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分上下两册。上册是“本体论研究”，其内容主要涉及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性与长期延续原因问题，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与起源理论问题，历史创造者和历史动力问题，历史规律问题等等。在一定意义上，本册内容不仅反映了中国史学半个世纪以来走过的发展道路，同时也是那段逝去岁月的总体时代掠影。下册是“本体论研究”，其收录的论文大多发表于80年代，内容基本上是对于历史认识论中主客体关系问题的讨论以及其他属于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内容，他们的观点深度至今还无人能超越。

《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最早创办的哲学社会科学刊物之一。半个世纪以来，《历史研究》共发表文章约4000篇，集中代表和反映了新中国几代史学工作者的成果结晶，作者涵括从郭沫若等20世纪中叶即已名扬天下的史学巨匠，直至新世纪方始崭露头角的学界新秀，体现了五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研究发展的最高水平及演进路向。因此，从学术史发展与演变的意义来讲，《历史研究》的五十年，也即是新中国史学发展的缩影。为此，我们选编了这套丛书，以纪念《历史研究》创刊五十周年。  《历史研究》是中共中央“中国历史问题委员会”倡议创办的历史学专业刊物、1954年2月在北京创刊。毛泽东同志就创办《历史研究》首次提出以“百家争鸣”为方针研究历史。郭沫若直接领导了编委会和编辑部的组建工作。第一届编委会成员有郭沫若、尹达、白寿彝、向达、吕振羽、杜国庠、吴晗、季羡林、侯外庐、胡绳、范文澜、陈垣、陈寅恪、夏鼐、嵇文甫、汤用彤、刘大年、翦伯赞。历任主编有尹达、黎澍、庞朴、徐宗勉、田居俭、宋德金、李新达、张亦工等。  《历史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双月刊。主要栏目：专题研究、理论与方法、史家与史学、讨论与评议、书评、读史札记、学术述评、国外新书评介、读者来信等。  《历史研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权威历史专业期刊，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部分论文由《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翻译介绍到国外。

与范文澜同志论划分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标准问题 吴大琨／1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关键何在? 日知／15

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上) 金景芳／33

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下) 金景芳／48

怎样理解郭沫若同志的古代史分期学说

——兼评金景芳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 侯绍庄／70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分歧的原因何在? 王思治／93

关于奴隶制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商讨 沈长云／108

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述评 张分田 张荣明 执笔／123

论中国古史的氏族时代

 ——应用长时段理论的一个考察 晁福林／150

中西封建专制制度的比较研究 庞卓恒／170

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 刘昶／187

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性与长期延续原因 刘修明／208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革命战争问题的讨论 史绍宾／224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性质的商榷 白寿彝／236

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及其增长 尚钺／249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 黎澍／306

对黎澍同志《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一文的几点意见 韩大成／345

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问题的检讨 马克垚／369

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 李伯重／390

略论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与终极原因的内在联系 罗荣渠／410

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 黎澍／432

关于《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的信——致黎澍同志 吴江／448

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兼与黎澍同志商榷 郭瑞祥／454

历史的创造者和创造历史的动力——答祝伟坡同志 黎澍／468

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 徐思彦 整理／474

说“合力”  刘大年／48l

“合力”辨——兼与刘大年同志商榷 吴廷嘉／490

《说“合力”》质疑 陈孔立 施伟青／507

“终极原因”与“相互作用” 李振宏／515

试论历史规律 王和 周舵／539

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再认识笔谈 何兆武等／565

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设高潮

 ——为《历史研究》发刊而作 郭沫若／607

提倡不同学派平等地讨论问题 本刊评论员／612

批判胡适的多元历史观 嵇文甫／617

评胡适的历史学成就及其理论和方法 耿云志／627

批判的历史精神——胡适历史哲学思想初探 闻继宁／651

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宁可／669

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 尚钺／728

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的要求 黎澍／776

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 蒋大椿／794

弘扬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与蒋大椿先生商榷 吴英 庞卓恒／830

什么是历史科学理论——历史科学理论学科建设探讨之一 宁可／868

历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 庞卓恒／880

要重视和加强史学方法论研究 吴延嘉／897

史学理论的层次模式和史学多元化 李开元／914

论历史研究的对象 刘大年／929

历史认识的相对性 赵轶峰／961

历史认识对象的特点 王正平／978

论史家主体意识 李振宏／992

论史学主体认识的一致性 李林／1018

当代历史认识论的反省与重建 赵吉惠／1039

关于历史认识论的几点思考 张耕华／1059

历史认识：主体意识和主体的创造性 于沛／1081

再评五种生产方式说 胡钟达／1097

论五种生产方式理论的形成 项观奇／1125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更替理论是科学假说 朱本源／1147

