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科学是一门很实际的、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教育科学研究一定要贴近实际的教育生活，只有从实际出发寻求解决实际问题的途径，教育科学才有生命力。青年学者到教育实际中去，作较长时间的实地调查，是他(她)学术生涯中的重要一环。学会调查是科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功。本丛书《基础教育质的研究丛书》收入的几本书所涉及的是学校的规章制度、学校中教师与学生、教师文化、学生文化和民族中学的特殊性，都是用质的研究范式去研究。学术性强，适合教育研究者及教育工作者参考用。

本书为《基础教育质的研究丛书》之《超越规范》。

从科学管理理论引入我国之后，通过严格的制度管理实施学校管理成为中小学较普遍的管理模式。上海市打虎山路第一小学从1990年以来进行了一系列学校内部管理改革探索，在这一改革过程中，学校确立了从建立规范到超越规范的基本思想，并将实践的童心放在建立超越规范的管理机制上，以此来解决由于制度“缺失”所造成的管理“空白”问题。他们的实践探索显示了学校制度管理的发展方向。本书以打虎山路第一小学为个案研究对象，立足于大量的实践事实，对学校从建立规范到超越规范的实践过程、问题及结果进行分析研究，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序

第一章 认识打一小学：来自观感、文本与生活

 一 初识打一小学

 二 再识打一小学

 三 又识打一小学

 四 新识打一小学

第二章 从几个改革方案说起

 一 处处有规范

 二 情态管理浮出水面

 三 道德自律与工作自励

 四 积蓄专业发展力量

第三章 “五个二”工程

 一 “学历上两级

 二 “个人藏书两千册”

 三 “论文随笔两万字”

第四章 青年教师专业发展

 一 结伴成长

 二 “摇篮”杯

 三 青年教师专业发展小组

第五章 年级组长负责制

 一 年级组长的权力演变

 二 手握“三大权力

 三 从“一言堂”到“三人行”

 四 作用与新责任

第六章 像“人代会”一样开“教代会”

 一 “教代会”的规范

 二 规范的“教代会”

 三 学校中“教代会”的地位

第七章 万变不离其宗的教师评价

 一 从“奖罚单”说起

 二 “我评人人，人人评我”

 三 针对实践问题的评价内容

 四 “另类”评优：“偶像教师”

第八章 营造精神家园

 一 从学生题写校名说起

 二 始于《笔耕》

 三 “别样的宠爱”

第九章 为职业活动注入文化品位

 一 不一样的教师大会

 二 “千字文”

 三 走近高雅艺术

 四 教工文化艺术团

第十章 展开个性的翅膀

 一 众口不一的Z老师

 二 “优点突出，缺点也突出”

 三 选择离开打一小学

附录一 学校管理改革记事(1991-2004)

附录二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后记

学校是一个基层的单位，“教代会”是教师参政议政、参与学校管理的一种民主方式。“人代会”是我们国家法定的最高权力机构，“人代会”上通过的提案政府都要去落实的；“教代会”的提案我们也会尽可能地去落实。但从行政的角度来说，学校毕竟是校长负责制，所以校长在学校工作中可能会有疏漏和不够的地方，通过“教代会”帮学校出主意、解决问题或提醒可能出现的问题，弥补学校管理上的不足或学校管理上的漏洞，但这并不意味着“教代会”的权力高于一切，这和“人代会”也是不一样的。

“教代会”代表着教师的利益，一些独资或外资企业里的工会为了维护员工的利益，有时和行政是对立的，这和学校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学校的工会和行政是一致的，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大家都是为了学校能够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教师自身也得到更多的发展。学校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问题，所以我们的“教代会”和行政是互相补充，互相支持的。校长也是工会会员，也会参与到“教代会”中，我也会写提案，有时候也会做工作分派，督促其他部门解决提案等。

对教师而言，“教代会”是他们关心学校事务的一个渠道，他们可以畅所欲言地提出自己的想法。我们一学期一次的“教代会”集中了很多老师的智慧，所以我们很多工作都是根据“教代会”上的建议去做的。教师们都很高兴，因为他们的提案和建议得到了学校的重视，他们的权利得到了真正的重视。这对学校的发展来说也是有帮助的，对我们的中层干部来说也是一种督促，他们很想把工作做好，但是一个人的智慧毕竟有限，有时候教师的提案给他们的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L-B)  P133-134

