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忍受机械而缺乏生气的情感生活，无法抗拒年长男人那邪恶的诱惑，耶路撒冷，圣殿山下，一位年轻女子迷失了……她向你讲述那缺乏真爱、毁灭自身的情感经历，她向你倾诉内心难以想象的失落与痛苦……本书是一部以自剖式独白描绘复杂人性，表现当代以色列人精神危机的情爱小说。

这是一部以自剖式独白描绘复杂人性，表现当代以色列人精神危机的情爱小说。

年轻的已婚女子、大学助教伊埃拉，莫名其妙地被父亲的旧友、年长自己一辈的阿耶厄所吸引。此人作恶多端，极为自私，却令伊埃拉无法抗拒。在同阿耶厄病态的恋情中，伊埃托得到瞬间的刺激和快感，却接二连三地陷入屈辱和荒诞小经的境地，并且得知了其母曾与阿耶厄有染这个惊人的秘密。但伊埃拉最终成熟起来，摆脱了阿耶厄，走向独立和自尊。

小说暗示当代以色列人的精神需要救赎，否则将再一次面临“圣殿被毁”的巨大灾难。

他既不是我爸爸，也不是我妈妈，为什么是他为我打开父母的房门?他的躯体占满那狭窄的空间，他的手紧握着门把手，我开始往后退，莫非我走错楼层了?可我眼前的那个装饰过的门牌却坚持着：这是他们的家，没错儿，至少这是他们的。我有气无力地问：我父母到底怎么了?男人大张着苍白的嘴吐出一句：啥事也没有，伊埃拉。我的名字在他嘴里，就像一条鱼儿在网中蹦跳着。我一头冲了进去，手臂蹭着了他那冰冷又光滑的手臂，我穿过空荡荡的客厅，打开他们卧室的门。

像是做了什么坏事被人抓住似的，他们猛然将脸转向我，我看见妈妈正躺在床上，头部用厨房的花毛巾包裹着，一只手撑着前额，仿佛不这样做它就会掉下来似的；我看见爸爸正坐在床沿上，手握一杯水，那杯子在他手中，有节奏地左右摇晃。在地板上，在他的两脚之间，已形成一小片颤动的积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问。妈妈说，我觉得很不舒服。爸爸说，就在两分钟之前，她还是好好的。妈妈抱怨道，你看，他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我。大夫是怎么说的?我问。爸爸说，什么大夫，她像一头牛那么健壮，我真希望自己能够像她一样。我强调说，可你们不是叫大夫了吗?他为我开的门，难道说不是这样吗?

那不是大夫，爸爸笑出声来。那是我的好朋友阿耶厄·阿文，你不记得阿耶厄了吗?妈妈说，伊埃拉怎么会记得他呢?他出国的时候伊埃拉还没生呢!爸爸站了起来，对了，我得去他那儿了，把客人这么扔在一旁可不好。我说，他看上去挺自在，好像这个地方属于他似的。妈妈开始咳嗽，眼睛里红红的。爸爸不耐烦地将水杯送到她嘴边，杯子里几乎没有水。妈妈喘着气说：别离开我，史洛莫，我感觉很不好……但是他这会儿已经到了卧室的门口，便回头说，伊埃拉会陪着你的。他的双脚踏进那透明的积水，要孩子是干吗的?

妈妈生气地端起杯子一饮而尽，又一把扯下了头上的湿毛巾，她那稀疏的头发一小绺一小绺难看地向上竖立着，活像一只刺猬。我看见她试图将它们都抚平了，理顺了，就想起她曾经是有过辫子的，那美丽的辫子曾四处伴随她，像一只小猫充满了生命力。我对妈妈说，为什么你要剪掉你的辫子?现在看上去就像截了肢一样难受，难道你会轻易截去你的下肢吗?她说，我已经不再适合留辫子了，在一切都已经改变了之后。她从床上坐起身来，有些神经质地看了看表，他还要在那里坐多久?大白天总躺在床上，我都躺腻了。

