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有关方志论文的结集。内容分为三部分，一是关于方志的历史和方志的理论。二是对第一届修志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商讨和评论，向读者推荐好的和具有特色的志书并加以评价。三是谈论新一轮志书如何编修的问题，内容系统而完整。

序

我与中国史学史

我与方志学

论方志的起源

再论方志的起源

编修方志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一个优良的传统

日本学者关于日本历史上编修方志的来信

地记与图经

从敦煌图经残卷看隋唐五代图经发展

论章学诚的方志学

章学诚方志理论的三大来源

地方志与区域史研究

一部全面反映台湾方志发展的学术专著

 ——读台湾学者陈捷先《清代台湾方志研究》

对当前方志学界若干问题的看法

序跋琐议

新编志书艺文志必不可少

论山志的编修

如何写好新修方志的人物传

新修方志特色过眼录之一

 千岛湖——新中国建设成就的见证——录《淳安县志》

 人类造地史上的奇迹——录《萧山县志》

 平淡无奇之中见功力——录《镇江市志》

 古城新貌话广陵——录《广陵区志》

新修方志特色过眼录之二

 人才辈出的教授县和百工之乡——录《东阳市志》

 人类智慧的集散中心：藏书家和藏书楼——录《常

熟市志》

 三方面政权建于一县与“国画之乡”——录《萧县

志》

 因事命篇话《专记》——录《嘉善县志》

新修方志特色过眼录之三

 浓浓乡情绍兴人——录《绍兴市志》

 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录《库车县志》

 独树一帜谱新篇——录《文成县志》

 风吹草低见牛羊——录《伊克昭盟志》

新修方志特色过眼录之四

 锦上添花话外篇——录《宁波市志》

 苏州园林甲江南——录《苏州市志》

 阿佤人民唱新歌——录《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志》

 敢为天下先的温州人——录《温州市志》

新修方志特色过眼录之五

 百年沧桑上海县——录《上海县志》

桂林山水甲天下——读新修《桂林市志》

留得真情在人间——读《通渭县志》

十里秦淮谱新章——读《秦淮区志》

满山红叶似彩霞——读《栖霞区志》

一部高品位的新型山水志——读《洪泽湖志》

尊重历史体现特色——读《厦门市志》

千锤百炼著佳章

 ——新志续修的一些想法

续志编修的几点意见

 ——在全军军事志编纂骨干培训班上的讲演稿

《方志学通论》修订本前言

《萧县志评论集》序

《重印民国(泗阳县志)》序

《新编(平阳县志)辨误校正》序

《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序

六十年代的修志历史不应当被遗忘

 ——祝贺方志出版社建社十周年

谈《新中国首次大规模方志编修让人哭笑不得》一文

的来龙去脉

究竟是谁错?

 ——答来新夏先生

附：也谈方志的批评  钱伟

 ——从“哭笑不得”风波说起

1979年春在桂林参加学术会议，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同志得知我研究史学史，并且还曾写过一部讲稿，于是约请我对讲稿进行修定和充实，尽快交给他们出版。回杭后我便集中精力，花了不到两年时间，于1980年国庆前夕，便完成四十七万字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的定稿工作，1983年上半年正式出版。此书出版后得到学术界的好评，被认为是“迄今为止篇幅最多、内容最丰富的中国史学专著”(1984年第10期《中国史研究动态》)。尤其是受到广大青年读者的欢迎，原因是书中大段引文不多，重要内容大多用通俗语言叙述。十五年过去了，在今天看来，虽有不少不尽如人意处，但其自成体系，内容丰富，并未过时。我在《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史学史和其他学术史一样，有它自己的特点和规律。中国史学史，就是要研究中国史学发生、发展的过程，并找出它发展的规律，不仅表现在形式上(如史体的演变、史著的产生、史料范围的扩大等)，而且表现在内容上(如史学思想、史学流派、史学传统等)。可是过去一些史学史著作，大多只注意了前者，而忽略了后者，实际上只不过是历史编纂学史。本书企图从两大方面进行探索。”而在分期上也尽量避开完全用朝代划分，而是“按照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中国古代史学本身发展的特点”，分成四个时期，这就把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放到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长河中进行研究，史学思想与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就自然地联系在一起。还要指出的是，过去史学史著作，对于明清两代大都比较简略，而《简编》则着力于明清两代，全书四十七万字，而明清则占五分之二的篇幅。把一向被看作是文学大家的王世贞，置于与王夫之、顾炎武同等重要的地位。明清之际的野史非常发达，但以前史学史却很少有人问津，浙东史学，乾嘉史学等，作为重要史学流派，也都列为专章。这都是力图改变对明清史学过于简略局面所作的努力。由于对许多史家和史著已经分别作过研究，并陆续发表过文章，所以我才有可能在不到两年时间完成定稿工作。

