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浪漫主义与浪漫小说的清算。小说通过爱玛的婚姻—堕落—死亡的悲剧经历，真实地为我们描绘了十九世纪法国的外省风俗。它熄灭了让人不切实际的幻想光环，令人看见底下黯然的真相。没有一点让人做梦的企图，你领受到的是更为真实和残酷的现实。严酷的写实绝对服从现实，它并不创造升华，也不将一切美化成浪漫诗歌，它将现实的精髓搬上纸面，铺排得和谐有序，在此和谐之中，生活的本来面目便裸露出来。比现实中的更加严密、结实和触人心弦。

本书是法国现实主义大师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农家姑娘爱玛因不甘平庸的家庭生活，向往不切实际的爱情，一错再错，受人玩弄，非但没有找到幸福，反因肆意挥霍，债台高筑，终因走投无路，服毒自尽。小说通过爱玛的婚姻—堕落—死亡的悲剧经历，真实地为我们描绘了十九世纪法国的外省风俗。

译本/001

上卷/001

中卷/039

下卷/142

  莱昂很快在同事们面前趾高气扬起来，不仅与他们疏远了，而且工作也马虎了事。

他天天盼爱玛的信，信到手就一看再看。他也给爱玛写信，靠欲望和回忆的全部力量唤起她的形象。他渴望再见到爱玛，这种渴望并没因彼此分离而减弱，相反愈来愈强烈。一个星期六上午，他溜出了事务所。

他站在山顶上举目眺望，山谷里教堂的钟楼和白铁皮做的风信旗历历在目。他像一位百万富翁荣归故里，心头的高兴之情，掺杂着自鸣得意的虚荣心和自私的感慨。

他跑到爱玛的住宅附近徘徊。厨房里闪烁着火光。他贴在窗帘后面窥伺爱玛的身影，但什么也没看见。

勒佛朗索瓦太太一见到他，就惊叫起来，说他“高了，瘦了”，而阿特米丝则不这样看，觉得他“更结实了，晒黑了”。

他在小间用晚饭，依然像过去一样，只不过仅他一个人，没有税务员作伴了，因为比内等“燕子”等得不耐烦，终于把吃饭时间提前了一小时。现在他五点正用晚餐，还常常抱怨“破车子到迟了”。

莱昂还是下了决心，去敲医生家的门。包法利夫人正在卧室里，要过一刻钟才下楼。包法利先生又见到他，显得很高兴。但是，这天晚上他一直呆在家，第二天一整天也没有要出门的意思。

直到夜里很晚了，莱昂才在花园后面小巷里，与爱玛单独见面——在小巷里见面，就像与过去那位幽会一样!——正赶上雷雨，两个人撑着一把雨伞，借着一闪一闪的电光谈心。

分别变得不堪忍受。

“还不如死了呢!”爱玛说。

她扑在他怀里又哭又扭。

“再见……再见……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

两个人又回转去，再次拥抱在一起。就在这时，爱玛答应，不管通过什么手段，一定要找到一个长远的解决办法，使他们能够自由见面，至少每周一次。爱玛十分有把握，而且满怀希望。她就要有钱了。  她为卧室添置了两块宽格子黄色窗帘。勒乐早就鼓动她买，说这种窗帘如何便宜。她还渴望买一条地毯，勒乐就说：“这又不是比登天还难的事!”礼貌有加地答应负责为她买一块。爱玛再也离不了勒乐的服务。她一天之中叫人去找勒乐二十次，勒乐都会撂下手里的活儿立即赶来，绝无半句怨言。还有罗莱大嫂，每天在她家吃中饭，甚至私下来看望她，究竟是为什么，大家都莫名其妙。

大约在这段时间，即初冬，爱玛似乎对音乐发生了强烈兴趣。

一天晚上，夏尔听她弹琴。同一首曲子，她连弹了四次，越弹越恼火。夏尔根本没有听出每次有什么不同，却叫道：

“弹得好!好极了!……你不应该停下!弹下去!”