你真的一点儿也没病，我吃惊地说。她咯咯地傻笑着，我当然没病，我只是无法忍受那个人。我随即附和说，我也是，刚才我碰到了他的胳膊，那种感觉，就像是被昆虫叮了一下，我甚至想看看我的胳膊是否已经红肿。然后我问妈妈其厌恶感的由来。

说来话长，她说，此人是你爸爸三十年前的同窗，是你爸爸最好的朋友，你爸爸很仰慕他。可我一直认为，他不过是在戏弄，甚至利用你爸爸而已，我想你爸爸完全感觉不到这一点。就拿这次来说，多少年来我们一直都没有他的消息，可突然间他就出现了，因为他需要你爸爸为他妻子办事儿。

可你说他不住在这儿，我发现自己竞为他辩护起来。我妈妈不由得火了，对呀，他们住在法国，刚刚回来，但是，如果你想保持联络的话，从那儿也可以啊——她的面部肌肉缩成了难看的一团，成了三角脸，满是皱纹和老年斑，不过同时还带点孩子气，一双眼睛怀疑地眯着，像多年没有清扫过的窗户一样脏兮兮的，守护着那美妙、修长、笔直的鼻梁，这鼻梁自然也遗传给了我。鼻子下面，两片苍白的嘴唇紧抿着，充满苦涩，这苦涩已逐渐消失，仿佛那嘴唇是从里面被嘬着。

他在法国是干什么的?我问。她有些酸溜溜地说，不管在什么地方，他都在干着同一件事，换句话来说，就是什么也不干。你爸爸确信，他在那儿准是从事某类安全部门的工作，说不定还是最高机密，但依我所见，他完全靠富有妻子的钱生活。一个和钱结婚的小瘪三，现在他衣锦还乡了!他开始装腔作势，炫耀自己在欧洲学来的风度和派头。我看见她的眼睛盯着对面墙上的那面镜子，镜子里，那些肮脏的、恶毒的话从她的嘴里飞出来，不断地飞出来。我又想，谁知道她会怎么说我呢?和她在一起我感到窒息。于是我说，我得走了。她大叫，等等!竭力要让我留下，就像刚才要让他留下一样。陪陪我，等他走了你再离开好吗?为什么?我问。她耸耸肩，做了个孩子气的手势说：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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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只有六百万人口的以色列国，每本书的标准印刷数量平均为两千册。但近年来，一批获以色列图书出版协会畅销小说奖的作品一般销售量竟然高达几万册，甚至十万册。茨鲁娅·沙莱夫(Zeruya Shalev)的长篇小说《爱情生活》便是其中的一部。

我于二000年岁末曾在《环球时报》撰文介绍这部作品，引起当时《环球时报》编辑周晓苹女士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仝保民先生的兴趣，后来仝先生自己又在德国《明镜》杂志上读到《爱情生活》在德国畅销的消息，嘱我帮助联络《爱情生活》一书的版权。巧合的是，我于二00一年春季到以色列本一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施瓦茨教授(Prof.YigalSchwartz)恰恰是所谓发现茨鲁娅的伯乐。也就是说，当年正是由于施瓦茨这个著名希伯来文学评论家的力荐，《爱情生活》才得以在凯塔尔出版社出版，它不仅连续十六周占据畅销书榜榜首的位置，而且在评论界也引起轰动，茨鲁娅·沙莱夫一举成名。

当时刚刚放弃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文学系主任职位、到本一古里安大学创立以色列和犹太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的施瓦茨，在为研究生开设的现代希伯来文学里程碑一课上组织大家讨论《爱情生活》。有人说茨鲁娅具有超常的文学天赋；有人说她小说中的性描写超乎寻常，不算文学；而施瓦茨则告诫大家在阅读时不要忽略隐藏在情节之下的潜文本，气氛热烈而有趣。二00一年五月，我在耶路撒冷国际书展的一个小型酒会上巧遇茨鲁娅，谈及仝先生的嘱托，这位身材修长、举止优雅、总是面带微笑的年轻女作家竟然干脆地说：“没问题。”一年后，茨鲁娅的代理人、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所长尼莉·科恩女士(Mrs Nilli Cohen)来到北京，与人文社一拍即合，《爱情生活》就这样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程。

