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之一。全套丛书通过有选择的译介，旨在增进文化积累、拓展学术视野，丰富研究课题、为了解和研讨现代西方哲学提供系统而完整的第一手资料。本书是继《反对方法》之后，作者关于科学的本质及其作用的又一力作。他将科技哲学延伸到整个社会层面，以机智而犀利的论辩回答了人们对他的批评。

本书继《反对方法》之后，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关于科学的本质及其作用的独特见解，并将之引申到整个社会，反对科学沙文主义和教条主义，主张所有传统都有平等的地位，并以机智而犀利的论辩回答了人们对他的批评。

前言

第一部分 理性和实践

第一章 再看《反对方法》

第二章 理性和实践

第三章 论对标准的宇宙论批评

第四章 “怎么都行”

第五章 “哥白尼革命”

第六章 亚里士多德不是一条死狗

第七章 不可通约性

第二部分 自由社会中的科学

第一章 两个问题

第二章 科学的优势威胁民主

第三章 相对主义的幽灵

第四章 民主判定高于“真理”和专家的意见

第五章 专家的意见经常带有偏见，是不可靠的，需要有外部控制

第六章 对占星术的奇怪诉讼

第七章 外行可以而且必须监督科学

第八章 方法论的认证没有确立科学的优越性

第九章 科学受到偏爱也不是由于它的成果

第十章 科学是许多意识形态中的一种，应与国家分离，正如宗教已与国家分离一样

第十一章 本书思想的由来

第三部分 与无知者的对话

第一章 答阿加西教授（附后记）

第二章 逻辑、读写能力与盖尔纳教授

第三章 来自澳大利亚的马克思主义神话

第四章 从无能的专业化到专业化的无能——一种新型知识分子的产生（附后记）

第五章 在伦敦经济学院生存吗？

人名译名对照表

再看《反对方法》

《反对方法》产生于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和伦敦大学学院所作的讲演。这些讲演伊姆雷·拉卡托斯多半都听了。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办公室的窗户正对着演讲大厅的窗户，他常常注意我在讲些什么，并常常闯进演讲大厅提出反驳。我这些讲演的目的是要表明，某些被哲学家和科学家当成合理性之基本组成部分的非常简单可信的规则和标准，在他们认为同样基本的那些事件(哥白尼革命，分子运动论的胜利，量子力学的兴起，等等)的进程中被违反了。更具体地说，我试图表明(a)这些规则(标准)实际上被违反了，而且较为敏感的科学家意识到了这一点；(b)必须违反这些规则。坚持这些规则无济于事，反而会阻碍进步。

这种论证作出了各种假设，其中有些假设相当复杂。首先，我假定我的读者赞成进步和好科学，而且他们这样做与他们所采纳的规则或标准无关。例如，我假定他们赞成人们逐渐接受了有关地球运动的思想或19世纪末20世纪初关于物质的原子构造的思想，而他们的赞成则与他们认为这种接受所遵循的规则和标准无关。这种论证是写给持有这种信念的人看的，并试图使他们相信，他们所珍视的这些发展与他们想加以辩护的那些规则和标准是不能共存的。

该论证的另一个方面(b)作出了一些相当广泛的假设，这些假设不仅涉及实际上发生了什么，而且涉及在特定时间特定的物质、智力、科学的条件下，什么可能发生，什么不可能发生。例如，在描述伽利略区分理论和经验的方法时，我还指出(《反对方法》，第152页)新的对应规则不仅没有被引进，而且也不可能引进，因为发展并非以日常经验为基础的仪器和检验方法需要时间。今天是亚里士多德，明天便成了赫尔姆霍茨——这不仅是靠不住的，而且是不可能的。诸如此类的考虑因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变化，所以每一个案例都必须根据它自己的是非曲直予以讨论。

在《反对方法》中我讨论了两个案例，以便对牛顿归纳主义、证伪主义和研究纲领论表示异议。我还试图表明，甚至当理论是“同一领域中”的理论时，也并不总是能够根据内容和／或逼真性对它们进行比较。我揣测，任何尚不是完全没有内容的规则和标准也会产生相似的困难。由于人们通常认为规则和标准构成了“合理性”，我断定，科学家、哲学家和老百姓所赞美的那些科学中的著名事件并不是“合理的”，它们并不是以“合理的”方式发生的，“理性”并不是它们背后的动力，它们并不是被“合理地”判定的。

