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原本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居然在18世纪达到封建社会的又一个顶峰，而且超越了前代，威严屹立在东方，中国传统文化大放光明。这不能不是一个“伟大奇迹”。康乾盛世，说到底，是一次经久不断的文化创造。

如追溯渊源，从入关前皇太极时期就已开始了构想，为未来的大规模营造指明了道路。入关后，从顺治特别是从康熙时全面实施儒家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把儒家的价值观念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仅重建了一代封建王朝，而且以三代人的持续努力，终于把这个王朝推向传统文化的光辉顶点。

清代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辉煌，它以超越前代的辉煌照亮了18世纪的中国。本书详述了康乾盛世形成的国际国内环境，盛世出现的种种特征，以及盛极而衰的必然结局，总结出有关盛世的一般规律。作者以广阔的视野、全新的观念和新颖的见解，大气磅礴、淋漓酣畅、真实地解读盛世的盛衰起落。历史的激情与理性的思辨，历史的感悟和对历史的深刻透视，无不给人以全新的感受。

卷一 17世纪中国

 （一）明末中国大势

 （二）农民摧毁明朝

 （三）清军幸运进关

 （四）乱极重归一统

卷二 重建封建王朝

 （一）承传明制政体

 （二）恢复封建经济

 （三）严厉整饬吏治

 （四）调整满汉关系

 （五）安抚边疆诸族

卷三 由乱走向大治

 （一）大权收归皇帝

 （二）削除三藩割据

 （三）东北反击沙俄

 （四）西北扬威平叛

 （五）修德中外一家

卷四 初步实现大治

 （一）治河安邦治国

 （二）富国裕民新政

 （三）笼络知识阶层

 （四）吏清政通人和

 （五）开创盛世局面

 （六）西南初奏凯歌

卷五 继续稳步发展

 （一）雍正承前启后

 （二）清除允禩集团

 （三）从严整顿吏治

 （四）君主高度专制

 （五）强化思想统治

 （六）发展经济新策

 （七）旌旗再指西北

 （八）改革西南土司

卷六 形成全盛之局

 （一）为政宽严相济

 （二）高宗品格特色

 （三）“十全武功”纪盛

 （四）财富充盈府库

 （五）人口首次爆炸

 （六）商业城镇并兴

 （七）文化俊采星驰

卷七 尾声：盛世落下帷幕

 （一）持勇保泰求安

 （二）拒绝西方文明

 （三）社会动荡加剧

撤藩的时机终于到来了。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尚可喜突然提出申请，要求撤藩，“归老辽东”。尚藩很明智，掌握政治上的主动权，自请撤藩，在客观上为圣祖处理三藩问题铺平了道路。于是，圣祖抓住这一难得时机，顺水推舟，毫无挽留之意，马上批准。实际上，这一做法，就是暗示吴、耿两藩也应效法尚藩，主动提出。进而说，批准尚藩撤回，也就造成了咄咄逼人的气势，迫使吴耿做出选择。果然，耿、吴两藩无法回避，心非所愿地也提出撤藩。

诸王贝勒、大臣会议在讨论时，一致同意耿藩可撤，但对吴藩撤否却出现了严重分歧。以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兵部尚书明珠等人为代表，只有少数人支持圣祖全撤的主张；多数廷臣持相反意见，其中内弘文院大学士图海、索额图等主张最力。圣祖为慎重起见，又指令议政王大臣会同户兵两部及九卿科道诸臣再进行讨论，希望取得一致意见。会议结果，还是两种意见尖锐对立。圣祖力排众议，宸衷独断，正式作出撤吴藩的决定。

事情绝非如圣祖想得那么简单，以为一道圣旨就可以解决问题。他本人及其支持者明知情况复杂，明知吴和耿请撤并不是出自诚意，应当慎重估量当时的形势和撤藩可能产生的后果，多设想几种方案以供选择，防患于未然，是完全必要的。归纳起来，可有五种方案选择：

