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我们的“说法”，讲述的可能不是您的故事，但却一定是您身边的故事；我们的“说法”不仅是要生动讲述案例故事，更希望为您提供一条寻求法律保护的途径。

去往班老村的路  王 涓/1

生命在等待  孙静婧/6

《今日说法》——令我必须成熟的地方  孙铭菲/11

不合情理的拍卖/15

认定风波/20

“天堂”里的车来车往/24

他把妈妈告上法庭/29

车牌“绑架"案/34

沉没的孤舟/39

国宝/44

婆媳之争/48

月子保姆引发的官司/53

谁之过/58

怪病/63

女孩罗兰/67

他为什么离去/72

刹不住的罪恶/77

泥石流的背后/82

楼顶的羊群/87

小院疑云/91

小撒信箱/96

说法档案/103

2005年2月14日，情人节。我给一个采访对象发了一条手机信息，他叫杨斌，2月14日是他的生日，我祝他生日快乐。他没有给我回信息，我稍感不安，因为他是一名白血病病人，我去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到了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最后时期，一直在做化疗，再过半个月就能知道他到底能不能做骨髓移植手术了，我期待着他给我回信息。还说那句话：相信一切会好的。

可是没有。

我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没有给他打电话，因为他用的是上海的号码，而他人在杭州，长途手机费很贵。

2004年12月中旬，栏目里很多人被调去做新开播的《社会与法》频道的新栏目《大家看法》的节目，分给我的任务用领导的原话说就是——“做一期有关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片子”。一句话15个字，完了。至于这期节目具体做什么、怎么做都由我自己解决，新栏目开播之后很快就要播。听了之后我一脸愁苦，“做栏目怎么像在打仗?”领导把我的肩膀拍得啪啪作响。

于是我独自一人上网查找有关资料，很快我看到了一个名为“青年白血病病人杨斌的个人求助网站”，浏览了这个网站之后，我决定就拍摄杨斌的故事。

杨斌，1981年出生在上海金山红阳村，上初中的时候他爸爸得了肾炎，后来又转为尿毒症。本来杨斌家的条件在他们村还算不错，然而不错的家境一直是靠他爸爸勤劳的双手支撑着。杨斌说，当爸爸得了尿毒症丧失了劳动能力的时候，他似乎能听到这个家轰然倒塌的声音。上初中的时候，杨斌学习成绩很好，是他们红阳村为数寥寥的有望考上重点高中的学生之一。中考之前，姑姑找他谈了一次话，和他商量能不能不考高中直接考个中专，因为他父亲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姑姑希望他能早点儿参加工作，减轻家里的负担。杨斌说，父亲得病之后他一直没有特别清晰、特别明确地懂得这件事的严重性，姑姑找他谈完话之后他才明白。杨斌最终选择了石化中专，这是当地当时最好的中专，录取分数线比别的中专都高，录取线接近300分，而杨斌的中考成绩是471分。

1997年，杨斌等待毕业前的实习，他马上就可以上班挣钱了，他很高兴，也许他可以把这个家支撑下去。而就在这一年的年底，爸爸去世了。杨斌没想到那么快，他以为用药可以让爸爸再维持一段时间，哪怕只维持到他挣第一笔钱。这时妈妈告诉他，家里早就没钱了，为了给他省学费，爸爸自己把药停了。

后来，杨斌很顺利地找到了一家不错的实习单位，他很努力。也得到认可，很快公司通知他去体检，之后就可以签合同。杨斌看到希望是个什么样子了，从此以后他可以养活母亲，撑起这个家了。后来杨斌说，他憎恨那次体检。

网站上说，杨斌在最好的骨髓移植中心——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髓移植中心做化疗，我直接来到杭州，到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骨髓移植中心的病房里我没有找到杨斌，医生说做化疗的病人都在医院后面的一号楼，他先打电话联系了一下，然后放下电话说杨斌马上就过来，我一下感到特别不安，他是个重病病人，我应该直接走到他的病床前。我马上让医生再打个电话告诉杨斌等我们过去，电话打通后医生说杨斌已经往我们这边来了。

杨斌很高大，不像上海人。见面后，我问他为什么不等我们过去。杨斌说去一号楼要拐来拐去不好走，已经有记者采访过他了，他发现记者总是带着很多很重的东西，不方便。杨斌很健谈，如果他还有头发、不戴口罩，从他的状态你不会觉得他是个重症病人。

