尹达、白寿彝、向达、吕振羽、杜国庠、吴晗、季羡林、侯外庐、胡绳、范文澜、陈垣、陈寅恪、夏鼐、嵇文甫、汤用彤、刘大年、翦伯赞。历任主编有尹达、黎澍、庞朴、徐宗勉、田居俭、宋德金、李新达、张亦工等。  《历史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双月刊。主要栏目：专题研究、理论与方法、史家与史学、讨论与评议、书评、读史札记、学术述评、国外新书评介、读者来信等。  《历史研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权威历史专业期刊，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部分论文由《中国社会科学》 (英文版)翻译介绍到国外。

1954～1979年

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 胡 绳 /1

金田起义事实考 罗尔纲 /13

中日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近代工业 孙毓棠 /29

关于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真伪问题的再商榷 金毓黻 /76

戊戌时代的思想解放 戴逸 /84

论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兴中会的成立 金冲及胡绳武 /107

鸦片战后十年间银贵钱贱波动下的中国经济与阶级关系  彭泽益 /121

从轮船招商局看洋务派经济活动的历史作用 汪 熙 /164

中国近代史诸问题 刘大年 /208

十九世纪外国在华银行势力的扩张及其对中国通商口岸金融市场的控制 汪敬虞 /249

1981～1989年

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  李时岳 /289

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   陈旭麓 /305

西学输入和中国传统文化 叶晓青 /331

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分期问题  李 新 /359

鸦片战争时期的中英兵力  茅海建 /372

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内市场 吴承明 /400

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章开沅 /419

失败者的探索

 ——1913～1915年间关于中国如何实现民主政治的讨论 徐宗勉 /435

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 张海鹏 /469

第一届国会的建立及阶级结构  张亦工 /493

近代中国文化结构的变化   龚书铎 /517

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文化到近代新学 冯天瑜 /535

革命派、改良派的离合与清末民初政局 林增平 /561

“中山舰事件”之谜 杨天石 /582

过渡特征与中国近代社会形态 马敏 /604

1990～2004年

美国与1945年的中苏会谈 吴景平 /623

近代商会的法人社团性质 虞和平 /646

从总税务司职位的争夺看中国近代海关的作用

陈诗启 /666

“中体西用”论在戊戌维新时期的嬗变 丁伟志 /685

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  王建朗 /713

戊戌政变前后的康有为   邝兆江 /731

思想观念与社会角色的错位：戊戌前后湖南新旧之争再思

 ——侧重王先谦与叶德辉   罗志田 /75l

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   桑兵 /794

解读《辟韩》

 ——兼论戊戌时期严复与李鸿章张之洞之关系王宪明 /829

战后国民党对共政策的重要转折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再研究   汪朝光 /852

东北问题与四平决战    邓 野 /882

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

 ——20世纪30年代一例劳资纠纷的个案分析王奇生 /918

“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

 ——《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 章 清 /950

道德话语：1900～1901年对北京的劫掠 [美]何伟亚 /992

晚清华北村镇人口 王庆成 /1016

编后记 /1050

要解决分期的问题必先确定划分时期的标准，这也就要确定，我们在叙述中国近代史时，主要的任务是在说明什么，以什么来做基本的线索。

可否拿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形态做划分时期的标准呢?例如说，拿西欧各国尚未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时作一个时期，而在进入帝国主义后作为另一时期?——这样做是不恰当的。诚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中国社会历史进程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当我们考察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时不仅要注意外国势力怎样来侵略，而且更重要的是注意中国民族对于外国势力的侵略表现了怎样的反应。几乎只看到侵略的那一面，而看不到或不重视对侵略的反应这一面，正是历来资产阶级观点的近代史著作中的主要缺点之一。

可否单纯用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准呢?那样也是不完全恰当的。中国近代历史中，随着生产力方面的变化，生产关系是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基础。但是上层建筑的变化并不是亦步亦趋地随着基础的变化。特别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种过渡性的社会，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的变化要比基础的变化更为激烈一些。因而如果我们不是全面地考察当时社会的基础与上层建筑，我们就不可能恰当地进行分期。 P4

民权、平等思想的提倡和传播，蔑视了封建纲常伦理的权威，削弱了它支配意识形态一切领域的地位，使中国文化结构的核心发生了变化。尽管封建纲常伦理观念还浓厚地存在着，但资产阶级的民权、平等思想却越来越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哲学、法学、政治理论、教育、史学、文艺、习俗等等，逐渐地以民权、平等为指导思想，并为宣传这种思想服务。文化内在结构的这一质的变化，是近代文化不同于古代文化的一个根本点。

