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册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和上海的历史画卷，也是当时社会百态的艺术百科全书。画家的笔触深入到那个时代中国老百姓生活的各个层面，从市井风情、人生百态、街头巷尾到难胞流民、贩夫走卒、三姑六婆，在画家笔下无不生擒活捉、万象毕来、穷形尽相。画家以高超的大师级手法，真实生动地描绘了一个载歌载舞、繁华隆盛但同时也是贫穷落后、饱受欺凌的上海。这些绘画具有极大的震撼力和感染力，趣味盎然的背景文字和简明洗练的图片说明，更是为其增色添香。本书兼备艺术魅力和艺术创作参考价值，无论是对一般读者，还是对专业人士，都是值得珍藏的经典之作。

这里，似乎每一条石库门的门缝里，都原来藏着一段段回肠荡气的小说或逸事；任何一间旧式大楼的厅堂里，全都曾经演出过一幕幕波澜壮阔的活剧；而在不知哪条弄堂里蜗居小屋的斑驳的墙边，一不小心，就能让人踩到当年轰轰烈烈的劫灰余烬，或者是寂寥多年的历朝今粉……

这些画让我们今天还能身历其境地看到“旧上海”的当年风采，那时上海独一无二的人生百态、风土人情和镜花水月。凭借着这些，来回味往日欢声朗朗的笑语喧哗；或是抚摩旧日伤痕累累的疤痕血泪；或者指点给自己的子侄辈看“阿婆三五少年时”；或者兼而有之、杂而有之……

原编者序

云云众生

街头巷尾

娱乐种种

穷与剥削

外国势力

神女生涯

日本侵略

欧洲难民

沦陷岁月

所谓“胜利”

斯土斯民

译者者跋

自从艺术上的巴洛克时代(17世纪-18世纪)起，欧洲人就开始知道在中国是“人分三六九等”的，划分所按照的标准则是职业上的不同。到了19世纪，虽然中国每况愈下，欧洲人的看法依然如故。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版的旅游手册也概莫能外，其中的中国人都被贴上了种种“职业上”的标签，如匠人、管家等。不过，欧洲人对中国人手艺的神工鬼斧倒确实佩服之至。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保卫青岛”的“空军英雄”莆吕萧，就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一件事：一个中国工人，只用了一件极其简陋的工具，就把一个飞机螺旋桨修复得完美无缺，居然使飞机能重新飞上蓝天。奥地利的一个海军陆战队士兵卡尔·巴茨纳，从中国寄回国的明信片上，也俨然画着一个手拿刨子、正考虑如何下手的中国木匠。

中国人在工艺上是能工巧匠，这早就已经举世公认，名声可以传之万世。1922年中国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在纽约和伦敦出版了一本书，其中充满了各种数字和计划。孙中山宣传说，利用中国本国人的智慧才能，再加上国际“朋友们”的援助，就一定可以把国富民强的中国建设起来。但是工业列强对此却嗤之以鼻。列强的想法是要把‘‘中国姑娘”紧紧裹在不平等条约的紧身胸衣里，绝不能让她发育壮大，也绝不能让中国在关税保护的大墙后面发展自己的工业。举个例子，当时，在天津有个德国水泥厂，甚至就连极普通的石膏原料都从德国运来，而不愿意在中国就地取材。

这也就是说，中国只能让她承受消费的负担，她不配有自己生产的权利。在沿海大城市，那里是外国大宗贸易的地盘，中国的民族工业步履维艰、奄奄一息。外国货要在中国倾销，但洋人对中国毕竟人生地不熟，需要本地人起到桥梁作用。于是，“买办”们应运而生。这个国际词compradore来自葡萄牙语的compra，意思是“买(东西)”。在“洋泾浜英文”里就取它的发音，称为“康白度”。另外还有一种人叫“钱商”(shroffs)，在“洋泾浜英文”里便是“式老夫”。这种人实际上可以称之为“洋账房”，是给外国人管中国账目的。他们原来有一种混饭吃的本领，会识别各种“银洋钿”的真假，以免“洋大人”吃亏上当。除此之外，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生意伙伴，洋人是根本不愿意结交认识的。他们所居住的区域里也很少有中国人。1930年出过一本画册《今日上海》，里面居然忘乎所以地说什么，让中国人在“租界”居住是“出于宽宏大量”，因为“这显然违背了原先同中国当局所签订协议的初衷”云云!