其一，恪守太宗以来，世祖、多尔衮和圣祖即位后多次许下的诺言，“子孙世袭罔替”，永不撤藩；其二，将吴、耿、尚调到北京，以觐见为名，叙君臣之乐，借机把兵权收回。此法颇类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其三，区别对待，分期撤藩，以分其势，如兵法云：各个击破；其四，不急于撤藩，即使尚藩主动要求，亦可缓机图之，如，待他们老一辈去世，新一代掌权，趁其年轻，威望不重，再解决也不迟；其五，三藩同撤，一次性解决。

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各有其可行性。比较以上各个方案，如多数廷臣所主张的，区别对待即第三方案，分期撤藩，较为得策。一是尚藩率先撤藩，不易反悔；二是耿藩为第三代承袭，精忠没有威望，也缺乏实际的政治经验，把他撤下来，不致出乱子，最后只剩下吴藩，势单力孤，再稍待时日，他已60岁，等其寿终正寝，就不难解决。但圣祖计不出此，却选择了第五方案，是最下之策。圣祖时年20岁，血气方刚，凭一股气盛，断然一次性解决，操之过急，惹出一场大乱。如果，他能冷静、小心，持极慎重的态度，不取其下策，那么，八年内战就有可能避免，至少说可以延缓，即使发生，也不致声势如此浩大，持续时间如此之久。不久，即将爆发的内乱，是由撤藩引起的，圣祖处理不当，是不能辞其咎的!

正如人们所知道的，圣祖撤藩令送到昆明，吴三桂顿时愕然，不知所措。因为他申请撤藩不过是故作姿态，虚意应付，他自信当今皇上一定会“慰留”他，不会让他撤藩的。在圣祖与吴三桂之间，各有一个“没想到”，这就是圣祖没想到撤藩会招致一场战祸，吴三桂没想到圣祖会断然撤藩，自己朝请，而令夕下，弄假成真!吴三桂终将后悔化为仇恨，铤而走险，遂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振臂一呼，悍然起兵，宣布同清朝决裂，以军事手段来保卫他所得到的权益和地位。

圣祖和他的谋臣们所始料不及的是，“吴三桂一倡变乱，遂至涂炭八年”，而“伪檄一传，四方响应”，“各省兵民，相率背叛。”事实正是这样。吴三桂叛后，贵州、四川、广西、广东、福建、甘肃、陕西，纷纷响应，甚至河北，直至京师，天子脚下，也发生了叛乱，密谋起事等事件。真是“天下骚动”，“东西南北，在在鼎沸”。特别是耿藩响应，为吴藩首难增添了巨大力量。吴兵神速，在很短时间推进至长江南岸，清兵望风披靡，一触即溃。

吴藩率先叛乱，占领长江以南大部省区，引起朝廷上下一片惊慌，无所措手足。圣祖很快从震惊中清醒过来，从容沉着地进行军事部署，与吴藩进行军事决斗。  关于战争的具体情况，无须多叙。概括起来，八年之战，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康熙十二年十一月至十四年底，吴藩发动战略进攻，清朝战略退却；

第二阶段，自康熙十五年(1676年)至十六年，双方进入战略相持，展开了互有胜负的拉锯战；

第三阶段，自十七年至二十年(1681年)十二月，清军战略反攻，吴军全面退却，直至被彻底消灭。

毫无疑问，圣祖担负了这场平叛战争的总指挥。他历经艰险，把清朝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他调动有方，使用剿抚、恩威并施的两手策略，剪除侧翼，各个击破，全面孤立和打击吴藩。王辅臣在西北拱手而降，耿精忠在福建被迫倒戈归诚，继承王位的尚之信(尚可喜长子)在广东公开反正，清军节节胜利，在两侧战线结束战事后，全力围攻中路的湖南吴藩。吴三桂于康熙十七年即位当皇帝，国号周，不久，即因病死在衡州(今湖南衡阳)，而吴军顿成瓦解之势，在清军的猛攻下，自湖南仓皇撤退，最后一直退到叛乱的发起地——昆明。圣祖派遣三路大军直取昆明。在围困了八个月后，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二十九日，昆明城中的吴藩部将发动兵变，开城向清军投降。八年之久的战争到此结束。P.126-129

在清朝268年的历史行程中，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共134年，恰好占清朝全史的一半。史家把这一历史时期概括为“康乾盛世”。

那么，我们是怎样评价的呢?