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 罗荣渠／1172

20世纪的西方史学与当前的新取向——兼论中国史学的优势及前景 马雪萍／1199

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 王明珂／1222

编后记／1245

关于《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的信

——致黎澍同志

吴 江

黎澍同志：

大作《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已拜读。你的宏论我还是在一家文摘中偶然看到的，文摘当然简略得很，只得悉你又在向中外哲学家的某些“定论”挑战。读原文才知道你不同意提“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理由种种。你是历史学家，从具体历史研究经验出发所说的意见，自然受到人们的重视。对于你的见解，我在这里略陈述一二。

第一，析陈说，创新见，昌言无忌，敢于辨难，本是科学发展的正道，马克思主义科学也不例外。但话虽如此说，实行起来却颇难。你的争辩在我看来是很有分寸的，充其量不过是说“这一类的说明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而不涉及马克思主义本身。这还是中国古代经学家们释经的办法，不是于经本身有所驳难，不过于其义有所探颐索隐而已。不过这样有时也难免吃苦，异端邪说的棍帽中国古来就很多。马克思等人的著作我们有时也称“经典”，但这只是借用，含义是不同的。不记得是哪位(列宁?)这样说过，马克思主义首先要求人们把它当科学看待。就P448是说，首先要拿科学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既然是科学，对别人的“说明”(不管出自哪位权威或哪本教科书)自然可以发表不同的意见，就是对于该科学本身的某些内容、论断也可以商榷或提出新的见解。这是学者应有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同时是共产党员，行动和思想自当受党章党规的约束，在政治上(路线、方针、政策)、行动上同党的决定保持一致，但若涉及对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思想问题，即跨入科学的领域，那就另当别论，在这里必须允许讨论，允许各抒己见，允许提出不同的理解(是否正确是另一回事)。求同存异，政治所尚；立异求真，学术所贵。要把这两者恰当地协调起来。最近有同志又搬出恩格斯批评李卜克内西的那几句话：“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在德国党和德国社会主义科学之间哪怕是有一点不协调，都是莫大的不幸和耻辱。”这几句话对于我们也还是有益的。

中国历来不乏史学大家，如刘知几、郑樵、章学诚辈，但可惜都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使中国的史学成为科学。但人们或某些教科书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所作的“说明”和解释究竟如阿，这些“说明”是否符合原意，仍是可以讨论的。从前恩格斯就曾对某些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提出过批评。你所提的实际上还是个老问题，现在再翻出来深入讨论一番，我看未尝不可，而且有益。下面就转入本题。

第二，你所提属于考订，或者说辨正，是从两个你认为不正确的提法出发，一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一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你认为这两个提法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有可能把人民群众的作用同其他社会活动家(包括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等)的作用对立起来，片面看轻后者的作用，好象创造历史没有他们的份，或者误认为人民群众是一切历史的创造者或一切历史活动的主人(主人翁、主角)，等等。此种意见，大概为一部分治史者和社会科学家所共有。大家都承认P449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又觉得遇到种种既不符合史实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本意的简单化的论断，有些碍手碍脚，因此觉得有加以辨正的必要。我对此总的看法是：你所谈意见大都在理，治史者不能不首先尊重历史事实，但对上述两个不够确切的提法则不必苛责过甚。