这套丛书定名为“基础教育质的研究丛书”。丛书的名称是在与山东教育出版社编辑室主任温玉川编审和王慧编辑反复斟酌之后才定下来的。名称之所以难以确定，是因为这套丛书有其特殊性。我建议出版这套丛书的原意，是想把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原理专业博士用质的研究方法研究教育问题的成果汇集出版，借以提倡质的研究方法。编入丛书的各册的共性是其研究方法，所以，无法援引编丛书的惯例以一个专题的名称作为丛书的名称，也不能以质的研究方法来冠名，因为丛书并不全面论述质的研究方法本身。最后，还是温主任出了一个好主意，称之为“基础教育质的研究丛书”。其好处是概括了丛书中几本书的共性：研究方法是一致的，都是作的质的研究；研究领域方面也有一致性，所研究的都是属于基础教育范围的教育问题。

编入丛书的几本书是几位青年学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修改的主要是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作为一篇博士论文是有其学术规范的，在论文的开始要论述课题的意义、综述已有的研究成果、自己期望的创新之处，选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工作的进程等。这次出版时，这些部分或省略了，或压缩了，或移动了位置。这是因读者对象的不同而作的变化。第二，在论文答辩时，答辩委员会和论文评阅人都对论文提了不少意见。作者们都认真听取了意见，并研究了这些意见，这次力求在可能的范围内修改得好一些。第三，质的研究的成果都是有一定的时间性的。有的论文写得比较早，论文中所反映的是当时学校、班级、教师和学生的情况，现在情况在变化，需要重新调查、补充新的材料，以反映当前的实际情况。第四，有的以原有论文的一个部分为基础，加以扩展。总之，这几本书都是原有论文的补充和延续。

丛书既以质的研究冠名，在出版之际还需要对教育研究方法及质的研究方法作点说明。

研究方法对每门科学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科学的发展、繁荣和创新与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密切相关的。教育科学以教育现象为研究对象，其目标是探明教育规律，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促进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教育研究方法的选择和运用都是服从与服务于这一目标的。

研究教育的具体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如查文献，开调查会，发问卷，听课，与教师和学生访谈等等。如果把研究工作加以分类，则大致上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或范式。“一是模仿自然科学，强调适合于用数学工具来分析的、经验的、可定量化的观察。另一种范式是从人文学科推衍而来的，所注重的是整体的和定性的信息，以及说明的方法。”这两种范式可以有不同的称谓，有的称之为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有的称之为理性主义探究范式和自然主义探究范式，有的称为量的研究和质的研究。人们都认识到，这两种范式是有差异的，孰优孰劣时有争议。

其实，这两种范式都是在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才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教育研究的历史则更为久远。

教育的历史非常悠久，自从有了人类就有教育；有了教育自然也就有了对教育的研究。最初的教育研究是教育者对自身教育经验的总结。在实践中，他们探索着应当教什么以及怎样教的问题。这种经验总结是零散的，可以见之于留传下来的各种典籍之中。这些经验的结晶不乏真知灼见，现在读来还是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迪。

与教育的历史相比，教育学的历史是太短了。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独立出来是近代的事。当时，教育正在走向普及，教育制度正在形成，教育已经成为社会事业，许多教育问题需要系统的回答。于是，一些先进人物试图“阐明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类的全部艺术”，探求“改良学校”的方案。这才有了系统性的教育学著作。后来，赫尔巴特和杜威等人则以哲学和心理学的理论为基础，参照他们个人的教育经历，系统地总结了当时的经验，写成专著，系统地回答了学校教育中的基本问题，如教育目的、课程与教学、学校的德育以及学校的管理等。他们的著作成了教育理论的经典之作。

教育在进步，教育科学要发展，人们也就日益关注教育研究的方法问题。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正是自然科学迅猛发展的时期。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相信：世界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人类只要诉之于理性就可以发现规律，而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的正确性是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来加以验证的。科学实验成了科学研究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方法。受此思潮的影响，教育理论界也就日益推崇教育实验，认为只有通过实验教育科学才能提高其科学性，使之达到像自然科学一样精密的程度。用教育实验来研究教育问题成了一时的风尚。例如，新编了一本教科书A，就要用实验的方法来证明教科书A优于原有的教科书B。实验要选两个班级，一个是试验班，一个是对照班。这两个班的基本条件完全一样(如班级人数、学生水平、教学设施以及施教的教师及其使用的教学方法)，唯一的差别只是试验班只用教科书A，而对照班用教科书B。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之后，再测试学生的学习成绩。如果试验班的成绩与对照班的成绩有显著差异，才能确认教科书A优于教科书B，才能做出推广教科书A的决定。

