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史的研究及经济学家对经济史地位的认识都相对落后，经济史著作特别是优秀著作的编写及翻译寥若晨星，因此，本书对繁荣中国经济学进而繁荣中国经济将有着重大意义。《剑桥欧洲经济史》是这一史苑中的又一奇葩。

本书由英国著名学者克拉彭爵士于二十世纪30年代策划，1941年第一卷出版，1989年全部八卷出版完成，历时60年之久。本书的作者主要由欧洲各国在各个领域中久负盛名的经济史学家担任。其主编虽然因分卷不同而有所变化，但总编主要有剑桥大学的荣誉经济史教授M·M·Postan教授和D·C·oleman教授，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P·ter·Mathias教授、H·J·Habakkuk 教授（牛津大学Jesus学院院长）等四人担任。

图目

前言

第一章 从黑死病到重大革命前夕的欧洲人口

1.1 引言

1.2 黑死病及其后果

1.3 人口的恢复和增长

1.4 倒退的世纪

1.5 重大革命前夕

1.6 引起长期波动的一些因素

1.7 结论

第二章 科学方法与技术进步

2.1 从中世纪到现代

2.2 16世纪

2.3 培根、伽利略和笛卡儿的时候（1600-1640年）

2.4 科学社团

2.5 牛顿时代（1640-1740年）的科学与技术发现

2.6 生理学、医学和健康

2.7 工业革命时期的科学与技术

第三章 运输与贸易线路

3.1 地中海贸易

3.2 北欧贸易

3.3 大西洋海岸贸易

3.4 远洋贸易

3.5 运输工具

第四章 欧洲经济制度与新世界：特许公司

4.1 扩张的背景

4.2 国家制度

4.3 公司的成员和财政

4.4 新世纪的经济发展

4.5 公司的终结

4.6 结论

第五章 农作物和牲畜

5.1 欧洲农业中的作物引进

5.2 欧洲农作物和家畜向海外的引种

5.3 热带地区间农作物和家畜的流动

5.4 农作物传播的经济影响

5.5 调味品贸易

5.6 蔗糖贸易

5.7 烟草贸易

5.8 饮料贸易

5.9 欧洲的马铃薯

第六章 殖民定居点及其劳动力问题

6.1 来自西非的奴隶

6.2 奴隶与蔗糖

6.3 西班牙帝国的印第安人和黑奴

6.4 奴隶贸易与国家间的对抗

6.5 西印度的蔗糖与奴隶

6.6 英国和法国的奴隶贸易

6.7 北美洲殖民地

6.8 香料群岛的劳动力及其管理方式

第七章 1450-1750年欧洲的价格

7.1 货币、贵金属和货币市场

7.2 长期趋势

7.3 短期波动：周期及周期性运动

7.4 结论及对前面解释的概述

第八章 贸易、社会和国家

参考书目

 编者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索引

译后记

一种观点认为，从中世纪以来一直比较缺少科学和技术进步。对这个曾经流行的观点，应该予以批评，这一点人们并没有多大异议。相反，人们现在很清楚：12世纪之后的那段时期是一个科学技术迅速、持续发展的时期之一，甚至超越了黑死病这个人口和经济的严重危机。大学的兴起从智力上武装了自然科学研究中心，后者大都(但不是没有例外)建立在古代希腊人著作的基础之上。从技术上讲，对水能和风能的利用、纺织机械的采用和更有效率的冶金术(第2卷，第408～413页，第458～469页)，再加上更近的一些发明像机械钟、指南针、黑色火药的普及预示着一个生产、贸易和福利的新时代。有必要清除中世纪晚期许多科学与医学的学说以便让现代观念和方法拥有它们的地位，而且要对中世纪工匠的习惯做法进行一番改造以使他们支持现代社会，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在任何一种情况下，15世纪末所取得的成就都要高于查理曼(Charlemagne)时代所通行的标准，正像它反过来要低于19世纪的科学与技术一样。没有这种中间阶段，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18世纪的工业革命都不可能发生。