P4-5

近两年应邀先后到浙江、江苏、湖北、重庆、山东等地讲课、考察和商讨研究，方志学界许多朋友都提出要求和建议，希望我将有关方志论文，有选择地结集出版，以便于大家的阅读。尤其是在每次讲习班、培训班上，这个要求更为强烈。他们认为拙著《方志学通论》虽然已经修订再版，但是作为一部学术著作，由于篇幅和结构的限制，对于许多问题的论点不可能像单篇文章那样深入展开，也有的内容就不便于收入，特别是对上一届新修志书中存在的问题和新一轮志书如何编修，不可能全都写到《通论》之中。而单篇论文又都是发表在各地的刊物之上，查找起来殊多不便，尤其是时过境迁，许多刊物在各地也未必都有保存。在一次交谈中，我谈了自己的想法，居然得到朱杰人教授的热情支持，这一心愿得以很快实现，我还能说些什么呢?只有感谢而已。

当然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部书中，也有几篇是首次发表，而总的内容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关于方志的历史和方志的理论。我认为要参加方志的编修工作，首先应当认识方志是一种什么样著作，它是怎么样产生和发展的。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初，修志工作刚开始时，各地办培训班、讲习班时，我总要给大家先讲这些内容，不久就先后发表了《论方志的起源》和《再论方志的起源》。根据我的研究，方志发展的历史是经历过地记、图经和成型方志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形式和特点是有所不同的，特别是它们所反映的时代精神与发展规律也是各不相同的。但却很少有人作专门研究。尽管也有人写过《地记与图经》一文，也仅仅作些现象的罗列，什么是地记，什么是图经，都没有作出确切的回答。这基本问题都没有解决，还谈什么方志发展史呢?为此，我也写了《地记与图经》。特别是我写了《从敦煌图经残卷看隋唐五代图经的发展》一文，大体解决了图经是什么样著作这一问题。说老实话，起初对于图经是什么我也讲不清楚，因为许多说法与我所看到的并不一致。有的说图经是以图为主，也有的说图经就是地图加文字说明。但是，我所看到的事实并非如此，如《敦煌图经》两个长的残卷并不见有图，而成于北宋的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亦不见有图。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初写《方志学通论》时，对这一内容我只作介绍，却很少谈自己的看法。尽管当时我已掌握了《敦煌图经残卷》的材料，由于自己尚未作深入研究，还不敢轻易妄加论断。又由于当时教学和科研任务重，还抽不出更多时间来作研究。在那十多年中，我一直想让研究生作为毕业论文而进行研究，他们总都是认为太难而不愿接受。后来我发现真正的原因是对这个问题有几位名家已经有了看法，因而他们就不敢去“碰”了。2000年我下决心去美国住了半年，专门对此进行研究，因为到了美国，就没有更多的干扰，并写成《从敦煌图经残卷看隋唐五代图经的发展》一文，图经究竟是什么样性质的著作，文中都作了正面的回答。

关于章学诚的方志学我曾写过好多篇文章，并且大都是应约而写。选入的这篇，则是应中华书局之约而写。1982年为了适应全国开展的修志工作需要，他们编辑一本《中国地方志论丛》，主要是选编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而这一篇是约请我单独再写，要求做到论述全面而准确。因为章学诚的方志文章很多，延续时间很长，因而前后论述有时并不一致，作为后人研究而言，自当以晚年论述为准，说明他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方志学界有些人研究并不如此，他们不管写作时间早晚，也不管正确与否，只要是章氏讲过的，即使章氏后来对有些观点已经作了否定或发展，他们照样进行宣扬，错误的说法，照样当作经典。如有的同志根据章氏在26岁时所写的《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和《修志十议》两篇文章的论述，就确定章氏主张志书是“分列为外纪、年谱、考、传四体”。我们认为这完全是出于误解。应当知道，这两篇文章，乃是章氏早年之作，当时不仅读书不多，也尚未经过实践，完全出于一种设想，加上文中已经讲的有避“僭史之嫌”的思想，故而更改名目，分列四体。可是他的方志理论，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避嫌思想不仅不复存在，而且再三强调要紧扣史法，并直接提出“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我们统观章氏所撰诸志，可谓纪、传、书(考)、表、图五体俱备，一如正史之规，而并非所谓“四体”。尤其是《湖北通志》，更为完备。而“外纪”、“年谱”并无志书用过。因此，“四体”说不能代表章氏的方志理论和主张，因为他的思想和主张后来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又如章氏在此时所写的《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中，确实曾讲过“史体纵看，志体横看”两句话，这显然是年轻时读书不多阅历不深而产生的说法。到了成年以后，对此错误也早已作了否定，特别是在《方志立三书议》开头一段便提出“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这就是说他认为方志的编写，应当仿照纪传正史之体来编写，实际上也就是对前面所举的两句话的否定。既然要用纪传正史体裁来编修方志，当然也就不存在“史体纵看，志体横看”了，这是十分明显的事情，因为史体与志体本来就不存在纵写与横写的区别，对此我在有关文章中也早已作过论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上世纪80年代，方志学界有人竟根据这错误的两句话，编造出方志特点是“横排竖写”的理论，并且说是章学诚讲的。我发现以后，虽然曾多次在论著中进行批评，可是却从未起过丝毫作用。不仅如此，如今已堂而皇之地变成了修志的经典理论，许多新修方志已经写入凡例之中。大家也许还会记得曾经流传过的“谎言重复千次，也就变成真理”的荒谬言论。我们做学问的人决不该捕风捉影吧，更不该胡编乱造，为什么正确的意见就听不进呢?至于《章学诚方志理论的三大来源》，目的在于告诉方志界同仁，章学诚所以能够成为方志理论的奠基人，首先是由于他有着丰厚的史学理论，他首先是位史学理论家，他的《文史通义》与刘知几的《史通》，并称为我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他用自己的史学理论来指导修志，再用他的史学理论来总结自己修志的经验，并使之升华再形成修志理论，这是最关键的因素。当然他还总结吸收了前人的修志经验和教训，单纯的修志实践，是不可能产生如此丰富而深厚的方志理论的。事实上，他的许多方志理论，都融入了许多史学理论和历史知识。只要细心阅读他为每部志书所写的各篇序例，就可以发现，无一篇不是从史学角度入手而加以论述，最后落实到方志的编修，可谓事事论述有据，篇篇言之成理。与章学诚同时代的许多方志学家，尽管志书修得也相当多，如洪亮吉所修府县志就有十多种，其方志理论就远不如章学诚那么系统而丰富，原因就在于他不具备丰富的史学理论。而《编修方志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一个优良的传统》一文，则是应一所大学学报之约而作，文章概述方志产生后从古至今的发展情况，其中特别指出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文化传统，批判了那种无根据的认为西方国家也有方志这种著作的错误说法。香港有家杂志曾三次来信要刊登这篇文章，在收到第一次来信后，我曾写了封回信，说明为了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我同意刊登，可以不要稿酬，但我也不会付所谓版面费，因为这是他们自己要刊登的，不是我要他们登的，还要我付版面费，简直是莫明其妙。