教育实验仿照的是自然科学的如物理、化学等的实验。实验前要有明确的假设(教科书A优于教科书B)，实验过程中要有严格的控制，排除各种非实验因素的干扰(两个班级的条件一样)，实验的结果是用数量来显示的(两个班级的学生学业成绩的比较)。教育实验的推行促进了教育科学的科学化，使研究人员用理性的方法思考教育问题，也带动了教育统计与测量等学科的发展。教育实验的功劳是不可抹杀的。

但是，在推行教育实验的过程中，人们也感到教育现象是难于用实验的方法去进行研究的。首先是许多问题的解决很难在事先提出明确的假设。第二，实验的条件难以控制。所以，有的学生将教育实验按其控制的严密程度分为实验、准实验和自然实验。自然实验实际上已经很少控制了。第三，要测定教育成果、学生的变化相当困难。一是没有适当的测量工具，二是量的变化未必能反映真实的情况，未必能表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有因果关系。在评价教育时必然要涉及教育的价值观。这些是教育实验推行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在教育实验盛行之时，教育理论界就有不和谐的声音，有的学者并不赞成教育实验。他们认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性质不同的两类学科，人文社会科学不能袭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人文社会科学应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界常用的研究是社会调查和社会统计。一些学者用这种方法研究教育问题。但，长期以来，教育实验一直是教育科学研究的主流。记得我国在20世纪的80年代还曾提出过“教育科学的生命在于教育实验”这样的口号。

质的研究的兴起与教育社会学有关。教育社会学是介于教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边缘性的交叉学科，用社会学的观点与方法研究教育问题。20世纪初，就有学者用社会调查的方法研究学校教育问题。二三十年代，美国芝加哥社会学的兴起促进了现场研究的方法，带动了教育社会学的发展。但质的研究尚处于教育研究的“边缘状况”。质的研究的突现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后期。当时，社会处于一种变动的状况，教育领域里发生了许多预料不到的事情，如城市学校里的教育状况很不理想，许多学生“达不到学校要求”等。要探究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仅靠量化的研究方法、搞教育实验，显然是得不出结论的。于是，美国政府决定拨出专款，资助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教育学家结合起来，共同到学校里去作质的研究，观察学校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研究改进学校教育的方案。此后，质的研究方法才为较多的人们所接受，质的研究逐步发展了与量化研究相抗衡的一种重要的研究范式。

质的研究在我国起步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有学者介绍这种方法，有一些研究生常用这种方法研究教育问题。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不同，有其自身的特点。主要的是：

第一，强调整体性。主张质的研究的人都认为教育科学所研究的对象都是具体性的。一个国家的教育是与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联系着的；一个学校是一个整体，它不能脱离周边的环境，学校内部又是结合成了一个整体，各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的；一个班级也是一个整体，教师和学生也是紧密关联的。如果不从整体上了解教育，只关注教育的一个因素、一个方面、一个现象，就可能导致“失真”。因此，教育研究必须从整体上把握所要研究的对象和问题。

第二，注重实地调查。实地调查，或者实地研究，是质的研究的基本方法。它要求研究人员用相当长的时间到所要研究的学校、地区作实地的调查，要亲身体验所处的环境、亲切地感受所要研究的问题。为了全面地了解情况，要查阅相关的历史资料，关于现状的各种记录要同各方面的人员作深入的交谈。总之，研究人员要深入了解问题的历史、现状，切实地掌握第一手的资料，而不允许只凭听取的汇报和介绍。

第三，要正确处理研究人员和被研究单位人员的关系。在质的研究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是一种平等的、互动的关系。研究人员在研究开始的时候当然会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学术观点，但不能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被研究的单位、人员，而是要虚怀若谷地、耐心地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各种不同的声音，特别要从研究者的角度、身份去体会他们实际遇到的问题、困难以及成功的喜悦。研究的过程，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共同交流、讨论的过程。研究人员甚至可以由“旁观者”变成“直观参与者”，共同来解决问题。质的研究的成果是互动之后形成的共同的结论。

第四，用生动的叙述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质的研究成果的表达形式不同于教育实验的实验报告。它着重于用各种事实材料(如档案、文件、访谈记录、实际的观察、照片、录像等)展示实际的情况，叙述研究人员在研究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以，有人把这种方法称之为“深描”，是把客观存在的事物、常人所共见的一些现象突现出来，引发人们的思考。