人民群众的威力，诚如你所说，是连中国古代统治集团中的明智之士也多少认识到的。十八、十九世纪，西欧某些历史学家开始探索历史发展的动力，已接触到阶级斗争问题。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家梁启超倡言“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为“史的因果的秘密藏”，以此来纠正“治史者常常以少数大人物为全史骨干”的偏颇(见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孙中山先生的历史观虽然总的说来未超出英雄造时势的唯心观念，但他的“三种人”说也另辟生面。他认为，“世界上如果没有先知先觉，便没有发起人；如果没有后知后觉，便没有赞成人；如果没有不知不觉，便没有实行的人。”他强调第三种人的作用，说“第三种人是实行家。天下事业的进步，都是靠实行，所以世界上进步的责任，都在第三种人身上。”(《三民主义·民权主义》)这就是孙中山所以为孙中山。孙中山原先联络会党后来联合工农，实与此有关。这种说法已多少接触到了所谓伟大人物和广大人民群众都是历史创造者这种观点。当然，所有这些人都还没有发现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和条件究竟是什么。如此谈历史，还是“头白可期，汗青无日”，枝枝节节而已。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把这个“史的因果的秘密藏”算是真正揭开了，把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和条件指明了。这个历史观早为大家所熟知，本无须证引，但为易于说明问题，同时也为了证明你的“前提”说不错，《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话还值得抄引。该书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P450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页)有劳动，有物质生产，然后才有人类的历史，人们才能够“创造历史”。任何天才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如果光着屁股、饿着肚子，整天蹲在露天里，是决然创造不出“历史”来的。物质生产是创造历史的前提，是历史活动家的“舞台”，同时它本身也是最基本的历史活动，并有它自身的历史。当然，创造物质生产的历史也是有条件的，不是随意创造的，因为无论哪一代人所接受的生产力条件都是既成的。自从马克思的上述理论一出现，于是“劳动创造世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等说法乃大行。支持这类说法的，还有《神圣家族》中关于“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的论述及其他同类论述。

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活动为人类一切历史活动提供“前提”、“条件”、“基础”、“舞台”，因为没有这个基础，其他一切历史活动都谈不上；此外，在阶级社会中，人民群众对统治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也是直接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封建社会是农民群众的斗争；然后历史领导权落到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手里(这时资产阶级属于人民群众的范畴)；最后这个领导权又落到无产阶级的手里。这些在一定时期掌握历史领导权的阶级，群众可否看作是该时期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呢?我看是可以的。阶级斗争作为历史的动力当然主要表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这种作用有时以大规模反抗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则以“不知不觉的实行家”的活动方式表现出来。这里顺便提一下：你的文章中阶级斗争的概念似乎被“不同意向的冲突”的概念所代替了。

人人都参加历史的创造，但作用各有不同。如果没有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有人民群众的地方就一定有这种代表人物)，没有杰出的个人，没有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等，历史的面貌实难以想象，你们治史将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甚至弄到无史可治。试想中国古代如果没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中国古代历史P451的面貌会是这样的呢?中国思想界如果失一孔子，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面貌将会有另一些特征。中国共产党如果失一毛泽东，中共历史当然也还会是一部胜利的历史，但具体发展道路会大大不同了。大凡社会的发展水平愈低，文化愈低，少数统治者、特权者、大人物的作用将会愈突出、愈显赫，历史的进步从表面上看好象全得归功于他们。恩格斯所说在生产不发达的长时期内“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极少数特权者的事”，就是指的这种情况。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水平逐渐提高，文化逐渐发达，特别到了资本主义开始发展起来之后，过去不甚显露的东西就清晰地显露出来了：一个是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体的现象日益明显，此时任何大人物的活动如果脱离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将难获成功。拿破仑第三(路易·波拿巴)这个流氓无赖之所以成为“大人物”，极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保守农民的支持。另一个是人民群众队伍日益扩大。文化水平低下的时候，群众队伍一般限于体力劳动者，到了科学文化发达起来，知识和生产力愈来愈接近，广大脑力劳动者日益归人群众队伍。到了社会主义时代，群众队伍的扩大就更加明显了。

从以上几方面看来，恕我直说，你所批评的那两个提法，实乃语出有因，虽不够确切，却非谬见。评论一下可以，过于苛责则不必。不够确切的提法加上片面的理解，确易引起某种不好的倾向，如你所担心的误认为好象下层群众是一切历史活动的主人。但我觉得，这至少在目前还不是严重的倾向，简单化有时是有的。目前主要还是突出个人的绪火不绝。当然，为了避免发生片面的理解，如果可能的话，我也赞成找寻比较恰当的提法以代替原来的提法，或者把原来的提法略加以修改。

