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展示文化胸怀，盘点历史，关注当下，实践学科交叉的大书；一本让知识分子打开多个窗口、看到不同思想“风景”的书；一本让老百姓理解共和国与改革开放的历程，认清我们将去向何方的书。茅于轼、韩少功、汪晖、汪丁丁连袂推荐！

本书提供了宏大叙事思维方式与微小叙事思维方式共生演化的精彩样本，折射中国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对中国“大转变”进行探测和争论，让我们窥见了置身于同一进程的中国知识人对于这一进程的不同理解。对于中国的“大转变”的不同解释，也意味着对于未来中国的不同构想。

邀请国内社会学、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三位优秀学者以对话的彤式，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思想领域进行一次昼面的回顾与梳理

作者站在高处清理历史、面向未来，具有开风气之气势。对话以现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为背景，多层面、多角度来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与问题、经验和教训。对话既能体现学界对中国问题的最新思考，又因其现实针对性而具有极大的开放空间。

第一章 我们的问题和出路

第二章 漫长的20世纪

第三章 群众运动、人民主权和民主

第四章 思想解放及其遗产

第五章 民族主义、全球化和国家认同

第六章 从“历史的终结”处思考

第七章 重建知识与“现实”的联系

第八章 发展道路、乡村建设和城市化

第九章 公平、效率和协调发展

第十章 文化、文学和多元化

第十一章 国家与社会

第十二章 迈向和谐

跋

黄：从时间上说，《道德情操论》在前，《国富论》在后；逻辑上，《道德情操论》其实是《国富论》的基础和前提。

韩：斯密所提出的那个“道德情操”，其实是所谓“市民社会”的道德情操的最早、也是最典型的宣言。这种市民文化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热衷于商业事务，对世俗世界采取功利主义立场，淡化政治。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他才把英国的资本主义化的过程，看作是由“看不见的手”支配的，个人追逐功利而形成的“自生自发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道德情操论》确实是《国富论》的基础，或者说，道德是“经济人”的基础。不过，真实地揭示了英国社会资本主义化的进程的是斯图尔特(Steward)，而不是斯密，这一点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是一个共识。因为史都华揭示了这个过程首先是政治过程，是个“羊吃人”、城市贵族剥夺农村、英国剥夺殖民地的残酷的政治过程，而不是一个市场的田园牧歌过程。今天的学术界是斯密的天下，但却极少有人知道斯图尔特，因为我们今天的整个思想界，都过分地受到了斯密的小市民文化的影响，而对于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则缺乏留意和继承。

读北大经济中心的教授，比如姚洋、陈平、林毅夫的文章，我还是很受启发，虽然经济学我完全外行，可是他们讨论的很多问题却是有关怀的，“讲问题”的。比如社会公正、农村社会、国家发展战略的问题。这些问题我都很有兴趣，也基本上读得懂。可是新古典经济学著作我就不行了，因为我数学不行。经济学大概在马歇尔之后，就数学化了。但是，社会其实是非常复杂的，未必就像数学语言所揭示的那么单纯——随着经济学的不断发展或者学科的不断分化，它的科学化、数学化倾向越来越浓重，最后，经济学学科和它的政治经济学传统与现实问题发生分离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及其政治经济学传统，你不能不承认是非常了不起的。熊彼特说马克思起码有两点是非常了不起的，第一点，他看到了生产方式和生产条件对“社会构成”的决定作用，决定某种文化、行为方式的，从根本上说是生产方式和生产条件。第二是阶级斗争理论。马克思处在蒸汽机所代表的动力学、热力学的世界，代替了牛顿的静力学的时代，熵的世界、混沌理论代替了机械的理论。在这样一个现代社会剧烈变迁的时代，无论是法国革命还是美国革命，都使得他认识到人的出身、身份——也就是他所说的“阶级地位”是建榭性的，不是一劳永逸的，是可以变化的。因此，解决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马克思倾向于将社会进程理解为权力之间的分配和竞争，所以熊彼特感到非常奇怪的是，为什么在马克思之前，经济学家很少谈到阶级问题，社会学家也总是将家庭和个人当作分析的基础。这是因为他们分析框架还是古典的、机械时代的理论。

当然对于我们文学专业的人来说，马克思还有一个最了不起的地方，那就是他的文章好极了——不仅仅是具有感召力的“宣言”文体，而且他的方法充满了创造力乃至戏剧性，我注意到：尽管马克思很重视经济的、社会的规律性的东西，但是他更为那些反常的、例外的东西所吸引——他经常说实践大于规律，改造世界比解释世界重要。他研究历史，也经常着眼于历史过程当中那些偶然的因素，注意这些因素怎么变成了“必然”。这其实就是我们文学不断强调的：注意戏剧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其实特别具有文学或者戏剧的思维。