对这一事实的认识决定了我们最初的视野。因为把科学和技术所有基本的变革都归结于现代心灵前所未有的独创性，就像仅仅在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中寻找它们的起源一样，都会造成误解。像在经济生活中一样，在科学和技术中没有剧烈的过渡时期；它们的情况往往是：变革都是随着新工艺或观念证实它们自身的价值而逐渐发生的；中世纪的一些趋势得到壮大，而另一些则走向衰落。

不过，通常我们这种论述都要对新发明现象给予考虑，这是由于它是现代早期西欧科学和技术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尽管它很少在思想或经济生活中以这种方式产生巨大的变化。中世纪与现代世界的性质之间逐步演变的一个基本方面将成为这一章的主要内容。它主要关心的是思想家与工艺者，或者用现代的术语说，科学家与技术专家之间的现存关系。通常人们轻易地假设：在中世纪，他们各自功能之间的脱节要为科学的贫乏和技术的粗糙负主要责任。根据这种观点，在现代，对这些功能之间密切关系与共同利益的正确评价促进了共同的进步。科学不再只是纯理论的，正像技术越来越强调进行严肃的研究一样。因此对技术的精通需要“纯”科学助一臂之力，而且它也是高效生产的必然要求，这已经成为现在的自明之理。这种观点的危险在于人们会认为它具有以下的含义：技术只有在科学指导的前提下才总是前进，而科学只有在受到技术需要的激励时才会进步。

过去肯定不是如此。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研究自然与为了人类的目的而控制自然之间的关系只是在极其有限的例子中得到承认，像在治疗疾病时关于药草效能知识的实用性一样。这种关系不是因纯粹的愚钝而被忽视，而是环境剥夺了它的真正价值。那时所形成的科学研究形式与混乱的传统工艺之间没有多少共同点，以至于它们各自的代表者之间的密切协作不会有任何益处。只有极少数的例外，像15世纪的天文学说应用于航海中需要有一个实用的科学过程的视野，或者从另一方面看，这时实际需要的视野提示着自然哲学家所能够尝试予以解决的问题。尽管直到17世纪才开始对贸易程序的系统描述，我们关于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的许多知识实际上都来源于学问高深之人对当时工艺的说明。尽管这些作者兴趣在这些事情上，但他们只是对工匠的方法做一个明白易懂的说明，这显示了这时思考与行动之间的距离。

因此，在科学与技术二者的关系中，在一个能够对另一个真正反思之前，需要一系列漫长的独立变化和发展的全过程。科学家要了解严格检验事实、实验方法和在形成一般理论中严谨的重要性。只有当力学、物理学和化学中有一个牢固的、详细的和实验的基础时，这些科学才能进一步明确技术方法。同样，一定规模的经济和技术组织必须在运用科学的机会到来之前就已组成。大规模生产的形成；对动力的需求、更多精密机械和更复杂的化学过程；竞争的效果和对国家自给自足的探求，所有这些都必须运转起来以为科学分析和技术的指导创造需求。这一时期科学与技术各自独立地发展着，直到这一时期末时，实验科学家才最后能够在一些方面为工业发明充当先导。在18世纪末，科学与技术开始建立有效的联系，但直到现在，它们各自的内部问题和内部发展远远比它们之间偶然的相互作用更有意义。

在知识的与经济的传统——前者产生了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后者产生了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之间，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区别。中世纪文明的进步，尤其是在科学与技术方面，极大地得益于对外界知识的吸收，而不是欧洲本土的发明。西方科学复兴的先决条件是得到古代拉丁文著作。这些著作部分可以直接从希腊得到，而更常见的是阿拉伯文译本。古代穆斯林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著作几乎具有同样的权威性。而且中世纪欧洲的许多伟大技术革新——风车、指南针和舵、印刷术、黑色火药制造法、纸、丝绸、镀锡陶瓷——也都是从伊斯兰教国家或拜占庭(Byzantium)进口的。其中一些艺术品都有从遥远的中华和印度文明传播而来的悠久历史。几乎直到现代初期，欧洲一直是技术上落后的地区，它的主要优势在于它能够采用和提高从更先进社会学习来的东西。水能的利用——起初是用于碾玉米，其后用于纺织工业的一些部门——是一个明显相反的例子。高效的水能磨玉米机是罗马人的发明。落锤、捣矿锤、波纹管等等都通过挺杆搭在垂直水轮上的轴运转起来，这些似乎是在中世纪的欧洲发明的，尽管它们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广为人知。