第五，研究人员所追求的目标不像量化研究的研究者那样要告诉读者一个明确的答案。研究人员是想通过自己的描述帮助读者增进对教育现象的理解，从而使读者能从自己所处的实际情况出发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关于两种研究范式时有争议。在我看来，教育现象是复杂的，需要从多方面去探索、思考，教育研究方法是可以多元的。两种研究范式各有其利和弊，各有其适用的方法。教育现象中有的是可以量化的，可以用量的研究方法，也应用量的研究方法。研究人员已有了明确的设想，能够做出严密的控制，可以用教育实验的方法来证明研究者的设想是否正确。但是，不可否认在教育领域里确有不少方面是难以量化的。涉及意识形态、文化领域，如教育的价值观、教育目的、学校文化等，就难以量化。涉及教育领域中的人际关系问题，如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教师与教育管理者的关系、教师与家长的关系等，也是难以量化。用量的研究范式去研究难以量化的问题，必然会曲解现实，凡属这一类的问题就应用质的范式去研究。

收入丛书的几本书所涉及的是学校的规章制度、学校中教师与学生、教师文化、学生文化和民族中学的特殊性，都是适合用质的研究范式去研究的。所以，我鼓励他们按质的范式去研究，也希望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够出来，也希望读者能从他们的成果中得到一些启迪。

其实，我提倡质的研究范式还有另一种考虑。现在，国内的一些青年学者很喜欢作一种思辨式的研究，如根据某一种哲学思潮或社会思潮去推导出某些教育结论，又如根据某一种国外的教育理论或经验推导出我国教育改革应当如何进行。这些思辨可以启发思考，但它同教育实际是隔膜的，其结论的正确性也是有待检验的，未经证实的。我深感，教育科学是一门很实际的、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教育科学研究一定要贴近实际的教育生活，只有从实际出发寻求解决实际问题的途径，教育科学才有生命力。青年学者到教育实际中去，作较长时间的实地调查，是他(她)学术生涯中的重要一环。学会调查是科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功。我鼓励他们作质的研究也是希望他们能在实际中夯实学术基础、学会基本功。这是我对青年学者的期望。

学校是一个基层的单位，“教代会”是教师参政议政、参与学校管理的一种民主方式。“人代会”是我们国家法定的最高权力机构，“人代会”上通过的提案政府都要去落实的；“教代会”的提案我们也会尽可能地去落实。但从行政的角度来说，学校毕竟是校长负责制，所以校长在学校工作中可能会有疏漏和不够的地方，通过“教代会”帮学校出主意、解决问题或提醒可能出现的问题，弥补学校管理上的不足或学校管理上的漏洞，但这并不意味着“教代会”的权力高于一切，这和“人代会”也是不一样的。

“教代会”代表着教师的利益，一些独资或外资企业里的工会为了维护员工的利益，有时和行政是对立的，这和学校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学校的工会和行政是一致的，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大家都是为了学校能够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教师自身也得到更多的发展。学校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问题，所以我们的“教代会”和行政是互相补充，互相支持的。校长也是工会会员，也会参与到“教代会”中，我也会写提案，有时候也会做工作分派，督促其他部门解决提案等。

对教师而言，“教代会”是他们关心学校事务的一个渠道，他们可以畅所欲言地提出自己的想法。我们一学期一次的“教代会”集中了很多老师的智慧，所以我们很多工作都是根据“教代会”上的建议去做的。教师们都很高兴，因为他们的提案和建议得到了学校的重视，他们的权利得到了真正的重视。这对学校的发展来说也是有帮助的，对我们的中层干部来说也是一种督促，他们很想把工作做好，但是一个人的智慧毕竟有限，有时候教师的提案给他们的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L-B)

自打一小学提出“超越规范”的思想之后，耳边时常会听到一些提问，或不解或探讨或质疑，最集中的问题有：什么是超越规范?规范能超越吗?没有规矩哪来方圆?我曾经凭着对打一小学改革的了解，经验性地去说明过这些问题；也曾根据自己对理论的一知半解，试着用概念化的方式去解释过这些问题。有些人接受了我的观点，并表示了也想实践的愿望；有些人则对此持不同的看法。

打一小学数十年来一直坚持着自己的追求，身在其中的教师们是如何感受的?打一小学分别在1998年和2004年集中进了一批教师，我以这两个时期进“打一”小学的新教师为对象，收集了当时他们以“打一新人”的身份，共同以“我和学校”为题所写下的文章，他们以短短数月的亲身经历所提供的一个个学校生活片段，写出了他们所感受到的打一小学，对超越规范进行了事实性的诠释。