初来乍到，希夫不无惊奇地发现，上海到处是剃头担子、大声吆喝的小贩、臭烘烘的鱼贩子、五色杂陈的水果摊等等。这些人等都似曾相识，原来西方人的书里就写到过。不过那是18世纪的事儿，应该已经时过境迁了吧?还有街头巷尾的写信摊子，和走街串巷的算命先生，这些也都是从前欧洲人在谈到中国时津津乐道的。到了19世纪，中国在欧洲人眼里成了可以任意“调教”的孩子，而有些中国人自己呢，则总觉得这个孩子顶多是个“拖油瓶”罢了。

这时，主要登场的人物，上有买办，下则有人力车夫，两者都是希夫笔下的“主旋律”。眼睛一眨，欧洲人便能够在希夫的画里看到自己的那副嘴脸，那副为中国的仆人们前呼后拥的“尊容”。那年头，在许多欧美人眼里，中国人仿佛就是“用人”的代名词。有一则国际笑话，说的是20年代一位中国外交官，当他刚走进华盛顿一家大酒店，就有一个女客顺手把一包脏衣服塞到他手里。这位外交官只是微微一笑，极有风度且彬彬有礼地说：“夫人，虽然洗衣服的都是中国人，但是中国人不都是洗衣服的!”还有一段故事，更能显现洋人实际上是多么浅薄粗俗。有一位著名中国科学家参加上海的一个酒会，坐在他身边的是一位“洋太太”，见他是中国人，就学着用“洋泾浜”英语对他说：“腻(你)喜不喜欢喝这种烫烫(汤)?”没想到，紧接着的节目，便是这位科学家应主人之邀，用非常凛亮挺括的英语做了一个精彩的报告。临到结束，这位科学家对刚才那位太太幽了一默：“泥(你)听不听得懂我做的这个烟江(演讲)?”  

今天的中国已经把人造卫星送上太空，也造出了自己的导弹和原子弹。在一些高科技研究和制造业领域，中国已经赶上或超过了一些以前的扬扬自得的工业大国。中国工艺品的精致优美，还有中国人在贸易、商业交往中的和善有礼，两者都举世欢迎。中国的烹饪艺术更是闻名于全世界。上面所说的欧美人眼里的中国人印象，应该说是“俱往矣”了吧! P11-14

20世纪初叶的中国是三件东西的大杂烩：一是民族矛盾的大炼狱，二是各种新思想的试验场，三便是各国军火弹药的武器库。各种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思潮汹涌澎湃而来，这对决泱的“中央之国”来说，是破天荒第一遭。19世纪末的中国人想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药方来拯救祖国，不幸以失败而告终。在绝望和惶恐之中，清王朝又企图利用义和团来对抗外国侵略势力，挽救这座东方古老大厦于既倒，结果是败得更惨。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掠夺了更多的租界，得到了更多的特权。形象地说，列强是在“像切西瓜一样”分割着中国。

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者应运而起。起先他们认为，一旦把清朝推翻，中国的命运就会获得转机，从此可以利用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技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了。按孙先生当时一相情愿的想法，“中华民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在没有列强干涉的条件下建立起来。1911年的辛亥革命确实推翻了清王朝，共和国也宣告成立了。但这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年轻的中华民国刚把一个王朝推翻，就又尝到了复辟帝制的苦味儿：窃国大盗袁世凯称帝，结果在全国人民的怒吼声中终于一命呜呼。在外部，则主要是来自日本帝国的步步侵略蚕食。日本自从效法西方，进行了并不彻底的维新以来，自认为已经羽翼丰满。中国腐败透顶的政客们毫不争气，在日本人裹胁之下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给中国军事贷款，而暗中的交换条件，则是一旦这场战争打胜，原来德国在华权益就必须统统“转交”给日本。

中国参战时，人民也曾经有过幻想：一朝胜利，中国从此就可以在国际大家庭中得到一席平等之地了。但是，这个美梦却在巴黎和会上痛苦而彻底地破灭了——身为“战胜国”一员的中国，不但没有得到一丝一毫战利品，反而要向日本割地赔偿。人世间哪有这种荒诞不经的歪理?北京的学生们愤怒了，首先举起义旗，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抗议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向巴黎，当时“战胜国”对“战败国”开刀分赃的“巴黎和会”，就在那里召开。中国代表迫于国内抗议的压力，终于没敢在“和约”上签字画押。

五四运动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此，它实际上是一场广泛的新文化运动。它的革命目标，是自上而下的所有旧文化体制和产物，从旧京剧、文言文到繁体字，无不在扫荡之列。其实，中国封建制度的根子，说到底还是那些盘踞在各省的大小军阀。于是，在“打倒军阀”的大旗之下，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第一次合作。1925年，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过早地离开人世，蒋介石成了他的继承人。他很快便和“江浙财团”结合，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实际的婚姻上，都不折不扣和财团联了姻。在讨伐军阀的北伐战争中途，他终于迫不及待地把共产党人推入了血海之中。但是，中国共产党并不是那么轻易就能从政治舞台上抹掉的。他们重新建立了根据地。并且，在长征中挫败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到达了陕北，最后落脚延安。

这块土地是一个新世界。在窑洞里，大家学习马克思主义。人们还尝试着创建新的经济体系，建立新的生活方式。“耕者有其田”实现了，至少也实行了减租减息。农民甚至还参加了司法审判。外国眼光远大的新闻记者，像埃德加·斯诺和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等人，纷纷来到延安访问，并且向全世界报道了他们的所见所闻，非常令人欢欣鼓舞。另外，即使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也有好些外国的有识之士，如奥地利的唐德勒教授等人，他们热情地想把西方的制度和法规引进中国来，例如在上海和南京的政府中先进行试点，可惜收效不大。