杨斌让我们等一下，说有事要问一下黄河主任。黄河是骨髓移植中心的主任，也是我们国家造血干细胞移植的专家。他问黄河主任到底什么时候能做移植手术，黄河主任说：“你别急，你看你现在化疗挺有效果，原始细胞已经从74％降到30％左右了，再做一个疗程，再降降才行。”当时我在一边听着这段对话，并不明白原始细胞是什么，74％又意味着什么。后来在采访黄河主任的时候我才搞清楚，原始细胞就是骨髓里的原始造血细胞，健康人的原始细胞在不断分化成为红细胞、白细胞等为人体所用，没分化之前，原始细胞不能进入循环系统，白血病人就是原始细胞停止分化了，也就是不再造血，骨髓里的原始细胞比例越高，也就意味着病情越重，我问黄河主任原始细胞74％意味着什么，黄河主任盯了我一会儿，显然是在措辞，最后语速很慢地说：“意味着病人已经到了白血病的最后阶段。”当时，我脑海里突然之间蹦出一个画面，就在我的镜头前杨斌倒了下去。之后我突然就想起当时杨斌和黄河主任的那次谈话，他那么平静，那么坦然，还说他挺想在年前把移植手术做了，然后能回家过年。黄河主任说杨斌是个了不起的病人，跟医生沟通病情都是他自己来，他对自己的情况非常清楚。

采访杨斌是在他和妈妈租住的屋子里，12月的杭州非常湿冷，必须一直通风，窗户都开着。杨斌现在最担心他妈妈，他听妈妈说过“如果他好不了，她也不活了”这样的话，他怕自己进移植舱之后有什么意外发生，妈妈一个人在外面，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我妈妈才是最可怜的。”杨斌这样说的时候，他妈妈就站在窗户边，背对着我们。

“不过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天将降大任于我。我总觉得我会好的。你觉得呢，孙记者?”没想到他会问我，我勉强地笑了笑，我了解他的病情，我说不出来“当然一定会的”，但除此之外别的都没法说，我只好笑了笑。

2000年，杨斌被确诊，那时他的确非常有机会治愈，他比很多白血病人幸运的是确诊得早，当时他的病还处在慢性期，只要找到合适的配型，他很有可能移植成功。但是，眼见着希望被消磨得一点儿不剩比没有希望还要不幸得多。4年过去了，杨斌已经从慢性期转为急变期，不断地配型不断地配型，一直没有人跟他匹配成功。到2004年8月，台湾传来消息，有人和他配型成功了，然而他的原始细胞已达到了74％。

“听说你们来，我那些病友都很高兴啊，说让你们给宣传一下骨髓库。”杨斌说的这句话被我用在了节目的结尾，杨斌的很多病友都在等待中死去了，我放下话筒就去问在哪报名捐造血干细胞。医生详细询问了我的身体状况，最后医生说我是过敏体质不能捐，我心里想：“我怎么是过敏体质?!”

2005年1月6日，节目快要播出的时候我给杨斌发短信，问他的情况怎么样，杨斌没回，我不由得担心，又想到最坏处，可我又不敢问。1月8日杨斌回了信息：“你好孙姐，不好意思刚看到你的短信，谢谢你的祝福，我这几天在上海的家里，最近感觉还好，后天就要回杭州化疗了。我想一切都会好的。”我估算着时间，到了3月初，他的化疗就做完两个疗程了，那时候就应该能做移植手术了，也许我还能再去杭州，眼看着他做完手术。我心里是这样打算的，也跟领导这样说了，领导决定等到3月初再播杨斌的节目，在节目中加上他做移植手术的情况。可是2月14日，他的生日，我给他发信息他却没回。我想，也许他在做化疗吧，过两天又会收到他迟到的信息的。等到初八上班，忽然非常忙起来，一直到3月初。一天编辑向我要杨斌的电话，说录演播室，跟他做个连线。

录完演播室，编辑回来找我，说杨斌今天烧五七了。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这是什么意思。编辑说：“上海那边亲人去世后每隔七天要烧一回纸钱，杨斌已经烧五七了。电话是杨斌的姑姑接的，他妈妈已经回上海老家了……”编辑还在说着，可我已经听不下去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呆呆地坐在那里。编辑看出来了，轻声问：“你没想到这么快吧?”“不。我想到了。哦，是的，我没想到这么快。五七了，那就是一月底的事，太快了。”

我离开这位编辑走到走廊，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这种感觉杨斌也曾有过，被确诊那天，他从医院里走出来，站在医院门口，他不知道要去哪里。  我翻出采访杨斌的那盘带子，一个人在机房看：

采访结束了，镜头却没有停。

杨斌长舒一口气。

杨斌妈妈走进画面，用上海话说：“吃药吧。”

杨斌坐起身，开了一瓶药，说：“这是安利纽崔莱，现在身体虚，吃点儿营养药。”

杨斌吃药……

杨斌吃完药对着镜头外的我说：“孙姐，你看过纽崔莱的广告吧，我以前最烦广告，不过纽崔莱的广告特别好，说有健康才有将来。”

我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