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是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一生译著宏富，译文以传神为特色，更兼行文流畅，用字丰富，工于色彩变化。本书除收集傅雷多篇译论、点滴“译话”外，还摘录傅雷译书札长短五十六条，以及罗新璋等傅译研究家撰写的随感、评论，以供我们了解中国二十世纪的翻译大师成功的奥秘。

傅雷（1908-1966）。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一生译著宏富，译文以传神为特色，更兼行文流畅，用字丰富，工于色彩变化。翻译作品共三十四部，主要有罗曼·罗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服尔德的《老实人》、《天真汉》、《查第格》；梅里美的《嘉尔曼》、《高龙巴》；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邦斯舅舅》、《贝姨》、《夏倍上校》、《搅水女人》、《于絮尔·弥罗埃》、《都尔的本堂神甫》、《赛查·皮罗多盛衰记》、《幻灭》等名著。译作约五百万言。

一代翻译大家傅雷提出：“译文一定要传神达意，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那么原文的意义与精神，译文的流畅与完整，都可以兼筹并顾，不至于再有以辞害意，或以意害辞的弊病了。”

代序——读傅雷译品随感

译话点滴

　《高老头》重译本序

　《贝姨》译者弁言

　关于《老实人》一书的译名

　翻译经验点滴

　对于译名统一问题的意见

　答陈冰夷查询

翻译书扎

　至宋奇

　至宋希

　致黄宾虹

　致傅聪

　致王任叔

　致人民出版社编务室

　致楼适夷

　致人民文学出版社欧美组

　致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

　致梅纽因

　致罗新璋

　致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室

　致郑效询

　致石西民

附录　傅雷译著研究

　《傅雷译文集》出版说明

　《傅雷译文集》再版感言

　谈傅雷的翻译

　傅雷与巴尔扎克

　《罗丹艺术论》读后记

　傅译《高老头》的艺术

　读傅译巴尔扎克的名著《贝姨》

　文学翻译中的情感移植

　永恒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傅译罗曼·罗兰之我见

　略论傅雷的翻译成就

　从《家书》到《译文集》

　从“傅译”到“译傅”

编后记

《文艺报》编辑部要我谈谈翻译问题，把我难住了，多少年来多少人要我谈，我都婉词谢绝，因为有顾虑。谈翻译界现状吧，怕估计形势不足，倒反犯了自高自大的嫌疑；五四年翻译会议前，向领导提过一份意见书，也是奉领导之命写的，曾经引起不少人的情绪，一之为甚，岂可再乎?谈理论吧，浅的大家都知道，不必浪费笔墨；谈得深入一些吧，个个人敝帚自珍，即使展开论战，最后也很容易抬出见仁见智的话，不了了之。而且翻译重在实践，我就一向以眼高手低为苦。文艺理论家不大能兼作诗人或小说家，翻译工作也不例外；曾经见过一些人写翻译理论，头头是道，非常中肯，译的东西却不高明得很，我常引以为戒。不得已，谈一些点点滴滴的经验吧。

我有个缺点：把什么事看得千难万难，保守思想很重，不必说出版社指定的书，我不敢担承，便是自己喜爱的作品也要踌躇再三。一九三八年译《嘉尔曼》，事先畏缩了很久，一九五四年译《老实人》，足足考虑了一年不敢动笔，直到试译了万把字，才通知出版社。至于巴尔扎克，更是远在一九三八年就开始打主意的。

我这样的踌躇当然有思想根源。第一，由于我热爱文艺，视文艺工作为崇高神圣的事业，不但把损害艺术品看做像歪曲真理一样严重，并且介绍一件艺术品不能还它一件艺术品，就觉得不能容忍，所以态度不知不觉的变得特别郑重，思想变得很保守。译者不深刻的理解、体会与感受原作，决不可能叫读者理解、体会与感受。而朋友：有的人始终与我格格不入，那就不必勉强；有的人与我一见如故，甚至相见恨晚。但即使对一见如故的朋友，也非一朝一夕所能真切了解。想译一部喜欢的作品要读到四遍五遍，才能把情节、故事记得烂熟，分析彻底，人物历历如在目前，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也能慢慢咂摸出来。但做了这些功夫是不是翻译的条件就具备了呢?不。因为翻译作品不仅仅在于了解与体会，还需要进一步把我所了解的，体会的，又忠实又动人地表达出来。两个性格相反的人成为知己的例子并不少，古语所谓刚柔相济，相反相成；喜爱一部与自己的气质迥不相侔的作品也很可能，但要表达这样的作品等于要脱胎换骨，变做与我性情脾气差别很大，或竟相反的另一个人。倘若明知原作者的气质与我的各走极端，那倒好办，不译就是了。无奈大多数的情形是双方的精神距离并不很明确，我的风格能否适应原作的风格，一时也摸不清。了解对方固然难，了解自己也不容易。比如我有幽默感而没写过幽默文章，有正义感而没写过匕首一般的杂文；面对着服尔德那种句句辛辣，字字尖刻，而又笔致清淡，干净素雅的寓言体小说，叫我怎能不逡巡畏缩，试过方知呢?《老实人》的译文前后改过八道，原作的精神究竟传出多少还是没有把握。