改革开放前，我们的学术研究贯彻“阶级分析法”，自然否定“康乾盛世”，认为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的“美化”，也是对封建社会的歌功颂德。一提“盛世”，讳莫如深，视为禁区，没有人去研究它。

在改革开放后的二十余年中，康雍乾作为有清一代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逐渐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门话题，有关“盛世”的讨论，却存在尖锐的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如果与明末大乱相比，说康乾盛世也可以。一种意见则认为，如果有“盛世”，也是地主阶级的“盛世”。又有一种说法是，与清以前历代相比，可以把康乾看成为“盛世”，但跟同时期的西方相比，就不能称为“盛世”。这类观点未免有些模糊，也有点“阶级斗争为纲”的味道。更有甚者，断然否定康乾盛世的存在，竟说这个盛世是“几个学者捧出来的”!

当然，上述几种意见并不代表学术界的主流，大多数学者对康乾盛世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他们的论证，科学地证明了康乾盛世的存在，并认为其把封建社会推上了最后一个发展顶峰。学术观念和学术观点的这一根本性的变化，已昭示出意识形态的重大变革。这正是社会改革的显著标志之一。

我研究清史，首先从清入关前的历史做起。伴随着清军入关、定鼎北京，我的研究也从关外转移到关内，跟踪清朝发展的脚步，进入到顺、康、雍、乾时期。这使我看到了清朝从初期的艰难逐步走向繁盛的历史全貌，由此展开对康乾盛世的研究，相继发表了部分专题研究的论文，诸如《论康乾盛世》、《康乾盛世与西方文明》、《康乾盛世的文化特征》等。初步探索，获得了对这一盛世的基本认识，也为日后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当研究真正深入时，我便产生了写一部康乾盛世的专门著作的冲动。因为直到本书问世前，学术界还没有一部这样的著作，就是说，还没有一个学者作过专门研究。我想，能写出一部康雍乾盛世的书，其学术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如上所说，过去我们一提“盛世”，就被说成是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美化。其实，大可不必。“盛世”来源于封建史家的说法，难免带有某些溢美的成分。但他们的本意，是对历代王朝中某一特定的繁荣时期的内涵界定，换言之，是封建史家评定历史的特定术语。他们并非随心所欲，滥用“盛世”，而是按他们限定的标准，严格筛选。为历代史家公认的盛世，也只有西汉“文景之治”至武帝极盛、唐“贞观之治”至开元而极盛、明“永宣之治”、清康乾盛世等。这四个“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史家给予肯定，多加称颂，亦无可非议。

我们也使用“盛世”一词，不过是借用封建史家约定俗成的说法，用今天的话说，其意是指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比较四个盛世，它们具有以下共同特征：

首先，国家实现完全统一，国家疆土是在一个国家政权的管辖之下。它们都建立了规模不等的“大一统”的国家政权。如辽、金、南北宋等，只领有半壁江山，国家没有完全统一，是个严重缺欠，就算不上“盛世”。

其次，经济发展，主要是农业生产如土地耕种面积扩大，生产力有所提高，国家财力充足，积储雄厚；社会生活保持较为长久的繁荣局面。在其他历史时期，就难以见到这种景象，有的虽然出现过繁荣，不过是昙花一现，转瞬间消失，也不能视同盛世。

再次，政局稳定，社会长治久安，在很长时间内很少发生动乱，尤其是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安宁，与中央王朝保持密切而友好的关系，不侵不叛，安堵如故。像隋、宋、明中后期，与边疆少数民族战争不已，哪有盛世可言!

第四，国力强大，尤其是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有足够的能力保卫国家安全。还以宋朝为例：与辽、与金战争，经常被打败，被迫割地赔款。两汉初，被迫与匈奴“和亲”，约为“兄弟之国”，汉帝亦失对匈奴的统辖权。

第五，文化昌盛，教育发展。一方面涌现出大批文化名人，其中不乏领一代风骚的流芳千古的人物；一方面产生出一大批的传世之作，尤其开创学术文化的新领域，独树一帜，更为后世所难以企及。如盛唐诗、画等，堪称是中国古代诗歌一奇峰，后世无一朝诗作超越它!