茨鲁娅·沙莱夫一九五九年生于以色列的一个基布兹，出身于文学世家。家族中的许多人，如父亲、兄长、公公、婆婆和丈夫均从事文学创作或文学批评。堂兄是著名的梅厄·沙莱夫，公公是第一代以色列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阿哈隆·麦吉德。茨鲁娅本人曾攻读圣经学并获得硕士学位，现住在耶路撒冷，是著名出版社凯塔尔的文学编辑。一九八九年出版第一部诗集，一九九三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跳舞，站立》，但没有在文坛上引起什么反响。一九九七年面世的《爱情生活》使她跻身于畅销作家之列，此后她又出版了长篇小说《夫妻》(2000)、《逝去的家庭》(2005)，均产生了“一石击破水中天”的效果。总体上看，这三部长篇小说可以被概括为“爱情、婚姻、家庭”生活三部曲。如果说，给茨鲁娅带来世界声誉的《爱情生活》集中描写的是爱情生活，或者说是情爱生活，那么《夫妻》则侧重描写的是婚姻生活，《逝去的家庭》则以家庭生活为中心。

《爱情生活》是茨鲁娅·沙莱夫迄今最为成功的一部作品，已经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畅销以色列、德国、意大利、法国等许多国家，并且获得各种文学奖。作品描写年轻的希伯来大学学生兼助教、已婚女子伊埃拉与父亲旧友、比她年长一辈的阿耶厄之间的情爱故事。小说开篇，伊埃拉在父母家与父亲三十多年前的同窗好友阿耶厄不期而遇，此时的阿耶厄刚刚从法国归来，到以色列给奄奄一息的妻子治病。他那低沉撩人的声音、修长的深褐色手指、忧郁而黯淡的目光、傲慢的欧式举止，令伊埃拉似乎有些难以自持，一段病态的情爱关系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阿耶厄的名字在希伯来文中意为“狮子”，他的姓氏阿文意为“石头”，他之所以吸引伊埃拉并非因为具有什么人格魅力，而是因为他身上带有某种独特的酷似动物本能的东西。他作恶多端，非常自私、冷酷。伊埃拉和阿耶厄在追求感官快乐的瞬问往往产生屈辱与自轻自贱的感觉。他们第一次性接触缺乏任何真情与温存，与伊埃拉最初和丈夫约尼在一起时的感觉迥然不同。这种体验令伊埃拉感到屈辱，于是想用新的性体验甚至三人交媾来抹去这种不快和屈辱。但往往事与愿违，直到在她的脑海里经常重现“圣殿被毁灭”的意象。这在某种程度上，“圣殿毁灭”预示着她试图与阿耶厄建立真正恋情的失败，并在失败中毁灭自身。对这桩病态恋情产生影响的潜在原因之一是伊埃拉的母亲过去曾与阿耶厄有染，母亲旧日恋情显然影响到女儿而今的感情关系。

作品打破了所有禁区，毫不掩饰地进行赤裸裸的性描写，并且加进了许多《圣经》典故，剖析人物的心灵深处，可谓是成功借用《圣经》笔法的现代小说，茨鲁娅·沙莱夫因而赢得了“九十年代新女性文学浪潮中最富有天才的小说女作家之一”的声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品虽然有不少性描写，但不能把它看做是一部性爱小说，就像施瓦茨教授所说，茨鲁娅是在“用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阐释希伯来文化”。女主人公在与父母、丈夫、情人的关系中完成自我形象的塑造，这一模式在希伯来文学中并非首创，但是伊埃拉的新奇之处在于她没有去反驳男性霸权和男性社会政治话语，而是在描写两性关系中展现出女性意识的觉醒。