对这种论证的主要反对意见是说该论证缺乏基础：它只有一两个例子——便声称合理性被搞垮了。此外，有些批评者指出，一个规则在一种情况下被违反了，这个事实并不使它在其他的情况下无用或长期无用。例如，一个理论可能与事实相矛盾或者是特设的，但还是可能被保留下来——但最终矛盾必须予以解决、特设性适应必须予以消除。

对最后这种评论的回答是很明显的：把非特设性和由事实证伪改成非特设性和最后证伪便意味着一种标准被另一种标准取代了，因而便承认了原先的标准是不恰当的。然而对第一种反对的回答是这样的：不错，两个例子并没有清除掉所有的规则，但在我看来，它们清除了构成理性主义者经书的本质部分的那些基本规则。这些基本规则中只有一些规则与案例研究联系起来作了讨论，但读者可以很容易地将这些汇集起来的材料用于贝耶斯程序、约定主义(无论是彭加勒的还是丁格勒的)和宣称规则与标准只是在某些明确规定的条件下有效的“有条件的理性主义”。他甚至可以清除科学研究必须符合逻辑定律的要求。除了那些自然的延伸之外，现在事情取决于理性主义者。正是他提出，伟大的科学符合伟大的标准。何种伟大的和非空洞的标准将要取代所讨论的这些标准呢?

研究纲领论的命运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个任务的困难。拉卡托斯意识到并承认现有的合理性标准(包括逻辑标准在内)限制性太强了，如果决心使用这些标准，就会阻碍科学。因此，他允许科学家违反这些标准(他承认科学在这些标准的意义上并不是“合理的”)。然而，他要求研究纲领最终要表现出某种特征——它们必须是进步的。在《反对方法》第十六章(以及我的论文“论对科学理性的批判”)中，我论证说，这一要求不再能约束科学实践。任何发展都与该要求一致。这个要求(标准)是合理的，但它也是空洞的。在拉卡托斯的理论中，理性主义和理性的要求成了，纯粹口头上的了。

应该注意到，我不仅批评标准、规则、程序，而且还试图表明什么程序帮助了科学家的研究。例如，我指出为什么爱因斯坦在说明布朗运动时使用一个含有内部矛盾、未被确认、显然遭到了反驳的理论是合理的。我还说明使用像望远镜这种理论上难以理解而且产生了许多假现象的令人迷惑的仪器为什么仍然可以带来进步以及如何带来进步的。在这两种情况下，我的论证都是宇审论的：假定世界和我们的工具(包括像标准这样的理论工具)的某些性质，有些程序必然失去作用，而另一些程序却有成功的机会，即导致发现一个如此构造的世界的细节。例如，我指出，限制了严格的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有效性的波动无法直接辨认出来，因为它们出现在我们所有的测量仪器中。因此，我并不认为科学的优越性时不成问题的(虽然我为了论证起见经常假定

这一点)，我试图表明科学的优越性表现在什么地方以及它与理性主义者所提出的朴素的优越性标准的差距是多么大。

这样，我便碰到了一个在《反对方法》中从未明确讨论过的问题，虽然这个问题构成了该书一切论证的基础——理性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在《反对方法》中我试图表明，理性，至少在逻辑学家、科学哲学家和某些科学家为它辩护的那种形式中，并不符合科学，不能对科学的成长作出贡献。对于那些赞美科学、同时又是理性的奴隶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反对论证。现在他们不得不作出选择。他们可以保留科学；他们也可以保留理性：但他们不能同时保留两者。

但科学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存在着、受到赞美、具有成果，仅这个事实并不足以使它成为衡量优越性的尺度。现代科学的产生是由于全面地反对过去和理性主义本身，认为存在着一股的规则和标准可以指导我们的事务(包括关于知识的事务在内)，这种思想产生于对常识的全面反对(例子：色诺芬反对荷马)。我们应该制止从事那些最初产生了科学和理性主义的活动吗?我们应该以它们的成果为满足吗?我们应该假定在牛顿(或冯·诺伊曼)之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完美无缺的吗?还是我们应该承认现代科学可能有基本缺陷、需要全面改造?一旦承认了这一点，我们将怎样着手?我们将怎样确定缺陷、进行改造?难道我们不需要一种独立于科学并与科学相冲突的尺度，以便为我们想带来的变化作好准备吗?难道放弃与科学相冲突的规则和标准会使我们永远找不到这种尺度吗?另一方面——难道某些案例研究没有表明生硬地运用“理性”程序不会给我们更好的科学或更好的世界，而只会使我们一无所得吗?我们应如何判定这些成果本身?显然，用规则指导实践或用实践批评合理性标准的简单方式是不存在的。P.3-7