到了16世纪，情况正好相反。外部的传播与欧洲内部的传播相比就微不足道了，这种内部传播从具有熟练技术、最优秀传统和最富于创造发明的地区向着那些不发达地区进行。某些地区像意大利，极大地得益于它们过去邻近外国产品和技术传人欧洲的通道，因而相对于其他地区形成了他们的优势，他们有更丰富的自然资源或对创造发明有着更强烈兴趣。到了17世纪早期，西欧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占据了科学与技术方面的优势；这种优势不仅可以用科学文献的质量和生产规模来衡量，而且可以用伊斯兰教帝国的逐渐退却、欧洲商人对远东贸易的介入、他们在人口众多、文明悠久的印度与中国进行殖民冒险的成功来衡量。与西方的这种优势相关的政治和经济因素不在这里讨论，但造船和航海方面的优势在陆地与海上战争中的重要性是十分明显的。

现代欧洲的经济优势在19世纪达到顶峰，它是建立在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建立在由吸收阶段向发明阶段过渡的基础上的，这是在中世纪末发生的事情。例如，东方殖民主义的昌盛正是与商品替代条金作为欧洲的出口物相一致。为了(取得)这种进步，主要的信用贷款被分配给一长串经验主义的发明者和企业家，他们包括了从15世纪几乎不为人知的先驱者到工业革命时期尽人皆知的人物。欧洲的技术是如何发生这样的变革的?其社会与经济动力将在别处讨论：这里只强调与之相关的一个因素。在比较有利的经济条件下，增加私人利益和提高国家威力的愿望都能通过机械的使用、劳动力的减少、单位生产规模的扩大来实现。这在17世纪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与此同时，也有一种不断增强的趋势：认为这样的技术进步只有通过长期系统的研究和努力才能获得。科学家和企业家等等共同认为推动技术进步是一件有价值的工作。尽管19世纪前技术很少直接得益于科学，它们的目标与方法也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但科学家的发现精神会在不同阶层的人们中间作为发明的精神得以再现。工业前进的步伐会因为认真的研究和实验而加快，却不会因为偶然的智慧火花而加快。

(一)

所谓经济史，无非就是有关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过程的历史，是历史演进的经济方面，是人类在一定历史时期经济活动的总称。但是，作为经济科学领域的一门边缘学科和基础学科，经济史又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及其特殊规律的学科，它既为总结历史经验和预见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提供依据，也为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经济思想、学说、政策提供历史背景。没有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也就失去了依据和方向。

关于经济史在经济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似乎没有哪位经济学家会对此加以否认，而且许多国外著名经济学家也都精心撰写过经济史著作，如刘易斯关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研究、弗里德曼关于美国货币史的研究等等。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要进行经济学研究，有三门专业知识必不可少，即经济史、经济理论与经济统计，其中经济史最为重要。“我愿立即指出，如果我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而在这三门学科中只许任选一种，那么我就选择经济史”，这是因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①麦克洛斯基更在1976年对经济史与经济科学的关系做了精辟入里的论述。根据麦的观点，经济史学科本身的实际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即：它可以提供更多的经济事实，更好的经济事实，更好的经济理论，更好的经济政策，更好的经济学家；而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史学科的贡献是：更多的事实，更好的事实，更好的假设，更好的数据解释，更好的历史学家。②二战以后美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繁荣，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即得益于战后初期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对经济周期史的研究以及对美国历史上国民收入账户的考察，美国经济史学家越来越多地使用经济模型和假设检验来研究经济史，从而使经济史的量化趋势日益明显。这一相得益彰的结合直到今天还为人们所津津乐道。③