还记得第一次走进打一小学的大门只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遇，那时的我作为一名实习生去打一小学应聘，学校领导建议我参加他们的男教工足球比赛。巧的是，就是这场球结下了我和“打一”的缘份。那天赛完球回家以后，我觉得这里的领导不但重视教师的业务，而且很热情好客，和我这样一个“生人”谈得很熟，根本没让我感到一点儿不自在。更让我难忘的是“打一”人的激情，年已花甲的老师居然也和一群小伙子同场竞技，让我感到这里充满着活力。(T-x1-998年)

开学前的一天，忽然接到任务，为了学生能在开学时用上高矮合适的课桌椅，有益于他们的身心健康，学校要求我们把原来高年级学生用的这些桌椅搬出教室，换入适合低年级学生使用的桌椅，我粗粗地估算了一下，有千余套之多。这种粗重的体力活儿，将要落在我们身上，真有些不敢相信。望望身材瘦小的Y书记和文文弱弱的老师们，再瞧瞧这些笨头笨脑的铁木家伙，从未有过类似经历的我对于完成此次任务缺乏信心。但令人不敢相信的是：六个小时后，不仅桌椅更换完毕，而且，刚经装修的教室也已打扫得干干净净。在整个过程中，每位老师都尽心尽力、毫不推诿，大家互帮互助、团结协作，累了喝口水继续干，一人不行大伙儿帮。已年过半百的Y书记更是始终起着模范带头的作用。尤其令我惊奇?的是：自始至终，耳边未曾听到一句怨言，这是我所不能想象的。在大家的感染下，我也咬紧牙关坚持到了最后。(T．w1-1998年)

刚一开学教“汉语拼音”，翻开书本一页上就只有三个单韵母和几幅图，虽说在开学前，我借阅了不少有关书籍、资料，把教参、教案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认真地备了课。但真的要走上讲台，心中还是七上八下的，不知该如何是好。如何才能将这简简单单的知识讲清楚，使学生掌握好呢?这时年级组中的几位老师都来帮助我，她们为我分析教案，指导重、难点的把握，两位骨干教师还上了示范课。我上课时，她们来听课，听完课，她们耐心、细致地评课。级组中的老教师C老师更是每周来听我一节随堂课。每次听课，C老师总是认真地记笔记，课后及时地对我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从班级的管理方法到学生的教育方法，从教学的课堂设计到具体的教学手段，耐心细致，无微不至。(T-Z11-1998年)

开学不久，就迎来了教师节。到了这里以后才知道，“打一”的老师们每年都会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庆祝这个属于自己的节日。一开学就听说各年级组都在筹划教师节的节目，过教师节要老师自己表演节目?想象中应该是老师们看别人表演，好好享受一番才对!看着组内每一位老师积极投入的神情，我简直惊讶极了!在这时不分谁是校长，谁是教导主任，谁又是普通老师，有的只是大家的认认真真、兢兢业业与团结一致。从活动的序曲到排练的节目，从节目的类型到服装、道具，无一不是大家齐心协力、精诚合作的智慧结晶。于是，一项项新颖的活动相继推出：三年级组的“茶香四溢”，四年级组的“爱心书签”，五年级组的“工作的一日”，一个个精彩的节目陆续登场。很难想象，这些都是老师们在开学初那段最紧张、最繁忙的日子里放弃休息、下班时间赶出来的。(T-Z10-1998年)

本学期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年级组内成员紧缺。老师少，可学生的课却缺不起啊。开学初，得知这种情况，组内老师纷纷主动代课。尤其是J老师，她是三(6)班的搭班老师，由于三(6)班的班主任休婚假，代班主任的工作就落在她的身上。一位普通的美术老师，一周十几节课的课时量，外加如今的三天寄托班，却硬是把这班主任给代了下来，将自己尚不满周岁的女儿托给了远在浦东的母亲。而三(6)班的语文课，则全由组内语文老师自行解决。(T-Z10-1998年)

记得那次开学的大扫除，我初来乍到，对学校的安排和要求一无所知，不好意思问这问那，只好悄悄地跟着别人做。正当我一个人在教室里忙活时，隔壁班的严老师笑眯眯地提着水桶和拖把走进我的班级。“小陈，我来帮你一起打扫!”“这，这怎么行?你的年纪大，天又这么热，您还是好好休息，我自己来拖地。”我不好意思地推辞着，可严老师的态度是如此的真诚，我的一再推辞变得很无力。看着这位老教师这么热的天陪着我在教室忙活，我的心倍感温暖。(T-C5-2005年)