P8-9

解放后，法国文学在我国得到较多的介绍，无疑应归功于广大西方文学工作者的努力，其中自然也包括傅雷先生的一份劳绩。傅雷不仅译作宏富，尤以译文传神取胜。拿傅雷译文与法文原文对照，读到精彩处，原著字里行间的涵义和意趣，在译者笔下颇能曲尽其妙，令人击节赞赏!

平明出版社一九五一年版的《高老头》正文前面，冠有一篇《重译本序》，傅雷先生开宗明义，提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神似神韵之说，在二三十年代翻译论战时，不是没有人提过，但是这样宣言式的以传神相标榜，在我国翻译界似乎还是第一次。更重要的，是傅雷以其大量优秀译作，实践自己的翻译观点，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在读者中具有较大的影响。

傅雷早在一九二九年出国留学时期，就开始作翻译试笔，至一九六六年去世，统共译出三十三部外国文艺著作。从译笔来看，似可分为解放前后两个时期。解放前的译作，用他自谦的话来说，是“还没有脱离学徒阶段”，也从不讳言旧译中的毛病。《欧也妮·葛朗台》初版于上海解放后的一九四九年六月。——以这一译作为标志，傅雷的翻译进入成熟时期，达到新的水平，形成独自的翻译风格；并根据自己长期的译事经验，提出译文“要求传神达意”的论旨，在文学翻译界，独树一帜，卓然成家。

傅雷认为传神，首先在于体会原著。“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手，是为译事基本法门。第一要求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方能谈到适译”。傅雷在翻译一部作品之前，必先做好充分的准备。道理很简单，作家在秉笔之初，作品经过酝酿，人物、性格、情节、主题，多半已有成竹在胸；作为译者，想译好一部作品，就需穷本溯源，熟读原作，把故事情节记住，人物历历如在目前——只有经过这番心领神会、化为我有的功夫，翻译时才能高屋建瓴，下笔有“神”。对原作要能透彻理解，深切领悟；翻译就是要把译者自己理解和领悟了的，用相应的文笔和风格表达出来。理解致力于达意，领悟作用于传神；传神是更高范畴上的达意。对原文切忌望文生义，穿凿附会。试想，译者自己都不能深刻体会和感受原作，怎么能叫读者通过他的译文去体会和感受原作呢?字字对译，看来似乎忠于原作，但往往字到意不到，死的字面顾到了，活的神采反遗落了；重在神似，则要透过字面，“超以像外，得其环中”，顾其义而传其神，这样译文才能生动逼真，赏心悦目。

如果说，理解原文的要求，在于心领神会，那么，表达的功夫，则在于对中法两国文字能融会贯通。化为我有，是为了形诸笔墨。所以傅雷这样提出：“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那么原文的意义与精神，译文的流畅与完整，都可以兼筹并顾，不至于再有以辞害意，或以意害辞的弊病了。”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译者实际上是作者的代言人。译者不是作者的功臣，便是作者的罪人。不懂原文的读者，只能通过译文来了解原作。同一部巴尔扎克作品，中国读者从译作得到的感受，与法国读者看原作的印象，应该是相同的——相同也者，相仿佛也，大致不错。事实上，因为国情不同，习俗不同，读者的社会体验不同，是不会完全等同的。但概而言之，原作与译作，在阅读效果上，应该是异曲而同工。

对译事心胸手眼不同，译品自当另有一番境界。翻译基本上是一种语言艺术。傅雷在文字上，要求“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原作的语言读起来决不会像经过翻译似的，译者在翻译时，则应力求使用纯粹的祖国语言，而不应带上原作所没有的翻译腔。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固然给现代汉语带来许多新的词汇和新的表达方式，但未经译者很好消化原文而形成的翻译腔，也给祖国语言掺进不少杂质。“假如破坏本国文字的结构与特性，就能传达异国文字的特性而获致原作的精神，那么翻译真是太容易了。不幸那种理论非但是刻舟求剑，而且结果是削足适履，两败俱伤”。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当然要吸收，但不应硬搬和滥用。外语中哪些于我们适用，哪些不适用，取舍的幅度，跟译者的语言修养直接有关。翻译时，对原文的字句，只有默会其意，迁想妙得，才能找到最恰当的译法。而傅雷的高明之处，是往往能用上惟一适切的字眼，有时甚至颇为奇巧，可称神来之笔。

