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在明叛明，在清叛清，因其反复无常、见利忘义而备受人们谴责。然而明清之际的历史相当复杂，他处在这个历史大环境中，又有着那样特殊的经历，所以在思想上也不可能那么单一明了。

从康熙时代开始，一直把这场战争的责任全推到吴三桂身上，这有违历史事实，是不公道的。而康熙又因这次事变而全部抹杀吴三桂前期所做的贡献，同样是不公正的，倒是他的孙子乾隆颇有点求实精神，他对吴三桂的评价是：“功者功之，罪者罪之”。

本书的可贵之外在于它不是简单地翻几百年的历史旧案，全书采取了写实的笔法，尽量让活生生的历史事实再现于读者眼前，使读此书的人的可以直接看到吴三桂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也是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及命运的追求和思考。

主人公吴三桂，集明清改朝换代诸矛盾于一身，反复无常：先由明入清，助清夺天下，功高震主；后反清自立，威震华夏。他不断改写历史，最终自取灭亡。本书是吴三桂丰富多彩的人生翔实记录，是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说到底，就是一部人生教科书，它给人的警示和启迪，不知要用过多少口头说教！

新颖，奇特，宛转起伏，有时像长江大河，奔腾澎湃；有时如涓涓细流，曼语轻声，不管读到哪里，都扣人心弦。这就是本书给人的强烈感受。

卷上 明末悍将

 一、辽东豪族

 二、武功世家

 三、登坛拜将

 四、松山之败

 五、婉拒诱降

 六、赎买圆圆

 七、孤守宁远

 八、应诏勤王

 九、徘徊关上

 十、关键选择

 十一、接引清兵

 十二、血战关门

 十三、封平西王

 十四、畿南逞威

 十五、弘光赐封

 十六、追剿山陕

 十七、还镇锦州

卷中 清初藩王

 一、千里西迁

 二、汉中战守

 三、略定四川

 四、子贵妻荣

 五、征剿贵州

 六、驰骋南疆

 七、留镇云南

 八、请兵进缅

 九、计擒永历

 十、晋封亲王

 十一、独擅特权

 十二、广殖货财

 十三、崇奢纵欲

 十四、丽宫藏娇

 十五、挥金养土

 十六、边疆构衅

卷下 独树一帜

 一、猜忌日深

 二、宸衷独断

 三、弄假成真

 四、撤藩逼反

 五、哭陵倡乱

 六、圣祖决策

 七、自号“周王”

 八、广西从叛

 十七、长岳决战

 十八、衡州暴亡

 十九、吴氏灭族

 二十、“诸逆”授首

 二十一、结束语

附：吴三桂大事年表

后记

三桂命书吏起草了一封自清朝摄政王多尔衮请兵的信，全文如下：

三桂初蒙我先帝拔擢，以蚊负之身荷辽东总兵重任。王之威望，素所深慕，但春秋之义，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人臣之谊，谅王亦知之。

今我国以宁远右偏孤立之故，令三桂弃宁远而镇山海，思欲坚守东陲而巩固京师也。不意流寇逆天犯阙，以彼狗偷乌合之众，何能成事!但京城人心不固，奸党开门纳款，先帝不幸，九庙灰烬。今贼首僭称尊号，掳掠妇女财帛，罪恶已极，诚赤眉、绿林、黄巢、(安)禄山之流，天人共愤，众志已离，其败可立而待也。我国积德累仁，讴思未泯，各省宗室，如晋文公、汉光武之中兴者，容或有之；远近已起义兵，羽檄交驰，山左江北，密如星布。

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国与北朝通好二百余年，今无故而遭国难，北朝应恻然念之，而乱臣贼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夫锄暴剪恶，大顺也；拯顺扶颠，大义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兴灭继绝，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况流寇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一至，皆为王有，此又大利也。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本宜上疏于北朝皇帝，但未悉北朝之礼，不敢轻渎圣聪，乞王转奏。

书毕，三桂特遣副将杨坤、游击郭云龙为使臣，大约在四月十一二日，离开山海关，星夜疾驰沈阳请兵。

这封信颇形诸于绘声绘色，把三桂对农民军的仇恨和请兵急切而诚恳的心情都写得淋漓尽致。

这是一封请兵或“借兵”的信，不是请降的信。何以见得?