书的第二部分内容主要是对第一届修志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商讨和评论，对于好的和具有特色的志书加以评介，向读者推荐。第一届修志的前期，由于对方志编修认识不足，因此，早期修成的志书中存在着不少问题。1992年4月，我在浙江建德方志馆查阅了二百二十九部新修方志(当时全国已经出版的新县志只有五百种以上)，发现半数以上新方志将“艺文志”砍了；民国时期内容不仅很少，而且有的还将民国时期的政府机构和国民党等都放到附录中去了；许多新方志的序很多，三序四序已不足为奇，有的竟达七八序之多，实际上成了排位子、拉关系的手段，成了典型的装饰品；方志本是资料性著作，胡乔木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讲得十分清楚，有的则在大谈宏观，大讲规律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又与有些方志理论工作者的误导有着密切关系，当时的方志学界就曾出现了不少奇谈怪论，有人说千百年来修志过程中所形成的“存史、资治、教化”六字功能已经过时了；长期来修志中所形成的优良传统“据事直书”在新时期已经不适用了；有的还编造出“横排竖写”是方志的“特点”，并且硬说是章学诚讲的，等等。还有不少著作，将历来公认的舆地著作《元和郡县志》、《大清一统志》等也都列入了方志的行列。面对这些情况，经过再三考虑，我撰写了《对当前方志学界若干问题的看法》一文，列了十大问题，附带又讲了三个问题，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批评和看法。而在此之前我已先后发表了《新编方志艺文志必不可少》和《新修方志中艺文志不可少》两篇文章。为什么在同一时间段内要发表两篇内容、标题均大同小异的文章?其中还有一段故事，这里只好从略。文章都强调新编修的地方志，艺文志是一个必须引起注意的重要内容，而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也批评了有些志书用诗文选代替艺文志的错误做法。至于如何编写好艺文志，文中也提出了建议。还有一篇《序跋琐议》也要作点说明。方志学界的一书多序已经成为风气，不仅序多，而且有的还要加跋。文章告诉读者，跋实际上也是序，有的称为后序，早年许多序往往都放在后面，如《史记》的《太史公自叙》就是如此。序为什么那么多，除了地方官排位子以外，往往还要请上一两位专家学者来写，目的自然是要扩大影响，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名人效应”。文章也告诉大家，书的好坏，是由书的质量本身所决定的，单靠别人吹捧是靠不住的，就如康海的《武功志》，修得并不好，许多文人在序中将其吹捧得很高，然而，从章学诚到梁启超，一直到今天，对这些吹捧一直在进行严肃的批评；又如梁启超在为余绍宋《龙游县志》所作的序中，将这部县志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当代著名方志学家傅振伦先生在《中国方志学通论》一书中对这部县志提出了无可辩驳的六大缺点，认为这部志书不仅称不上佳志，而且“仅可说是一邑文献的私家杂记”；指出“梁氏之言，实属妄誉溢美之词”。梁启超应当说是大名人了，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界，具有“万流归宗”的崇高地位，尽管如此，所写之序由于不实，照样受到严厉的批评，他所封的美志、佳志，人家照样不认账。可见一部书的价值高低，是由本身内容质量所决定，把希望寄托在“名人效应”上是要落空的。