最后，我想说一点。据你的考证，两个提法都来自外国或源在外国，我们自己只是照抄照搬惯了。我觉得，未必完全如此，这里也要作点分析。比如说吧，现在很有些人，把我们旧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形成全归因于照抄照搬别人的。照抄照搬别人的模式P452是事实，忘掉了自己国家的条件和特点，这是不好的。但另一方面，我们经济上形成单纯的行政命令、指挥、统管和控制，也有内在的原因。我们没有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是首先夺取政权然后依靠政权的力量去把社会主义经济创造出来的，初时内外斗争紧张，巩固新政权第一，国家的政治职能很突出，政治指挥一切，经济首先也要为政治服务，因此很自然地造成政府机构凌驾于经济企业之上(过去我们对“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亦作如是解)。所以那时我们确实干了不少实际上不符合经济规律的事，价值规律的作用更在严禁之列，唯恐它跑出囚笼来。有些做法在当时难免，有的也曾起过积极作用，问题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们没有及时转过来，即由经济为政治服务转为政治为经济服务，由过去单纯的行政命令、指挥、统管和控制转为规划、协调、服务和法律监督等，还是一直走老路，以致积弊丛生，生产力受抑制，到今天非进行改革不可，否则就没有出路。如果不作这种分析，只把弊病往别人身上一推，省事是省事了，但非历史全貌。关于“历史创造”的两个提法是不是也应作点类似的分析呢?请一并考虑。

此致敬礼!

吴江

1985年5月13日

(1985年第4期)P453

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被中国史学工作者划分为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三个部分，三者合称史学理论。近年来，又有学者将涉及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划分为“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两个部分，前者包括过去所说本体论的内容，后者则较旧有“史学理论”的内容大为缩减，仅包括过去所说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内容。尽管近年来赞同后一种划分的学者渐多，实则这两种分法各有优劣：因为实际上就严格的定义来讲，“历史理论”与“本体论”一样，使用于此都是具有相对模糊性的概念。但同时对于史学工作者而言，其内涵和外延又都是清晰的：目下流行的所谓“历史理论”或过去所说“本体论”，实际皆指史学工作者对于历史本身的思考；而目下流行的所谓“史学理论”或过去所说“认识论与方法论”，则主要是指史学工作者对于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思考。

本卷仍然沿用过去的分法，分为上下两册：上册收入涉及“本体论”亦即“历史理论”的内容，下册收入涉及“认识论与方法论”亦即“史学理论”的内容。

上册“本体论研究”，内容丰富。其荦荦大者，主要包括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性与长期延续原因问题，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与起源理论问题，历史创造者和历史动力问题，历史规律问题，等等。其中的每一个问题，都在上个世纪下半叶的一定时段之内，在中国史学界引起过激烈的争论，牵动过每一位史学工作者的神经。它们不但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影响至深，有的且与当时的政治形势紧密相连，对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和作用；有些问题的影响与作用还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本册的内容无异是中国史学在这一历史时期所走历程的缩影。重读这些文章，可以清晰地体验中国史学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脉络。

就学术史的角度而言，本册收入的论文凝聚着几代学人的心血，展示出深具时代特色的中国史学的理论建树与风采。由今天的眼光看，其中固然不乏至今仍被认同和具有魅力的杰出成果，但更多的却是已经“淡出历史”的内容。它们向今人揭示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问”的真实与残酷，也促使今天的学人更深入地思考薪火传承与学术积累的意义问题。

因此，对于年青一代的史学工作者来说，虽然本册的一些内容在今天的实际历史研究中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或启迪意义，如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问题和历史创造者与历史动力问题的讨论即是如此；其他一些问题今后无疑也仍然存在进一步讨论的意义和空间。但毋庸讳言的是，其中更多的内容，对于今天的他们来讲都已十分陌生。当时曾被视为具有重大意义的很多问题，除了从事史学史研究的学者之外，在今天的现实中已不再为人所关注；同样，当时的很多结论除了史学史的意义之外，今天也已不再被人们所认同。星移斗转，风物变迁，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发生巨变之后，问题意识自然完全不同了。