第一，三桂以“亡国孤臣”的名义，恳请清朝出兵，帮助他报君父之仇，以图明朝“中兴”，恢复其统治。此无意降清甚明。

第二，三桂称清为“北朝”，与“我国”——明朝对称，南北两政权“通好”二百余年，但泾渭分明，即使明朝已亡国，他仍属明朝，与清无涉，这又明确自己的立场不容混淆。

第三，三桂给清兵规定了进兵路线，一从“中协”即喜峰口、龙井口等处，一从“西协”即墙子岭、密云等处入口。这两条路线是清兵经年屡次人口征明的旧路，三桂却牢牢地控制着“东协”即山海关与界岭口等重要关隘。从山海关至京师便捷，独当正面进兵。从西协、中协走，已属侧翼，要绕路，误时日。显然，三桂自为主，而把清兵置于“客兵”的地位。从三桂的这个安排，也看不出他与清为一家之意。

第四，最后，三桂郑重声明，“我朝”报答清兵“兴亡继绝”的扶助之功，不只给财物，还将“裂地”即割让领土酬谢。三桂俨然以明朝的代言人许以优厚的条件，此与降清毫无共同之处。

通览全信，丝毫也看不出三桂欲降清的蛛丝马迹，迄今，有的把三桂的请兵说成是降清，未免言之过早。

且说李自成在北京为三桂降而复叛已深感不安。及至他的使臣被杀、三桂斥父的信传来，知道事已无法挽回。这时，每天都有一次、多至四次快马飞报三桂募兵声言“规复京师”的消息，他更是心烦意乱。百官多次“劝进”，他也无心即位，一再展期，他最担心的是，如果三桂投向清朝，造成吴军与清军的合势，直人北京，后果不堪设想。招降的路已堵死，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以军事手段解决吴三桂问题。于是，他调集部分骑兵先行。

李自成决策出师山海关，遭到他的几位重要谋臣将领的反对。李岩提出四项主张，其中一项主张是：“吴三桂兴兵复仇，边报甚急，国不可一日无君。择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极。主上不必兴师，招抚三桂，许以父子封侯，仍以大国封明太子，奉明祭祀，世世朝贡，与国咸休，则一统之基可成，干戈之乱可息矣。”力主政治解决，不宜派兵攻打。自成看了他的奏疏，很生气，拒绝了他的劝告。牛金星也劝自成：“我新得京师，人心震叠，彼必不敢轻动，亟即真而颁爵赏，示激劝，编师往击，未晚也。”宋献策一言挑明：“皇爷(指自成)去，皇爷不利；三桂来，三桂不利。”这些意见，自成都不听。开始，自成并没有想到与吴三桂打仗，更没想到与清军打仗，乃至决定出师，也没有做认真准备，对打大仗缺乏足够的估计。他以为占领北京，大局已定，“天命”归己，只需再派一支部队去山海关，便可马到成功，三桂束手就擒。因此，他打算派刘宗敏、李过出征。不料“诸伪将耽乐，殊无斗志”，在讨论出师时，“仓皇无定”。四月十二日，自成集群臣再议东征吴三桂，“刘宗敏等逡巡未应”。自成无法，只好“亲行”出征。他授明降臣张若麒为“兵政府尚书”，随他到刘宗敏等诸帅处，敦促他们出征。这些因素已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在自成决策出师的当天即十二日晚，为“绝内患”，将勋戚大臣、锦衣卫堂上官、大学士陈演、定国公徐允贞、新建伯王光通、博平侯郭明振、清平伯吴遵周、永宁伯王长锡、平江伯陈治、都督袁祐、周，铭、周铎、周铉等共60余名明朝大员，斩于西华门外。李过将“中吉营”拷讯的明官员彭瑭、李逢甲、申济芳等53人全部绞死。自成将尚未处决的原明诸官员都集中到刘宗敏处，“紧紧坐路侧，按籍次第杀之。”到二更时，才停刀，释放了其余的人。就在这天夜里，北京城外到处张贴吴三桂讨伐农民军的檄文，约“士民缟素复仇”，有的人秘制素农，准备迎接三桂进京。

吴三桂檄文至北京，“近京一路尽传”，人心越发惶惶。同时，谣言纷起，更助长了人心不稳，连自成的谋士宋献策也私下对人说：“我主马上天子，惜其杀戮太过，益造祸耳。尚有三年富贵，过此恐予术未必验也。”此话一传，“贼心益摇”。