在第一届修志开始以后，我一直坚持不为新修志书写书评，原因很简单，在当时的条件下我是写不好的。我一直认为作为书评必须做到既讲这部书好的成功的一面，特别是优点和特色，又要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而不能只唱赞歌。要遵循大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对评论家所提出的要求去做。那就是必须做到“兼善”和“忘私”，才能对一部书作出公平合理的评论。然而，在当时志书评论中，虽然也有一些写得很中肯的评论文章，但大多数都存在着廉价的虚美和恭维，自编的评论集更是如此，“名志”、“佳志”比比皆是。事实上当时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郦家驹先生在一次讲话中已经有过评估：“真正高水平的志书是少数。”在此情况下，让我如何评论呢?若是作实事求是的评论，请托者显然是不会高兴的，所以对所有请托者还是一律谢绝为好。这里我还要多说几句的是，此种情况也不单是方志学界如此，整个学术界都存在这种风气，就连有些报刊的编辑先生，也受了此风的影响。大约在三四年前，我一位在史学界知名度很高的老朋友新著问世，约我写篇评论，我虽然去信讲了，自己不善于写这种文章，但是毕竟是老朋友，还是写了。评论最后，提出了该书三点不足之处，希望再版时能加以改进。我这位朋友看了稿子后，也深感三点建议非常中肯，然而见报后这三点全都不见了。这样一来，读者自然不知情，必然要批评我讲一套做一套。面对报上发表的文章，只有暗自叫苦。前两年应约写过一篇新志书评论的文章，最后提出三点批评和建议，约两千字，发表后这项内容只剩下四五百字。发表前虽通过电话，我答应可作“适当”修改，也仅仅答应“适当”而已。可见要发表一篇“真正的书评”文章还是不太容易。为了解决书评不太好写，又要将新修志书中确实很好或比较好的向广大读者推荐，经与时任主编的诸葛计先生商量。采用写“特色过眼录”的形式在《中国地方志》上连续发表，只讲特色和长处，不讲缺点和问题，每篇写四部志书；后因刊物篇幅所限，从第二篇开始，每篇分成上下两次发表，原计划共写四十部。在《特色过眼录》之五(上)中，我照例写了两部，一是《上海县志》，二是《通渭县志》。可是在2003年正式刊出时，只发了前者，后者被告知先放一放再说。我马上意识到这部志书的内容介绍遇上了红灯，因为从标题到内容在有些人看来似乎都有问题——标题是《留得真情在人间》，内容是写该县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这些问题作为新修方志究竟该不该写，实际上早已不存在问题，因为许多文章对于第一届新修志书中由于这些内容没有记载而先后提出了批评。如今人家如实地记载了，自然应当予以肯定和赞扬，赞扬他们敢于实话实说的实事求是精神，而记载这些内容，在他们开始编修的年代，“左”的思想影响尚未完全清除，应当说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所以我在文中曾说：“我们这些修志工作者却也敢于‘实话实说’，这当然既要有胆，又要有识，对于他们这种敢于坚持讲真话的精神，自然值得人们尊敬!是他们的敬业精神，修志工作者的责任感，驱使他们要把通渭的历史和现状如实地书写出来，要把真情留在人间!”特别要指出的是，对于他们这样记载，甘肃的许多专家和各级领导在审查时也都照样放行，而没有用“左”的眼光将这部志书扼杀在摇篮之中，他们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精神，同样值得我们尊敬和歌颂!还要告诉读者的是，通渭所发生的那场灾难，已经成为震惊全国的“通渭事件”，自然尤其应当记载。也许有的读者已经看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告别饥饿》一书，这本书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由四位新华社记者所写。1980年春，新华社四位记者受命去西北黄土高原四省区、三十九个县进行实地调查，他们除了写内参供中央高层领导阅读外，还写了一本《告别饥饿》，书中所写在当时都还是“禁区”，“写这些话，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但是我们坚信一条：对中央一定要讲真话”。正因如此，书稿直到十八年后的1999年方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所记内容着实要比《通渭县志》所载严重得多。由于这些内容都早已“解禁”，所以也都出版了。既然人民出版社能够出版这样一本书，那么为什么我所写类似内容的“过眼录”还得放一放再说呢?我从来不勉强人家为我发表文章，既然如此，我便请他们将原稿寄了回来，作了适当变动调整，将其改为一篇书评，寄到另外刊物发表了，而其内容完全没有删改。读者不妨看一下，这篇文章究竟哪些内容触犯了条规而不宜发表。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个导向问题，我倒认为这个导向十分明确，也非常正确，就是希望修志界同仁能够向这部志书的作者们看齐，学习他们敢于讲真话，敢于如实记载本地的历史和现实，使我们所修志书，内容更加可靠、更加充实。本来还计划挑选一两部记载“文化大革命”内容比较好的志书用“过眼录”形式向大家推荐，如今这一部书的“过眼录”方且遇上红灯，当然也就不必再写了。为此，这里只好向广大读者作点说明，笔者在《中国地方志》上连续发表的《新修方志特色过眼录》到此就告一段落，不再撰写。只好向广大读者表示歉意，并感谢广大读者长期来的热情关怀和支持，也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同时也要感谢该刊许多位认识和不认识的编辑同志为编发我的文章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这部书的第三部分内容，就是谈论新一轮志书如何编修。对此，原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副组长王忍之同志2000年7月26日《在全国续志篇目设置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具体要求，认为新一轮志书编修要完成两大任务：“一个任务是续”，“第二个任务是修”，“这次修志应该做到既修又续，不能偏废”。《讲话》还同时提出了具体编修思路，应当说内容相当全面，相当详细，若能按照《讲话》要求去做，新志编修就完全可以顺利进行。在当时来说，各省许多修志高层领导对这个《讲话》实际上已经是“很不理解，很难接受”。(后来事实证明，是根本不接受。)就在这个背景下，《浙江方志》主编王志邦教授约请我为该刊写一篇关于新一轮志书应当如何编修的文章，于是我就如约写了《千锤百炼著佳章——新志续修的一些想法》。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在解读王忍之同志的《讲话》。文章首先表示同意王忍之同志的《讲话》中所提出新一轮志书编修的方案和思路，因为它符合我国传统修志的方法和形式。同时，传统的修志方法对于补、正、续三者都照顾到了，因此，它又称为“广义的续修”，我国流传下来的八千多部旧志中，绝大多数都是“广义的续修”，真正意义上的续志是很少看到的。采用这种广义续修方法可以出精品佳志，因为它一般都吸取了前志的长处，是以前志为基础，经过多次反复锤炼的，内容和体例当然就有可能更加完善。我一直认为精品都是“修”出来的，锤炼出来的，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所以好，自然也是如此。欧阳修深夜修改文章的故事就是例证。当然，现在有些人对重修产生了误解，认为重修就是推倒上一部志书所取得的成果，实际上并非如此。也有一些人认为“广义的续修”，许多内容重复，是在炒冷饭。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这种编修，对于以前的内容决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要对其内容加以提炼，去掉价值不大的内容，删除所有的空话、套话和大话；补充遗漏的内容，修订错误记载，使原有内容更加精炼、更加完整、更加充实。再把时间向后延伸，将新的内容续上去，不就是一部完整的新志书吗?采用这种形式编修方志，自然就能够创精品，出佳志，历史事实已经一再证明。而那种真正意义的一刀切式的续修，许多内容同样都要重复，只要想一想，如建置、地理、军事、文化、方言、风俗、人物等主要内容，二十年能有多少变化?而作为一部方志，这些内容也都是必不可少的。你不重复行吗?况且这样所修的志书内容肯定是不完整的，势必给用志同志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本来只需查找一部志书就可以了，而现在就得翻阅两部。修志的目的最终就是为了用志。