20世纪60年代最有争议的著作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70年代最有争议的著作当推法伊尔阿本德的《反对方法》。这两部著作主要是讨论科学哲学问题，但是它们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这个领域。在《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一书中，法伊尔阿本德进一步发展了他在《反对方法》中提出的论点，尤其是把他关于科学的论点推广到整个社会，对相对主义和科学(理性主义)在自由社会中的作用进行了讨论，可以说是《反对方法》的姐妹篇。

法伊尔阿本德在序言中指出，本书和《反对方法》的目的一样，就是“消除知识分子和专家们对不同于他们自己的传统所造成的障碍，以便作好准备，将专家(科学家)本人从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上清除出去”(本书，“前言”第1页)。全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理性和实践”；第二部分“自由社会中的科学”；第三部分是由五篇论战性的文章组成的，题为“与无知者的对话”。

法伊尔阿本德在第一部分中继续对他在《反对方法》中提出的有关科学和理性的问题进行讨论。自从近代科学产生以来，科学的发展及其成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科学家和哲学家都认为科学的成就是理性的胜利，对多数人来说，科学就是理性的代名词。至少从笛卡儿、培根以来，哲学家们便开始系统地阐述科学的合理性标准，试图以此揭示科学的理性本质，并进一步指导科学研究。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得到的关于科学合理性的理论就是笛卡儿、培根、牛顿、康德、卡尔纳普、波普尔和拉卡托斯等人所阐述的那些理论，或者说，现有的理性形式就是这些理论所阐述的那些规则、方法和标准。科学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就、之所以能够优于其他传统，就在于它拥有和遵循了这些合理性标准。法伊尔阿本德反对这种看法，他通过对大量历史实例进行的详细分析，表明了科学哲学家高度重视的那些重大历史事件，如哥白尼革命、量子力学的产生等，都违反了他们制定的那些合理性标准。因此，如果理性在于遵循这些标准，那么科学就是非理性的；如果不遵循这些标准同样可以带来科学的“进步”，那么这些合理性标准就会阻碍进步而没有必然的优越性。

那么，应该怎样处理理性标准与科学实践的关系呢?法伊尔阿本德认为这是《反对方法》和本书的一个基本问题。他指出，关于理性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存在着三种观点。一种是唯心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理性指导实践，并且按照自己的要求塑造实践，它的权威不依赖于实践。另一种是自然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历史、科学已经达到了它们所可以达到的完善程度，试图用头脑中某些明确的合理性理论来重新安排科学或社会就会造成混乱。理性只是描述实践起作用的方式并阐述它的隐蔽原理。法伊尔阿本德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理性和实践不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而是同一个辩证过程的组成部分。理性没有实践的指导会使我们走入歧途，而实践则由于增加了理性而得到极大的改进。这样，法伊尔阿本德便提出了第三种观点，即相互作用论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理性和实践不是相互独立的。理性标准不是普遍适用的，它有自己的局限性，需要通过实践来揭露；而实践则可以由于采用不同的标准得到改进。法伊尔阿本德认为，既然理性标准没有必然的优越性，那就可以对它提出批评，补充以其他的标准，通过实践便可以做到这一点。实践是多种多样的，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传统。对理性标准进行批评的有效方式之一是从事违反标准的实践，这样便可以揭露标准的局限性，并发现新的标准。例如，在一个有限的宇宙(如亚里土多德的宇宙)中，内容增长的标准会成为无效的。为了增加标准的数目而不是只限于理性主义的标准，就需要增加各种各样的传统，参加各种各样的实践。每一种传统都可以对我们的知识作出贡献，每一种实践都可以导致有益的发现。因此，应该吸收和参加各种传统。当然，每一种传统和实践都有自己的缺陷。科学和理性主义的传统也不例外，它只是许多传统中的一种，而且未必是最好的。根据这些考虑，法伊尔阿本德指出：传统谈不上好坏，它们仅仅是传统。理性不是传统的仲裁人，它本身就是一种传统或传统的一个方面。仅当人们根据一种传统的价值来审视另一种传统时，后者才呈现出合意的或不合意的性质。因此，选择任何一种传统作为社会的基础，都是一种武断的、只有凭借权力才能得到辩护的行为。