由此而使人想起19世纪杰出的英国学者约翰．斯图亚特．密 尔在《论自由》中所说的名言：

每个时代都有很多种看法，在随后的时代不仅会被认为是错误的，而且简直就是荒唐的；同样，有很多如今被人们普遍接受的看法，以后将会遭到拒斥；也有很多过去被人广泛接受的看法，却遭今人抛弃。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所揭示的是认识论的一个规律，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任何力量都扭转不了。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相信当青年一代史学工作者今天重温这些内容的时候，一方面不难深切地感受到前辈学者们当时的执着和投入，且会情不自禁地被其中所闪现的理性智慧与思想火花所吸引和感动；另一方面，一种混杂着惊异、遗憾、痛惜和欣慰的复杂感受会涌上心头，且于掩卷之余，会自然而然地发出“历史何以如此”的提问和深思。

历史何以如此?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从贝奈戴托．克罗齐、爱德华.卡尔、柯林伍德的时代直至今天，学者提供过很多答案，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多已耳熟能详。其中对我们最具启发意义的，也许还是克罗齐那句言简意赅的论述：“任何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它告诉我们：历史学家总是、而且只能是从现实出发，受现实所制约，依据现实的条件及面临的问题去认识历史。对于后代的史学工作者，重要的是了解当时的人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些问题，以及怎样研究这些问题。

从这个意义来说，本册的内容不但是中国历史学在那一历史时期所经历程的缩影，反映着中国史学半个世纪以来走过的发展道路；同时也是那段逝去岁月的总体时代掠影，体现着国家和民族跳动的脉搏。

相对于上册“本体论研究”，下册“认识论与方法论研究”的内容显然更贴近今天的现实。其中收录的论文除少数几篇外，都发表于80年代以后。

从世界历史范围看，历史学由19世纪发展到20世纪，一个最具深远影响和决定意义的变化，是从过去那种思辨的历史学，发展为分析、批判的历史学，即由对于历史本身的探讨，发展为对于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研究。在这种变化之中，对于历史学的学科发展最具突破性意义的，就是史学工作者对于历史认识的主客体关系的思考。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已经感受到这种变化并参与其中，我们从王国维、梁启超、胡适、张荫麟、顾颉刚等前辈大师们的有关论述中不难体会到这一点。

但是，当历史进入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历史学这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在中国史学界曾经一度中辍，这种中辍在实际上导致了历史学学科发展的停滞和倒退，其原因众所周知。当时的史学工作者一致遵循的“从客观的历史实际出发”这一准则，使历史认识论的水平重新倒退回兰克学派以前。

从本卷收录的有关论文可以看出，中国史学工作者对于这一问题的重新认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而开始的。特别是在80年代的中后期，史学界对于历史认识论中主客体关系问题的讨论一度十分热烈，其达到的深度至今未被超越。广大的史学工作者，特别是从事理论研究的史学工作者，从这场讨论以及其后的持续发展中获益极大，这主要体现于两点：一是完成了与20世纪上半叶被打断的史学理论发展过程的接续，一是达到了与现代世界历史学发展水平的对话和接轨。

除了涉及主客体关系问题的内容外，本册还收入了其他属于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内容。其中特别值得向读者推荐的，是一组论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章。人们不难看出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理解上的深入，以及他们为使唯物史观与时俱进而进行的可贵探索。

作为那个时代鲜明特点的一个代表，我们从50年代众多的批判文章及后来的评价性文章中，选取了关于评价胡适史学思想的一组文章，以说明那个时代的特殊氛围和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改变。由20世纪50年代的“批判胡适的多元历史观”，到80年代的“评胡适的历史学成就及其理论方法”，再到90年代的“批判的历史精神——胡适历史哲学思想初探”，仅仅是这些不同的题目——从“批判胡适”到肯定胡适史学思想的“批判精神”，便既体现出半个世纪以来不同时期中国学术环境的不同特点，也清晰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后时代的发展对于历史学的良性影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变化。

本册的内容还包括其他一些关于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文章，兹不一一说明。

由于实际划分的困难，本册收入的有些文章中不可避免地包含有涉及本体论的内容，关于论述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形成过程与再评价的一组论文即是如此。