遗憾的是，这样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中迄今还远未建立起来。在日常生活中，许多经济学家往往对经济史的功能和作用缺乏清楚的认识，甚至有这样那样的贬斥经济史的地位和作用的现象，而真正将经济理论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的中国学者，至今还不多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目前无论是国内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还是世界经济研究，之所以迟迟不能取得较大进展的一个突出原因就是经济史研究的严重滞后影响了理论研究的深入。

(二)

就其学科体系而言，经济史学科可谓枝广叶茂，体系庞大。按其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可以有国别经济史、区域经济史、国际经济史(研究国际经济的兴起、崩溃与复兴的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规律)、世界经济史(以世界为整体来研究世界经济的形成和发展)等；按其涉及的经济部门，可以有农业经济史、工业经济史、银行金融史、贸易史等；按其所研究的历史年代，可以有古代经济史、近代经济史、现代经济史、当代经济史等；按其研究的经济行为主体，可以有企业史、企业家史、总统经济史等；按其研究的经济专题，又可以分为经济增长史、经济危机史、通货膨胀史、钱币史、经济政策史等等。事实上，我们所阅读的经济史著作，大体上都是按照这种学科分野来撰写的。

但是，如果从研究方法来分类，则所有的经济史著作大体上都可以分为两大类，即描述性经济史和分析性经济史。描述性的经济史著作主要对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客观描述，所回答的主要是“是什么”的问题，即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经济方面是如何演进的?其轨迹如何?作用和意义如何?在这类经济史著作中，虽然我们也能够看出作者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乃至观察问题的角度上受到当时当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它们一般都没有系统的理论体系、概念体系以及特定的理论研究方法，而是通过对经济活动的详尽描述来尽可能全面地反映经济发展的客观进程。一般而言，由于描述性经济史著作是任何经济史研究的基础，也是任何严肃认真的经济分析的出发点，其学术价值也主要在于其对经济发展历史进程描述的客观性与全面性，因此，越是客观详尽的描述性经济史著作，就越能够为更为深入的经济史研究和经济分析提供一个研究平台和检验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实验场，其学术价值也就越高。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论从史出是这类著作的共同特征。

与此相反，分析性经济史主要依据某种具体的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大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从而给出自己的解释，并以此证实或者证伪某种经济学理论。它们往往更强调特定经济学理论对于经济史研究的指导意义，强调将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实际上是更加强调以论带史。在这里，明确的理论依据、内在逻辑严密的概念体系、清晰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及严格的推理方法是这类著作的共同特点，其目的不仅仅是要了解经济史的一般演进过程，而且还要进一步解释某些经济事件在历史上发生的原因、内在的机理、具有的理论含义以及对于经济学理论演进的意义。在这方面，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和道格拉斯·诺思堪称先驱。麦迪森的《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①也主要是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的：收入增长与收入差距、影响增长实绩的原因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后所附的大量表格主要是对这些经济分析的数据支持。事实上，在经济史研究中强调用经济理论去研究历史已经成为目前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趋势。  当然，这种划分也不是绝对的，而且两者之间也不存在此高彼低之别。没有一套符合历史发展真实的描述性的经济史著作，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分析性经济史，更不要谈高水平的经济学理论研究。由于描述性经济史也存在着对某些具体经济现象的深入分析和探讨，分析性经济史也需要对经济发展过程给出基本的描述，因此，具体到一部经济史著作究竟是描述性的还是分析性的，只能依据其基本倾向性做出判断。据此推断，我们可以说《剑桥欧洲经济史》是一部描述性经济史著作，尽管其中的许多作者后来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思以及美籍俄国经济学家格申克隆等。

(三)

既然以应用经济理论研究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已是当前经济史研究的主流，而《剑桥欧洲经济史》又主要是一部传统的经济史著作，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选择这样一部著作介绍给国内学术界呢?这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