法伊尔阿本德的观点显然是一种相对主义的观点。相对主义是一种古老的学说，它在道德、政治、社会等领域中比较盛行。但在科学哲学领域中，它的影响相对来说要小得多。因为据说科学拥有客观的方法，探索着客观的世界，而且正在不断地接近客观的真理。但是60年代以来，情况有所变化。相对主义不仅在其他领域中继续占有优势，在科学哲学领域中也得到了发展，成为科学哲学中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相对主义在科学哲学中的发展跟60年代以来所讨论的另一个主要问题即理性主义的问题是有相互联系的。我们从前面的述评中已经看到，法伊尔阿本德对理性主义的批评如何导致了相对主义的结论。此外，相对主义在科学哲学中的发展也不是孤立的，它与其他领域中相对主义的发展也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例如，在语言哲学领域中，蒯因认为：“使‘真’的使用具有意义的是按照一个特定理论所表达、并从这个理论内部所看待的语句，该理论完成了这个语句所假定的实在”(《词和对象》，纽约，1960年，第24页)。维特根斯坦认为：“对一个假说的一切检验、一切确认和否证已经是在一个系统中发生的了”，而这个系统是“论证得以生存的因素”(《论确实性》，牛津，1969年，第105节)。在社会科学的哲学中，彼得·温奇认为：“对我们来说，我们关于什么属于实在范围的观念是在我们所使用的语言中给定的”，而“命题本身之间的逻辑关系取决于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科学的观念》，伦敦，1958年，第15和126页)。在宗教哲学中，菲利浦斯认为：“宗教语言不是解释事物对信仰者是怎么样的，而是决定事物对信仰者是怎么样的。基督教徒和无神论者不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解释同一个世界的。他们看到的就是不同的世界!”(《信仰和哲学探究》，伦敦，1970年，第132页。)在社会人类学领域中，列维一布鲁尔认为，原始人“生活、思想、感觉、活动和行动的世界在许多点上并不与我们的世界相重合”：他们的实在本身是“神秘的”，他们的逻辑是“奇怪的，甚至跟我们的概念思想和逻辑思想是对立的”，他们的因果观是“一种我们不熟悉的因果观”(《原始人的思想》，巴黎，1922年，第47、520和85页)。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中，库恩和法伊尔阿本德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这与其他领域中的相对主义思潮是密切相关的。库恩的研究表明，只要科学家所惟一依靠的这个世界是通过他们的所见和所为而得到的，那么，当科学传统变化时，从某种意义上就可以说，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他们是在不同的世界中从事研究的。因此，在理论选择问题上，“没有比有关的共同体的一致赞成更高的标准了”(《科学革命的结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2年，第94页)。法伊尔阿本德也认为：“[理论的]普遍原则的变化带来了整个世界的变化时，我们指的是后一种变化。按照这种说法，我们便不再假定一个不受我们认识活动影响的客观世界了……”(本书，第79页)。按照上述看法，我们只能在一个特定的理论框架内看待世界，超出框架来谈论客观世界是没有意义的。这对传统的实在论观点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实际上，60年代以后，实在论成了另一个热烈讨论的课题。法伊尔阿本德在关于理性主义、相对主义和实在论这三场大争论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当代哲学论战的重要资料。

法伊尔阿本德的立场是十分独特的。他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但他的观点对理性主义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他是一个实在论者，但他的学说给实在论带来了很大的威胁；同时他又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但他并不倡导一切形式的相对主义，而只是提倡一切传统的平等生存，他相信这是符合民主原则的。他把这三种似乎很难调和的立场奇妙地结合起来了。他指出，人们反对相对主义，并不是因为拥有反对它的论据，而是害怕它，怕造成道德混乱和政治混乱。他认为，这种担心跟基督徒担心宗教的消除会导致混乱一样没有根据。消除宗教的特殊地位没有造成混乱，同样，消除科学和理性主义的特殊地位也不会造成混乱。