自秦以降，迄至清，两千年间，同时具备以上五个条件的历史时期，也只有史家所认定的上述四个时期。

我所列的五个条件，不是评价盛世的标准，而是从四个盛世史中归纳出来的五个方面的内容，可以展示出盛世的历史风貌，也可以与其他历史时期相区别，表现出盛世独有的时代特征及其社会发展的水平。

康乾盛世，自然包括居于康熙与乾隆之间的雍正朝，为省略便，雍正也就被省去了。三朝总计134年，从进入盛世，到盛世衰落，达百余年之久。用封建史家的话说，达到了长治久安。与前三个盛世相比，康乾盛世持续的时间最久，这是对历史的一次显著的超越。其经济繁荣，突出表现在耕地面积扩大，新的农作物的推广，粮食储备充足，财政充实，以鼎盛时期的乾隆中期为例，国库存银常年保持在六七千万两之间，最多达8000万两；其经济积累雄厚，大规模蠲免钱粮，康熙朝普免全国钱粮3200多万两，如将地区性蠲免计在内，总计达1.4亿两白银；乾隆鼎盛世，先后四次普免全国钱粮，约达l.2亿两。中国历朝历代，没有一个盛世蠲免钱粮能达到清代康乾盛世的水平，康乾盛世堪称中国历史之最!清代人口已达3亿，清以前，没有一个王朝有如此之多的人口，然而清朝不但能养活几亿人口，还有大量储备，而且敢于全免全国钱粮，实为超越历史的空前之举。

康乾盛世又一个巨大超越，就是疆域之广，“大一统”国家规模之宏伟，为历朝所不及，前三个盛世所无法比拟。其全盛时的疆土，以陆地计之，达到3200余万平方公里，有50多个民族共存于一个清政权之下，形成一个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正如雍正帝宣称：“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康乾盛世把中国“大一统”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到了顶峰。

康乾盛世的文化，全面昌盛，在文化、学术、教育等各个领域各有开拓、创新和发展，虽然在一些领域未必超过前代前人，却在总体上显示出超越古人的恢弘气势。一部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集历代文化之大成，足以成为盛世文化的一大标志，也是时代的辉煌!

康乾盛世的成就和社会安定、繁荣的实况，都在本书中给予尽可能详尽的叙述。这里，只是点到为止，不必赘述。

我研究康乾盛世，并非美化它，一味地赞扬它。我的目的是，不仅证明它的存在，用史实驳斥那种所谓“盛世”是几个学者捧出来的谬言，更重要的是，意在揭示这一盛世成因的秘密，科学地阐述它的发展及其衰落的历程。具体说，清朝是怎样由一个弱小的地方势力，从东北一隅而驰入中原，最终确立了它对全中国的统治。它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继续进取，从大乱走向大治，把中国封建社会推进到最后一个发展高峰，达到了时代的极限。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以清朝统治集团为核心的成百累千的时代精英们，不断发挥历史的主动精神，“创造”出一个远迈前代的一个更高水平的盛世!然而，久盛必衰，乃是事物客观发展的必然规律。当盛世达到了鼎盛，清朝统治集团再无力向前推进时，盛世也就走到了尽头，各种隐伏的矛盾逐渐显露出来，于是，盛世也就从顶峰上跌落下来，如同一场结束的话剧，终于落下了帷幕。

探索这些问题，无疑具有巨大的理论与认识的价值。它给予人们的启示，对当代改革的借鉴意义，十分深刻，从实践上说，不无示范的作用。

清代康乾盛世，内涵极其丰富，现存史料浩繁而难辑，以一人之力，以有限的时间，实难通览。而研究需要占有详尽的史料，这与实际所得形成反差。本书未能利用更多的档案资料，实在是一大缺憾!坦率地说，我只是大致勾勒出盛世的一个轮廓，从理论上加以思辨，找出一些问题的答案，我相信，本书仍能给人们以启迪，或者说，提供思考问题的一个思路，有志于康乾盛世研究的学者，或许会从中得到某种提示，将此项研究引向深入。

李治亭

2005年4月20日写于中国人民大学林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