我一直在讲，编修方志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中一个优良传统，如何能使这个重要的优良传统不中断地永久传下去，这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大问题，我们必须慎重对待。为此，我上述那篇文章最后有这样一段话，在这里再重述一下：

当然，我在文章开头已经讲了，王忍之同志提出的“修”与“补”的任务，修志界同仁已经是很难理解，很难接受，而我的一些想法又能有谁来理会呢?作为一介书生，由于人微，言再重也肯定不足以动修志界同仁之视听。尽管如此，作为方志理论工作者的我来说，在修志工作面临转轨的重要关头，何去何从，为了对方志事业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我不能不说，否则就是我的失职，就是对方志事业和子孙后代的不负责任。讲了无人理会，那就不是我的责任了。这里我还想向修志界同仁提出一个问题，现在所修称续志，如某某县续志，那么以后再修如何称呼呢?每二十年修一次又如何称呼呢?难道你们真的就不为以后再修者们想一想吗?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不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必须作出回答。

这篇文章写好后，2001年春天，“全国续修志书理论研讨会”在杭州召开，我应邀参加了研讨会。也许王志邦先生想听听大家的看法，就将此文印发给每位参加会议的同志。不过我在会上作了说明，文章不是专门为会议而作，而是受《浙江方志》约请而写。虽然会上我没有再作发言，但却一直参加会议始终，因为参加会议的指导小组三位秘书长和许多省志办主任都是我的老朋友。三位秘书长回京不久，我就收到《中国地方志》编辑部同志打来的电话，说他们要刊登这篇文章。我回答说，中国有句老话，“一女不能二嫁”，此文是为《浙江方志》而作，我已经无权再答应你们了，你们只有去和王志邦主编商量，只要他答应了，你们就好采用。大约经过商量，两家同时刊出。还有一篇专门谈续志的则是《续修志书的几点意见——在全军军事志编纂骨干培训班上的讲演稿》。这篇《讲演稿》的形成，也有一个过程，其中有些内容曾在浙江省方志高级研讨班上讲过，又在江苏全省续志培训班上讲过，当然内容都有所不同。在接受全军军志办的邀请后，经过一番研究、调整和修订后，才形成如今的《讲演稿》。在《讲演稿》中，虽然讲了五个问题，但重点强调了其中三个，即《成功与失误都要记载》、《提倡创新，反对新创》、《突出重点，反映特色》。在第一届所修志书中，许多新志书尽管修得相当不错，但对于当地工作中所产生的失误却记载很少，特别是失误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更是很少记载，诸如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所造成的重大影响有的就避而不谈，有的则避重就轻，轻描淡写地写上几句；至于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许多志书都没有很好记载。这些情况就连获得全国一等奖的《绍兴市志》主编任桂全同志也不得不承认，他们也是如此，其他也就可想而知。所以我这次在讲演中特别强调，新一轮修志中必须做到成功的和失败的都应当认真如实加以记载，真正完成所担负的“存史”功能。地方志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地方志的编修是在不断的创新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但是，所有的创新又都是在保持地方志的本质属性前提下进行的。就如上一届修志中，经过十万修志大军的共同努力所建立起来的新的志书体，无论从体例上还是从能够包容内容来看，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应当说是相当完善的，它凝聚了十万修志大军的心血结晶，我们应当珍视它，爱护它，使它在不断改进中顺利发展和更加完善。目前有的地方在续志编修中提倡“方志编修年鉴化”，我认为是绝对不可取的，因为这种做法会导致地方志走向消亡，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地方志与年鉴两者性质根本不同，前者是著作，这是胡乔木同志1986年12月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早已指出的，而年鉴则是工具书性质，这是众所皆知的事，难道这一点也不懂吗?既然年鉴化了，作为方志的性质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这不就是消亡了吗?这是明摆着的事实，根本无需多作辩论。有鉴于此，所以讲演中我特别强调，提倡创新，但坚决反对异想天开的新创!为此我不得不再次提出，恳切地希望方志界同仁，认真地、负责任地共同来呵护好已经延续了两千年之久的文化瑰宝，千万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使其变味而消亡。当然，我们也不得不严肃地指出，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是什么人，若是真正断送了这个优良的文化传统，必将成为千古罪人!也许有人会说，这样未免大惊小怪，我则不以为然。因为这事关方志的发展与存亡问题，并非小事。作为方志理论工作者，既然已经知道此事，就有必要表明自己的态度，发表自己的意见，否则就是对方志事业的不负责任。有鉴于上一届修志中，许多志书虽然体例相当完善，内容一应俱全，但却很少注意突出重点，反映特色，只要通过比较，就会立刻反映出来。如苏州、杭州，同被誉为人间天堂，说明这里的环境优美，都令人向往。《苏州市志》为了反映这一重点和特点，特将“苏州园林”单独成篇，又在相关篇目中设立章节加以衬托；为了反映出历史文化名城，同样也设立了相关篇章，围绕着历史文化名城做文章，这样一来，既突出了重点，又反映出特色。