十三日，天刚亮，李自成正式出师，共计马步兵六万，先出东长安门，他亲率精兵七千，“擎刀牵马，列长安街”。在大将刘宗敏、李过等一批将领的簇拥下，自成出正阳门，留守京师的牛金星、宋企郊等官员送至金水桥。百姓闻讯，多跑到东西长安街上观看……

在李自成和他的重要将领后面，还有几位引人注目的人物，他们是崇祯的三个儿子：太子朱慈娘、永王、定王，以及三桂的父亲吴襄，各骑一匹马，随后而行。自成把他们挟往山海关，目的还是指望利用这几个重要的人质，对三桂作最后一次的争取。自成要让三桂亲眼看到亲生父亲还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中，如念父子之情，投降还不算晚。同时，他也暗示，如仍迷途不返，他会随时将吴襄处决。自成携带明太子及二王，也是出于同样的用意。三桂通过使臣和散发檄文，已向自成提出索要他们的强硬要求。三桂意在把太子控制在自己手里，以为“中兴”之计，一旦把太子朱慈娘拥上皇帝宝座，他自然就成了拥戴的元勋。自成是要三桂确信，太子及二王还健在，如愿效忠故主，就乖乖归顺。他们各怀有个人的政治目的，能否如愿，还是让事实做出回答吧!

李白成率大军经通州，至密云，过永平，浩浩荡荡，朝山海关进发。一场关系命运的决战正在日益临近。P.97-101

新颖，奇特，宛转起伏，耐人寻味。有时像长江大河，奔腾澎湃；有时如涓涓细流，曼语轻声，不管读到哪里，都扣人心弦。这就是摆在面前的这部《吴三桂大传》给我的强烈感受。

李治亭同志的巨著《吴三桂大传》，我得以先睹为快。他要我为其大作写序，我则不胜惶惑。一方面，治亭曾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朋友和极为相好的合作者，他取得这一重大成果，我无比高兴；另一方面，我认为一篇著作的序言，起码也应为读者起个导航的作用，而从这一点要求来说，本人恐难做到。我所能说的只是我对治亭了解得比较多些，知道他早在求学时代就勤奋努力、才思出众，尤其具有一种大无畏的科学精神，敢于触及棘手的难题。几次学术讨论会上，他的发言都因为敢于碰硬，具有独到之见，博得同窗及师友们的盛赞。后来我与他合作著书立说，他的这种精神犹不减当年，而且更加成熟。现在他又撰写了《吴三桂大传》，可以说就是这种传统精神的一次升华。

明清改朝换代之际，是个天崩地裂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吴三桂是这一时期集诸种矛盾于一身的人物。同时期，像吴三桂那样历时长久、地位显赫、变化多端、引人注目的，实在找不出第二个人了。几个世纪过去了，谁都骂他，骂得很痛快，似乎每个骂他的人，都对他一清二楚。但是事实是不是如此?对他的历史到底知道多少?对他为什么总是如此这般，能否做出恰当的解释?所有这些疑问，大概只有骂他的人自己能够回答。

《吴三桂大传》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它不和骂吴三桂的人作对，简单地翻几百年的历史旧案；同样，它也不人云亦云，原地踏步。全书采取了写实的笔法，尽量让活生生的历史事实再现于读者眼前，使读此书的人可以直接看到吴三桂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有个人生活，也有为民族和国家前途、命运的追求和思考。后人随意展开想像的翅膀去评论他，批判他，却无论如何不应该，也不可能去代替『也。谁都应当切忌以主观想像去构筑客观存在过的历史。当然，写实不等于没有是非。

历史是一部最好的教材。任何一位涉足社会的人，都有必要从历史当中受到启发教育。《吴三桂大传》这部特色浓郁的历史学术著作，定会起到其应有的教育作用。我相信作者的一番苦心经营是不会白费的。

孙文良

吴三桂是明清鼎革之际直至清初的一个关键人物。在鹿死谁手的紧要时刻，他倒向清朝一边，接引清兵入关，联合击败李自成农民军于山海关前石河战场。此后，屡击李自成，直至其败死而止。他王藩云贵，起兵发动政变，造成全国八年之乱。在明与清及大顺政权的角逐中，他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了重大作用。