在打一小学第一年的3月8号那天早晨，我一来到学校，就收到了西装革履的男老师们送来的鲜花，真的很开心。那天的办公室，每位女老师的桌上都盛开着娇艳的花朵，同时，电视屏幕中也在滚动播出学校为三八妇女节制作的专辑--《姐姐妹妹站起来》。一整天，办公室都充满着鲜花的芬芳和快乐的笑声，那个场景真美。(T一G4一2005年)

学校想方设法利用现有的优质的师资力量，帮助青年教师快速稳健地在业务上成长。比如与骨干教师师徒结对，使青年教师在日常教学工作中遇到困难时能及时地、有针对性地得到骨干教师的帮助，能比较快地摆脱刚开始教学的不适应和困惑，进入角色。另外，学校还安排特级教师进行每周一次的带教。特级教师细心听青年教师的课，并在课后耐心说课，指出教学中存在的不足，一一点评，给予指导，用自身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实践能力为青年教师指点迷津，理顺教学思路。还有，学校教导处成立了青年教师专业小组，每月活动一次，让区级、校级的骨干教师如名医坐堂，以“专家门诊”的形式与青年教师交流沟通，解答青年教师在教学工作中所碰到的“疑难杂症”，相互探讨，共同提高。这些各种层次的平台和措施，都给了青年教师迅速有效提高业务水平的条件、空间和动力。(T-D1-2005年)

每一次的政治学习总是给我带来很多收获，校长的报告很实在，从来不说空话，我很爱听。学校很强调教师肯钻研、肯学习、多学习，为此学校为教师开设了研究生课程班。在全校大会上，学校领导说到此事时讲了一句话让我终身难忘：“我极力赞同我们学校教师更深层次地进修，哪怕是在我这个学校进修完、培养好、锻炼好再被其他学校挖过去。因为对你来说，你确实是在进步在发展，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怎样的一种境界?(T-Z6-2005年)

新教师从一个打一小学的“局外人”转变成一个“局内人”，在这个角色的转换过程中，他们对打一小学的超越规范有了感受，他们对超越规范的理解并非是概念化的，更多的是与一个个具体的活动、现象和事件相连。

超越规范并不是不要规范，而是尽量将一些纸上的、口中的规范内化至教师的思想中，体现在教师的行动中；也许从表面上看，“墙上挂挂”、“嘴上说说”的规范是少多了，但在教师心中用以制约自己行为的规范依然存在；超越规范并不是指把学校原有的规范减少或删去了就行了，否则转眼之间都可称自己超越规范了，制度的缺失必然会产生管理的空白，重要的是如何形成超越规范的机制用以填补管理空白；衡量超越规范的并不只是一个结果，指出哪些规范超越了哪些规范没有超越，更重要韵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行为是否得到改善、学生是否得到充分的发展才是衡量的标准。

我和打一小学相识已近十年，对学校的发展过程及成果已很熟悉。然而写作此书的过程使我对打一小学有了更深切、更立体的了解。从第一个学校管理改革方案到第四个方案的改革历程，从目标、评价、民主管理到学校文化的构建、超越规范管理机制的实践探索，从摸着石头过河、感性地面对问题到明确办学思想、理性地发展学校的成长之路，所有这些，对我而言不只是框架，而是连接着一件件具体的事件、一个个生动的人物，甚至在这之中还能看到自己的研究与成长痕迹。感谢打虎山路第一小学的老师们，假如要把他们的名字写下来，那将是长长的一串。在和他们相处的过程中，我追求着自己的专业发展，从最初对教育理论非常厌倦、对教育实践一片空白，到现在热爱专业、对教育实践充满感情，这得益于打一小学及其老师们的帮助。对于这本书，他们提供了大量的、无私的支持。

感谢为了这本书付出大量心血的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生、研究生，他们是李海英、陈群波、刘宣、池春燕、刘群英、侯素雯，他们几乎参加了后期的每一次访谈，对访谈资料进行了细致整理。感谢陈群波撰写了第七章，刘宣撰写了第十章。没有这些研究生和博士生的鼎力相助，这本书很难如期完成。

感谢金一鸣教授，他打消了我写作过程中一次又一次的退缩情绪，鼓励并督促着我的写作，并且对我一次又一次的“失约”表示了极大的宽容。

感谢山东教育出版社教育理论编辑室的温玉川主任和王慧编辑，他们为此书的出版付出了极大的热忱和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