傅雷认为，文字问题，基本上是个艺术眼光问题；至于形成风格，更有赖于长期的艺术熏陶。他对自己的译笔，曾以“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相要求。这三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他用力的方向，也是他译文的特色。或许有人会觉得奇怪，翻译得跟原文亦步亦趋，难道也可以定出自己的文章风范么?须知傅雷曾说过：“译书的标准应当是这样：假使原作者是精通中国语文的，译本就是他使用中文完成的创作。”译者既以原作者自任，遣词造句，总会有自己的眼光。而为实现自己预期的目标，也必能求得相应的翻译技巧和修辞手段。附带说一下，翻译技巧，虽为小道，但往往涉及翻译观。照字直译，也可以视为一种翻译技巧，或翻译窍门；但是妙悟原文，离形得似，技巧上的要求就更高。翻译技巧，很有讲究，也大有探讨的余地，因涉及具体句例，枝枝节节，本文恕不论列。但译者运用翻译技巧和修辞手段，必需着眼于作品艺术性这个大前提。傅雷强调：艺术为本，技巧只是手段。没有技巧，提高不了作品的艺术性；有了技巧，卖弄文笔，喧宾夺主，也会破坏艺术的完整。

傅雷之所以能取得较大的成就，固然有主客观方面种种条件和原因，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工作的极端热诚，“视文艺工作为崇高神圣的事业，不但把损害艺术品看得像歪曲真理一样严重，并且介绍一件艺术品不能还它一件艺术品，就觉得不能容忍”。这番话，在观点方面不去吹毛求疵，纯以工作态度而言，还是不无可取的。翻译实际上是种再创作。傅雷的翻译观，本身就含有再创作的思想。翻译不光是个运用语言的问题，也得遵循文学创作上一些普遍的规律。比如前一阶段谈得较多的形象思维，文学翻译是不是也需要借助形象思维呢?请看这一段文字：“索漠城里个个人相信葛朗台家里有一个私库，一个堆满金路易的秘窟，说他半夜里瞧着累累的黄金，快乐得无可形容。一般吝啬鬼认为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因为看见那好家伙连眼睛都是黄澄澄的，染上了金子的光彩。”同样的文字，曾被译得语言拖沓，形象黯淡。傅雷的翻译，可以说无愧于原作，无负于读者，基本上做到名著名译。他最有光彩的一些译作，如《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贝姨》、《邦斯舅舅》、《夏倍上校》等，作为一个粗通法语的中国读者，因为法文的语感远不及对中文那么亲切，有时甚至产生傅译要胜于原文的感觉。

鲁迅说：“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可以说，巴尔扎克写对话的好手段，通过傅雷的译笔，还颇能使人领略得到。读过《高老头》，对伏脱冷抨击社会的长篇大论，不会不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过去的身世，倒过霉三个字儿就可以说完了。我是谁?伏脱冷。做些什么?做我爱做的事……单枪匹马跟所有的人作对，把他们一齐打倒，不是挺美吗?……你知道巴黎的人怎么打天下的?不是靠天才的光芒，就是靠腐败的本领。在这个人堆里，不像炮弹一般轰进去，就得像瘟疫一般钻进去……要捞油水不能怕弄脏手，只消事后洗干净；今日所谓道德，不过是这一点……我要成功了，就没有人盘问我出身。我就是四百万先生，合众国公民。”人物的语言，富有个性特色，颇带江湖色彩：“咱家我，可不喜欢这种不平事儿。我好似堂·吉诃德，专爱锄强扶弱。”伏脱冷的性格神态，通过对话，表现得活灵活现。