其一，正由于目前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分析性经济史，因此，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版的世界经济史著作大都受过严重的“理论污染”，是试图从不同视角对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加以解释的著作，而纯粹的描述性经济史著作却比较少见。即使是奇波拉主编的《欧洲经济史》这样的综合性经济史著作，也具有明显的制度主义色彩，充满了作者个人对经济发展历史进程的新制度主义式理解和判断。从推动经济史研究深入的角度来看，这固然不错，但是，这样的分析性经济史著作越多，就越需要一些描述性的经济史著作，以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经济发展的真实历史过程，以便从中抽象出经济演变的内在规律，并据此对现有经济理论的理论假定与观点进行证实或证伪的工作。这是因为，我们研究经济史，首先就要准确地知道经济发展的真实过程是怎样的，需要对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客观的描述。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进一步解释它为什么是这样的，才能够对这样一个过程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以便从中发现规律性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首先需要的是一种比较纯粹的描述性的经济史著作，而不是以作者自己的眼光加以选取和解释的经济史著作。这样一种比较纯粹的经济史，事实上就是我们赖以进行研究的基础和标杆，也只有这种经济史著作，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经济理论实验场的功能，各种经济理论也才能够以不同的透镜来观察和解释这种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也才能够真正还经济发展的历史以本来面目。我国世界经济史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史研究领域中的薄弱环节，因而极大地影响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深入。比如说，建国以来，除了樊亢、宋则行等学者主编的四卷本《外国经济史》 (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和三卷本《世界经济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著作以外，我们只有一些零散的国别经济史著作，如美国经济史、英国经济史、苏联经济史或者日本经济史等等，品种和数量都极为有限。近年来，国内学术界虽然也翻译了一些负有盛名的经济史著作，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布劳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但是，从总体上看，这样一些经济史著作仍然属于分析性经济史之列，因而无法给我们提供一部比较纯粹的描述性经济史著作。

其二，《剑桥欧洲经济史》虽然名为欧洲经济史，但它所探讨和涉猎的范围绝不仅仅局限于欧洲，而是涵盖了世界各个主要地区的现代经济发展进程，包括美国、拉美、澳大利亚、东亚各国以及俄罗斯等国的现代经济发展进程，因而是一部事实上的世界经济史。我们知道，所谓世界经济史其含义基本有二：一是世界经济的历史，旨在探讨特定阶段世界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而这样一种作为人类历史新现象的世界经济孕育于地理大发现时期，形成于19世纪末期；二是世界的经济发展史，旨在探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规律，这样的世界经济史自有人类以来就已经出现了。就前者而言，宋则行、樊亢主编的《世界经济史》可为其代表；就后者而言，我们迄今还没有一部综合详尽的描述性世界经济史著作，而《剑桥欧洲经济史》恰好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众所周知，现代经济增长是从欧洲、特别是从西欧起源的，欧洲经济的发展过程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整个世界的近代经济发展历程。因此，当我们以一种全球视角来考察和理解人类经济活动及其组织的演进时，欧洲作为人类先进经济活动的中心自然会首先进入我们的视野。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关注欧洲之发达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同样关注其他地区之为何不发达以及如何才能走向发达，关注欧洲之发达是否是建立在其他国家之不发达的基础之上的，关注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或者说是否能够找到一种共同的繁荣之路。在这个意义上，《剑桥欧洲经济史》显然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它本身是研究欧洲的经济发展进程的，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欧洲国家，而是由此向外延伸至南北美洲、澳大利亚以及远东的日本、中国以及印度等，在欧洲国家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互动中研究和探索欧洲的经济发展规律，从而将整个世界纳入了欧洲经济史研究的范围，而将整个近代世界经济增长的过程视为欧洲起源并向全球扩散的过程，这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不仅如此。由于欧洲联盟是目前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欧洲经济的一体化正在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因此，世界各国也都正在深入开展欧洲一体化历史与机制的研究，力求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寻求欧洲统一的深刻内涵。对于正在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的中国经济界来说，《剑桥欧洲经济史》这样一部具有全球视野的综合性经济史著作显然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借鉴。

