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改变了世界，毋庸置疑也改变了我们。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实”的“虚幻世界”，使人们从中获得对现实的体认、生存的智慧、勇气，还有欲望的暂时满足。通俗电视剧便是这么一种形式，本书就为你论述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通俗电视剧，“人入戏，身陷其中，乐其所乐，哀其所哀，‘剧’如镜，烛照生命和人生”。

本书通过对中国电视剧历史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创作模式／生产方式——“通俗电视剧”做一次系统的、全面的阐述，从而对国产剧、中国电视艺术、乃至于整个中国文化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从中国的文化现实来看：“通俗电视剧”对中国电视文化、文化和整个社会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一部通俗电视剧，如《渴望》、《孽债》、《宰相刘罗锅》、《苍天在上》、《牵手》、《还珠格格》等作品对现实中国的影响是怎么估量也不为过分的，她不仅改变了我们的道德／情感／品位等形而上的方面，还切切实实地推动我们以一种新的生活态度／人生经验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可以说，通俗电视剧创造了我们的生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通俗电视剧毕竟承担着重要的使命，影响着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和方式，‘甚至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本书正是为着正确认识通俗电视剧，从而推动着通俗电视剧的创作实践，为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我们时代”的优秀作品而提供一种理论的基石。

绪论 全球化背景中国产通俗电视剧创作的意义

第一章 当代中国文化语境

 第一节 现代都市文明和艺术生产的新特征28

 第二节 电视剧审美的流变41

第二章 电视节目通俗化和通俗电视剧的历史性出场

 第一节 电视节目通俗化 54

 第二节 何谓"通俗电视剧67

 第三节 多重视域中的通俗电视剧75

第三章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通俗电视剧

 第一节 意识形态理论94

 第二节 通俗电视剧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相应的创作禁忌99

第四章 当代文化语境中通俗电视剧的创作特征

 第一节 通俗电视剧的"情节剧"模式132

 第二节 通俗电视剧的电视化、地域化、时尚化、类型化143

第五章 当代文化语境中通俗电视剧的接受特征

 第一节 通俗电视剧接受中的制约性因素177

 第二节 通俗电视剧接受中的独特心理机制183

第六章 通俗电视剧的批评

 第一节 通俗电视剧批评的现实意义202

 第二节 通俗电视剧批评的角度和标准211

 第三节 通俗电视剧批评的现状及忧虑216

结语 历史感，彼岸的召唤

主要参考书目 23l

21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化语境，经常会被描述为一个人性、人道主义复归，文学的审美机制恢复的时代。1979年10月30日，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祝词》中正式宣布：“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I生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国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和表演艺术。”稍后，他又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谈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文艺政策的转变给长期受禁锢的文艺界带来了复苏的希望，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回忆是一种“壮怀激烈”的情绪。“以民族命运为立足点，将历史感与现实性，社会心理与个体心理的深度，历史的必然要求与人道的永恒理想，最终统一在感悟着民族与人类前途的审美意识之中①”。文学创作中的审美意识和历史感的追求成为这一时期创作的“主旋律”。即使是“批评”，也“首先是一种阅读，读灵魂、读人生、读历史、读社会，是一种伴随着焦虑和困惑的‘沉思’②”。批评者也“并不满足于对印象的描述，而是在对审美感受的质询中，或者在对当前面临的问题寻求答案的追问中，进一步上升到逻辑分析的层面。③”在文化界，自李泽厚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了“主体性”问题，继而掀起“主体性”和“形式问题”的大讨论，艺术创作者的“主体性”得到空前的重视。