《夫妻》问世后，再度连续十六周名列以色列畅销书榜榜首，不到一年，便售出了四万余册。截至二oo五年四月，也将近翻译成二十种文字，并在法国获奖，还被评为法国十年二百本最佳图书之一。《夫妻》是一部典型的婚姻小说，女主人公娜伊阿玛·纽曼某天早晨醒来后不得不面对意想不到的现实，一向健康活跃、做导游工作的丈夫竟然宣布说自己起不了床了，迫使娜伊阿玛设法去处理他们的婚姻危机。作家有意选用独特而有吸引力的情节，揭示出现代社会中机械而缺乏生气的情感生活如何使夫妻形同陌路，触动了众多面临各种各样生存压力的以色列读者的心弦。

在二00五年付梓的《逝去的家庭》中，茨鲁娅对女人的心理活动、潜意识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摹。小说的中心人物埃拉·米勒是一位三十六岁的考古学工作者，与一著名的考古学家阿默农结婚十年，生有一六岁的男孩子。埃拉不堪忍受婚姻生活的束缚，向往没有丈夫时的岁月，于是决定弃夫而去。等待她的是孤独、负疚以及难以想象的失落与痛苦。后来她和欧戴德交往，试图组建新的家庭。但充满悖论的是，她以前与第一个丈夫在一起的生活总出现在她的幻觉与期待中。

茨鲁娅以创作性爱与家庭小说而走红并非当今以色列文坛的特殊现象。有关人士在对以色列图书排行榜进行抽样调查时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榜上有名的作品中，有时有一半涉及不正常的或是复杂的两性关系的描写。而且，侦探小说、流行小说等文学样式也赢得了众多读者。

大家知道，古希伯来文学是《圣经》、《塔木德》等犹太学经典的组成部分，庄严而神圣。现代希伯来文学在流散地复兴，记载下犹太人流亡异乡、魂系耶路撒冷的心路历程；移民作家在旧巴勒斯坦时期饱含深情讴歌先驱者在贫瘠土地上的奋斗与抗争。以色列建国后，本土作家第一次以希伯来语做母语表现出社会转型时期以色列人所面临的新的冲突与挑战，强调集体主义精神；新浪潮作家在不忘社会责任感的同时开始注重到个人的生存价值。曾令无数读者手不释卷的阿摩司·奥兹的《我的米海尔》、约书亚的《情人》在平铺直叙中，展示出绝妙而有节奏的简约之美与令人“肠一日而九回”的哲学深意，这类作品在今天的以色列文学创作中比较少见。

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来自文化、社会、心理、道德观念的变迁和文学内部规律的变化，就像施瓦茨教授所说，“一部得到广泛与热情接受的作品通常反映出在某一特定时代占据中心位置的文化需求”。记得耶路撒冷一家文学沙龙的负责人曾将文学中的这种新倾向归结为：他们是在“逃离”以色列这片动乱的土地。“假如我们是在美国，没有战争，没有恐怖，我们像常人一样。”一句话，道出当今以色列人的生存处境与无法回避的危机感。他们对战争与大是大非的厌倦，对生存与未来命运的焦灼，恐怕是我们这些和平中的人永远也无法体味的。故而以色列作家试图在作品中追求平民风格与普通人的生活本真。茨鲁娅在谈到自己的创作生涯时曾说，经常有外国记者这样问她，一个住在以色列的人为什么只写爱情、母性、性爱、家庭，而不关注社会与政治情势?她的回答则是，她渴望发掘灵魂、本我与心灵深处的情感世界，她情愿躲开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暴力与喧嚣。

不料，这位女作家并没有真正能够躲开暴力。二00三年的一个冬日，当她把十岁的儿子送到学校、急匆匆地想赶回家中修改《逝去的家庭》草稿时，正赶上耶路撒冷9路公共汽车遭遇自杀性爆炸袭击，走在几米之外人行道上的茨鲁娅的膝盖受伤，被送进医院接受手术治疗。曾经有半年之久，茨鲁娅无法凝神埋头创作，因为，在那段岁月中，她觉得，爱与悔恨，恐惧与负疚等情感同真正的生与死相比，是那样的无足轻重。