而《杭州市志》却没有这样做，按理讲，应当将西湖独立成篇，而将西湖周边的风景名胜、历史遗迹全部纳入其中，就可以把杭州的品牌打得非常响亮，令人遗憾的是，编纂者们没有这样去做。又如《徐州市志》内容、篇目都很齐全，资料也很丰富，单从篇目上，就是看不出重点和特色所在。众所周知，徐州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自古以来又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军事重镇；楚王墓、兵马俑、汉画像石，都是享誉全国，蜚声世界的内容，作为《徐州市志》来说，都没有作为重点而大书特书，整个篇目，四平八稳。特别是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的一次战役，在篇目中居然找不到，自然太令人遗憾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更加令人不可思议了：别人已经明确指出应当加强或突出的内容，但是有些同志就是领会不进去。浙江永嘉是包产到户最早的发源地，但是现在的新闻媒体每每以安徽小岗村为最早而报道，事实上永嘉农村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1956年春天已经搞起来了，而小岗村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搞起来的，两者时间相距二十多年，只不过永嘉农民的创造是被压了下去。著名党史专家廖盖隆在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浙江永嘉农民包产到户的实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出版)一书所写的序中就曾明确指出：“人们通常都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安徽、四川等省的农民首先搞起来的。其实远在1956年和1957年，以后又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许多省区农民就搞起包产到户这种农业合作的责任制形式了。……根据搜集到的材料，包产到户这种责任制形式，最早是1956年春，由中共永嘉县委选派得力干部深入农村，帮助农民搞起来的。”而在1957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温州专区纠正“包产到户”的错误》一文中就明确指出：“这个办法是中共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错误地认为‘包产到户’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当年县委正副书记都被开除党籍，正书记送农村改造，李云河和宣传部下去试点的干部还都下了监狱，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得到平反。这是当代中国农村所发生的一件大事，故有必要在此多讲几句，希望新闻媒体今后再作“包产到户”的报道时，应当尊重历史事实，不要再忘记永嘉农民的首创之功，他们是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的。当然，这件事在永嘉历史上更是一件大事，作为新修志书，理所当然应当大书特书。为此，我在参加《永嘉县志》稿评会议期间，会上会下，都多次提出此事应当单独成篇，因为此事记载并不困难，当事人李云河同志及宣传部下乡试点干部戴洁天都还健在，有关的书《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浙江永嘉农民包产到户的实践》、《燎原火种——1956年永嘉包产到户始末》等也已出版。令人不解的是，该志出版后，此内容竟连章的地位也未给，更不要说单独成篇，仅仅放在节的地位，字数也很少。不仅如此，该县“桥头纽扣市场”是改革开放后国内产生的最早的小商品市场，是“温州模式”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评稿会上我也建议应当重视这个内容的编写，因为它对后来全国小商品市场的兴起起到了星火燎原的作用，如今规模宏大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绍兴柯桥轻纺市场等，都是在它的影响下产生的。然而，出版后的志书中竟在目录上还找不到这个内容，也就是说连一个目的地位也没有给。这究竟是主编的主意还是顾问的主意我就不得而知了。这是什么问题呢?读者应当可以明白。后来在首发式上，我当着主编和顾问的面只好将上述看法再重述一次，自然已经无济于事了。这里要说明的是，我们这样评论，绝无贬压某些志书或责备某些同仁之意，而是旨在总结经验教训，以便在新一轮修志中更上一层楼。况且所批评的这些志书的主编同志，我们之间都是比较熟悉的，实际上有的早已经是老朋友了。既然如此，对他们所编修的志书，如果有问题，则更加应当及时指出或批评，我这样做是出于我的职责，他们定会体谅的。这里我还可以顺便告诉大家这样一个真实情况，在我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的初版前言中，对我高中时一位同班同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那场“文化热”中所发表的对中国传统史学的错误观点，照样作了十分严肃的批评。我向来认为在学术问题上，必须做到一视同仁，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学术发展。方志学界自然也不能例外，其目的必须有利于方志事业的发展。但是，任何学术批评，都必须做到实事求是，与人为善，有利于学术发展，并且，批评是对事而不对人的。我坚决反对那种借批评而进行人身攻击的不良行为和做法。