“不!糟透了!我的手指一点也不灵活啦。”

第二天，他求她再弹点什么给他听。

“好吧，就满足你的兴致。”

夏尔承认她有点荒疏了。她弹走了调，指法混乱，弹了一会儿，干脆停了下来。

“唉!完啦!我得找人教教才成，可是……”

她咬咬嘴唇，补充说：

“二十法郎一次，太贵啦!”

“对，的确……贵了点……”夏尔傻呵呵地笑了笑说，“不过，我觉得也许不要花那么些，因为有些没有名气的艺术家，实际比那些名家还高明。”

“那你就去打听一下吧。”爱玛说。

第二天，夏尔回到家，狡黠地打量她一阵，最后还是憋不住，说出了这样几句话：“你有时也真是太相信自己!我今天去了巴佛舍尔。好家伙!列嘉尔太太告诉我，她三个在慈济修道院的闺女也请人教琴，每次才五十苏，而且是一位有名的女教师!”

爱玛耸耸肩，从此连琴盖也不再开。

但是，每次从琴边走过时(如果夏尔在那里)，她总是叹口气说：  “啊!我可怜的钢琴!”

有人来看望她时，她少不了要对人家说，她放弃了音乐，现在想捡起来，但由于一些重要原因，也做不到。大家听了，都同情她。的确遗憾!她本来是很有才气的!有些人，尤其是药店老板，甚至向包法利提这件事，弄得包法利直感到汗颜。

“你这可就不对了!”药店主劝说他道，“不应该让天赋的才能荒废。再说，你考虑一下看，我的好朋友，让太太去学琴，将来孩子的音乐教育，不就可以省下来了?我觉得，孩子们应该由母亲们亲自教育才好。这是卢梭的观点，现在可能还有点新潮，但最终会取得胜利的，我坚信这一点。就像母亲喂奶和种牛痘一样。”

于是，夏尔又一次谈起学钢琴的问题。爱玛没好气地说，不如把琴卖掉算了。这架可怜的钢琴，曾经满足过她的虚荣心。现在眼看着把它卖掉，包法利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滋味，就好像爱玛把自己的一部分处死了似的!

“你真想学……”包法利说道，“隔一段时间去学那么一次，按说也不至于破费太大吧。”

“可是，要学就得经常学才有用。”爱玛答道。

她就这样想方设法得到丈夫的允许，每星期进一趟城去看她的情人。一个月下来，居然有人觉得她弹琴进步不小呢。P.160-162

古今中外，多少真正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一经问世，即遭到无情的非难、攻击、批判，甚至查禁、焚毁，仅仅凭仗历史的公证，才最终获得其应有的地位，成为人类共享的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瑰宝，彪炳千古。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传世之作《包法利夫人》的遭遇，就是典型的一例。

福楼拜动手写《包法利夫人》，是一八五一年九月十九日在卢昂近郊的克罗瓦塞别墅。经过将近五年呕心沥血的创作，直到一八五六年五月才完稿。但誊写人誊得一塌糊涂，他又不得不仔细校正，至五月三十一日，才寄给《巴黎杂志》他的朋友杜康。《巴黎杂志》是一家半月刊，将手稿搁置了三个月，才决定从十月一日至十二月十五日，分六期连载《包法利夫人》。但该刊审读委员会致函福楼拜，认为他的小说需要删节，请他把删节的全权交给编辑部。福楼拜未予理睬，仅在来函背面写了“荒谬透顶”四个字。从十月十日至十一月十五日发表的几部分，倒是未作删节。及至十二月一日那一期准备付印之时，编辑部一位负责人对出租马车里发生的场面(即莱昂与爱玛从卢昂大教堂里出来后，乘出租马车疯跑全城那一段)，忽然感到担心，说：“这一段不合适，我们还是把它去掉吧。”福楼拜对此十分气愤，但为了不使编辑部为难，便说：“你们要删节，悉听尊便，但你们必须说明你们作了删节。”于是，编辑部加了一条脚注：“审读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删去此处的一段，因为它不符合本刊的编辑方针。特此说明。”事情并未到此止步，接着十二月十五日那一期，编辑部又决定删去几处。福楼拜确实恼怒了，经交涉，在小说正文底下刊出他的抗议：“《巴黎杂志》出于我不赞同的某些考虑，在十二月一日那一期里已删去了一段。在编辑这一期时，他们又顾虑重重，认为必须删去好几处。因此，我声明对后面发表的部分不负责任，读者看到的仅是片断，不是整体。”