再次是文化的部门结构的变化。部门文化的变化，也是近代文化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封建社会是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文化思想在这个基础上产生而又与之相适应，文化的部门分类较粗而简。而在近代社会，不仅文化思潮发生变化，文化的部门分类也发生了变化。文化部门分类的变化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原有学科内容、体系的变革，一是新领域、新学科的兴起和发展。下面分门别类就变化的情况作概略的叙述：

哲学。进化论的传播是对传统儒学的一大冲击。尼采、叔本华、康德等的哲学也陆续在介绍、传播。而对中外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是新的探索和扩展。人们不仅用进化论的观点来论述中国哲学思想的历史变迁，而且已经系统地介绍西方哲学史，如《希腊古代哲学史概论》。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哲学理论的著述也已出现，侯生编撰的《哲学概论》就是这样一部作品。书中的阐述今天看来难免会感到浮浅以至谬误，但在清末出现诸如认识论、实在论等概念和探讨一些重要哲学原理都是很新颖的。

法学。在民权、平等思潮的影响下，清末对西方资产阶级法学的介绍和研究掀起了一个热潮，从法律定义、法学源流、世界五大法系到国际法、刑法、民法、行政法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而沈家本则试图以资产阶级法律来改革中国的封建法律，成为近代法理学的启蒙思想家。P524

这本集子所收的41篇文章，是从《历史研究》杂志创刊以来所载中国近代文章中选录的。选录的角度是学术史，即体现中国近代历史研究在这五十年中的变化和发展。仅仅依据这些文章当然不足以对这段时间内的研究状况作出全面评价，但从中多少可以看出它所发生的变化。

五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研究领域大大地扩展了，研究革命、研究政治为主转向研究这个社会(包括社会心理)；研究的重点、焦点变化了，不再局限于“三次高潮”、“八大事件”，而是随着研究者们的意趣和研究本身的需要的转移而转移，过去曾是历久不衰的热门，现已趋于正常，有的甚至成为冷门；研究方法与角度也变了，通过研究实践的拓展和对方法论的探索，“跨学科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如今运用其他社会、人文科学的方法、学理，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层面来考察、诠释历史现象，在近代史研究领域已不是罕见的做法。至于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虽无改变，但它已不复是死板的教条和公式，而是可以有研究者按照研究工作实际自如运用的一种理论指南。不仅如此，作为一种历史哲学，唯物史观真神的是非、得失已是可以讨论的，而不是不容置疑、不容讨论的了。

总之，曾经使人感到单调、枯燥的中国近代史，已变得较为有血有肉、丰富多样。它让人们看到的史实和真相更多更细，它对历史的解读也更真实更完整了。不用说，这种变化是一种进步。

这种变化和进步是“文革”结束后不久即80年代初开始的。

“文革”前，中国近代史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为革命、为无产阶级政治、为当前斗争服务；二是有一个统一的以“三次革命高潮”论为核心的研究框架，也就是亦工同志所说的“传统规范”，那时的近代史研究都是遵循这个规范进行的，出不了这个框架。这样的研究宗旨和研究规范构成了一个政治化的史学模式。这种模式来自中国革命的需要和毛泽东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理论，因而很自然地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近代史工作者的普遍认同，成为开展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巨大动力。史学本是现实的产物，史学家要“通古今之变”，就不能知古而不知今。强调为现实政治服务在当时也有助于引导历史研究者关注现实，重视中国的昨天与今天的联系。至于“传统规范”对于推动人们运用唯物史观去考察近代中国的社会阶级关系、政治斗争和革命运动的兴亡起伏，揭示其历史过程的规律性更是起了重要作用。这样的中国近代史确实提高了人们对中国革命的认识，鼓舞了人民的爱国主义和革命精神。

然而，就在人们努力为革命研究历史时，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广大人民的最大需要已不再是革命——因为革命业已胜利，人民政权已经建立——而是建设，首先是经济建设，同时还有文化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建设是一个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长期任务。它所要求于近代史研究的远比革命所要求的要多得多，也复杂得多。相对于此，为革命、为当前斗争研究历史就变得过于狭窄，也过于急功近利了。这样，原先推动研究的上述那种模式就会渐渐变为对研究的一种束缚和限制。“文革”前人们对近代史实际上成为政治史、革命史已有所不满；对个别历史事件(如洋务运动)的评估也出现了分歧，只是这种不满和分歧还没有发展到向现有的研究模式挑战的程度。我以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和缺乏学术自由的环境有关。