但是，对于任何革故鼎新的苗子，在中国定居的大部分外国人完全持反对的态度。不但如此，他们还成功地以自己的观点影响了各自的政府。按照他们的看法，中国根本不可能由中国人自己来管理。他们穷凶极恶要维护的，乃是外国在中国掠夺到的种种特权。这种特权的集中体现就是所谓“租界”。在那里，土地的真正主人，反而荒诞不经地被迫变成了对这些土地毫无权利的外人。这一西方式蛮横侵占的极端例子，便是当时的上海。上海不折不扣是列强侵略中国以后建立起来的龙楼凤城，也是他们进行经济压榨的桥头堡垒。

当然，随着西方工业和技术的引进，在上海的一些中国民族企业家族乘机而起，中国的民族工业因时因地建立起来了。虽然比起列强的规模和势力，他们大大相形见绌。……

这本书里的画儿是外国人画的，文字也基本上是外国人写的。绘画和文字描绘的是20世纪上半叶上海的众生相、风俗画，可说是漫画加漫话，希望能有点儿图文并茂的味道。

“那个”上海当然同现在的“这个”上海大不相同。怎么称呼?“吾从周”，译述者就胡乱跟着称之为“旧上海”。这有点儿含混，也不可深究，但至少可以同目前日新夜异的“新上海”相映成趣。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旧上海”一直是一个遭到诅咒的符号，一种不言自明的禁忌，一宗早巳“定案”多年的败诉官司。我们的词汇宝库里，哪儿也找不到恰当的词儿，来个一言以蔽之。“华洋杂处”说得太表面、太轻飘；“十里洋场”倒又让人觉得是插科打诨，而且很不全面，因为“旧上海”土里土气或者半土半洋的“阿曲西”也比比皆是；“冒险家的乐园”不是现成的么?这的确是个流传已久的恶谥，不过，现在已经觉得有点儿不大宽松、不太客观了。再说，曾几何时，“冒险家”本身早就已经不成文地平反了。要不，为什么现在轻重不同的“冒险行为”这么多?

不禁想起有一个富于联想、一语破的的现成比喻：德国莱辛所说的“给人留下了一根硬剌”。这让人脑海里闪过下面一系列的只言片语：一片如鲠在喉的回忆，一种挥之不去的印象，一团难以磨灭的情感，一阵莫可名状的恼恨，一缕“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和一尊想藏也无处可藏的遗像……

说来玄乎，不管人家怎么说“阿拉上海人”如何如何聪明，恐怕也猜不出老天的性情儿。这些年，有—股怀旧的旋风，就好像埃及神话里的“不死鸟”一样，忽地从自己的灰烬中腾起。流风所惠，首当其冲的自然先摊上商业以及商业化了的文学、电影和电视。跟着上的有美术、收藏、时装等搭得上界的、沾得上边的，或扯也扯不上的。这些全都成了受益人，只除了普通老百姓的“阿拉上海人”之外。“旧上海”这件滞销商品，不久前还在风雨凄凄的冷宫之中，突然就成了凭得好风借力的股票，一下子给炒热了。要形容这种盛况空前，洛阳纸贵恐怕已经不合时宜。那边厢“茄门”(Gemlan)话里倒是有一句话，可以拈来就用，叫“像热热乎乎的小面包一样好卖!”

“禁果最甜”。教授、学者辈想必学过韩非子的“赛马经”，不为最先，不耻最后，而且深得要领，抓住了根本问题“必也正名乎”。于是，在种种视觉艺术的华丽标签之上，旧上海的头顶上就又给戴上了五光十色的理论花环。有称之为“远东金融中心”的(因此，南京路也一荣俱荣，得到了“东方华尔街”的美称)，有誉之为“万国建筑博览会”的，有回忆说上海曾当过一阵子“东方的巴黎”的，也有艳称其为“领导亚洲时尚的摩登大都会”的。这就又像旅游节游行队伍里，花车上长裙飘举的模特儿头饰了。有一家杂志更大署日：“三十年代旧上海，九十年代新卖点。”不用说开的是什么铺子，但顿兼得新、旧两上海“生意经”的个中三昧。

旧上海三个字，于是由避之唯恐不及的凶符，一下子变成了香烟萦绕的图腾。躬逢胜饯的“阿拉上海人”们，笼罩在一片祥云瑞彩当中，终于有点儿恍然大悟，但又一下子飘飘然如坐云雾了。原来旧上海居然“时空倒错”，像电恼那样来了个重新启动，成了一片哥伦布当年“新大陆”似的“未知之乡”(Terra Incognita)了。这里，只要人们稍稍留意，天天都会有发现发明出笼，日日都会有奇闻逸事出土。这里，似乎每一条石库门的门缝里，都原来藏着一段段回肠荡气的小说或逸事；任何一间旧式大楼的厅堂中，全都曾经演出过一幕幕波澜壮阔的活剧；而在不知哪条弄堂里蜗居小屋斑驳的墙边，一不小心，就能让人踩到当年轰轰烈烈的劫灰余烬，或者是寥落多年的历朝金粉……

钱定平

1998年作

2005年改

上海“衡括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