钟志清

二00六年五月

几年前，《爱情生活》只是我做报纸编辑时文化版面上的一个选题；几年后，不仅人民文学出版社购买了该书在中国大陆的中文版权，而且本人还“客串”一把，翻译了这本书，这样的结局对我来说，应该是比较美好和令人欣慰的。

常年的国际文化报道工作，使得自己对以色列这个国家较为关注，同时也让自己对以色列当代文学有了一点了解。我喜欢耶胡达·阿米亥的诗，喜欢阿摩司·奥兹的长篇小说《我的米海尔》、《黑匣子》，喜欢埃德加·凯里特的精致小短篇……它们弥漫着古老的希伯来文化传统的气息，让人感觉很神秘，也很有韵味。我至今还记得“月亮，用一根链拴着，／在外面保持安静”那美丽而伤感的诗句。

正因为如此，茨鲁娅·沙莱夫这位曾攻读圣经学、有着希伯来深厚文化底蕴的女作家，才吸引了我的视线；《爱情生活》这部看似写情爱、写性爱，实际上却警示当代以色列人将再一次面临“圣殿被毁”(这一次是精神上的)的深刻之作，才会那么打动我。

我曾想，自己为什么一开始就对《爱情生活》不那么生疏呢?难道仅仅因为我能从女性的角度来感受、来体味?不，不是这样。直到后来我终于明白，自己之所以能找到一种感觉，完全是因为作品本身从更深的层次上触到了一个古老的命题，一个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无法解决的命题，那就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年轻女子对婚后生活大失所望，对自己的丈夫大失所望，对枯燥乏味、缺乏色彩的生活大失所望，心有不甘乃至做出离经叛道之举，这样的作品在中外文学史上并不少见。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就是如此。若干年前电视台曾播放根据其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据说不少人议论纷纷，说卡列宁是个好丈夫，安娜太不安分，等等。当然这只是普通读者和观众的道德取向，不属于审美的范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大作家阿摩司·奥兹的长篇小说《我的米海尔》。可以说，茨鲁娅·沙莱夫的《爱情生活》同它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部作品同样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女孩子都爱做梦，而婚姻使她的梦想破灭。在《我的米海尔》中，文学系女生汉娜满怀希望嫁给了她心中的白马王子——地质系男生米海尔，可米海尔婚后潜心学业和挣钱养家，忽略了妻子的感情需求。十年过去了，昔日的爱在汉娜喋喋不休的抱怨声中一点点流逝……在《爱情生活》中，女主人公伊埃拉是位研究生兼大学助教，其丈夫约尼算是IT界的精英，很年轻也很顾家，可伊埃拉同样对他很失望……两部小说都采用女性的口吻叙述故事，展开情节。尤其是《爱情生活》，从头至尾都是伊埃拉的自剖式独白，是她一个人絮絮叨叨、没完没了的诉说。然而，正是这种“不满”，传达出丰富而强烈的女性意识。

两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地都是圣城耶路撒冷。冰冷的石墙，幽深的小巷。普通人的家庭生活像这座城市一样神秘莫测，充满阳光，也充满爱欲情仇。记得几年前我曾编发过，篇《寻找光头新娘》的稿子，文中谈到，根据犹太教规，女子结婚时必须剃成光头，方可成为新娘。于是作者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前往耶路撒冷一个犹太教徒居住地“百门区”，希望能在那里见到传说中的光头新娘。文中浓郁的宗教氛围给我的印象颇深：男人们穿着黑衣、黑裤，戴着厚厚的黑帽子；女人们扎着头巾，大多推着婴儿车，跟在男人后面无声地走。我想，在这样的氛围中，汉娜们和伊埃拉们感到压抑是不奇怪的。

阿摩司·奥兹曾谈到，自己的母亲在他十二岁那年，由于不堪忍受缺乏生气的生活而自杀，母亲的故去对他日后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而《我的米海尔》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多愁善感的汉娜身上就有奥兹母亲的影子。《爱情生活》中的伊埃拉和汉娜一样，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有灵气，有追求，这样的知识女性对日复一日、单调乏味的生活感到失望其实很正常。