除上述三个方面内容外，书中还收录两篇内容都很重要，性质又不相同的文章。一篇是《地方志与区域文化》，这一篇从多方面论述地方志是研究区域文化和区域历史非常重要的宝库；另一篇则是评论《清代台湾方志研究》的书评。《清代台湾方志研究》是一部反映台湾方志发展历史的学术专著，作者是台湾著名学者陈捷先教授。书评写了一万多字，原因在于它不同于一般的书评，要通过具体的史实，批判李登辉、陈水扁一伙“台独分子”的谎言。这些“台独分子”为了搞分裂活动，居然打出了所谓“台湾意识”、“台湾文化”。我在文中指出，所有这些都不过只是中华民族传统意识和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一些地方特色而已，也正如大陆各地所掀起的区域文化热一样，诸如吴越文化、楚文化、齐鲁文化、三秦文化等等，都有一定的地方色彩和特点，但又都是整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特别是地方志的编修，这种传统文化的统一性就更加突出了。有清一代台湾共修了四十多种方志，有府志，有县志。有的是奉命而修，有的则是地方官受社会风气影响而主动编修。在这许多志书中，“归结说来，都是由宋、元、明、清各朝方志一脉演进下来的”。尤其是许多志书都是直接仿效元明时期一些有影响的志书而进行编纂。按照陈先生的研究，《诸罗县志》在台湾是编纂得最好的一部方志，而该志的编修人员很明显是受到《吴兴备志》的作者董斯张等家的影响。而乾隆年间刘良璧编纂的《重修福建台湾府志》，所用的“这种体例很像南宋嘉定卢宪的《镇江志》一样”，“也是传统中国方志体例一种”。再如范咸的《重修台湾府志》就更加明显，因为范氏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曾修过《湖南通志》，而此志的编修，“似乎又略仿南宋范成大的《吴郡志》体例”。可见台湾方志的编修，不仅是按照清政府修志的统一要求在做，而且编修的体例和方法，也是参照历代有影响的一些志书在修。因此，台湾的方志自然就是中国方志宝库的密不可分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如此，陈先生在书中说：“台湾方志堪称中国方志学发展的缩影”，是很有道理的。同时还指出：“在宝岛成书的方志为清代台湾学术文化中最佳产品，我们应该珍惜这批先人留下的文化产业才是。”这又说明了方志在清代台湾学术文化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就是说，离开了方志，台湾的历史将无从研究。这也就是我在上文中已经讲过的地方志是研究区域文化和区域历史重要的无可替代的资料宝库。总之，读了这部书，深深感到陈捷先教授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方志文化，更是一往情深，因此，书中曾不无自豪地说，方志已“成为全世界文化中的一项特有瑰宝”，能不自豪吗!特别是全书最后的“结语”写得更是相当精彩，这些带有深厚感情的语言，不仅充分反映这位台湾学者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而且也是对“台独分子”谎言的无情揭露和深刻批驳。在“台独”势力十分张狂的今天，我尤其要向广大读者推荐这样一本好书。只可惜的是此书是在台湾出版，大陆读者恐怕难以看到，所以评论文章有必要写得长一些。