简略谈几点感想。

(一)如何认识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人类对于自身历史认识的科学总结。中国的史学工作者之所以笃信唯物史观，是由于相信它是真理：而之所以相信它是真理，是因为它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史学界，不管我们情愿或承认与否，唯物史观已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人类对于其他所有事物的认识一样，必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否则便将失去生命力。如何使唯物史观不但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并且仍然能够站在时代的前面对现实的史学研究发挥指导作用，是一切真正关心唯物史观命运的人必须认真对待并努力探讨的问题。

(二)如何认识理论在史学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历史学自身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理论更新既是史学发展的标志，也是史学进步的真正体现。自改革开放以来至今，中国历史学经历了由热衷于理论探讨到忽视理论再到重新表现出对理论的兴趣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过程，它反映了中国史学在这段特殊时期的有趣变化。

从学术发展的规律来看，每当具体的研究成果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都会激发起学者对于理论问题的重新审视。一般来讲，在具体的研究课题中卓有成效的学者，大多会逐渐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而当这种研究领域拓宽到一定程度和范围的时候，原本不为自己所关注的一些宏观的理论就会自然地进入视野。

近两年来，一些处于学术前沿的、在具体的研究领域中成果显著的史学工作者，开始表现出对于理论问题的明显兴趣。这些学者之中，不少人本来对理论问题是不感兴趣的。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变化，可能预示着中国史学在理论上会有新的突破。

(三)关于学术积累与传承问题的启示

从20世纪的开端至上半叶，梁启超提出了“未来之真史家”必须具备运用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等众多相关学科研究历史的能力的预测，胡适与张荫麟提出了历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的论断，顾颉刚提出了“层累地构造的历史”和“不立一真唯穷流变”的著名认识。这些深具远见卓识的理论与方法，是前辈大师们留下的宝贵遗产，至今具有魅力，并为今天的广大史学工作者所遵从和运用，实际上也与‘‘后现代”理论中所蕴含的合理成分一脉相承。

这一事实不但告诉我们：就史学发展的大时段而言，我们今天与20世纪初叶仍然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之内；同时也促使我们用更宽阔的眼光去认识学术的积累与传承问题。何以有些学问能够具有为后代所传承的价值，而有些学问则成为转瞬即逝的一时之学?相信今天的史学工作者经过认真思考之后，会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2004年10月

《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最早创办的哲学社会科学刊物之一。半个世纪以来，《历史研究》共发表文章约4000篇，集中代表和反映了新中国几代史学工作者的成果结晶，作者涵括从郭沫若等20世纪上半叶即已名扬天下的史学巨匠，直至新世纪方始崭露头角的学界新秀，体现了五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研究发展的最高水平及演进路向。因此，从学术史发展与演变的意义来讲，《历史研究》的五十年，也即是新中国史学发展的缩影。为此，我们选编了这套丛书，以纪念《历史研究》创刊五十周年。限于篇幅，众多精彩文章只能割爱。“文革”期间发表的文章不在人选之列。

全套丛书共分6卷10册，各卷题名及选编者分别为：

理论与方法

2册，王和

近代中国

2册，马忠文

社会史

1册，仲伟民

冷战史

1册，姚玉民

二十世纪史学回顾

3册，宋超

书评

l册，徐思彦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只对个别错漏之处做了必要的修正，不同时期的编辑规范差异甚大，变化较多，这亦是学术发展变化之一角，故一仍其旧。

庞朴先生为本套丛书题写书名，徐宗勉先生、田居俭先生、宋德金先生、章百家先生在百忙之中欣然为本套丛书作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谢寿光社长慨然将丛书纳入出版计划，杨群先生、宋月华女士为丛书的出版出谋划策，辛勤编校；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薛超玉女士、孔雅君女士、曹雪燕女士、倪琳女士负责书稿校对工作；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图书馆郑宪生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闵杰先生不厌其烦，提供各期杂志；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王世杰先生承担了全部复印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香港金城营造王锦辉慈善教育基金会及金城营造集团行政总裁王国强先生，没有基金会及王国强先生的大力资助，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的设想今天也许仍然是一纸计划而已。

《历史研究》编辑部

200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