其三，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现实与理论研究迫切需要这样一部描述性的经济史著作。我们知道，改革开放是最近二十余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主旋律，而目前中国也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体制改革与制度变迁进程。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以制度创新和制度演进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受到广泛的欢迎与青睐，而这种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诺思等学者对历史上欧洲制度变迁的研究。在其代表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诺思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和所有权理论等，对西方民族国家经济兴起的过程及原因给出了自己的独特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经济史与经济理论的统一。但是，经济史是丰富多彩的，使用不同的视角去观察它必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和判断。那么，诺思从制度视角所给出的解释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他所得出的结论是否能够应用于中国的实际?推动这种历史变迁的内在机制又是怎样维持运转的?除了诺思的解释以外，我们从那一段历史中能否找到另外的解释或者说启迪?要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首先就需要我们对那一段历史、特别是制度创新与演进的历史做出尽可能客观详尽的描述，并在“知其然”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知其所以然”，进而由此确认诺思理论中的真理颗粒。惟其如此，学术界对以探讨历史上的经济制度变迁为主要内容的描述性经济史著作无疑有着巨大的社会需求，而《剑桥欧洲经济史》恰恰就是这样一部以欧洲从中世纪向现代经济转变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史著作。事实上，从《剑桥欧洲经济史》的总体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出，它比较侧重于欧洲经济的崛起、特别是在此过程中的制度变迁与政策调整问题，中世纪末期的欧洲经济及其向现代经济的转变在其总体结构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这一部分恰恰是近年来西方学者非常重视而我国研究又极为薄弱的一部分。从编排体例上看，《剑桥欧洲经济史》不仅非常重视欧洲国家在中世纪的经济增长积累以及在这种转变过程中的制度变迁，而且将工业化及其随后的全球扩散置于一种自然延伸的历史进程中来考察，从而可以为我们理解和把握经济变革时期的制度演进过程与机理提供更加可靠与丰富的理论依据。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了解欧洲经济史、特别是从中世纪到现代转变过程中的经济史，也就不能完全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新制度经济学，在运用这些理论来解释和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现实方面也必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

(四)

《剑桥欧洲经济史》全书共八卷，是由著名经济史学家M．M．波斯坦等主编、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权威经济史著作，在西方学术界久负盛名。这部著作的策划工作始于战火纷飞的20世纪30年代，约翰·克拉彭爵士和艾琳·鲍尔是丛书的主要发起人，第一卷出版于1941年，第八卷出版于1989年，从策划之始算起，历时近60年。数十年磨一书，这在世界出版史上可以说是比较少见的。

大体说来，《剑桥欧洲经济史》可以分为三部分：

其一，前三卷构成本书的第一部分，主要探讨欧洲经济从中世纪向现代的转变，即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是欧洲经济而不是其他地区的经济率先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以及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不同经济活动领域所发生的变化。其中，第一卷《中世纪的农业生活》探讨了农业与农民生活的转变过程；第二卷《中世纪的贸易和工业》则探讨了欧洲内部不同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渠道与转变；第三卷《中世纪的经济组织和经济政策》则分析了随着经济活动领域与重点的变化，经济组织方式与政府政策的相应转变与调整。事实上，近年来非常活跃的新制度经济学就是通过对这一时期欧洲经济转变的重新解释而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的。

其二，第四卷和第五卷构成了该书的第二部分，其重点是探讨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对外扩张以及欧洲的工业革命。其中，第四卷《16世纪、17世纪不断扩张的欧洲经济》主要分析经济增长与发展赖以进行的外部环境，即人口增长、科学思想与成就、价格、贸易模式与贸易线路、劳动力供应、大规模公司的组建以及重商主义理论与政策等；第五卷《近代早期的欧洲经济组织》则主要分析工业生产的核心机制、信贷机制、国际贸易机制以及国家作为生产者、消费者以及财政当局的功能等。作者的这一内容安排实际上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欧洲国家在现代经济中的突出地位早在工业化开始以前就已经确立了，仅仅从工业化自身并不足以回答为什么欧洲国家在长达三百余年的时间里一直支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

其三，本书的第三部分由第六卷、第七卷和第八卷组成，主要研究和分析工业革命以来包括美国与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其中，第六卷《工业革命及其以后的经济发展：收入、人口及技术变迁》重点分析工业革命展开的外部因素；第七卷《工业经济：资本、劳动力和企业》则主要分析现代工业经济增长的内部因素，如资本、劳动力以及企业家资源的供应等，并且主要是按国家展开分析的，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美国、日本和俄罗斯等；第八卷《工业经济：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发展》主要分析工业革命以来欧洲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及其演变。因此，大体上说，这一部分的三卷主要分析工业化的基础条件、增长因素以及政府政策变化。