P10-11

每次读到一些讨论中国现实问题的书籍或文章的时候——无论是像《中国可以说不》这样的“民间宣言”，还是像《中国农民调查》这样的“盛世危言”，我都会萌生出一个想法：能不能有人——当然是精研过大量材料、做过深入的理论与现实思考的专家学者——来为我们对现实以及现实所托生的历史背景、脉络进行解读?我想象中的这种解读应该是严谨、公允的。每个解读者自然是成一家之言，有而且应该有自己的立场和视角，但这一家之言又是建立在对材料的大量占有，对学界的研究成果的熟悉、分析、批判和融通基础上。它远比老百姓的街谈巷议来得公允、透彻、切中肯綮，但又要对老百姓的所感所惑、所思所想的话题有回应和引导。同时，这种解读又是整体、跨学科的，对一些问题，尤其是那些贯穿于社会生活、萦绕在我们脑子里的关键问题，应该尽量挖出其历史与时代、社会与文化的关联，给我们以庖丁解牛般的解答，因此这种解读就有必要超出个人的视野、学科的分立，甚至是学术话语的阈限，成为一种开放式的探讨和对话。

这样，我们请来了三位学者——社会学家黄平教授，经济学家姚洋教授和批评家韩毓海教授，以对话的方式来进行这种解读。三位都是所从事的领域里的优秀学者，势必会带来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最新思考。更主要的，三位都是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的学者，能把自己的学术工作与中国的现实密切连在一起，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他们的谈话会走出学术的象牙塔，接上社会发展的脉搏，进入普通读者所关心的范围。而学科的不同以及立场的差异，也将使对话更立体、更完整。

现在是对我们百余年历史进行全面梳理和总结、对未来向何处去进行展望和预测的一个恰当时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们国家的最大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发展”。中共十六大以后，我感觉我们在“发展”这个依然是最大的关键词之外又加了几个关键词，我们在“发展”的前面加上了“可持续”和“科学”，加上了“和谐”。这种变化，除了表现在国家的方针大计、发展战略上，其实也深入到个人生活领域。个人的发展同样存在可持续和科学性问题，个人的生存状态同样存在和谐问题。面临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每个个体都会不断思考和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而和谐就是调解和处理自我和他者、物质与精神、理智与情感、短期与长远等等的差异与矛盾，使自己的人生更加充实、完美和幸福。因此，科学也好，和谐也罢，既关乎国家的前途，也与普通人的命运休戚相关。

老百姓越来越意识到天下大事并非只有“肉食者”可为之，并非只是专家学者、知识分子在谋之。几千年来，中国从没像今天这样重视和呼唤参与，呼唤“有话好好说”式的表达与讨论，而参与和表达是需要有知识和认识的前提的，需要对历史的理解和清理，对现实的归纳与把握，这正是我们做这样一本书的目的。

上世纪80年代，我们浪漫想象又热情拥抱过“民主”、“自由”、“启蒙”、“西方”以及“现代化”；90年代，我们期待又焦虑，前行也反思，高蹈而又不无心虚，激烈争论却往往难以达成共识。我相信，我们今天应该能获得一种高度和自信，将所有这些化作认识、行动乃至情感的财富，而不是重负，开启更为切近现实的、在多元和开放中找到建设性共识的讨论。而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现实的中国?我们将如何获得一个发展的中国、和谐的中国?

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这将是——

一本让知识分子打开多个窗口、看到不同思想“风景”的书。

一本让老百姓理解共和国与改革开放的历程，认清我们将去向何方的书。

易晖谨识于北京回龙观

2006年6月

◎市场经济制度彻底改变了人类发展的轨迹。它改变了全球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格局。为了更深刻的了解这个过程，需要有经济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来加以阐明。《我们的时代》将帮助读者进一步思索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的本质。

——茅于轼

◎这本书在许多问题上展示了交集和分歧，也许还留下盲点，但它更是挑战潮流和守护底层的知识暴动。与其说这是几个读书人的多事，不如说重现了一个文明古国和人口大国的必然。社会重建是每个人无可回避的日常现实，坚硬而且沉重÷

——韩少功

◎二十多年来我们所经历的正是中国的“大转变”。这部对话集对这个“大转变”进行探测和争论，让我们窥见了置身于同一进程的中国知识人对于这一进程的不同理解。对于中国的“大转变”的不同解释，也意味着对于未来中国的不同构想。

——汪晖

◎后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依靠微小叙事之间的对话维系着的，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依靠宏大叙事的意识形态教育维系着的。我们面前的这本对话录，提供了宏大叙事思维方式与微小叙事思维方式共生演化的精彩样本，折射中国当代社会的复杂性。

——汪丁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