在远处我看见厨房微弱的灯光，我几乎听见伴随着乏味的动作，蔬菜被切时那嚓嚓的声响，它充满了绝望和希望，我感到一阵疼痛穿透了我的躯体，仿佛我是一棵蔬菜正在他的砧板上。阿耶厄，我小声地唤道，我不能回家。他温存地问，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实际上将发生什么，我低声道，我知道他要说的和我要说的，我知道我们会共进晚餐，我知道他会怎么望着我，知道太多令人沮丧，我想和你待在一起。

可厨房温馨的灯光，难道不是大多数人，包括伊埃拉自己婚前所期待的吗?拥有之后便觉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就是一种矛盾。

单凋的生活有时会让人产生一种窒息感。所以，汉娜和伊埃拉都需要为自己寻找一个能打破这种生活的缺口，以便拯救自己。

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爱的人已经死了。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在年轻时浑身充满着爱的力量，而今那爱的力量正在死去。我不想死。

“不想死”的汉娜借助于笔，追忆往日的甜蜜，尽情宣泄自己的痛苦和被压抑的欲望；“不想死”的伊埃拉则向外寻求刺激，她莫名其妙与一个比她年长一辈的男人，即父亲的同窗好友、母亲昔日的恋人阿耶厄发生了所谓恋情。

比起伊埃拉，汉娜解决问题的方法是现实的，她不会丢掉自己的米海尔(米海尔终归是个有责任心的男人)，不会丢下自己的孩子，至多也就是喋喋不休地抱怨一通，抱怨完了，日子还是照样过，该忍耐就忍耐，该发泄就发泄，不会影响大局；可伊埃拉就走得远了点，“远到永远也不能回到原来的生活”。她其实也知道阿耶厄是什么样的人，知道和这么一个极端自私、冷酷的家伙搞在一起，绝不是什么好事，她想摆脱他，好好做自己的论文，和丈夫约尼好好过，然后生一个自己的孩子，可一种无形的力量总是把她拖回到阿耶厄的身边。甚至在约尼打算和她好好度一个迟来的蜜月，已经买好机票，两人马上就要飞往伊斯坦布尔这样的非常时刻，阿耶厄的一个电话，就让她连夜从家里跑了出来，因为丧妻的阿耶厄需要安慰。为避免妻子的亲属和吊唁者发现，阿耶厄将她锁在了卧室里，他一边接待川流不息的吊唁者，一边在死去妻子睡过的床上和伊埃拉挥汗如雨地偷情。伊埃拉在得到某种欢愉和刺激的同时又深感屈辱，曾两次出逃，然而，不是伊埃拉有意无意找借口回去，就是阿耶厄设法将她找了回来。

我想，伊埃拉之所以陷入同阿耶厄病态的关系中不能自拔，这其中的缘故也许是：

其一，阿耶厄这种老花花公子太有经验了。他不仅让妻子约瑟芬心甘情愿为自己奉献一切，而且还能让她接受自己的道德观念，参加三人一组的性游戏，让约瑟芬毫无怨言爱他至死——伊埃拉这样单纯的年轻女子哪是他的对手!被其置于股掌之上一点也不奇怪。不过阿耶厄也是一个复杂的悲剧性人物，他的自私，他的冷酷，他的玩世不恭，从某种程度上源自他年轻时代的爱情悲剧：在战争中丧失了生育能力，被自己的心上人，也就是伊埃拉的妈妈所抛弃。于是他诅咒，他报复，尝试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以寻求刺激、麻醉自己，向这个世界复仇。但饱经磨难、阅历丰富的他，从里到外也透出一种男子汉的刚强和坚毅，加之他对生活的洞察力，是伊埃拉所不企及的，由此散发出的成熟男人的魅力，一时让伊埃拉无法自持。