然后，到了1989年，一个历史性的界标。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发生重大变化。中国政府对社会主义的坚持并未妨碍下述结论：中国社会的各种行为，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行为甚至政府行为，都深刻的受制于资本和市场的活动①。首先，1989年的发生的事情没有改变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的改革路线，相反，在国家的推动下，改革(主要是为适应市场化而进行的经济体制和立法方面的改革)步伐较之20世纪80年代最为开放的时期更为激进[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在这篇被称为“邓小平南巡讲话”的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间邓小平的讲话要点中明确表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明确指出：在思想上，“左”和“右”都要防，但主要是防“左”。其后举行的党的十四大报告中讲：“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被一些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束缚自己的思想和手脚。”这同邓小平的上述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在这一历史情境中，不仅知识分子原有的社会角色和职业方式经历了深刻变化，而且国家、特别是各级政府在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角色相应发生了变化，它们与经济资本的关系变得日益密切了。1989以后，出于环境压力和自愿选择大部分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放弃了20世纪80年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方式，通过讨论知识规范问题和从事更为专业化的学术研究，明显的转向了职业化的知识运作方式。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界把自己看作是文化英雄和先知，那么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界则在努力的寻求新的适应方式，面对无孔不入的商业文化，他们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是当代的文化英雄和价值的塑造者。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启蒙思想所许诺的“好社会”不仅没有伴随经济市场化而到来，市场社会本身呈现了新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更加难以克服的矛盾。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思潮曾经为中国社会的改革提供过巨大的解放力量，它曾经是、而且仍然是支配中国知识界的主要思想倾向。但在迅速变迁的历史语境中，曾经是中国最具活力的思想资源的启蒙主义日益处于一种暖昧不明的状态，也逐渐丧失批判和诊断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能力：中国的启蒙主义面对的已经是一个市场化的社会：市场经济已经日益成为主要的经济形态，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已经把中国带入“全球化”的生产关系之中，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及其功能也相应地发生了虽然不是彻底的、但却是极为重要的变化。社会主义实践的新阶段已经造就了它自己的代言人，在国家体制内的职业性知识分子，包括公务员、教师、记者、工程师、研究人员、白领等各种身份的知识分子。更为重要的是，启蒙知识分子一方面感慨于商业化社会的金钱至上、道德腐败和社会无序，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处于曾经作为目标的现代化进程之中。中国的现代化或全面的市场化是以启蒙主义作为它的意识形态基础和文化先锋的，正由于此，启蒙主义抽象的主体性概念和人的自由解放的命题在批判文革的社会主义尝试时曾经显示出巨大的历史能动l生，但是面对市场和现代化过程本身的社会危机却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一些坚持启蒙主义姿态的人文学者把现实的市场经济过程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归结为抽象的“人文精神的失落”。

中国文艺(包括电视剧)的命运，也由20世纪80年代之初所扮演的文化先锋的角色(《蹉跎岁月》、《今夜有暴风雪》、《新星》饱含着一种时代的情绪)转变为20世纪90年代文化中的边缘位置。曾经是时代和文化的积极参与者和反映者的文学艺术，随着文化的内部进程而失落了它的积极功能。今日大众传媒所禀有的意识形态性，使其能不断通过极为便捷的信息通道组织并操纵大众生活，掩盖生活真相，从而将单线条的思维方式和现代消费的价值观强加给所有的社会阶层和个人，以“中产阶层趣味”的感性诱惑和“金钱神话”的意识权力话语方式控制大众的思想，使“钱”成为意义匮乏时代惟一闪光的现代神话。P23-25

2000年，一个标志性的年份，我告别了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和已经被“挖”到清华大学传播系的导师尹鸿先生，来到了北京东郊这所被称为“中国广电黄浦”的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在北广的首批博导张凤铸先生的悉心指导下攻读广播电视艺术学的博士。

又是3年，许多的事、许多的人、许多的情感在变化，只有枯燥的学术研究才让我时时能平静下来，在发现的愉悦中体味生命、感受生活。我的博士生涯也以北广第一篇被评为优秀的学位论文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然后是人生道路上又一关口的重大选择，在京沪杭三地的几个高校中举棋不定。期间，也感受到为理想工作奔走的艰辛，但令我庆幸的是，认识了许多像我两位导师一样的好人，有展江教授、邵培仁教授、李奕中教授、路海波教授、张召霞副教授。他(她)们对我的赏识和关照，使我一直心存感激。

意想不到的是我最终留在了北广，开始实施刘继南院长的“北有北广，南有南广”的宏伟蓝图，从此事务缠身，开始过着一种忙乱的生活：组建南广、筹备校董会、给电视学院的学生讲课、做学问。我深深体会到刘院长鼓励我的一句话：做行政是最锻炼人的。

辗转一年多，北广意外升格、校庆胜利结束、南广顺利开学，手边的工作一下轻松了。幸运的是又结识了汕头大学的王军副教授，在他的敦促下，我对学位论文作了整理和补充，增添了对通俗电视剧美学研究的一些新想法，形成了这本书稿。

有关中国通俗电视剧的研究一直比较单薄，而通俗电视剧的实践却在不断的发展，时而有一部或几部通俗剧成为大众关心的焦点，有时甚至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引起争论，波及社会生活的某个或某几个方面。这在给研究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意义。因为有着对中国电影的深刻了解，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有着许多共性的“通俗电视剧美学”这个很少有人敢尝试的研究课题。在不断地看电视剧、查阅资料、思考问题、交流想法中，对通俗电视剧这个研究对象的认识也渐渐明晰起来，我最终完成了这个课题。但是也因为通俗电视剧这个研究对象的发展之快，变化之大，代表性作品之繁多，把握起来有相当大的难度，加之论述时可能有言难尽意的地方，容或有所缺失，敬请读者批评、指教。

著

者

2005年1月30日于中国传媒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