明清之际，矛盾纷出，问题错综复杂，迄今尚未完全认识清楚。而吴三桂集各种矛盾于一身，同明、清与农民军各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明，为明效忠；明亡，欲投农民军，中途而返；入清，则为清尽力，功高恩厚；宠极生骄，又反目为仇……他反复无常，有始而不能善终。他一生的经历，无不与明清之际诸问题交织在一起。弄清他的历史，亦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此即牵一发而动全身，唯吴氏能居于此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言而喻，研究吴氏的学术价值，正在于此。

研究吴三桂，实非易事。一难史料搜集。记述他一生的史料，散见各处。既有明清官方正史，也有部分档案的原始记录，还有私人著述、时人闻见笔记、方志、谱牒、诗文等，在朝鲜李氏王朝实录及有关著述中，亦溶进了他的史实。显然，把所有他的史料集中起来，岂是一日之功!然而，他早期的活动，包括从出生到投身行伍、家庭状况等，可资证明的材料，微乎其微。因为他最终成了清朝的叛逆，有关他中后期的档案多被销毁，有些事实恐怕永远不会为人们所知了。此不足部分，已无法弥补。二难史料考辨。反映吴三桂一生的历史，主要为清朝官方所记，其中漏载、隐瞒吏实、记叙差误，在在皆育。私人著述、杂记等，史料来源多种，加之每人立场不同，政治观点各异，材料各取所需，错讹互见。因此，梳理事实，辨伪存真，无处不煞赘苦心，仍不能事事皆清。举凡个人能力所及，一则广泛罗致史料，一则对其中难点，逐个考辨，书于页下注中。正确与否，还待吏家验证。三难是非评断。吴三桂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特殊人物。由于他所起的特殊作用，二百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痛骂，迄今未见多大改变。似已“定论”，此又难在判是非，而对似是而非的问题，尤难作出准确的结论。

有此“三难”，常使我驻足不前，徘徊莫定。当我循着吴三桂的人生之路，来书写他的历史时，才感到“吴三桂问题”确属一枚坚果，不易啃得动，硬是坚持下来，颇似生吞活剥。总的指导思想和观点，已在书中作了表述。这里，还想强调的是，我既不按已框定的“汉奸，，的模式去写他，也不存有为其翻案的定见，重新“塑造”他的新形象。恰恰相反，我完全是把他当作一个“陌生人”，开始去了解他，认识他，并把他置于当时历史条件和背景下，去分析他。对于他的已知的事实，皆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功过是非，善恶美丑，秉笔直书。一句话，我把他看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再现他当年的真实面貌。

书中其他有关问题，也须作一交代。时间表示法，一律采用朝代纪年，折成公历，注明在括号内，其月、日为与朝代纪年一致，则取农历。书中涉及地名很多，一律采用当时名称，在括号内注明现今地名。但有些地名过于生僻，在现今地图上找不到它们的具体位置，只能沿用原称，有的则注明大致方位。其中，张冠李戴情况必不可免．尚待识者予以纠正。行文中，凡引用的话基本原文照录，以存其真；有的为阅读方便，稍加翻译，成浅近文言。

《吴三桂大传》得以完成，实赖学术界诸师友热情鼓励和鼎力相助。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孙文良先生是我的授业之师。先生以其所学，悉数教我，迄今垂二十余载。本书从框架构思，到具体学术观点，皆得先生教诲。又承先生大助，于忙中代写前言，激励后学，溢于字里行间!老前辈王钟翰教授为本书题签，尤感殊荣。我怀着深深的敬意，还要向以下诸师友表达感谢：

辽宁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郑川水、讲师冯集昌代为绘制地图，实属宝贵。还有，东北师大明清史研究所教授薛虹、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吴枫、吉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孟昭信、光明日报理论部副主任、副编审肖黎、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关嘉录、副研究员张玉兴等师友，都给予热情鼓励和实际帮助。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助研林世慧与黄松筠同志，为本书的撰写做了不少服务工作，还代为选择了有价值的外文资料；吉林省民族研究所那炎同志誊正全书，不舍昼夜，宣力尤多。

我还要特别感谢日本关西大学教授松浦章先生，屡次无偿提供日文资料，铭刻不忘；日本东北学院大学教授细谷良夫先生多次热情关注，给作者以鼓励，并提出颇有见地的学术观点，足资参考和借鉴。

限于学识浅陋，缺点或错误难免，有待读者批评指正。

李治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