还有一篇《我与方志学》，则是应中华书局《文史知识》杂志之约而写。起初我是不想写这个题目，我觉得如果我写这个题目，或许会有人看了不舒服，本着“息事宁人”的心态，与杂志编辑部同志商量再三，能否改写另外题目，如《我与史学史》等，但他们执意不改，并说为了满足读者要求，是作为“治学经验谈”，发表时还配发照片。后来事实，果然不出所料。因而使我想起章学诚当年曾讲过的两句话：“学问本属光明坦途，近乃酿成一种积棘险隘，诡谲霭昧，殊不可解者。”(《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又与朱少白》)

还有一篇若从标题上看，似乎与方志搭不上边，即《我与中国史学史》，这也是应约而写的谈个人治学经历的文章，出版后的书名叫《学林春秋》，书中共收入全国社会科学界128位专家学者所写的治学经历。我在其中其实只是一名名副其实的晚辈、小辈。在这篇文章中我讲述了方志与谱牒都是史学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两个分支，因此“方志学是我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与史学研究同步进行，因而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文中还讲了我在研究方志学过程中所遭受到的挫折。完全是从谈自己治学经历角度出发而写，说明我在研究方志发展史和方志理论时，得益于因掌握中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地方的确是相当多的。我可以坦诚地告诉大家，如果我不懂得中国史学史，在方志领域研究中也就无法做到运用自如，得心应手。故将其收入，或许对大家有所启迪，特别是对青年朋友。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书中还收入日本学者稻叶一郎教授的一封信。因为我们一直认为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个特有的优良传统，关于这一点，笔者在多种论著中都从不同角度作过论述。当然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老一辈学者大都持此观点，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就是代表人物。但是，一直以来，也确实不时有人会出来发表不同看法，直到去年下半年还有人以日本为例发表文章，说明方志编修不是我们特有的文化传统。为此，春节前我给稻叶一郎教授写了一封信，请他谈谈对日本编修过地方志这一说法的看法。想不到他竟如此认真负责，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查阅许多相关材料，将日本在历史上编修过方志的情况及最后演变为地方史的事实，在信中都作了详细说明，因此，与其说是一封信，不如说是对日本历史上编修地方志的概述。此信告诉我们，日本历史上只是在两个时间段里编修过方志，但都未能持续下来，更谈不上普遍化和制度化，尤其到了明治维新以后，便全都演变为地方史了，这与笔者在论著中的论述是相一致的。我们早就讲了，历史上不仅日本有些地方修过地方志，朝鲜、越南也都修过，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生活习惯各异，对于这种著作没有一个国家坚持下去，不是自行消失，就是完全变味。这就是历史事实，不承认是不行的。我们所以讲这种文化现象是我们所特有的，就在于这种著作产生以后，两千年来从未中断。所以会如此，因为历代统治者对编修这种著作都很重视，历朝都订有相关制度，因此也就有可能使之做到连续性与普遍性。在这一点上，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做到的。为了能够让全国修志同仁和广大读者都能看到日本学者所讲日本历史上修志的真实情况，征得稻叶一郎教授同意，特将此信一字不删地收入书中。

综上所述，可见全书所收之文涉及的面相当广泛，这些内容当然不可能全都写入《方志学通论》之中，况且每篇都有一个主题或议论中心。而《过眼录》和书评，也不只是谈论一部志书，也谈了修志过程中一些共同性问题，尽管都是谈论方志，情况显然各各不同。为了感谢方志学界朋友们的厚爱，满足大家的要求，特将多年来所写方志论文，加以选择后汇集出版。在选编过程中，尽量考虑使全书内容做到系统而完整，虽是文集，却能有一个整体感。但是有一点还得说明，有些文章之间内容论述存在着一定的重复现象，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每篇文章的撰写，各自都有一个独立性，以保证自己的首尾完整。因此，如今只能维持原状，这只好请广大读者谅解。当然，这里我们也必须说明，这部书能够很快出版，能够满足大家的要求，首先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朱杰人教授的鼎力相助!我们早已经是老朋友了，两年前朱社长还为我们出版过《二十五史警句妙语辞典》。据我所知，该社长期以来出版了许多很有价值、很有影响的学术论著，为学术著作的出版开了绿色通道，这一点尤其值得称颂，因为他为繁荣我国学术文化作出了贡献。为了出版此书，张勤和鲍永军两位同志，为我查找刊物，复印资料，做了许多具体工作；责任编辑姜汉椿先生为编辑出版此书付出了辛勤劳动，对于他们的深情厚谊，我由衷地表示感谢和敬意!

最后，热忱地希望学术界、方志学界同仁和读者朋友，特别是我那许多老读者朋友，对本书批评指正！

2005年2月6日序于浙江大学独乐斋

2005年6月最后修订

附记：本书所选文章，由于早、晚期发表时间相距较长，因此各篇引文注释形式就很不一致，大多数是夹注，也有集中注在篇末，还有少数则是脚注；而对章学诚的《文史意义》引用，早期和晚期文章所引版本则有两种。以上两种情况，考虑到不给排版增加麻烦，故一律保持原状，请读者见谅!