其二，作为女性，伊埃拉有她自身的弱点。和阿耶厄在一起，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中算得上是一种冒险，富于刺激，她无法控制自己不去参与这种冒险。再则，伊埃拉也需要借助阿耶厄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就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伊埃拉的妈妈年轻时违背自己的意愿，离开了阿耶厄，嫁给了他的好友科曼，后来却屡遭生活的报复，无论如何都无法得到安慰，她自暴自弃，开始变得丑陋不堪；伊埃拉的爸爸也因病一蹶不振，整个人都毁了。对爸爸妈妈极度失望的伊埃拉不想沉沦下去，她想让自己得到救赎，可是却用了这么一种残酷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或许只能这么解释：生活本身是残酷的，更多的时候她身不由己。

《爱情生活》从某种程度上将女性对现实的幻灭感，将当代以色列人对现实的幻灭感推向了极至。小说中出现的性描写，或多或少与以色列人的生存环境有关：战争和冲突频繁发作，加深了人们对未来的焦灼感，于是紧紧地抓住当下，及时行乐。我想，作为读者，我们所关注的不应该是性描写本身，而应透过现象看本质——它所诠释的正是一种巨大的幻灭感，而这种幻灭感是具有普遍性的，在如同无边的沙海一样巨大的空虚中，人们自甘堕落、自我毁灭，这样的景象，艾略特在《荒原》里不是早就描绘过了吗?茨鲁娅·沙莱夫的笔不撒谎，她告诉读者，当代以色列人的精神需要救赎，否则将再一次面临“圣殿被毁”的巨大灾难。其实，需要救赎的又何止是以色列人!从这个意义上，《爱情生活》这部小说在本质上与艾略特的长诗《荒原》是相同的，“因为它描述了孤苦无援的人面临无边的黑暗战栗不止，这本身就具有宗教意义。要解决诸端痛苦非人力所及，唯有在隆隆雷声下静候甘霖下降”。

小说结尾十分发人深省，最终，伊埃拉将自己生命中的两位男人都放弃了——既离开了约尼，向平庸的生活作别，也摆脱了阿耶厄，从缺乏真爱的病态游戏中退出，从而走向独立和自尊。无处可去的她，当晚一个人悄悄躺在已经闭馆的学校图书馆的地毯上，以书为伴，这个细节很美，也很耐人寻味。她终于找到那个关于大祭司女儿的传说，“她在圣殿被毁的前夜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她的爸爸哀悼她，仿佛她已经死了。第三天她来了，站在他面前对他说，我的父亲，我这么做只是为了拯救你的生命，然而他继续哀悼，拒绝起身。他眼睛里涌出泪水，直到她死亡。”这是作者的画龙点睛之笔，也是对全书的升华。失去信仰的人就如同行尸走肉，难道说不是这样吗?

此外，本书对人生、对爱情的深刻洞悉，也给予读者振聋发聩的启示。

爱情生活仅仅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是最重要的部分，而仅仅是生活那套衣服中的一个小口袋……

这正是伊埃拉想明白后总结出来的。也许只有想明白了，你才能用那美好的梦想，紧紧护卫住自己的心，你的生活才不会被毁掉。这是不是《爱情生活》教给人们——尤其是女性的人生宝典呢?

由此不难想象，《爱情生活》为何会受到世界各地读者的喜爱和追捧，加上它独特的叙述视角，它时空交错、枝蔓横生的故事情节，它丰富的心理层次，它引用《圣经》典故的暗示性……难怪茨鲁娅·沙莱夫凭借此书一举成名，在世界文坛赢得广泛赞誉。

以上是我在翻译此书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想法，也许流于浮浅。我想，读者对于《爱情生活》，一定会有自己不同的理解，一定能从中读出不同的东西。我感到不安的是，自己“客串”一把，终于将这部小说翻译完了，但由于水平有限，作品又有一定的难度，译文肯定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希望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将来能作进一步的修订。

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曾得到高兴、钟志清、陆建德、陈众议等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学者，得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王瑞教授等师长、朋友、同事的大力支持和热情相助，在此向他们表示我深深的谢意。同时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给了我这个机会，感谢该社外国文学编辑室全保民先生、任吉生先生为本书付出的辛勤劳动。

周晓苹

二00六年七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