应该指出的是，作为一部欧洲视角的经济史著作，《剑桥欧洲经济史》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那样的欧洲中心论倾向，对此我们应予以注意。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是最先在欧洲、特别是在西欧发源的。无论是从工业化的国际扩散来说，还是从世界经济形成和发展的角度来看，欧洲在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中都居于中心地位。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接受或者说承认欧洲中心论的合理性。欧洲中心论是一种错误的历史观，我们必须加以批判，但这绝不是说我们应该拒绝接受欧洲经济发展进程所昭示的发展模式的普遍意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在强调各民族经济发展的独特性的同时，又往往忽略了近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即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发端于欧洲的工业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人所确立的制度安排、规则选择等至今仍然起着主导作用。承认这一点，事实上也就是承认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至于欧洲国家的这种中心地位客观上是否合理，是否增进了整个人类的福利，那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需要专门加以探讨。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在哪一个时代，关注站在时代发展最前列的国家或地区，把它们作为自己模仿的榜样和赶超的对象，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理性的行为，也是一种自然的选择。从这个角度来看，把欧洲视为现代世界经济发育和成长的中心因而予以充分注意，是无可厚非的，这种做法本身也并不一定就是“欧洲中心论”的体现。当然，对于由于欧洲经济发展优于其他地区而形成的欧洲种族优越论，以及书本中可能隐含的种种欧洲殖民倾向以及作者出于自身立场、观点等对历史事实的不同理解甚至曲解，是应该予以注意和批判的。

(五)

本书的中文版翻译可谓历经坎坷，备尝艰辛。早在1998年，经济科学出版社就斥巨资向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购买了《剑桥欧洲经济史》(八卷本)的中文版权，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王春法博士组织翻译，经济科学出版社方面则由卢元孝编审负责编辑事宜。双方在多次协商的基础上制定了严格的进度计划和质量标准。在随后四年多的时间里，由于主译人员的调整及其工作岗位的变化，而且翻译及编辑加工的难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像，致使译稿完成的时间一再延迟，以致在原定的2001年12月这个最终出版日期之前，我们不得不致函剑桥大学出版社，请求推迟出版时间，并得到了理解与慷慨允诺。在这里，我们要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同行们，没有他们的理解与帮助，这样一项文化工程的命运是难以逆料的。同时，我们也要感谢经济科学出版社参与这项工作的各位编辑，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这部著作是难以完成的；感谢各位主译人员，在市场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的情况下，他们能够甘于寂寞，勇于承担起书稿翻译的重任，从而为中国学术的繁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种精神又是何等的可贵!最后，我们还要特别感谢经济科学出版社的领导，没有他们的远见卓识和非凡气魄，这样一部宏大的经济史著作是不可能在中国面世的。目前，中国经济史学界正在经历一场声势浩大的“融入世界”运动，如果本书能够对此有所助益的话，则幸莫大焉。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我们一直未放松对译稿质量的要求，但是，翻译出版这样一部大型的经济史著作，还是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比如说，原书所引文献涉及大小语种数以十计，古今雅俚，纷繁复杂，其中部分虽经多方努力而无法翻译者，只好照录存疑。又比如，由于本书所涉及人名、地名繁多，时间跨度甚大，个别人名、地名因卷而异的情况也恐难以避免。另外，由于译者水平所限，译稿中其他错误也在所难免。所有这些都希望读者不吝指教，以期未来再版时加以改进。

本卷译者及分工如下：

张锦冬：前言，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

钟 和：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八章。

晏 波：第七章。

索引由张锦冬译出，钟和作了修订。

全卷由徐强审订。

由于时间、译者水平及参考资料等因素的制约，尽管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往往推敲再三，踯躅良久，但有时仍未能找到满意的译法，特别是对于一些无从查考的词句，落笔后仍心中惴惴。错误之处，亦在所难免。因此，译者在抱憾之余，恳请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