《包法利夫人》一发表，立刻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引起了轰动。当时负责严密检查所有出版物的帝国检察署，看到这部轰动性小说，《巴黎杂志》在发表时竟“顾虑重重”，多次删节，该刊审读委员会还特地声明，所删去的部分“不符合本刊的编辑方针”。这还了得!检察署高度警觉起来，对陆续发表的每一部分仔细研究，很快决定对这本书的作者福楼拜以及《巴黎杂志》发行经理洛朗比沙和印刷商比耶提出公诉。福楼拜等很快收到传票，审判于一八五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开始。负责宣读公诉状的是代理检察长埃内斯特·皮纳尔。此人是帝国政府豢养的一条鹰犬，后来出任内政大臣。他在公诉状里，指控《包法利夫人》“败坏公众道德，诽谤宗教”。其重点打击对象是作者福楼拜。公诉状最后要求法庭从轻处理杂志发行经理和印刷商，“至于主犯福楼拜，你们必须严惩。”这篇公诉状尽管十分蹩脚，许多地方十分可笑，但至今仍值得一读。它使我们看到，在资产阶级极权制度下，检察机关怎样不择手段，罗织罪名，扼杀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达到钳制舆论，巩固专制统治的目的。它是一个时代的回声，不仅说明了那个社会制度及其专制政权的反动，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偏见和狭隘。

出庭为福楼拜辩护的是儒勒·塞纳尔律师。他在辩护词中肯定《包法利夫人》是“一本好书”，“一本诚实的书”，“这本书的思想，从头至尾是一种非常合乎道德、合乎宗教的思想”，“它是通过揭露令人发指的道德败坏来弘扬道德。”塞纳尔是巴黎律师公会成员，曾任国民议会议长，可谓声誉卓著，而又雄辩机警。他的辩护词很有特色。当时，他如果不从肯定《包法利夫人》非常合乎道德和宗教这个前提入手，而从维护言论自由和维护艺术之于道德的独立性入手来进行辩护，那将是非常笨拙的。他不仅论证了《包法利夫人》是一本好书，而且肯定了它的艺术成就，强调它是作者长期深入、细致观察生活的结晶，赞扬了作者独特的艺术风格，甚至大胆肯定现实主义的描写方法。作为一个律师，在当时做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就在开庭前夕，当时影响很大的诗人拉马丁，约见年轻的作者(福楼拜那时年仅三十五岁)，对他表示支持。福楼拜问他：“先生，我因为写了这部作品，正受到轻罪法庭追究，指控我违背了道德和宗教，这一点你想得通吗?”拉马丁斩钉截铁地回答：“亲爱的孩子，在法国没有一个法庭能给你定罪。有人如此误解你的作品，并下令对它提出起诉，这非常令人遗憾。不过，为了我们国家和我们时代的荣誉，任何法庭都不能给你定罪。”事实证明，拉马丁的断言是真知灼见。面对《包法利夫人》这部杰作，面对德高望重的塞纳尔律师逻辑严密、雄辩有力的辩护，面对许多著名作家的声援和抗争，巴黎第六轻罪法庭在“判决书”里虽然指出，“在本庭受到起诉的这部作品应该受到谴责”，但不得不承认，公诉状所指控的段落，“无论从它们所阐述的思想还是它们所描写的情景，仍属于作者试图塑造的人物性格的范畴。”因而宣告作者福楼拜以及《巴黎杂志》发行经理和印刷商“无罪”，“不予追究”。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它不仅是福楼拜的胜利，也是整个文学界的胜利。福楼拜本人充分意识到这个胜利的重大意义，他说：“我这场官司是整个当代文学的官司。人们攻击的不是我的小说，而是所有小说连同创作小说的权利。”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往往产生与其愿望相反的结果。这场官司不仅为《包法利夫人》作了广告，使它在两个月内销售量达一万五千册，此后又一版再版，而且进一步确立了这部作品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