法伊尔阿本德在第二部分中将上述观点推广到整个社会。鉴于以上考虑，他认为科学的优越性没有得到论证，而是被假定的。在这个问题上，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做法就像过去教会的做法一样：教会的教义是真理，其他一切东西都是异教徒的胡说。理性主义的知识分子虽然也倡导平等和自由，但是他们所说的平等和自由是十分有限的。他们的平等并不意味着传统的平等，而是意味着有平等的权利接近一种特殊的传统，即白人的传统，或西方理性主义的传统。在这个范围之内，人们有自由探讨的权利。除此之外，他们不愿给其他传统任何平等和自由。例如，他们不会完全接纳黑人的传统，不会完全接纳犹太人的传统，不会完全接纳印第安人的传统。法伊尔阿本德指出，科学过去并不是这样的。在17、18世纪甚至19世纪中，科学只是许多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中的一种，国家还没有宣布支持科学。当时科学是一种解放力，这并不是因为它发现了真理或正确的方法，而是因为它限制了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意识形态可以退化，成为独断的宗教。一旦反对派被打垮，它们就成了教条。因此，在科学取得胜利，接管了大权以后，它便由给人以思想和力量的事业变成了独断的沙文主义事业，威胁着民主。这种状况对非科学的传统极为不利，对科学本身也是不利的。因为在科学和其他传统自由竞争的时候，科学从神话、巫术、民间医学、形而上学等非科学的传统中受益很多，而这些传统在科学的排斥下，现在已经快要被消灭了。在自由社会中，应该允许一切传统存在，允许它们自由发展、自由竞争。因此，法伊尔阿本德对自由社会的定义是：“自由社会是所有传统在其中都有平等的权利、平等的接受教育和接近其他权力位置的机会的社会”(本书，第24页)。在自由社会中，人人都有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生活的权利。重大的事情是由直接有关的人来决定的，而不是由专家来决定的，专家的意见必须服从民主的判定。因此，专家所要求的权威地位与真正的民主原则是不相容的。为了防止科学的沙文主义，必须使国家和科学保持分离，正如国家和教会已经分离一样，以便把专家从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上清除出去。法伊尔阿本德强调说，他并不要求绝对的自由。他说：“我认为绝对的自由是在这个世界中找不到的抽象观念，但是有条件的自由是可能的、需要的、应该追求的”(本书，第216页)。他认为使这种有条件的自由得以实现的可能性就是残存下来的各种非西方、非科学的传统，它们可以提供各种参照点，使我们可以审视各种传统的优劣，从而在选择生活方式方面大大地增加个人的自由。

法伊尔阿本德在论战性的第三部分中回答了种种批评和责难，澄清了许多问题，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风格、机智和广博的知识。法伊尔阿本德的言论经常使人们感到他是一个非理性主义者，本书澄清了这个误解。法伊尔阿本德指出，论证的一个重要规则是，论证并不揭示论证者的真实信念，而是用来使对手改变主意的工具。如果一个论证使用了一个前提，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作者接受了这个前提。他也许会否认这个前提，但仍然使用它，因为他的对手接受这个前提，因为从这个前提中可以推出不利于对手的结论。法伊尔阿本徒的许多论证便属于这一类。他假定理性主义就是归纳主义者、证伪主义者所阐述的那些理性形式，然后他证明科学史上最重要的那些事件都不符合这些理性形式，因此按照这些理性形式，科学便是非理性的。这使许多人误解了他，认为他是一个非理性主义者。法伊尔阿本德尖锐地指出，这是普遍存在于当代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无能。他们不能理解复杂的论证，不能辨别直接论证和间接论证。为了说明这一点，法伊尔阿本德回顾了从马赫到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的哲学发展，追溯了产生这种无能的原因，提供给读者一些宝贵的历史资料。此外，法伊尔阿本德在本书中带有自传性质的回忆，对于理解他的思想也是很有价值的。

法伊尔阿本德对科学和理性主义的批评、对相对主义的倡导，都表明科学和理性主义还有缺陷，还不能完全排除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这可以促使我们注意到这一点，从而对科学和理性主义作出改进。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法伊尔阿本德对科学和理性主义的批评显然过于偏激。跟任何事情一样，科学无疑有着缺陷，但目前它仍然是人们认识世界、发展生产力和争取民主的最有力的武器。因此，法伊尔阿本德的观点不可能获得广大读者的赞同，相信具有多年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的我围广大读者是完全能够作出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