傅雷认为理解原文，总还有充分彻底之境可以达到，而表达的艺术无穷，毕生努力未必完满。他在艺术上，总是不断切磋琢磨，精益求精。《高老头》的初译本，完成于一九四四年，照一般准则，似已不错；他在一九五一年重检旧译时，又“以三阅月的工夫重译一遍”；到一九六三年，在重译本上再次作了较大修订——这就是一九七八年二月出版的修改本。他曾不无感慨地说：“传神云云，谈何容易!年岁经验愈增，对原作体会愈深，而传神愈感不足。”傅雷的译作，跟国内的一般译本，跟同一作品的他国文字译本，也是经得起比较的。傅译的优点，是有目共睹的。充分肯定傅译的成就，并不意味着傅译已经完美无缺，无瑕可摘。事实上，傅雷自己就不认为文字上可以一劳永逸，常是“几经改削，仍未满意”。傅译容易引人诟病的，或许是译文的风格。傅雷解放后译了启蒙时期作家服尔德的《老实人》、《天真汉》、《查第格》，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里的十三篇作品，十九世纪作家梅里美的《嘉尔曼》、《高龙巴》和现代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傅雷在翻译时，都下过一番功夫，了解作家所处的时代，文学的流派，风格的特点，在译文上也力求能传达作家的艺术个性。但服尔德的机警尖刻，巴尔扎克的健拔雄快，梅里关的俊爽简括，罗曼·罗兰的朴质流动，在原文上色彩鲜明，各具面貌，译文固然对各家的特色和韵味有相当体现，拿《老实人》的译文和《约翰·克利斯朵夫》一比，就能看出文风上的差异，但贯穿于这些译作的，不免有一种傅雷风格。苛责前人，固然有失厚道，但即使欣赏傅雷译笔，这点似乎也毋需乎曲加回护。

傅雷以其严谨的作风，广博的学识，穷毕生之精力，为文艺界读书界提供了十几部世界名著，为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傅译以传神为特色，成就较高，传布较广，自成一种译派。在文艺创作上，不同的艺术风格可以自由发展；在文学翻译上，不同的翻译风格也可以各放异彩。解放后，外国文学的翻译事业有了较大发展，但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开展。打倒“四人帮”之后，随着文艺事业日趋繁荣，文学翻译也必然会有新的发展。在翻译作品源源出版之际，开展翻译批评，探讨翻译理论，鼓励各种译派发挥艺术特长，必将有利于提高翻译质量，促进文学翻译之花迎风怒放。傅译只是翻译界的一派，百花中的一花，只有各种译派呈妍争艳，才能开创翻译园地百花竞放的盛况。凡是有定评有影响的作品，包括傅雷译过的那些，都可以出几种译本，使读者有爱好的自由，选择的余地。

最近，傅雷的遗译均已相继出版，有些译本也已再版。现在重读他的译作，欣赏他的译笔之余，追忆往昔，令人浩叹：像这样一位有才华的翻译家，勤勤恳恳，几十年如一日，竞至于在林彪勾结江青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的高压下，无法工作和生活下去，愤而弃世，以示对法西斯文化专政的莫大抗议!傅雷的死，在我国文学翻译界是一个难以弥补的损失。今天可以告慰于傅雷先生的，是他的译作已拥有广大知音的读者，傅译作为一种译派必将在我国文学翻译史上留下深远的影响。

原载《文艺报》一九七九年第五期

一九六六年九月先父遽然谢世，年仅五十又八；然而他毕生孜孜不倦，努力不懈致力于文学翻译事业，译著宏富，译文忠实而优美，全部译作已达五百万言，受到广大读者的称誉。“他以卷帙浩繁、技艺精湛的译品而在中国堪称一两个世纪也难得出现一两位的翻译巨匠。”(见柳鸣九《永恒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一文)

先父始终认为“谈理论与实际动手完全是两回事”(见一九五四年十月十日致宋奇函)，“曾经见过一些人写翻译理论，头头是道，非常中肯，译的东西却不高明得很，我常引以为戒”(见《翻译经验点滴》一文)。故先父一生很少就翻译理论侃侃而谈，真正谈到翻译理论的，就《(高老头)重译本序》和《翻译经验点滴》两篇短文；其余涉及翻译的文字皆散见于致友人信函。有关翻译问题谈论最多的应该是致钱锺书、杨绛夫妇的信函，可惜十年“浩劫”，这批珍贵资料，荡然无存。

本书除收辑先父点滴“译话”外，摘录的翻译书札有长短五十六条，供广大读者参考研究。

本书代序是傅译研究专家罗新璋先生的文章《读傅雷译品随感》，这是我国最早发表的、比较全面的、言简意赅的一篇评论先父翻译的文章。本书附录刊载了截至目前发表过的比较重要的论及先父翻译的文章，供大家研究参考。

本书编订于二00三年，此次当代世界出版社再版时，于附录中增加了傅译研究专家、香港中文大学的金圣华教授研读了《傅雷全集》后写下的精彩文章《从“傅译”到“译傅”》。

今年恰逢先父逝世四十周年，父亲走了四十年了，然而仿佛仍然在我们身边。现编此小书，展现于他身边吧!

傅敏

二00六年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