1953年，毛泽东就创办《历史研究》杂志一事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所谓“百家争鸣”，就是学术问题可以自由研究，自由讨论，也就是学术自由。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规定“保障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尽管当时就大力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1954年创办的《历史研究》还是在第1、2期接连发表了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陈寅恪的两篇文章，这正是体现了学术自由的精神。这种情况使历史学界受到了鼓舞，思想大大活跃起来，在两年内就围绕几个重大历史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以后，毛泽东的“左”倾错误越来越严重，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一时被指摘为代表资产阶级猖狂进攻，一时又被紧急动员起来去打退所谓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1961年前后，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学术空气一度活跃。但为时不久，又因阶级斗争再次被强调，学术讨论也再次为政治批判所代替。”在这样的环境里，任何学术研究都难以正常进行，中国近代史研究要想有志创新和发展当然是不可能的了。

“文革”结束以后，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人们大大解放了思想，开始用理性的眼光去观察一切。凡是有头脑的人都不免要回过头去，对自己过去的认识包括那些自己坚信不移的东西进行一番审视，从中得出新的认识。正是在这股思潮的激荡下，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很快出现了一系列争论和讨论，其中最引人注目、也最有意义的是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不少有影响的历史学家都参加了这场讨论或就这个问题表了态。他们各有各的主张，也各有各的道理。这些主张和道理也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某一方面的本质或特征。因此，讨论只能不了了之，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然而，没有结果正是一个重要的结果，这就是宣告“文革”前那种研究模式的一统局面已不再存在，从此研究者可以自行其是，即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研究的方法和模式。于是，中国近代史就有了今天这样颇有生气的新局面。

今天的研究状况当然也有令人不满意、不满足的地方，新的探索也会带来新的问题，还需要继续努力，不断前进。不过有两点应该肯定：一是研究者能够自主自由地推进自己的研究，不用害怕因为自己的独特见解而招来“反马克思主义”、“反革命”一类政治罪名。也就是说，现在有了学术自由。二是研究者已不再有必须直接为当前斗争服务的压力。历史学为现实服务的唯一途径，就是提供真实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智慧，因之研究历史的根本任务就是求真。只有求真才有可能致用，而且只要求得了“真”，也就一定有用，今天用不上，未来什么时候也会用上。“历史学家的主要职责是求真”，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

上面说的这两点是“文革”时期所没有的，而今天却有了或基本上有了，这是中国近代史五十年来所有变化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变化，是这门学科整体性的质的进步。为了中国近代史研究未来的进一步繁荣发展，我们就要维护种种进步，坚持它，加强它，把它做得更好。

徐宗勉

《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最早创办的哲学社会科学刊物之一。半个世纪以来，《历史研究》共发表文章约4000篇，集中代表和反映了新中国几代史学工作者的成果结晶，作者涵括从郭沫若等20世纪上半叶即已名扬天下的史学巨匠，直至新世纪方始崭露头角的学界新秀，体现了五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研究发展的最高水平及演进路向。因此，从学术史发展与演变的意义来讲，《历史研究》的五十年，也即是新中国史学发展的缩影。为此，我们选编了这套丛书，以纪念《历史研究》创刊五十周年。限于篇幅，众多精彩文章只能割爱。“文革”期间发表的文章不在入选之列。

全套丛书共分6卷10册，各卷题名及选编者分别为：

理论与方法

2册，王和

近代中国

2册，马忠文

社会史

1册，仲伟民

冷战史

1册，姚玉民

二十世纪史学回顾

3册，宋超

书评

l册，徐思彦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只对个别错漏之处做了必要的修正，不同时期的编辑规范差异甚大，变化较多，这亦是学术发展变化之一角，故一仍其旧。

庞朴先生为本套丛书题写书名，徐宗勉先生、田居俭先生、宋德金先生、章百家先生在百忙之中欣然为本套丛书作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谢寿光社长慨然将丛书纳入出版计划，杨群先生、宋月华女士为丛书的出版出谋划策，辛勤编校；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薛超玉女士、孔雅君女士、曹雪燕女士、倪琳女士负责书稿的校对工作；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图书馆郑宪生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闵杰先生不厌其烦，提供各期杂志；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王世杰先生承担了全部复印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香港金城营造王锦辉慈善教育基金会及金城营造集团行政总裁王国强先生，没有基金会及王国强先生的大力资助，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的设想今天也许仍然是一纸计划而已。

《历史研究》编辑部

  200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